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题：天坛与地坛，刊载于《东方考古》第一集，科学出版社，2004.图片为转载者所添加）
祭祀是人类特有的礼仪行为。随着人类社会向文明时代迈进，祭祀的活动更加频繁，祭祀的规模更为宏大，祭祀的制度更趋完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当社会组织形态发展到国家阶段，祭祀便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为了适应高规格、大规模和经常性、制度化的祭祀活动，便出现了祭坛。
从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的祭坛，到明清时期的祭坛，祭坛在中国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由古国时代到帝国时代，由王位母系继承制到王位父系继承制，礼仪制度不断强化，祭坛的规格越来越高，祭坛的种类也随之越来越多。在古代先民的观念中，天地是万物之祖，具有最为崇高的地位，对天地的祭祀也最为神圣，所以天坛和地坛在坛类建筑中便最为突出，最为重要。
在古代先民的观念中，天和地的形态为“天圆地方”，即天为圆形，地为方形。因此，天坛的平面为圆形，古称圜丘（或圆丘），以象征天；地坛的平面为方形，古称方丘，以象征地。按照礼仪制度，天坛建于都城南郊，故又称为“南郊坛”；地坛建于都城北郊，故又称为“北郊坛”。
近年关于天坛和地坛有两项较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一是陕西西安唐长安城圜丘遗址，一是南京钟山南朝北郊坛遗址。唐代圜丘遗址位于长安城南，圆形，四层四十八陛，内坛（第四层）面径约20米，外坛（第一层）面径约53米，从残存状况推测最大高度为8.12米⑴。南朝刘宋时期的北郊坛位于钟山主峰南面的一座山嘴上（六朝建康城东北方位），方形，五层一陛，内坛东西宽64.8米，南北长64―69.3米，东、南、西三面有四道石砌护墙形成四层坛面，坛体最大髙度11.45米⑵。南朝的北郊坛和唐代的圜丘，是我国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封建国家的地坛和天坛。这两项考古新发现，对研究我国古代礼仪制度和郊祀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南京钟山南朝地坛，被列为“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陕西西安唐长安城圜丘遗址（图片来自网络）
明清时期皇家于都城建天坛祭天，建地坛祭地。因此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天坛用以祭天，地坛用以祭地；如果天坛和地坛在位置上有高低的差异，也应是天坛在上（山上），地坛在下（平地）。而南朝的地坛和唐代的天坛其位置正与之相反，这就使得一些研究者产生了困惑。
究竟天坛用以祭天还是祭地，地坛用以祭地还是祭天？天坛和地坛一样均处于平地，还是高低有别，孰高孰低？要解决这一问题，得从远古的观念中寻找答案。
古代先民有两种观念值得介绍，一是认为高山离天近，“山峰的高大耸立，常被古代的人们看成是通往天上的道路”，“山峰的雄伟和难于接近，则常被幻想为神灵的住所”⑶。古籍中常有神巫通过灵山升降于天地的记载。二是“天父地母”，“皇天后土”。“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⑷即上天为男性，为父；大地为女性，为母。了解了这两种观念，便有了讨论的基础。
所谓祭祀，就是祭神和祀祖。祭祀的目的是愉神，使神赐予福祉。这就如同世俗生活中送礼予人以求关照和帮助。古代礼神“必像其类”（如战国时祭河伯则礼以美女），与世俗送礼需投其所好同理。祭祀天地当也如此，天为父，为男性，祭之则应礼以地母；地为母，为女性，祭之则应礼以天父。根据这一逻辑，天坛象征天，则应以天坛祭地；地坛象征地，则应以地坛祭天。如果说以天坛祭天，以地坛祭地，在世俗中便是自己给自己送礼，与理不合。应该是天坛用于祭地，以取悦地母；地坛用于祭天，以取悦天父。
送礼予人需送至对方手中，而无让对方主动来取之例，否则便有怠慢之嫌，事与愿违。祭祀就是给神送礼，当然应考虑神灵享用上的方便，否则便有亵渎之意，恐遭神谴。祭山则近山，祭水则临水。高山离天近，祭天则应登高以便天父享用，所以地坛需筑于山上；祭地则应临地以便地母享用，所以天坛需建于平地。因此，南朝地坛建于钟山之上，唐代天坛建于平地之上。
史料也可印证这一推论。《史记·封禅书》云：“盖天好阴，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乾，阳物也。坤，阴物也。”⑸即在古代的观念中，男为阳性，天为阳性；女为阴性，地为阴性。水为柔性，亦为阴性，大地为地母，广袤的大地最富有女性特质的便是河流湖泊。所谓“畤”，便是古时祭祀天地五帝的固定处所。将《史记·封禅书》中的这一段记载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天父原本喜好地母，需以地坛祭天，地坛必须筑在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地母原本以天父为贵（需要的是天父），需以天坛祭地，天坛必须筑在能显示地母特征的水泽之中。《史记·封禅书》的这一记载正与考古材料相合。南朝地坛位于钟山主峰南面的山嘴之上，正是所谓“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唐代天坛位于长安城南平地，依“必于泽中”之记载，附近当也有水。史载六朝时期的南郊坛，其方位在钟山地坛的南方，当位于临近秦淮河的平地上，也符合这一记载。
祭祀天地的权利，为古国王者和封建皇帝所独占。按照世俗的心态，虽尊不惠不敬。天地虽然最为崇高伟大，但如不惠泽世间，是不会受到膜拜祭祀的。在古代先民的观念中，“天地感，而万物化生。”⑹“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⑺“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⑻也就是说，大地丰产、人畜兴旺，有赖于天地的交合；没有天与地的相交，一切都是不可能的；竟连王（皇）权也是天地所授，这便是“封禅”礼的由来。出于这样的观念，古代先民便极其虔诚地堆筑祭坛祭祀天地。这一理念同时说明：天坛用以祭地，地坛用于祭天。
既然高山离天近，将地坛筑于山上便于天父垂临，就应将地坛建于高山之上，而为何建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呢？这可能是因为：高山险峻，不易筑坛和祭祀；山丘弧形，对于地母来说具有象征意义；小山平缓，是天地相交的理想场所；山丘开阔，不仅便于进行祭祀仪式，同时也便于（应当存在过的）先民遍行野合以助天地相交。出于现今可知的和不可知的种种因由，古代先民将用于祭天的地坛建筑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
从上古观念，到正史记载，均说明天坛用以祭地，处于低位；地坛用以祭天，处于高位。后世学者和今人观念正与之相背。上溯到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的祭坛，可对这一推论作进一步的验证。
良渚文化最著名的祭坛是瑶山祭坛。瑶山祭坛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安溪镇下溪湾村的瑶山之上（海拔高度34.8米），坛面方形，内外三重土色。里面一重为红土台，东边长7.6米，北边长5.9米，西边长7.7米，南边残长6.2米；第二重为灰色土，宽1.7―2.1米；灰土坛面的北、西、南三面为黄褐色土（第三重）；黄土坛面外围有石坎围护；整个祭坛边长约20米，面积约400平方米⑼。显然，这是一座具有女性象征意义的地坛⑽。瑶山祭坛上排列着随葬大量玉器的良渚文化大墓，墓葬分为南、北两列，南列基本为男性墓，北列基本为女性墓，而北列墓更处于祭坛的中心位置，这也当有一定的涵义。瑶山是天目山余脉凤凰山（海拔高度114.7米）向东伸展的低矮山丘，瑶山地坛所处的位置，恰如南朝地坛位于钟山主峰南面的山嘴之上，同样属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对于良渚遗址群（保护范围34平方公里）的中心遗址莫角山来说，瑶山祭坛处于其东北方位，与南朝地坛位于六朝建康城东北的方位相仿。钟山地坛的北部依托于山坡，瑶山祭坛的东部与之相似。有理由相信，瑶山祭坛是良渚文化的地坛，良渚古国以瑶山地坛祭天。
浙江杭州余杭良渚文化瑶山祭坛（图片来自网络）
良渚文化的汇观山祭坛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外窑村的汇观山顶部（海拔高度22米），其形态与瑶山祭坛相似⑾，同样应是良渚文化先民用以祭天的地坛。此外，苏南、上海、浙北的一些平原地带有多处良渚文化祭坛，坛面基本为方形或长方形，虽建于平地，但均较高大（多为各地居民和考古界称为“山”）。此类祭坛，也当视为地坛为宜。
良渚文化有两座圆形祭坛，一座是达泽庙祭坛，一座是荷叶地祭坛。达泽庙祭坛位于浙江省海宁市马桥镇永和村达泽庙遗址上，遗址四周有河道环绕；祭坛为人工堆筑的圜丘，处于遗址中部，地势较高，直径约16米⑿。荷叶地祭坛位于浙江省海宁市周王庙镇星火村荷叶地遗址上，遗址形如荷叶，周围同样为河道环绕；圆形祭坛与达泽庙祭坛相似⒀。这两处祭坛与《史记·封禅书》中所记载的“泽中圜丘”完全相符，当将其视为良渚文化的天坛。
红山文化的祭坛现已发现两座，一座是辽宁省喀左县大城子镇东山嘴祭坛，一座是辽宁省凌源县欺天林场大杖子工区牛河梁祭坛。东山嘴祭坛建于一座山梁上（海拔高度353米），相近的马架子山等高山则山势雄伟；祭坛为方形，东西长11.8米，南北宽9.5米，祭坛四周以石块垒砌护坎；发掘出土二十余件人物塑像残件，两件具有形体的为孕妇裸体塑像⒁。牛河梁同样是一座山梁，与高大险峻的猪山相近；牛河梁丘顶上有一较大的“平台”，地表散落着红陶片和红烧土块，对“平台”东缘和南缘的试掘均发现石坎，东缘石坎长85米。这些迹象表明，牛河梁是一处与东山嘴祭坛相似的祭坛遗址。在牛河梁祭坛南侧18米的平缓坡地上，发现一座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组成的建筑遗迹，多室在北，为主体建筑，单室在南，为附属建筑，间隔2.05米；经试掘，建筑内部墙壁有彩绘，出土若干件泥塑造像残件，其中人物造像残件分属于五、六个个体，形体有大小之分，年龄有老少之别，形态逼真，栩栩如生。考古学界将这一建筑遗迹称为“女神庙”，并认为女神似已形成有中心、有层次的“神统”⒂。女神庙里供奉的女神，是红山文化某一古国历代公主的象征，而公主则是地母的化身⒃。东山嘴祭坛和牛河梁祭坛均为方形，同样位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应是红山文化的地坛。更重要的是，两处祭坛均有女性裸体塑像，甚至建有女神庙，这更能说明地坛是用以祭天的，红山文化先民最能理解“盖天好阴”。
辽宁建平—凌源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图片来自网络）
此外，在内蒙古包头市大青山西段阿善遗址的西台地上，以若干堆石头组合成一个大面积的图形，其中心的大石堆底径8.8米，现高2.1米，考古人员起初疑为“敖包”，后经全面考察，确定这是一处大型祭坛⒄。祭坛的平面形状，确为女性的象征⒅。这一处祭坛同样位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时代为四千多年前，当也是用以祭天的地坛。
通过良渚文化祭坛、红山文化祭坛以及内蒙古大青山西段祭坛的验证，可以作出这样一个结论：随着中国远古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一个个古国出于观念的需要和世俗的需要，建造大型祭坛祭祀天地，将地坛建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以祭天，将天坛建于“泽中”以祭地，平原地区的地坛虽建于平地，但高大雄伟如小山；这一礼仪一直延续到封建时代，司马迁写《史记》时作了明确的记载；直至六朝、隋唐之时，还严守这一古制。
将象征天的天坛建于“泽中”以祭地，实际上是送天父予地母或邀天父临幸地母。后世之人淡忘了先民祭祀天地的本意，将“送”天父、“邀”天父误作为“祭”天父了。也有可能是出于儒学的需要，有意为天地隐“讳”。这样的淡忘、误解或隐讳，可能起始于宋代。到了明清时期，将天坛和地坛都建于平地，因此人们只知道以天坛祭天、以地坛祭地，而不知道古时以天坛祭地、以地坛祭天。这一观念的倒置，导致今人无法理解南朝祭坛为何在钟山之上、唐代天坛为何在平地之上这样一种事实，甚至怀疑钟山南朝地坛的可靠性。现在应该还天坛祭地和地坛祭天的本来面目了。
注 释
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陕西西安唐长安城圜丘遗址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7期。
⑵ 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南京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一号坛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7期。
⑶ 朱天顺：《原始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
⑷《十三经注疏•易•说卦》，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⑸《十三经注疏•易•系辞》，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⑹《十三经注疏•易•咸》，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⑺《十三经注疏•易•归妹》，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⑼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⑽ 车广锦：《中国传统文化论—关于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的考古学研究》，《东南文化》1992年第5期。
⑾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与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7期。
⑿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市博物馆：《海宁达式庙遗址的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
⒀ 刘斌：《海宁荷叶地良渚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89年。
⒁ 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⒂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年1986第8期。
⒃ 车广锦：《论古国时代》，《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⒄ 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内蒙古大青山西段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6年第6期。
⒅ 车广锦：《中国传统文化论—关于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的考古学研究》，《东南文化》199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