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诺 |《太行山上：中国共产党太行根据地干部政治成长史》的选题旨趣和研究思路

学术 2024-10-02 11:53 甘肃

来源：新史学2022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建设时期，均需要聚集一批优秀的人，以制定和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所谓“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而这里的“人”便是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作的人，其核心则是党的干部队伍。也正因为如此，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仍然强调：“实现党的各项目标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党，就要确保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关键在人，就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长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干部问题。1937年5月，在延安举行的“苏区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曾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 第二年秋天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更是化用斯大林言论明确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此后，党的各级领导人更是万千次地重复这样一句话——“干部决定一切”，而中国共产党甚至常常被西方学者定义为“干部型政党” 。同时，在列宁主义模式政党的思想和组织原则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工作机制、政治文化也促成和要求党的“干部”的产生。我们不难理解，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干部问题确实是个关键的问题。而对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和执政的历史历程而言，干部问题也理应是个重要的话题。

不过，尽管中国共产党一直在组织上强调和保持高度的严密与集中，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群体并非是铁板一块，其家庭出身、历史渊源和革命经历也未尽相同。在三十多年的革命历程中，因不同时期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在各个根据地和军队系统里，不同的干部有不同来源，形成了不同的“山头”，既有“苏区党”、“白区党”之分，也有“五雄七霸”之说。毛泽东对山头问题，也提出“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的说法。于是乎，除了有“三个方面军”、“八路军三个师”、“四个野战军”等门户之别，“井冈山”、“鄂豫皖”、“陕甘宁”等根底区分外，平日里老干部也常常会说出“我是晋察冀出来的”、“某某是晋绥的干部”、“某某是太岳的老人”之类的话。此处之“晋察冀”、“晋绥”、“太岳”均为自抗战起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不同根据地，而“太行”自然也在此列。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先后建立了一系列根据地，太行根据地是其中甚为重要的一处。从1937年11月前后开始创建到1949年8月撤销建制，太行根据地（前期名曾为冀豫晋、晋冀豫等）先后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国共第二次内战）两个历史时期，总共延续十二年。抗战期间，八路军总部、中共北方局长期驻节太行，晋冀鲁豫边区成立后也将首府设于太行区内；解放战争时期，太行区也一直是中共华北根据地的“腹心”。因此，太行根据地自成立起一直为中共高层所看重，并常常接受中共高层直接指导。而太行根据地的干部群众也的确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仅兵员一项，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太行区（不包含太岳区）即有261840人参军，占太行区人口总数的4.9%，为抗战时期建立的诸老根据地之最。

另一方面，值得关注的是，在太行根据地战斗、工作过的干部们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留下较多声名与印迹，“太行”也成为党内一个重要的干部来源。曾对太行根据地有专门研究的澳大利亚学者古德曼甚至认为中国革命存在一条“太行道路”，他提出：“理解太行对于理解1949年后中国政治的某些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太行是邓小平在抗日战争时期活动的中心，邓小平的政治观点是在太行定型的。而且，他当年在太行所领导的忠诚的集团在1949年后一直发生着作用，直到90年代。太行经验对于邓小平现象、对于邓小平与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的关系、对于邓小平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都有特别的意义”。这段论述未必完全经得起史实的核验，“太行道路”是否存在也须存疑，但必须承认的是，贴着“太行”标签的干部群体确实对二十世纪中叶之后的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般看来，太岳根据地、冀南根据地、冀鲁豫根据地都曾一度在行政上涵盖于太行根据地或服从中共太行分局的领导，因此以广义的“太行根据地”作为标准来看，从1949年建国到1992年“十四大”之前的担任过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含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含候补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等职务的干部共计105人，在太行根据地工作过的有22人，为中共自抗战始建立的各根据地之最，甚至超过陕甘宁边区。同时，太行根据地为全国各地输送了大量干部，除了在中央、华北地区有不少太行根据地走出来的干部外，大量南下干部最终在湖北、湖南、福建、广西、云南等省份扎下根去，不少人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建国后担任省、部级（包括副省、部级）以上党政领导职务的、有太行根据地工作经历的干部至少有260余人。

就地方而言，太行的干部在山西省党政系统内长期发挥重要作用。即使从狭义的“太行区”标准来看，从1949年8月山西省建制正式成立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赖若愚、陶鲁笳、王谦作为太行根据地干部的代表人物也确实曾前后担任山西省委书记（部分时段称省委第一书记）二十年有余，省委书记处班子、省委常委班子、省政府领导班子中太行根据地的干部也长期占据多数，地市、厅局级的干部中更是以太行出身居多（由太行发展出来并在后来有时会受太行根据地领导节制的太岳次之）。以至于建国后山西的干部中长期流传着“太行的天下，太岳的党，晋察冀的干部凑乎着用，晋绥的干部倒地爬”的顺口溜。

可以说，太行根据地是中共自抗战起建立的根据地中颇具代表性又兼具独特性的一个，而在12年根据地史中，中日、国共力量在此地区力量消长变化、势力交错分布，军事、政治、社会形势均呈现出异常复杂之局面。同时，太行根据地干部群体聚成时间较早也较成系统，因此形成了较强的内聚力和认同感。曾长期担任太行区党委书记的李雪峰在其回忆录上册的结尾处说：“太行时期，是我经历中党政军团结最好的时期，是工作最顺心、心情最愉快的时期。我永远感谢太行人民对我的养育之恩，永远怀念太行10年中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日日夜夜。” 其他许多从太行根据地走出的老干部也在其回忆录、回忆文章中普遍强调了“太行”这段经历对自己的特殊意义，“太行根据地”这一地理概念与他们的生命历程、革命生涯已紧密联结在一起。尽管如前所述，中共的老干部们常常会谈及自己出身于哪块根据地，但如“太行”这般被高度地符号化、象征化的例子，除井冈山、延安（陕甘宁）这样的革命“圣地”外也并不多见。另外，太行根据地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在此12年内逐步成熟起来的。

在根据地草创时，很多干部都还懵懵懂懂，虽多怀民族救亡之热情、民主革命之激情，但对将要面临考验和挑战都缺乏基本预判。比如一位北平流亡学生出身的干部后来回忆：“刚刚到皋落时，自己只想赶紧和日本干，以前参加学运时掌握的一点点革命道理也抛到脑后，热情不低，特别想做工作，却无从着手，不知该做什么工作。” 部分人甚至不服从上级命令，认为当时的中央和北方局已经不行了，也不愿意同国民党合作。抗战初期共产党人在意识形态上的转型其实遇到了不少困难，与国民党政权从对立到合作给自己内部带来的问题不能小视（不同层次的干部情况不同）。即使是李雪峰等人也表示自己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在初到太行时，对根据地工作甚至什么是根据地都不甚了了。但在太行根据地工作、战斗的过程中，他们在革命经验、人生阅历、政治性格等各方面渐趋稳定，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理论与纪律，均有了更深的体认。从最初而与此相应，中国共产党在太行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得到迅速地发展，中国革命逐渐走出困境、焕发生机。

而本书则尝试以太行根据地创建、坚持、发展的过程为背景，围绕太行根据地干部整顿活动的变迁过程，尝试对太行干部群体之政治成长史做些讨论。大体而言，本书准备讨论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太行党是如何融合来源各异的干部，将太行根据地干部队伍一步步建设起来，从而形成“太行”这个干部队伍中的著名“山头”的？这是本书讨论的起点和基础，涉及两个向度的问题，一是中共是如何在太行山涧配置干部、选人用人的，另一便是这些被选择或抑制的干部群体，其来源、结构、群体特征等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二、太行党是如何不断地进行干部队伍内的组织整顿和思想整合的？组织手段是中共开展党的建设时的常用办法，既有常态化的组织整合、人事整顿，也有特殊时期大规模的审干、整党、整风等干部整顿活动。笔者所关心的是，在太行根据地范围内，中共的干部整顿到底有何共性与特性？最终效果如何？为何常常会走向极端却又能有所收束？

三、太行党是如何在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上改造这些上了太行山的干部们，并逐步将其锤炼为“共产党的干部”、“无产阶级战士”、“人民的勤务员”的？笔者所关心的是，在太行根据地范围内，干部们在革命、战争环境中的思想到底有何种变化？那些整党、整风运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造了干部们的思想、作风？干部们自身到底是如何因应这些思想改造活动的？

这三方面话题在太行根据地的政治史中自然不是逐次递进、单独呈现的，而是交叠杂糅、混同一体的，但其间并非没有关键性的线索。在初创期干部队伍大体结构建立后，主要通过1940年前后的第一次整党、从1942年延宕到1945年的整风运动、1947年到1949年初的土地改革过程中的干部整改（也称土改整党）这三次大规模的干部整顿活动对干部群体进行集中的整合与训教，这就构成了本书的基本线索：整党、整风、整编。

本书虽以“政治成长史”为题，但因干部问题涉及面过大，目前接触的史料体量过于庞大及其他一些因素，实际上目前只是笔者关于中共干部“政治成长史”研究计划的第一部分，即主要围绕太行根据地“1940年整党”、“整风运动”、“土改背景下的干部整编”这三个“太行干部史”上的大事件展开讨论，形成一个“干部整党整风活动史”的历史脉络。本书虽在穿插部分关于常态化的政治生活内容，但仍只能算作过渡章节，对政治成长之朴素、常规样态的关注是不够的。另外，本书在与其他根据地相关情况上的横向联系采取慎重态度，特别是在重头戏整风运动一章，这和史料搜集有关（缺乏相对核心之史料），但主要还是考虑到其他主客观条件。因此，笔者希望在近两年内完成此项研究的第二部分（已有部分成稿及半成品），弥补目前之缺憾。这里则须向大家郑重致歉。

除导论与结语外，本书准备设置四个章节：

第一章叙述太行根据地的建立及干部队伍框架的的搭建过程。这是太行干部群体初步凝聚的阶段，来源各异、背景不同的各种干部渐次聚集于太行山涧，他们在初期的干部整合中，既有合和亦有矛盾，有去有留有升有降。到1938年夏秋之后，一批干部逐渐在此扎下根来。此章中很多线索对后来的干部整合产生深刻影响，也是本书的逻辑起点。

第二章叙述1940年前后的太行根据地第一次整党（当时也称建党），包括其间秘密进行的审干。过去研究者对1940年整党的估价过低，忽视了其对太行党组织与干部问题历史走向的重要影响，因为这次整党与审干直接决定着干部在党内的“存留”问题，实际上确立了太行干部群体的外延。

第三章叙述1940年秋冬根据地进入困难期后干部群体的政治生存状况。无论是干部队伍相对结构化的进退升降问题还是重点关注干部思想“症候”的“自我批评会”均既是先前整党的部分结果，更是在人事、人心层面走向整风的过渡时期。

第四章叙述1942年到1945年（部分干部到1946年还在整风）太行根据地的整风运动，这也是本书全文的论述重心，笔者很多思考均源于最初阅读太行整风档案和部分个人材料。

第五章叙述太行根据地的土地改革过程中区级以上干部的整编（起初有“三查三整”之说，后统称整党，但太行根据地范围多称整编）。这次整编主要以土地改革为背景，同时也是在处理整风运动（甚至包括1940年整党）的遗留问题。

选自赵诺《太行山上 : 中国共产党太行根据地干部政治成长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绪论部分，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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