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当第一支脊灰疫苗问世时，人们就满怀期待地说：脊灰有望成为继天花之后第二种被消灭的人类传染病。但时至今日，根除脊灰的最后一公里仍未走完。2023年，全球2个国家报告了12例野生脊灰病例。而全世界的孩子都需要接种至少4剂次脊灰疫苗。因为一旦无法维持疫苗覆盖率，脊灰就会卷土重来，在10年之内每年将有20万人残疾乃至死亡。
盖茨基金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将根除脊灰视作是首要使命，不仅持续支持疫苗的公平可及、脊灰监测网络的改善，还一直支持脊灰疫苗的更新与迭代。因为我们和合作伙伴都相信，为一个即将根除的疾病投入资源，是为了让家长们不再带着年幼的孩子往复奔波；是为了让有限的公共卫生资金得以释放，能够投入到其他同样迫切的健康需求；是为了让全天下的孩子，不论生活在哪里都能健康成长，快乐奔跑。
杜珩
盖茨基金会高级项目官
当王瑞杰接到研发脊髓灰质炎疫苗的项目时，他下意识的想法是——这还有什么可做的吗？
脊髓灰质炎，也叫小儿麻痹症，在上个世纪让不少父母闻风丧胆。
幸而脊灰灭活、减毒疫苗相继研发成功。自1988年全球根除脊灰行动启动，在两种疫苗合力之下，脊灰病例已经减少了99.99%以上。
■ 在索马里摩加迪沙的哈马尔贾贾布区，一名卫生工作者在逐户进行的脊灰疫苗接种活动中为一名儿童滴服新型口服脊灰疫苗（nOPV2） / 盖茨基金会
直至今日，我们身边已经极少见到脊灰病例。事实上在全球，脊灰病毒的野生毒株也基本都消灭了。
那么在消灭脊灰最后0.01%的关头上，为什么还要研发新的脊灰疫苗呢？
为了彻底的根除
故事还要从两个对消灭脊灰产生过巨大贡献的疫苗说起。
脊灰减毒疫苗，也叫OPV（Oral Poliovirus Vaccine），在中国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糖丸。
OPV疫苗中，含有减轻毒力的脊灰病毒，它不会致病，但还有复制、传染的能力。因为脊灰病毒是一种肠道病毒，通过消化道感染、传播，所以疫苗被制作成了口服的形式。当我们把糖丸吃下去，减毒的病毒会在肠道中复制，引起免疫系统的反应。
这个过程模拟了自然的感染，所以能激发很强的免疫保护。OPV简单的接种方式，以及相对低廉的成本，让它在早年消除脊灰的运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然而，在接种OPV后，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人低于百万分之一的概率，有可能会得麻痹型脊髓灰质炎。
此外，在肠道中不断地复制时，病毒也有可能会发生突变，恢复了致病毒力。这种恢复毒力的毒株叫做疫苗衍生株，有机会通过粪便、下水道等途径，进入到环境中。如果有一个没有接种过疫苗或者免疫力较低的人，在环境中遇到了它，就可能感染疫苗衍生株引发脊髓灰质炎。
那么，灭活疫苗是否能避免这些问题呢？
灭活疫苗，也叫IPV（Inactivated Poliovirus Vaccine），使用的是完全没有活性的病毒。因此，病毒不会复制，也没有可能出现OPV那种衍生病毒的问题。
■ 在印度中央邦博帕尔的一个安甘瓦迪中心（AWC），萨维特里的儿子帕拉斯接种了脊灰灭活疫苗（IPV） / 盖茨基金会
但在IPV生产过程中，还是会用到活的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如果哪个生产环节出现问题，导致病毒泄露，会带来很大的公共卫生风险。其次，它的制作成本也比较高，全球大范围应用存在困难。
王瑞杰和团队做了多次调研、跟专家沟通，最终确定：要想彻底根除脊灰，还需要继续研发创新疫苗。
给病毒做个“蜡像”
这种新疫苗，必须完全不使用活的脊灰病毒，才能帮助人类走完消灭脊灰的最后一公里。
于是，团队把目标转向了VLP脊灰疫苗。VLP是指病毒样颗粒，它不是真正的病毒，只是把病毒的一些特征和结构，通过蛋白的形式表达出来。
王瑞杰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
假设病毒是个坏蛋，OPV就相当于是给一个坏蛋戴上了手铐和脚镣，他不会给人造成伤害，但是在某些极端的条件下，它可能会发生突变，又变成一个有致病性的病毒，对弱势群体或者没有接种疫苗的人造成一定的危害。
IPV相当于把这个坏蛋关在监狱里面，这种情况下它完全是不可能出来的。但是整个生产过程中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导致坏蛋跑出来。
而VLP相当于给坏蛋做了一个蜡像，它有坏蛋所有的外部特征，但是却没有里面的遗传特质，就像一个空壳子。蜡像不会产生任何自我复制，也不会再把这个病毒传递给其他人。
在生产时，VLP也不会用到活病毒，而且这种技术也更适合大规模生产，生产成本也更加可控。
但想要制作逼真的蜡像，并不容易。
目前，市场上已经有一些利用VLP技术制作的疫苗，比如乙肝、HPV，但是要想给它们做蜡像，只需要描绘一种外壳蛋白。
而脊灰病毒的结构却复杂得多，它是一个20面体，每个面都是由3个蛋白组成的亚单位，在描绘脊灰的蜡像时，要先把3种蛋白拼成亚单位，再把这些亚单位无缝地组装成20面体。而且脊灰病毒有3个亚型，这意味着3个亚型，都需要组装成20面体才能做成三价疫苗。
“我们亦有所贡献”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个过程似乎不难，只是在尝试不同的组装和组合方式，让效果达到最好。
但其实背后涉及到非常底层的科学逻辑和知识。“如果没有对科学深刻的理解，组装和尝试，可能一开始就会走入歧途。所以我们要研究病毒的结构、蛋白的结构，再根据规律，寻找适合的方式，中间经过无数次迭代和改良。”
为了克服研发的困难，团队走过很辛苦的一段时间。“研发人员有一段时间经常晚上八九点还在做实验。”
虽然辛苦，但王瑞杰和团队都觉得这个项目非常有意义，非常值得。
■ 脊灰仍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为所有儿童接种脊灰疫苗方面仍存在阻碍因素。图为在赞比亚恩多拉的一间诊所，一名护士正在给一个婴儿口服脊灰减毒疫苗（OPV） / UNICEF/Karin Schermbrucke
在研发的过程中，他们了解到了很多医疗资源匮乏地区的脊灰事件。“脊灰对我们来说有是一个很遥远的事，但即使到现在，有些地区每年还是有很多小朋友得脊灰，看到他们因为脊灰不能走路，非常难过。”
一件不再困扰大部分人的事，却还在深刻地影响另一些人的命运。而王瑞杰他们研发的疫苗，有机会扭转这样的局面。
2024年，VLP脊灰疫苗进入临床实验，并取得了很好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整个团队都感到很振奋，因为在消灭脊灰最后一公里的路上，“我们亦有所贡献。”
为消除疾病的最后一公里，拼尽全力，这才是了不起的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