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
就在国民党军召开“军事检讨会议”的一个月后，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
这是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自抗战胜利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彭真、董必武。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徐向前、饶潄石、贺龙、邓小平、陆定一、曾山、叶剑英、聂荣臻、滕代远、薄一波、廖承志、陈伯达、邓颖超、刘澜涛。列席会议的重要工作人员有罗迈（李维汉）、杨尚昆、胡乔木、傅钟、李涛、安子文、李克农、冯文彬、黄敬、胡耀邦等。[1]
会议的任务是总结检查过去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今后时期党的任务和奋斗目标。
中心议题：“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后来改成四言句：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中共中央政治局“五大常委”都在会议上讲了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2]；刘少奇的发言着重谈了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在谈到战争问题时提出了“过两关”问题：“……第一、第二两年的困难我们已经克服了。（邓小平插话：真正的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还没有过。）还有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没有过，大的会战，一次消灭其两三个兵团这一关也没有过，带决战性的攻坚和大的会战常常是联系着的。现在我们正在准备，锦州、济南的会战，如果敌以大兵来援，那于我是最有利的（朱德插话：将来在徐州有最大的可能。）”[3]。
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我们的目的是坚决以武装消灭反动派，争取五年胜利。一、“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二、“今后仍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使“攻坚与野战互相结合”。三、增强各战场的战役上的协同与配合。四、做到后勤供应统一计划与相互配合。五、“军队组织逐渐走向正规化、集中化”。[4]朱德发言指出：“一年来我们的部队大有进步，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但不能满足于现状。要不断提高部队的技术装备，加强人员和物资的补充，搞好军工生产，统一兵路运输，统一医疗卫生工作，使部队能连续作战”，继而还指出：“将来攻城打援的大会战最可能在徐州进行”[5]。
任弼时发言指出：“据财经研究者谈，负担最好不超过收人的百分之二十（除间接负担外），否则生产长一寸就很成问题。故亟需军队向前进，把这批负担加在敌人身上，即夺下群众向敌人缴纳之负担。我们须知，农民现在确实是忍耐负担着，但忍耐是有限度的，而且一旦农民向我们兑现期票时，那就很成问题了。不能使负担无限加上去，否则农民将向我们兑期票了。这只有军队向前进，推向南去”，“我们从乡村走向城市，更须强调统一和纪律，才可以避免出现类似张国焘的问题”，“加强纪律性有两个条件：第一，全党要有五百个懂马列的干部，干部掌握了马列，即能保障政策统一的执行。……第二个条件就是建立制度，制订法令，……军队、机关中也必须有制度，制度定下必须遵守”[6]。
会议还明确提出了两个“500”计划目标：五年内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500个旅（师），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完成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的战略任务。计划还从各大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规定军师编制人数分大中小三种。东北一个师1.2万人，一个军为4.2万人；西北一个师为8000人，一个军为2.5万人；华北、中原、华东一个师为9000人，一个军为3万人。
根据九月会议关于要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的精神，中央军委于11月1日对全军的编制、番号作了统一规定：人民解放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野战部队的纵队改称为军，师、旅统一称师。军以上设兵团、野战军两级，军以下各级一般按三三制编组。地方部队以旅为最高单位，隶属各军区。军区分为一级军区、二级军区、三级军区和军分区。游击部队仍称纵队、支队。
关于兵员补充，“计划”特别作出相关规定：
目前我军人数二百八十万，占解放区现有人口百分之一点六六，依照华北财经会议的规定养兵应合人口百分之一至一点五，看来则已达规定的饱和点，从老区半老区的兵员来看，一般的说壮丁已感缺乏，故不论增编部队或补充部队主要的来源今后均应取之于敌，战争第三年的补充计划主要的是争取俘虏，部分地新区动员、老区归队、伤愈出院和收容敌军逃兵。
为执行俘虏一个不放、大部补充部队、小部参加生产的原则，并鉴于过去逃兵现象的严重，特别是今年七月份俘敌二十万各部补充不足五分之二的教训，决定从现在起建立后备兵源的补训制度，一二级军区设补训师或设补训兵团，下轮数个补训师，西北军区则设数个补训团。三级军区及军分区视情况需要亦得设补训团，野战军除中原外设补训师，兵团及纵队设补训团。野战军的补训师、团，主要任务在收容一切战俘及敌军逃兵不使散失，然后加以甄别，除清出俘官交政洽或保卫机关及伤兵老弱后送或遣散外，其余均应经过训练定期补入野战部队。军区所属补训师团除收容战俘及敌军逃兵外，更负责接收地方动员的新兵、归队和伤愈出院的战士，给以必要的训练后再整队送往前方。在较大战役中，军区所属补训师、团，应适时的开往前方，一面收容俘虏，一面又可于战斗结束后将已训练过的兵员交给野战部队补充野战部队。补训师团收容俘虏满额后，应将多出之数交军区所属补训师团。
各军区扩兵计划和数目必须呈报中央及军委，经批准后方得实施，军区所属补训师团的兵员分配亦须经军委批准。各野战部队除在新区个别吸收外不得在地方上直接扩兵。
不论新区老区的地方部队上升为野战部队者必须经军委批准，野战部队分遣于新区为地方基干部队者其归建须得到一二级军区之批淮，不得自由收回。
部队的整训，一年中应有一次较长的时间实行新式整军，确立诉苦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及部队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制度，并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7]
中央军委还根据周恩来起草的《解放战争第三年度军事计划》，规定了全军在战争第三年应完成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15个旅（不久扩大为128个旅）左右的任务，并根据各个野战军和野战兵团实力大小，作战地区情况，分别分配了歼敌指标：西北野战军歼敌12个旅，牵制西安胡宗南集团，使之无法以更大兵力增援中原战场；华北第一兵团歼灭太原阎锡山集团14个旅，攻克太原；中原野战军歼灭武汉白崇禧集团14个旅，攻克鄂豫皖三省若干城市；华东野战军歼灭徐州刘峙集团40个旅，攻克济南和苏北、像东、皖北若干大中小城市；华北第2、第3兵团歼灭北平傅作义集团12个旅，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东北野战军在华北第二、第三兵团配合下，歼灭沈阳卫立煌集团及华北傅作义集团共35个旅，攻克北宁、平绥、平承、平保铁路线除北平、天津、沈阳3点以外的一切城市。[8]
——这也就是说，人民解放军每3～4天，就要完成“歼敌一个师（旅）”的指标！
多年后有行家点评了这个“分配和下达歼敌指标”：“解放战争开始后，毛泽东按照预计的战争进程，给各大战略区下达了歼敌任务，要求每个战略区每年消灭敌人多少个师旅。这在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9]
除了在军事上规定并下达了每年必须歼敌正规军100个旅（师）左右，5年共歼敌正规军500个旅（师）左右的指标外——（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这次会议还讨论规定了有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具体任务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政治上，提出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4万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000万至1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在经济上：提出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任务，指出这是支援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环节。[10]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还第一次提出“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为了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还必须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团结国民党区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于党的周围，并为在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好准备。[11]
会议还议定了人民解放军在第三年度的战略方针，“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12]——也就是说，要力争把国民党军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地区。而且，这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方针拟下并下达的时候，关外的东北战场，一场战略决战已在酝酿乃至发动之中，而关内的南线战场显然也成了落实这个战略方针的重头！
军委为南线战场拟定的计划为：
南线以中原战场为中心，敌人在此集中了七十五万人，共中正规部队有八十四个旅，一年内我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如能全歼卅个旅（七月份已歼的五个旅在内），即使敌人不可避免地要从其他战场抽调援兵，但我东北西北两战场如能控制和消灭多数敌人，敌人必将逐渐失去共在中原战场上的机动。
南线的华东战场有敌三十六万人，共中正规部队卅五个旅，一年内我如能攻占济南，山东兵团南下机动，连同苏北兵团华东至少可以达到歼敌十二个整旅的要求（七月份已歼的两个整旅在内）。[13]
朱德总司令在会前的总部作战局战况会议和这次政治局会议上还明确指出：“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今年（解放战争第三年）战争的第一个月（七月）已取得很大胜利。八月快要完了，还剩下十个月。在这十个月中，军事上，我们希望能解决傅作义，拔掉济南、太原诸点，然后集中兵力继续向蒋管区挺进，实行毛主席的指示，将战争继续引向蒋管区。现在敌人在中原组织许多大兵团，企图同我们决战，我们则不同他们决战，因为时机还未到，过早决战对我们不利。所以目前还只是同他们在中原进行一些机动作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准备物质条件（主要是炮弹、炸药），到条件成熟时再同他们在中原决战。那时‘啃不动’的也要啃动，‘拔不掉’的也要拔掉”[14]，“将来攻城打援的大会战最可能在徐州进行”。[15]
这已经是在对即将发生的南线大决战前景作出粗略勾勒了。
1948年8月～9月间，国民党军统帅部和人民解放军统帅部召开的这两个重磅会议，在各自对头两年战争作出全面检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的作战任务与计划：两个数字相同的建军计划——两个500万：国民党要维持军队500万人，共产党要建设军队500万人；两个相对的战略总目标：国民党要“转败为胜”完成“勘乱”，共产党要再用三年时间从根本推翻国民党的统治。
对国民党军来说，1948年是能否挽回颓势，“获得剿匪成功”关键的一年！
而对人民解放军来说，这一年是“过关的一年”[16]，是“决定胜负的一年”[17]。
——双方统帅部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这场战争的命运，将在这一年里，见分晓！
真可谓无独有偶，针锋相对！
在南线战局中担负领导责任的中原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被党中央赋予重托——他于1948年7月25日离开中原局，8月上旬赶到西柏坡参加九月会议，并在会上多次发言。会议结束后，又在西柏坡逗留了十余天，直到9月24日后才离开西柏坡，踏上返回中原之路。[18]
其间，他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们交流的最重要话题，一定是南线战局！
实际上，九月会议尚未结束之时，人民解放军就已经开始了“闯关”行动。
——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路，辽沈战役开始；
——9月16日，华东野战军向济南发起攻击，济南攻坚战打响。
[图1-1]1948年秋战略形势示意图（来源：《淮海战役·第1册》（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重绘：刘鹤；校核：周军）
注释
[1]袁德金：《邓小平参加“九月会议”始末》，《党史博览》2002年12期第23～第24页。
[2]《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3]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1948年9月13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8年）》第459～第4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4]《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786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
[5]《朱德年谱（中）》第1300～第13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6]《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8年9月13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卷（1948年）》第470～第47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7]《解放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周恩来军事文选㈢》第429～第432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8]《军委关于战争第三年歼敌任务的指示（1948年9月27日申时）》，《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8年）》第509～第5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9]李际均：《不确定性与战略战役主动权》，《论战略》第149页，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10]《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1948年10月10日）》，《淮海战役综述·文献·大事记·图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7～第5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11]《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9月）》，《毛泽东文集㈤》第136～第137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2]《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1948年10月10日）》，《淮海战役综述·文献·大事记·图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13]《解放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周恩来军事文选㈢》第429～第432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14]《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的讲话（1948年8月23日）》，《朱德选集》第24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朱德年谱（中）》第13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15]《朱德在1948年9月13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朱德年谱（中）》第13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16]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8年9月13日）》《任弼时选集》第458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
[17]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的四次讲话》，《朱德选集》第24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
[18]《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册第755～第76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邓回到中原局的时间是1948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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