“西路军蒙冤”？——陈云、邓小平的批示被无度引伸
邓小平的批示一作出，马上就产生了爆炸性的效果：一句“存档”，其作用远超过了党内的正式决议！一句“西路军是奉中央命令西渡黄河的”，原本就已有欠妥之嫌，却又即刻被引伸得更遥远更夸张——不仅“渡河是奉中央命令”，而且“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西路军遭致失败的一切责任全在中央，全在陈昌浩“太听中央的了”……
《历史的回顾》随即出版，一家之言也成了历史定论走进了官版正史。
“不应该公开争论”的结果是设置了新的研究禁区，一切对于西路军教训的总结都仅限于针对当年的中共中央乃至毛泽东本人。但有不同意见都要被上纲到是不是“对得起西路军英勇牺牲的上万名烈士”。
此后比较典型也起了重要作用的是1991年7月28日李先念的一封信。
其时，正值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出版，编撰该书的党史工作者们并没有盲从于当时的大流，而是表现出了在当时来说仍属难能可贵的学术品质，在提及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的史实时，采用了模糊而又委婉的“无主语”阐示句法：“奉命渡河……”
于是，李先念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尚昆、一波、乔木、胡绳、力群同志：
建国以后第一部由中央党史部门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就要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但是有一点我闹不明白，为什么书中对西路军西渡黄河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这个已经十分明确了的问题，都不肯明确说出来呢？一九八二年，我受小平、陈云同志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一九八三年初，我写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对此，小平、陈云同志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以后，经中央批准的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的有关条目、四方面军战史，特别是徐向前同志逝世后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的讣告，以及徐帅的生平，都明确指出西路军过河和转战河西走廊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
我满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今年初我特意要来此书稿中关于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胡绳同志告诉我还没有最后定稿，我又满以为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定会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定会注意到中央同意了的党史研究中的最新成果。万万没有想到竟写成现在这个样子！
“奉命”，“奉命”，究竟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直到今年一月，《新华文摘》上还刊登有类似说法的文章。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
我的《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当时陈云同志即批示存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份，上面提到的几个中央同意的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文稿，不是见诸报端，即是公开发行的书刊，难道中央党史研究室竟如此孤陋寡闻，甚或是有意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我坚决要求：最少应该加上“奉中革军委命令”几个字。
另外，书稿中把三十军已经过河后中央指示重点阻击南路敌人的来电放到前面说，而把三十军过河放到张国焘对中央怀有二心的后而说，我实在闹不明白是为什么！
李先念
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1]
正如本书中有关章节已经表述过那样，当年担任红三十军政治委员的李先念的确是得到过红军总部关于红三十军率先西渡的命令，而且这个命令也是被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红三十军西渡当天认可了的。作为战役局部指挥员的原红三十军政治委员，他在该信中“究竟奉谁的命令”的“愤怒责问”，是有理由也是依据的！然而我们同样也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理由这个依据应该局限于特定的对象，也仅适用于他当时所在的红三十军，而不是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全部！
还需要说明的是，李先念是在年事已高，且对当时更高层面指挥决策层关于西渡乃至西进的决策酝酿、指导并不完全清楚明了的情况下（他当时并不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在被某些人选择性提供的原始文献档案史料所误导的情况下，产生这样的误会和作出这样的误判的。虽然并不合适，但也在可以理解和谅解的范畴之内。
不能理解和谅解的是：那些为这些垂垂老者提供这些“依据”的学者，究竟想干什么？
李先念的这封信，在当年，起到的是“一锤定音”的作用。
从此以后，所有的主流党史军史刊物乃至影视媒体上，充斥着一边倒的鸣冤叫屈之声，被鸣冤叫屈的对象甚至包括了自己也对这段历史婉转认账的叛徒张国焘！学术界但有不同的声音也很难有渠道得以正常表达，即或是偶有表达也会被一边倒的声浪给撕得粉碎！
再到后来，翻案之风愈演愈烈，越走越远，以至于汇成了颠覆之风：毛泽东成了西路军失败的罪魁祸首甚至刻意出卖西路军以扳倒张国焘的阴谋家、“黑老大”，不光是西路军西渡西进，甚至再往前延伸到了对张国焘“南下”闹分裂也要予以颠覆性评说的地步，乃至于一些历史当事人的后代也汇集在一起吵吵嚷嚷，要中央重新给“说法”……
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一个意识形态的伦理陷阱，早已悄无声息地挖在了某些四方面军将士后代的前行路上：如果毛泽东是个“阴谋家”，那么，他们毕生追随毛泽东并口口传诵“一声毛泽东，思想全都通”的父辈，不是口是心非的小人，就是薄情寡义的打手，再不就是鼠目寸光的庸人，连那些讲究封建忠义道德的国民党反动将领都不如！
与这个伦理陷阱连环套着的，是否定中国革命历史的政治陷阱！
还需要指出的是，除了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外，中共中央迄今没有就西路军问题形成任何正式决议。邓小平、陈云等人的意见和批示，也仅仅是他们的个人意见，所作出的措置，也仅仅是“存档”，并不具有“最后”或“最终”之“历史定论”的意义。
这个问题，历史是迟早都会予以评说的！
现在，应该是时候了！
注释
[1]《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在党史著作中表述问题的一封信（1991年7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345～第346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