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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the Parks in Urban Chongqing
重庆母城公园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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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图 + 张真飞 侯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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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修建公园本是一场模仿欧美的城市建设行为，较早开始于广州等沿海区域，覆盖到重庆已是20世纪初期，伴随着1929年重庆建市，公园的产生、发展、演变在山城慢慢展开。
根据《重庆商埠督办公署月刊》载，“重庆人烟稠密，空气污浊，市民工作之暇，苦无休憩之所，恒以赌博嗜好，为唯一消遣之咨，影响生活，妨害健康，所关非浅，故于公园之建筑，诚刻不容缓，本埠房屋麟比，隙地不广，唯有因仍旧地，多辟公园，庶足以昭便利而广容纳也。”
可见当局之意，公园最初的立意是在扩大城市公共空间的前提下，革新市民的行为。然而随着社会发展，不同的历史阶段，重庆母城的公园1也承担着不同的市政功能，成为现代化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传统私家园林的公园属性
中国人更倾向于私家园林的营造，晚清的重庆城在莲花池（七星岗街道一带）就有私家园林。受西方营造技术的影响，清末重庆城内开始陆续出现西方建筑，类似的营造公司也初具雏形，李湛阳就是最早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第一个作品是位于渝城西侧鹅项颈（今鹅岭一带）的礼园，也是清末民初时期重庆最大的私家园林。
民国《巴县志》记载：“礼园者，云南恩安李湛阳、和阳兄弟所辟，以怡其亲也。抗居鹅岭高处，占两江之胜……”说来遗憾，礼园本是西南富商李耀庭2之子李湛阳与李和阳为使老人能安享晚年而精心设计的园林，但李耀庭还未来得及享用，就于民国元年（1912年）病逝。
据1936年出版的《重庆市一览》载：“礼园，据地形之胜，四周有天然助景。园中植松、梅、楠数十种，枝干参天，苍翠欲滴，花径循环互通。东北隅郁然高耸，曰鹅顶。又有鄂不楼，可眺两江，居中正北。南为宜春楼，楼前濬池叠石，布置雅饬。楼后偏右临崖有石室，曰桐轩。由轩西北行抵飞阁，俯视绝壁如削，前襟嘉陵江，极目远望，数十里外，峰峦效奇呈秀，亦隐可辨。园西为红荷湖，跨以曲桥；湖滨有泠然台，及虎崖，月色水光，为赏秋佳境。”
礼园设计中不乏中西结合的地方，最有代表性的是石头房子——桐轩。桐轩位于礼园东北岩沿下，面阔三间，进深一间，正房外壁装饰华丽，正壁之上横列三龛：中龛浮雕一雄狮，作昂首翘尾前行状；侧龛另有浅浮雕“大清国地图”“九大行星图”“世界地图”等，正屋的地上立一石桌。两耳室的外墙也装饰华丽，墙面全为透雕花窗，分别刻有荷花与篆体“博爱”等；右耳室墙面也有几何纹、莲花纹、瓶花及篆体“互助”“寿”字漏窗等。可以说，整个建筑设计匠心独运，融中外建筑等多重文化元素。
20世纪30年代，礼园（今鹅岭公园）的平面布局图。
礼园落成后，各界名流大儒往来如云。李氏兄弟就此创办鹅岭诗会。四方之士在此留下了许多诗赋佳话，由李耀庭之子李湛阳辑册为《礼园杂记》，流传至今。文中记载：“四方之士道渝者……朋来则纵饮，相角以诗。”从《礼园杂记》不难看出，当时的重庆名流皆是礼园的座上宾。
清光绪九年（1883年）进士陈荣昌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秋游礼园时，挥毫题“鹅岭”二字，至今依然镌刻于鹅岭公园之巅的鹅岭碑上。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蔡锷被园内一块形如大猿的奇石吸引，遂将之取名为“猿公石”，并赋诗一首：“猿公穷坐万松巅，日日江头数过船。赤县飞腾经一瞬，青萍化去忽千年。昔闻巴峡连巫峡，凄绝崖边与路边。坐忘天均冥失语，碧秋瑶月几回圆。”这首诗原刻在大石后的石壁上，后因常年风化损坏，已不得见。
礼园之美景和盛况，为很多人所见和文章提及，至今历历可见，这种开放性也说明礼园有了现代公园的雏形。
二、新市政背景下的公园计划
1.政府文书中的公园规划
自1926年，潘文华出任重庆商埠督办，执政重庆后，市政领域耳目一新，考虑到旧城地势长狭，因地制宜地规划了公园三所。“扩大中央公园，即后来的后伺坡公园（今人民公园），并划入县署隙地，推广范围。”
整理文庙公园（即夫子池公园，今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一带），“文庙泮池，大可十数亩，池水污浊，天雨漫溢拟将池之周围，填平六丈，拆卸围墙，即以环池之地，雨旁植树，中作草坪，池中建筑亭台，接以曲桥，池底修补完好，蓄以净水，大成殿外，悉划入公园范围，保存学校，建立图书馆，增加公共空间。”
新建中山公园，地址在旧日五福宫（今渝中区打枪坝水厂一带），“近改修中山祠，右临菜圃，左接打枪坝，前面自旧戏台迄服役场，均可收用改建，地虽不广，实为全城形胜，而土壤肥沃，易植花木，惜打枪坝测定为自来水池，否则此园更可扩大范围也。”
除了老城的公园改良计划，新市场公园方面也有涉及。“新市场幅员广阔，拟建公园二所，一为曾家岩农业试验场，并推广至嘉陵江边；一在上菜园坝。两地均背山临水，旧有花木，略加点缀，便成公园，且位于马路之两端，交通亦极便利，此两园注重野景，不尚建筑。”和城内的公园相比，新市区的公园有了明显的主次之分。
潘文华执政时期的公园计划，更为严密的是延伸到了街市公园方面。“城内道署镇守使署等处，门前余地宽广，宜树植花木草坪，辟为公园，推之凡马路经过之庙宇衙署，所有隙地，均宜种花铺草，不得另造房屋，所费甚微，大可增进全市之美观也，公园修建比马路更快，以上关于公园之规划，其在旧城者，两年之内，当可落成，其属于新市场与市街者，马路兴工，即同时并进，特培养林木，尚须多历年所耳。”3
但以上仅仅为公园方面的规划，这一时期真正得到实施的只有中央公园（今人民公园）。
2.首个成型的现代公园
早在1921年，善于建设的杨森决定在金碧山后伺坡（今人民公园）修建公园。不料，他很快陷入四川军阀混战并撤出重庆，公园也被迫停工。1929年8月，潘文华延续杨森八年前规划的公园终于竣工开放，堪称重庆城的文化圣地，沿着坡地，打造了金碧山堂、江天烟雨阁、涨秋山馆、中山亭、悠然亭等景观。
除此之外，还有阅报室、茶社、儿童游戏场、网球场，集游乐与园林于一体。
中央公园是重庆近现代史上最早修建的城市公园，无论是景观设计还是活动场所，都领风气之先。因此公园开门迎客之际，惊动全城，百姓蜂拥而至，一窥稀奇。
新落成的中央公园，成为城内百姓的休闲娱乐的主要去处。
命名“中央公园”，是指该园位置在旧城的中央。民国《巴县志》描述这个公园：“杂莳花木，兼畜鸟兽，以供游人赏眺，焕然一新。东北隅筑金碧山堂，一曰‘葛岭’，左有亭曰‘小灵湫’。过此西行有洞二门，累假山颜曰‘巴岩延秀’。南有中山亭，其西南隅建‘江天烟雨阁’‘涨秋山馆’。大门进口有喷水池、悠然亭，并有中山像、阅报室、网球场、儿童游戏场、草坪等。有同林之风焉。”
按文中方位是以公园为南向，实偏东南。这个公园虽说不上怎么幽美，规模也十分有限，但在这个古老城市里有此创举，人们耳目为之一新。
3.少数公园升级游乐场
随着城市拓展、新市区开辟，20世纪30年代的重庆城，还经营着两家有公园属性的游览场所。他们分别是：罗家湾的适中花园，里面楼台、园林、餐厅俱全；上清寺陶园，又名“范庄”“陶园”，是二十一军第四师师长范绍增的别墅，划一部分供人游览。
1936年，重庆市政府编了一本《重庆市一览》，书中把“适中花园”和“陶园”都列入名胜。里面是这样叙述的：“适中花园，在通远门外新市区中二路罗家湾侧。西北迤逦相属者为醉鸥亭、啸月台。东北隅为眺远楼、新礼堂。堂东有池，池旁辟石洞，洞上有阁曰云烟。全园地积仅数百方丈，而花木阴森，野景烘染，境极幽静；结构亦精雅、错落有致，客舍、餐堂、照相馆应有尽有。四时游人不绝。”
规模较大的当属陶园，陶园也称“茞园”，“在新市区中四路上清寺侧，地积四千方丈有奇。其高处建最新式洋房凡两层，平日各隔为客舍二十八间，去隔即成整个大礼堂。又随地势高低结构，有方亭、三角亭、六角亭、蕉雨亭，涉趣无尽意轩诸胜，花木繁盛，曲径回环。有荷花池二，渟泓深碧，间以柳堤。池上筑屋，颜曰‘太乙精舍。’舍后有草地，甃石为行窝，石桌石凳咸具。舍右辟石洞三，占池水之一角，适于纳凉。夏冬游人如织，有因养疴栖止其间至数十日不去者。园中畜珍禽奇兽，并有餐堂、茶亭、照相馆，供给需要。此实为重庆附郭园林规模较大者也”。4
如此的小型公园，既是重庆城的风景名胜，也是收费性质的游乐场。
三、战时公园的维护和再建
1.战时中央公园的维护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重庆市政府更加注重公园以及城市形象。1941年，由工务局拟出《整理重庆市中央公园初步计划书》，并得到重庆市政府回复。其计划书一开始就指出整理公园的背景。
“自抗战以渐，我国政治重心即移来重庆，人口密度亦逐渐增加，达六十万余之谱，而于城区市民仅有游憩之中央公园，为适应此种环境，以冀增加都市之美观，表现都市之文化水准，计不得不稍加整理。”
《整理重庆市中央公园初步计划书》具体计划主要分成“风致方面”“整理花坛”“隐蔽防空壕”“修集绿篱”“增辟休憩园”，5细节上指出“上层地区占全园最重要之位置，公园干路已具雏形，但路旁木篱竹笆大多损坏，以前造园设计多自中古风中式庭院，故与近代公园设计略有出入，更兼最高层沿街一带园地，业已改建防空壕，上设灰色拟装，于公园美之立场，言适反减色”“即拟就沿壕一带已损之木栏，完全撤去，改建绿门、绿墙，上绕迎春藤，以冀稍行，隐蔽其余在花坛内开口之防空壕出入口”“亦拟同样加以修饰各处空地，亦拟随地形地势布置移植花坛及毛毡”，可见此计划考虑十分周详，且注重美观，兼具功能。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重庆进入了战时首都建设的计划阶段。1946年，重庆市工务局再次提出“中央公园整理建设计划草案”6，该草案“整理计划”围绕“公园土地使用性质之规定”“公园现有建筑物之整理”“公园游览规划”展开，其中在“游览规划”中，“凡本市市民及外侨，不论年龄和性别，除了维修时间除外，随时可入园游览和逗留”，大大增加了公园的开放性。
2.抗战时期公园的功能转变
抗战期间，虽然中央公园还在维持其主要属性，但功能都在发生变化，其中变化最大的当属于礼园及鹅岭一带的变化。
国民政府迁来重庆，主要部门集中在以上清寺为中心的约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辐射至鹅岭、李子坝、两路口等地。军政要员、名人志士主要在这片区域内活动。鹅岭占据渝中半岛脊点，地形陡峭利于防守，通达性好。多个国家将领事馆、公使馆迁至此处。鹅岭遂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最重要的外事文化交流区。丹麦公使馆、澳大利亚公使馆、土耳其公使馆等旧址均依旧可见。
在鹅岭面嘉陵江的一侧，坐落着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飞阁。这座出自近代著名设计师张镈7之手的砖木结构建筑中西合璧、碧瓦彩檐，有着别样的历史。
1939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委托基泰工程司，为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在鹅岭建造一栋别墅。时任基泰工程司设计师张镈昼夜不分赶设计，不到一个月就拿出了设计图：中国传统建筑样式，以六角形阁为中心朝三个方向延伸出若干房间，建筑平面布局状若飞鸟，后此别墅被命名为飞阁。
抗战期间蒋介石夫妇曾在飞阁居住，至今保存完整。
1939年夏天，蒋介石和宋美龄就住进了这栋新别墅。为防日本空军偷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动用了两个工兵营，用了两个月时间在飞阁崖壁突击挖了个防空洞。洞呈“U”字形，长达近百米，地面铺木地板，通气通光，内设有十平方米钢筋水泥办公室。当时警报一响，附近居住的达官显贵、外国使节与家眷都会来此躲避。洞内凳子上有编号，按官阶对号入座。
另在抗战期间，中央公园还陆续修建了“四川革命先烈纪念碑”和“重庆市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南区公园也修建了“邹容革命烈士纪念碑”，此时政府希望通过在公园里，建立缅怀革命英雄的纪念碑，唤起百姓奋起抗日的决心。
建于1946年，位于南区公园的邹容烈士纪念碑。
四、从公园到地标的升级改造
1.鹅岭公园从私家园林演变为城市公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重庆母城的公园属性，再次发生变化。1950年，礼园被李耀庭的后人捐赠给重庆市人民政府，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部驻地。贺龙、刘伯承、王维舟、宋任穷、李达等先后在此办公。经过维修、培植，礼园恢复了生机。1958年，礼园被移交给重庆市人民政府改建为公园，定名为“鹅岭公园”。
20世纪50年代，鹅岭公园的平面图。
鹅岭公园的建设发展经历了由私家园林到机关驻地再到城市公园的转变，规模由最初的2万平方米扩大到如今的30余万平方米。
目前，鹅岭公园的主要景点有澳大利亚公使馆、土耳其公使馆、丹麦公使馆、飞阁、桐轩、苏军烈士墓、石绳桥、瞰胜楼、鹅岭碑、辛亥革命十先烈纪念碑、艺卉园、广岛园、和平钟等。
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园林艺术精品为“瞰胜楼”。其前身为两江亭，而两江亭前身为草亭——鹅冠亭，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初，为第一代亭。第二代亭建于1965年秋，建于鹅冠亭原址之上，名为两江亭。现在这座楼是第三代，于1984年建成，同年7月20日对外开放，曾名为两江楼。后来，原重庆市市长任白戈题名为“瞰胜楼”。
自建成以来，鹅岭公园的瞰胜楼，一直是重庆母城登高览胜的好去处。
另一具有代表性的园林精品建筑是悬挂在公园主干道旁的“和平钟”，是1986年10月重庆市与日本广岛市缔结友好城市时，广岛市市长荒木武所赠。钟上铸有他的亲笔题字：“把广岛之心献给世界——灯灯无尽。”此钟为日本国宝级（即国家级）铸造大师香取正彦制作的最后四座钟之一。
鹅岭公园作为历史文化名园，于2008年与佛图关公园合并，统称为重庆鹅岭公园。
2.从王园到枇杷山公园的蝶变
枇杷山公园前身为民国时期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私家园林“王园”。1949年12月6日，中共重庆市委接管“王园”作机关驻地。1955年春节前，市委迁到曾家岩中共西南局原址办公，决定按照原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意见，将此地辟为公园，1955年8月1日，枇杷山公园正式对外开放，按原地名命名为“枇杷山公园”。
作为公园使用后，由于长期没有经营，这里满目荒芜，无法向游人开放。1983年，市中区（今重庆市渝中区）枇杷山公园管理处开始作园林规划，此次规划的阜园位于枇杷山公园山脊中部，因其地形突凸于山脊呈梯形山岗而得名，全园面积接近5000平方米，1983年10月开工建设，1984年9月20日建成开放。
虽然阜园是园中园，但却是枇杷山公园的主题，阜园园址的自然地形明显地分为上下两个台地。规划时，充分利用地形划成上下两个功能分区。上层地形平坦开阔，且接近公园中主要游览道路，故规划为游览活动区；下层地形狭长稍有起伏，绿化基础较好，故作为游览休息区。
枇杷山公园园中园——阜园的平面设计图。
游览活动区是公园中游览的中心区之一，游人集中，来去频繁，须为游人提供游览、集散和活动的条件。枇杷山公园阜园设计团队在手法上一反重庆市常见的散点式布置，采用了把不同功能的地块相对集中的办法，集中辟出中心活动场地，而且有意拓宽了道路，使其与广场兼而用之，这就能为游览群体提供较宽阔的活动空间。
枇杷山公园内部完好保留着阜园的廊厅和梯道，这里仍是很多老重庆人周末消遣的公园。
游览休息区是一处狭长的带状地段，西端有过去采石留下的一个方形石塘积水成池。规划予以保留并改造和延伸，组成一湾溪水，且故意设置源头和滴水，使静止的水产生了动势。池水之上架设标高各不相同的三座石板桥，使园路辗转溪水两岸，延伸游览时空。8
建成开放之初，阜园得到了较好的评价，为广大游人所喜爱。至今，仍然保留在枇杷山公园内，引得无数游人驻足观赏。
结语
重庆母城的公园是现代重庆城市建设的折射，其园林建筑的建成和演变，可以看出重庆城市的发展历程。其园内的园林建筑和景点、小品都是各个历史时期精心设计、建造并保存下来的。它们不但在空间尺度、形体、风格等方面别具特色，且展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和个性，是中国园林艺术的精品。
同时，重庆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渝中区作为重庆历史文化的主要展示区，今分布在母城公园内的建筑、纪念碑、文物等都是传承历史文化、展示重庆城市精神的重要载体。
参考文献
[1] 本文以重庆母城（今重庆市渝中区）的公园为主要阐述对象。
[2] 李耀庭（1836—1912年），名正荣，云南昭通人，晚清年间由滇入渝，经营天瑞祥票号，多谋善贾，成为“西南首富”，重庆商务总会成立，被推为首任会长。
[3] 重庆市政府，《九年来之重庆市政》，1935年版。
[4] 重庆市政府秘书处，《重庆市一览》，1936年版。
[5] 摘录自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00670001003210000003。
[6] 摘录自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00670012000100000010。
[7] 张镈（1911—1999年），中国著名建筑师，一级工程师。他主持设计了人民大会堂、北京饭店、民族饭店、友谊饭店、民族文化宫等建筑。
[8] 姚鼎初，阜园的规划与设计，重庆建筑，1986（1）。
作者简介
张真飞
城市文化研究者，供职于重庆市复归文化艺术研究院。参编《重庆母城渝中街巷文化通览》《寻故渝中》等书籍，主持《重庆古城墙历史研究和活化利用》《重庆嘉陵江小三峡文化资源研究》等课题。目前专注于重庆城市营造史、三峡地区历史影像研究和传播工作。
侯婕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法学与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政社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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