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李适是个挺倒霉的皇帝，天宝元年（742年）他出生时，大唐还是威震天下的东亚霸主，作为唐肃宗李亨的嫡长孙、唐代宗李豫的嫡长子，根正苗红的他可谓锦衣玉食、风雨无碍。
这种花团锦簇的好日子过了十四年后，“渔阳鼙鼓动地来 惊破霓裳羽衣曲”，安禄山的造反让大唐盛世化作过眼烟云。当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唐代宗李豫病逝于长安，三十八岁的李适即位后，他也想励精图治干一番事业出来。但唐朝在经过了安史之乱、仆固怀恩之乱和藩镇割据后，已破碎得像一面千疮百孔的筛子，根本不是他“尝召韩王迥食，食马齿羹，不设盐、酪”能解决的。
摆在他面前最紧迫的事情，就两个字：“没钱！”面对没钱的窘境，李适是真下了狠心，为了给天下人做榜样，他从自己身边下刀。
李适
即位第三天，李适便罢了诸州府岁贡鹰鹞的惯例。一天后，又诏告山南枇杷、江南柑橘每年只贡一次以供享宗庙，其余一律停止。随后又废止了，地方上贡的奴婢和春酒、铜镜、麝香及珍禽异兽，甚至规定银器不得加金饰。紧接着，把文单国（今老挝）所献的三十二头舞象和给皇上狩猎用的五坊鹰犬全都放了，顺手还裁撤了，梨园使、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及宫女百余人。
上述手段都算是节流，但朝廷没钱只靠节流不行，还得开源。李适任命了财税专家杨炎为宰相大力开始推行“两税制”。
唐初的国家赋税实行的是“租庸调制”，既“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这种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到玄宗末年，因为国家动乱面临户籍制度废弛，土地买卖，财产变化，户册久不更新，早已无法实施。但官吏征税时，依旧按照旧户籍向乡里按丁收税，百姓无旬无月不在纳税，“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多逃亡为浮户，户籍所在“十不存一”。而杨炎推行的“两税法”是针对资产征税，纳税指向不针对人丁，而是“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旧唐书·杨炎传》记载：“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轻重之权始归朝廷矣。”
除了两税制以外，杨炎还施行了另外两点财政改革：其一、将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再度剥离；其二、在中国财政史上首创了“财政预算制度”。公允地说，肃宗朝第五琦施行的盐铁专营（榷盐法）和德宗朝杨炎的两税制改革，是唐朝在遭受安史之乱重创后，还能摇摇晃晃支撑一百五十多年的重要原因。
杨炎
但国家税制改革是涓涓细流，指望用来救火肯定缓不济急，而李适的屁股恰巧坐在了火盆上。
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河北节度使联手对抗中央敕令，旋即战火再燃。时任宰相卢杞让度支使杜佑算算需要的军费，杜佑算出的结果是“月费一百余万贯，京师帑廪不支数月，且得五百万贯，可支半岁，则用兵济矣”。卢杞眼见财政开支太大，国家拿不出钱来，便让太常博士韦都宾上奏，“以为泉货所聚，在于富商，钱出万贯者留万贯为业，有余官借以给军，冀得五百万贯。上许之，约以罢兵后以公钱还。”
但他忘了一件事儿，虽然以国家信誉向民间借贷也可以算国债的一种，但如果不是以自愿为前提，就跟抢钱没区别了。结果，《旧唐书·卢杞传》记载：“敕即下，京兆少尹韦祯督责颇峻，长安尉薛萃荷校乘车，搜人财货，意其不实，即行搒箠，人不胜冤痛，或有自缢而死者，京师嚣然如被贼盗。都计富户田宅奴婢等估，才及八十八万贯。又以僦柜纳质积钱货贮粟麦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长安为之罢市，百姓相率千万众邀宰相于道诉之。”
卢杞
“僦柜纳质钱”，“积钱货”、“贮粟麦”是唐朝商业发展后，自发形成的信用体系和存储规则。“僦柜”其实就是资金保管箱，商人为财物的安全和避免搬运麻烦，常将钱物储存柜坊，取用时要交手续费。“贮粟麦”则是，官府向大粮商购粮时支付的预付款。这些钱都放在市场内的“柜窖”里。封了市场的钱柜，商人顿时就不满了，长安城内所有市场全部关门罢市。“百姓相率千万众邀宰相于道诉之”。“杞初虽慰谕，后无以遏，即疾驱而归。”
卢杞这次强行“借款”一共才征集二百万贯，还不到当初预计的一半，却把长安城闹了个底朝天。无奈之下，李适不得不出来收拾残局。“德宗知下民流怨，诏皆罢之”。
建中三年（782年）四月长安罢市事件刚过去一年多一点，卢杞又开始动歪心思了，这次他盯上了房产税（“税间架”）建中四年（783年）六月，户部侍郎赵赞又请求收“房屋间架税”、设立“除陌税”。“间架税”实际上就是最早的“房产税”。“间”是量词，指的是计税的单位，“架”指的是两根柱子之间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一间”。赵赞的间架税里，“凡房屋两架定为一间，分为三等：上等每间收税二千，中等收税一千，下等收税五百。”为防止纳税人弄虚作假，赵赞还制定了相应的核查惩罚手段。
唐朝疆域图
《旧唐书·卢杞传》记载：“明年六月，赵赞又请税间架、算除陌。凡屋两架为一间，分为三等：上等每间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所由吏秉笔执筹，入人第舍而计之。凡没一间，杖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文。”
卢杞的这条计策就有点釜底抽薪的意味了，因为当时国家离乱，大量百姓逃散，或带着田产委身豪门为奴，这些都是逃税的常规手段。但人能跑房子跑不了，征税的官吏砸开门，进去就量，量完了马上告诉收税多少。交钱吧！没有任何免税额度，不交钱后面跟着六十大板呢！而且税收的打击面实在太广泛了，所有有房子住的人一个不落，家里穷的百姓，一间破房也得上千钱，不是个小数目。
赵赞的“除陌税”其实就是“商品交易税”。以前“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如果是以物易物的交易，直接折算成钱征税。以上两个加税的政策，导致唐朝百姓民怨鼎沸，“痛怨之声，喧嚣遍及天下”。
在天下嚣然之下，驻扎在长安城外的泾原军因得不到赏赐，哗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中国其实各时期的农业税率并不高。虽然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次数非常多，但由税负引起直接导致王朝覆灭的并不多。因此，除了朝代末期的制度性失控，各时期的帝国政府对土地的管控以及税赋征收也异常小心谨慎。德宗朝这几起事件，可以说是中国人第一次因为保护个人权利与财产进行的抗争，有着标志性意义。
八月，叛将李希烈囚禁了名臣颜真卿后，率军三万围攻襄城。九月，唐德宗为解襄城之围，令泾原诸道兵马援救。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士卒抵长安。泾原诸道（今甘肃泾川县）的士卒一直都是陇山防线抗击吐蕃的主力，算得上骄兵悍将。三年前，便因为唐庭想要西进复筑原州城（甘肃镇原县），但士卒认为原州故城，地贫民敝难以养家，不愿意奉诏征调，酿成士卒哗变。
虽然，在朝廷的招抚下哗变平息，但泾原士卒心中的怨气却并未消弭。
这次离开泾州东去河南平叛，多数将士都带着家眷，希望离开泾州边境，在长安得了朝廷赏赐，好在中原安家。结果直到兵过长安，朝廷没有一点反应，于是怨愤之气再度弥漫。
京兆尹王翃奉命犒赏军队，却只准备了粗茶淡饭，泾原军士大怒，具言：“吾辈弃父母妻子，将死于难，而食不得饱，安能以草命捍白刃耶！国家琼林、大盈，宝货堆积，不取此以自活，何往耶？”于是披甲张旗，鼓噪返回长安，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弹压不住，被士卒用长戈架了出去。
德宗听说泾原军再次哗变，急忙命宦官前去传旨：“比约东都有厚赏，儿郎勿草草，此非求活之良图也。”“众不听，以戈环令言请退，令言急奏之。上恐，令内库出缯彩二十车驰赐之，军声浩浩，令言不能戢。街市居人狼狈走窜，乱兵呼曰：‘勿走，不税汝间架矣！’”
这下长安城内出现了一幕奇景，哗变的乱军在前鼓噪而行，长安百民夹道而观，围观者数以万计，泾原军变几乎演变成了一场市民狂欢的花车游行。
德宗在皇宫中彷徨无计，传令禁军前来护卫，结果“上召禁兵以御贼，竟无一人至者”。见势不妙的德宗只得带着太子、贵妃和一百多太监仓皇逃出长安，直奔奉天，成了唐朝历史上第三位出奔的皇帝。
这场史称“泾师之变”的动乱，耗时九个多月方告平息，期间还夹杂着“朱泚称帝”和“奉天之围”。
陆贽
等到兴元元年（784年）正月，李适也知道了卢杞给他挖的坑有点大，“僦柜纳质”、“间架税”、“除陌税”都成了叛军聚敛民心的口号了。没办法打脸也得受着，在大臣的建议下李适颁布了《罪己诏》。在这份由陆贽执笔的《奉天改元大赦制》中，李适先把自己好顿埋汰，说自己“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然后表示自己“将宏永图，必布新令，朕晨兴夕惕，惟念前非。”紧接着又说，包括叛军在内的老百姓都是好人，除了已经称帝的朱泚没办法了，其他人“并从赦例原免，一切不问”。
就这样，唐朝的房子杂税征收了不到半年便草草收场了，不过“泾师之变”以及河北藩镇的叛乱对李适的雄心打击很大。经过此事之后，他一反之前疏斥宦官的政策，开启了宦官控制禁军的先河。
（来源：掬一捧史海之水）
喜欢就请关注
“搞垮一个企业太简单了！”山东一执法人员称政绩要求50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