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大同：揭开父亲史东山自杀之谜

▲1931年29岁的史东山

我的父亲史东山是我国著名电影导演，中国电影第二代导演的杰出代表。解放前，他以电影为武器，拍出了多部名垂影史的佳作，如中国抗战胜利后的第一部进步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贪污腐败、民不聊生的黑暗统治，说出了人民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号召人民奋起抗争。新中国成立后，在担任文化部中央电影局技术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和艺术委员会委员期间，他把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改编成了电影剧本，为北影厂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优秀影片，并因此获得了1951年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导演特别荣誉奖”，成为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导演奖的第一个中国人。

1952年，抗美援朝期间父亲又拍摄了一部长达80分钟的大型政论纪录片《反对细菌战》，这是周总理亲自点名让父亲编导的。父亲以饱满的爱国热情、确凿真实的史料、纯熟完美的技巧，圆满完成了任务。1953年，该片在“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上公映，有力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和我国东北所犯下的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滔天罪行，反响极为强烈。该片荣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二等奖。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却成了父亲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1955年的一个深夜，父亲突然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时年52岁。

由于事发突然，加上父亲在电影界的领军地位（文艺界人士皆尊称其为“东老”），此事多年来一直处于保密状态，因此父亲的自杀真相一直是电影史上的一大谜案。

近年来，母亲和我的三个哥哥一个妹妹相继去世，我也年事已高，现将这段历史回忆记录下来，以作留存史料之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史东山只身一人抛妻别子赴武汉抗日。图为史东山夫人与子女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夜以继日地忙碌工作、学习、写作，使他的神经衰弱越来越严重，经常睡不着觉，长期离不开安眠药，加上患有严重的胃病，身体越来越虚弱。1954年下半年，父亲因渴望拍一部工业题材的影片，于是带病到工厂深入生活，带着行装与照相机，住进了大连造船厂，在那里与工人同吃同住，与工人交朋友、找典型、体验生活、构思新作。他在过去的影片中，虽然已描写了大量的工农兵，但那些都是在黑暗与苦难中挣扎的形象。而现在，他渴望表现新中国产业工人当家作主以及新中国的腾飞景象。于是，他爱上了宽阔的大海和彪悍的造船工人。

1954年9月，父亲收到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大连，返回北京。人代会还没有开完，他就病倒了。全身无力、肝区剧痛、皮肤眼睛蜡黄，额头上的汗珠大滴大滴地往下淌。最后，还是组织上下命令，父亲才住进了友谊医院，医生诊断为黄疸性肝炎和肝硬化。

1954年底，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月的父亲终于可以回到家中，继续养病。当时我在东北空军部队当兵，领导给了我十天假回家过年探亲。父亲见我回家，十分高兴，他兴奋地告诉我说：“组织上已和我谈过话了，要委任我担任北京电影学院第一任院长。”当时父亲对未来还充满着希望和信心。他又说：“很希望我的病能够快一点好起来，争取在担任电影学院院长之前，能把大连造船厂的影片拍完。”我心疼地看着可怜的爸爸，在和我谈话的整个过程中，他始终用手捂着肝区，而且说话时声音非常微弱。他对我说：“爸爸肝疼，医生说我已经肝硬化了。”

十天假期结束，1955年1月8日我和父亲依依惜别。爸爸手捂着肝区，用慈祥而微弱的声音嘱咐我说：“回部队后，一定要继续努力，听党的话，跟党走。”

不料，这竟成了父亲对女儿最后的遗言。

1955年2月，江青带着持枪武装警卫，以“毛主席要我来关心一下电影界的事”为名，两次夜访重病中的父亲。自江青走后，一向振奋激昂的父亲突然变得郁郁寡欢、沉默寡言、焦躁不安、愤愤不平，他眼窝深陷、身体更加虚弱。

1955年2月23日凌晨，我们家对门邻居、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兼电影学院表演系教授黎莉莉拍夜戏回来，走上楼梯后先要经过我们家厨房。她发现厨房灯还亮着，觉得有点奇怪，推开门一看，发现父亲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桌上摆着一碗刚冲好的紫色“灰锰氧”水（即：消毒用的高锰酸钾，显然是父亲想用来解毒自救的）。于是，黎莉莉立即把父亲背到床上，唤醒家人，马上给住在同院的、当时电影艺委会下属的某单位负责人作了紧急报告。但父亲未被及时送医，而是等待逐级上报，一直等到中午，错失了抢救良机。于是，为人民电影事业忠心耿耿、艰苦奋斗一辈子的一代宗师，我的父亲史东山，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写字台上留下了他写的两张小纸条。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批评是为了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另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人活着不能白吃饭”，这显然是针对他自己当时的健康状况而言。后来在写字台旁边的纸篓里，还发现了两个安眠药空瓶和一个废纸团，打开后发现上面写着八个字：“对胡风是人身攻击。”这三张纸条当时被电影局的人拿走。

▲1938年2月抗战初期史东山在武汉中制

父亲与江青早就认识。早在20世纪30年代，江青从青岛剧社乘轮船到上海时，是父亲奉“左翼剧联”委派，到上海黄浦江码头去迎接她的。江青进入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后，改名蓝苹。当时父亲已经是知名导演了，蓝苹很希望能得到提携，在他的影片中担任主角。但父亲对蓝苹的诸多绯闻早有看法，未予理睬，也从不选她担任角色，而且评价她“顶多是个二流演员”。母亲华旦妮对蓝苹也有看法，在公众场合从不与她握手，淡然处之。为此，江青耿耿于怀。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初，江青以中宣部电影处处长身份，在电影局艺委会与父亲经常在一起开会讨论电影问题，常有意见分歧。父亲一向直言不讳，对江青的观点提出异议。

1955年2月，在全国即将开展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的前夕，江青终于等到了报仇的机会。

那么，到底江青对他说了些什么？

父亲一开始只对母亲讲：“她说，是毛主席让她来关心一下电影界的事。”随后又迸出一句：“我怎么能受一个女人的摆布！”几天后，在母亲耐心的安慰劝说下，父亲才说出了实情——

第一，江青暗示，关于胡风问题的性质，党中央已经内定为“反革命集团”性质，即将开展全国性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第二，江青威胁父亲，诬称：你参与了胡风文艺小集团的活动，胡风“30万言书”的电影部分是你写的，是反党反人民的；第三，江青警告父亲不要执迷不悟，唯一的出路是：要在即将开展的全国性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作自我检查和揭发交代。

▲史东山全家1947年夏在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前排：小妹妹史大里。后排（左起）：史大正、史大千、史东山、华旦妮、史大中、史大同

父亲与胡风是从30年代起就相识的老朋友。1930年父亲参加“左联”时，胡风是“左联”宣传部长；抗战中，从武汉到重庆，他们也始终战斗在一起。在重庆期间，父亲和胡风都曾住在重庆张家花园65号一座三层小楼内，那里住的全部是团结在党周围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父亲住在二楼，胡风住在一楼，他们既是近邻，又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在文艺理论上肯定多有交流和探讨。解放后，他们又一同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文代会、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事实上，父亲并不知道江青所说的胡风“30万言书”，也从未写过一个字，尽管他们在文艺理论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观点。

父亲在艺术理论上很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他不肯去迎合教条主义的要求，在解放初期就敢于在文艺理论上发表自己的见解。在那个年代，当许多人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字字句句机械照搬的时候，他就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厄运。有人发表了尖锐的批评文章，指责史东山是“抽去了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艺方向的阶级立场，改动了毛主席文艺方向的阶级路线”，是“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取消了那一正确方针”。

对自己的公开点名批评，使父亲时常感到沉重的压力，但他始终坚信自己的观点，直到去世，他从未作过违心的自我检查。父亲也决不相信胡风会是反革命。即便如此，这仍为父亲招来了杀身之祸，成为江青利用反胡风运动之机，用来攻击陷害父亲的莫须有罪名。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正气浩然、爱憎分明，对于强加在他身上的罪名，他觉得很恶毒，难以忍受。但江青人尽皆知的身份，又使他无力为自己辩解。于是，1955年2月23日凌晨，性格刚烈、宁折不弯、铮铮铁骨而且已病入膏肓的父亲吞下了大量安眠药，含冤而去。

▲1949年9月第一届政协会议文艺小组部分同志合影（前排右二：史东山；后排左二：胡风）

父亲的自杀，引起了周总理的极大震惊和关注。在听取了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王阑西的紧急报告后，周总理对父亲的后事作出了指示：

由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签发革命干部死亡证明书，颁发抚恤金；《人民日报》刊登“著名电影导演史东山逝世”的消息讣告全国（当时对于父亲的自杀事实是绝对保密的）；立即成立治丧委员会；在北京嘉兴寺举行隆重的遗体告别追悼会。

周总理还特地派电影局局长袁牧之到家中慰问，问母亲华旦妮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母亲知道，父亲一生最关心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唯独没有自己，所以提出给父亲做一口玻璃棺材，让他在九泉之下，还能看到这个世界。后经周总理签字特批，用火车专列将玻璃棺木从上海运抵北京。党中央根据父亲一生的贡献，将他的遗体厚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周总理和中央有关领导人、各界知名人士、外国友人赠送了花圈、挽联。

遗体告别追悼会后，王阑西召集父亲四个子女（史大千、史大中、史大正、史大同）到电影局开会（母亲因为突如其来的打击，精神分裂，没有到会；当时最小的妹妹史大里只有11岁，所以没有参加）。他对我们说：史东山的自杀“要绝对保密，不许对外讲”。并给我们看了父亲在写字台上留下的两张小条子。

▲史东山与夫人华旦妮1946年夏在上海昆仑影业公司

然而，江青对父亲的迫害并没有就此罢手。

“文革”期间，我的母亲受江青迫害，被打成“军统特务”，投入了秦城监狱单人牢房，长达八年之久。在狱中江青还逼迫她交代和周总理的关系，企图收集周总理的“黑材料”（1940年母亲出任“重庆抗建堂剧场”第一任总干事，是周恩来和郭沫若提名的；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成立第一个国营电影院——首都电影院，母亲又出任首都影院首任经理，也是周总理提名的）。母亲在牢里高喊：“我要见江青！全世界人都可以审查我，但是我要审判江青！”她说，她当时唯一的信念就是：“一定要活着出去，要看到江青的下场。”她做到了。直到1975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保护下，母亲才被释放出狱，当时她精神失常，已不会说话。

当时我和大哥史大千都在北影厂工作。派驻北影厂的军宣队是8341部队。江青有一个批示：“史东山是对党不满自杀的，要深挖墓穴下的牛鬼蛇神。”一时间，北影厂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向父亲袭来。当时，虽然父亲已经离开我们14年了，但还是被打成了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北影厂又衍生出所谓“史东山是胡风分子”“胡风的30万言书的电影部分是史东山写的”“史东山是对党不满自杀的”“砸烂史东山的狗头”“勒令家属将史东山遗体清除出八宝山公墓”等极其恶毒攻击的大字报。父亲的墓地也被红卫兵捣毁。

更有甚者，当时北影厂大字报还把父亲给五个子女起的名字“千中正同里”连起来，扣上了所谓“包藏着与蒋中正（蒋介石）认同乡的反革命复辟祸心”的罪名。我们五个子女，无一例外地都被打成了“反革命”。最小的妹妹史大里被长期隔离，由于受不了严刑拷打和逼供，夜里带着上吊的行李绳逃到颐和园意图自尽，是我遵从了爸爸的一贯教导的“听党的话、跟党走”，与妹妹彻夜不眠交谈，规劝她“相信群众、相信党，坚持下来”，最后把她送回了单位——北京芭蕾舞剧团。哥哥史大中因为国共合作抗战期间在重庆参加过国民党空军学校学习，被打成了“历史加现行反革命”，年仅47岁含冤而死。另两个哥哥分别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516反革命”，我和爱人也被打成了“516反革命”，均长期隔离，遭受批判，不许回家。

然而，在那最困难的年代里，我们始终牢记爸爸的教导：相信党，跟党走，坚持下来。

粉碎“四人帮”后，北影厂开展“揭批‘四人帮’说清楚运动”。1978年1月18日，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王阑西到北影厂检查运动情况，在全厂各车间、各部门代表会上，谈到了“史东山问题”。我当时代表车间出席了会议，并作了详细笔记。

我在会上向王阑西部长提出疑问：“史东山是一位爱国进步知识分子，我是史东山的女儿，为什么就是‘家庭出身不好’‘反动家庭出身’？我想不通！”

于是，王阑西就说了如下的话：“关于史东山之死，我们当时做了善后工作。……当时，我是亲自到党中央、国务院去汇报和接受指示的。这件事，毛主席和周总理是亲自过问，并有指示的，指出：过去许多年来，史东山对电影事业是有贡献的，对外影响很大，史东山是爱国进步人士。”他还说：“史东山是自杀的。当年是我们作为组织决定，让史东山子女要绝对保密的。”王阑西部长接着又说：“我当时是亲自去接受指示的，我是执行者，汪洋厂长也是参加者。如果我死了，在座的人就不知道了，所以我今天有必要在这里讲一讲。你们以后对史大同不要这样。”

这是第一次公开披露史东山之死，以及当年毛主席、周总理关于史东山的指示。

“文革”后，我们一家人的冤假错案都得到了平反，被捣毁的父亲墓穴也得到了修复。在父亲逝世40年之后的1995年，他仍被评选为中国电影100年来16位“最佳电影导演艺术家”之一，获得了“中国电影世纪奖”。而另两位“中国电影世纪奖”的最佳导演奖获得者蔡楚生与吴永刚，都一致称父亲是他们的启蒙老师。

1988年6月18日，在父亲逝世33年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发出〔1988〕16号文件，胡风的冤案得到平反。实践证明，当初父亲认为“对胡风是人身攻击”“批评是为了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的观点是正确的，他的正直和勇气令人敬佩！面对即将到来的全国性政治风暴，他既不肯对朋友落井下石，作所谓的“揭发交代”，更不愿意出卖自己的灵魂，做违心的所谓“自我检查”。于是，刚烈正直的父亲宁肯选择自杀，以求清白和有尊严地死去，免受屈辱，捍卫了一个优秀知识分子的尊严和良知，用自己的生命作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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