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在1939年返回苏联，到了莫斯科之后，共产国际鉴于他在中国的这些问题，给予了他比较严厉的处分。
李德到中国来的时候是一腔激情，走的时候是满腹怨愤，他认为中国革命亏待了他。他承认唯一的缺点就是，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这一点李德是承认的，他说他最大的吃亏就在于对中国国情的不了解。
他讲的是实情，但是有一个问题是非常值得中国同志思考的，好像直到今天中国人也没有完全走出这个怪圈，就是毛泽东同志反复讲过的、批评过的这种现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
崇洋媚外，把外国人在他特定条件下所获得胜利的经验或理论，原封不动照搬到中国来，或者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或者用这个理论来威吓我们中国的一些同志。
直到今天为止，都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其实，还可以做这样一个比较：李德辛不辛苦？
李德在中国革命中最大的失误就是对第五次反“围剿”的指导，在长征初期他的指导也有些失误，但是自从遵义会议之后，李德已经完全失去指挥权了。李德在中国的犯错时间主要集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当然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损失，但他的影响时间并不是很长，从遵义会议后他已经没有指挥权了，只是跟着红军长征。
公平地看，二万五千里长征，跟着红军唯一从头走到尾的顾问就是李德。
他在中国革命中也付出了很大的辛苦，他跟着红军走完了这二万五千里，他跟着走完了中国革命最艰难曲折的路程，而现在历史上对他没有任何的表示。
由此，我们想到白求恩。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对中国的医疗事业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但白求恩刚开始也不了解中国。刚开始来的时候，看到根据地的卫生条件如此简陋，而且医疗手段如此粗糙，白求恩是大发其火，非常严厉地批评八路军的医生。后来白求恩慢慢明白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就处于这么一个困难的境况，没有办法。
白求恩很快地适应了。只有从中国原有的条件、环境和中国民众的基本素质与受到的训练出发，而不可能超越这种发展的阶段。然后白求恩尽量用他的医疗技术，为八路军服务。最后白求恩牺牲了。毛泽东写了一篇《纪念白求恩》的文章，对白求恩做了非常高的评价，说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可以说，李德参加中国革命的时间比白求恩长得多，最后毛泽东没有写纪念李德的文章。因为当时把李德捧得太高，最终反而把他给害了。
1936年，李德在延安的时候，曾经对埃德加·斯诺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必须适应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的军事经验和特点来决定一定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战术。他说，中国同志比我们更加了解在他们本国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所以李德本身也不是一无所获的。
伍修权就讲过，李德作为一个外国革命者，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七年多，这种献身精神也还是可取的。
不过我们当时在领导上把他摆错了位置，他的错误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对此我们都应该加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这是对李德的一种真正的认识。这种认识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值得反省的一个问题。当我们今天把西方的经验看作是最好的经验，把外国的月亮看作是最圆的月亮时，我们今天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怎么样脚踏中国的实地认识中国的国情，解决中国的问题？今天看来，我们依然是有这样的教训。
这对李德来说，本身是个很大的教训。当然，对中国革命来说，也是个很大的教训。
李德全程参加了中国革命最艰苦卓绝的过程，为中国革命付出了7年的时间，应该说他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他当时被捧得太高了，被捧到了一个太上皇的地位，他从极高处重重地摔下来，摔得粉碎。
李德给中国革命留下的启示，到今天也没有完结，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回味的。（图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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