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锴丰等]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因素及其驱动路径

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

因素及其驱动路径

段锴丰  施建刚  吴光东  华雯雯

作者简介: [1]段锴丰，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施建刚，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3]吴光东，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4]华雯雯，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4年第1期，已在中国知网上线，感谢读者推荐，同时也感谢作者同意授权转载。

发表时间：2024/1/15

版块分类：前沿文献（推送前知网下载量：2038）

PDF全文：点击链接<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因素及其驱动路径>可下载PDF全文（有效期7天）。

摘要：科学把握城乡融合发展动力机制是解决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问题的关键，而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因素则是其动力机制的主要内容。为此，该研究首先采用扎根理论提取了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动力因素，构建了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模型；随后采用解释结构模型（ISM），重点探究了城乡融合发展关键动力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从而探明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驱动路径。研究发现：“城乡融合发展动力机制”这一复杂系统主要包含13个关键动力因素，且可进一步被归纳为内生动力、外生动力、基础动力、协同动力和环境动力5大类。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系统是一个包含5层动力因素的多级递阶结构。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驱动路径为“基础动力→外生动力→内生动力→城乡融合发展”，基于关键动力因素内涵分析的具体对应范畴为“战略发展环境→人才引进及培养→科技化和信息化→公共财政制度优化→城乡要素市场化程度→城乡融合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充分发挥市场在城乡资源要素配置方面的功能、持续转化政府经济职能、借力新型信息技术赋能城乡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加强城乡协同合作充分释放协同治理效能、因区施策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强化顶层设计等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乡融合发展;扎根理论;解释结构模型;动力因素;驱动路径;

在新时代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在改善城乡关系方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日渐凸显，成为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导向，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城乡融合发展是指在尊重城乡功能特征和分工差异的前提下，以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以及资源公平共享为基础，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人口、空间和生态等多维度全面协调共生、良性互动、深度融合和共同繁荣[1]。城乡融合不仅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要义[2]，也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塑造新型城乡关系的关键举措[3]。在城乡关系演进过程中，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日益复杂化，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复杂性和障碍性也变得愈发显著。在新时代城乡关系发生深刻转型的背景下，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科学把握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并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城乡融合发展动力机制是由一系列促进城乡关系协调演进的动力因素以一定的结构和方式组合起来而形成的复杂运作系统。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因素作为其动力机制的主要内容，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现有研究显然缺乏系统性，且未能深入探究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驱动路径。鉴于此，本研究从城乡融合发展相关的重要期刊文献及政策文本入手，采用扎根理论提取了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动力因素，构建了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模型，并采用解释结构模型（ISM），重点探究了城乡融合发展关键动力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及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驱动路径，期望为有效驱动中国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决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城乡融合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受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已有研究从产业互动[4]、府际关系[5]、户籍制度[6]、地理和政策[7]、信息技术[8]、人口城镇化[9]、农村土地制度[4]、基础设施[10]、农村文化[11]等多方面探究了城乡融合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然而，各因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一定的载体和通道有机联系在一起并相互作用，从而对城乡融合发展产生整体影响。因此，为推动城乡融合协调发展，有必要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动力因素进行系统研究。

城乡融合发展动力机制被认为是一个持续、有序发挥作用的复杂、有机的综合运作机制，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是城乡融合理论研究的核心，也是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和实践的基础，包括城乡融合发展系统动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理，以及维护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而形成的动力因素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12]。城乡融合发展动力机制是由若干动力因素以一定的结构和方式组合起来，驱动城乡二者实现融合发展的运行机制[13]，因此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是其动力机制的主要内容。

当前，学术界围绕城乡融合发展动力机制已经开展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研究内容主要关注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因素。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及城乡融合发展的最终目标基本一致，故文中所指的相关研究涉及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以及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动力因素。“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及“城乡融合发展”三个概念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城乡统筹发展”强调城乡二者的个体地位，重视政府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的主体作用，侧重点在于推动城乡关系演进的手段和方式；“城乡一体化发展”弱化了城乡二者的个体地位，强调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侧重点在于城乡关系演进的最终目标；“城乡融合发展”则在承认城乡二者个体地位的基础上，强调城乡发展的平等性、可持续性以及城乡之间的双向互动融合，侧重点在于城乡关系演进的过程和状态。联系在于，三者的理念精髓和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均强调城乡发展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均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良性互动和深度融合为目标[14]。

从“整体”的系统视角出发，研究者通常对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进行不同维度的主观分类。最早探讨城乡统筹发展动力的姜太碧[15]认为，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动力因素主要表现为3种模式：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型和自上自下混合型。根据城乡融合发展动力机制的定义，学者们大体上将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分为内部动力[16]、外部动力[17]与环境动力[18]3类。胡金林指出，内部动力是指区域内部对城乡一体化发展起组织、驱动和支持作用并产生内部需求拉力的影响因素；外部动力是指来自区域外部对城乡一体化发展起刺激和驱动作用并产生外部推力和支持力的影响因素；环境动力则指对城乡一体化发展起驱动和支持作用并产生正向干预力和竞争压力的外部环境因素。这三类动力因素通过复合作用影响城乡关系，主要方式则包括“城市发展+市场经济”[19]、“内拉+外推+环境”、“农村非农化+制度变迁”[20-21]、“经济自发力量+政策制度力量”[22]等。此外，也有学者对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进行了更加具体的分类。例如，张登国[23]将城乡一体化动力因素体系划分为经济动力（产业发展）、内在动力（城乡利益差别）、主导动力（政府利益驱动）、核心动力（政府制度）、外在动力（外来投资）、组织动力（基层党建）、区域动力（中心城市）和软动力（信息化）。

从“部分”的研究视角出发，研究者则更多地关注一个或少量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因素，主要从城乡融合发展相关的经济、社会、制度、信息技术等方面进行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定性描述和定量实证两类。在定性描述类研究中，段进军[24]认为，城镇化（特别是健康城镇化）是推动城乡统筹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和动力。陈为邦等[25]从制度层面进行分析，主张以政府为主体，增加对农村地区的关注，推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并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动力机制。Liu等[26]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发现政策和制度、经济增长和发展、城市化水平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动力因素。周凯等从体制机制的视角展开研究，提出制度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客观动力。许大明等则认为信息化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因素。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高帆[27]基于对数字经济特征的再审视，阐释了数字经济对城乡结构转化的影响机制，认为数字经济可影响政府-市场的互动关系，从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类似地，谢璐等[28]将数字经济视为城乡融合发展重要的动力因素，阐释了数字经济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

在定量实证类研究中，张果等[29]依托因子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研究了成都市城乡一体化动力机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社会人口因素是城乡一体化的主要驱动力。立足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张子珍等[30]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交通通达性、生态环境以及政府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刘融融等[31]则通过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了城乡融合发展的部分动力因素，发现空间集聚、经济总量、投资生产、城乡往来、社会保障和生活水平会对城乡融合发展产生显著影响。由于城乡融合发展同空间因素密切相关，更多的研究将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纳入实证研究的考量范围。例如，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廖祖君等[32]证实了经济集聚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效应；周佳宁等[1]则证实了财政分权、财政支出、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李文宇[33]基于空间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进行研究，发现本地市场效应、市场一体化效应、生活成本效应、拥挤成本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动力因素；舒季君等[34]则基于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效应，发现数字经济可以有效驱动区域城乡融合发展，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纵观上述研究成果，围绕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动力机制开展了大量研究，为科学理解“城乡融合发展动力机制”这一复杂系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视角、研究思路及方法借鉴。然而，现有研究多限于动力机制的定性介绍、动力因素的主观分类以及个别影响因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分析，并未深入探究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总体而言，目前学术界对城乡融合发展动力机制及动力因素的探究尚缺乏系统性，对城乡融合发展驱动路径的研究还相对欠缺。为此，本研究将从系统的整体视角出发，综合采用扎根理论和ISM方法，对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及驱动路径开展研究。本研究旨在实现以下目标：第一，通过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因素进行探索性研究，明确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动力因素，构建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模型，以期拓展现有城乡融合动力机制相关理论的研究深度；第二，通过采用ISM方法探索城乡融合发展关键动力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而探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驱动路径，以期为城乡融合发展动力机制理论体系提供重要补充。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采用扎根理论对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进行探索性研究，需要获取海量的原始文本资料并对其进行概念范畴化处理以科学提取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因素。本研究将城乡融合发展相关的重要期刊文献及政策文本等资料作为扎根理论分析的初始数据来源。其中，期刊文献资料通过CNKI数据库进行收集，政策文本资料则来自国家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意见及各地区贯彻落实城乡融合发展相关的实施意见中关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具体数据收集过程如下：在CNKI数据库中采用“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等关键词对“篇名”进行检索，为确保数据质量，只筛选CSSCI数据库中的期刊文献，数据截至2021年5月（该时间为数据收集时间），共收集到473篇文献。然后，根据文献摘要内容剔除无关的文献，进而进一步筛选与“驱动城乡融合发展”密切相关的文献共计121篇。政策文本资料的收集主要通过人工筛选国家及各地区以公开出版的方式向全社会发布的与“驱动城乡融合发展”密切相关的政策性文本共计23份。选取重要期刊文献及政策文本作为扎根理论分析的主要资料来源的原因在于：重要期刊文献具备大样本及数据密集的特征，且这些文献在出版前均须通过严格的同行评审，故其研究成果及相关论述具有很强的先进性和可靠性，非常适合作为扎根理论分析的质性材料来源。政策文本通常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各级人民政府等权威部门的名义发布的，其相关内容在出台前均经过了深入调研、层层论证、逐级审查、程序严密的制定过程，具有很强的公信力、权威性和代表性。

（二）扎根理论

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是一个非结构化、随机性强、各影响因素错综复杂的系统，因此仅采用定量分析方法难以全面且科学地获取相关数据，也会遗漏重要质性数据；而仅仅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简单归纳以提取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的方式存在主观性过强、可信度不高的缺陷。考虑到扎根理论方法强调运用系统化的程序发展理论，可以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适合缺乏理论解释或现有理论解释不足的研究，常常被用来探索和归纳某一现象的成因。故此，本研究拟采用扎根理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因素进行探索性研究，进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模型。

（三）解释结构模型

解释结构模型（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SM）是由美国学者Warfield于1974年创建的一种系统科学分析方法。由于ISM可以直观地呈现出有关系统元素之间复杂的影响关系，因而该方法尤其适用于结构特征模糊、包含元素较多且内部元素之间关系异常复杂的系统。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间作用关系复杂，各因素之间存在着间接或直接的影响关系，因而满足ISM的适用条件。作为一种经典的系统结构建模方法，ISM将系统的整体结构以及系统内部元素之间的具体关系有条理地呈现在一个多级递阶的有向图模型中，为明确系统内部元素之间的复杂作用关系提供了极大便利。相较于其他传统的因素分析方法，ISM克服了被调查者数量的限制，可基于有限调查者的观点探析系统要素的层级结构以及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故将其应用于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的传递关系研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科学性。鉴于此，本研究拟采用ISM方法探索城乡融合发展关键动力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而揭示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驱动路径。

三、 基于扎根理论的城乡

融合发展动力因素模型构建

（一）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一个反复阅读原始文本材料，在充分熟悉和理解相关论述含义的基础上打乱原材料，通过赋予概念不断收敛原材料，并用新的方式将原材料重新组合起来的过程。在编码的过程中，头脑中不能有任何预先形成的概念，必须保持开放的态度，逐字逐句、逐个事件地进行比较分析，获取最接近数据本质的概念和范畴。在编码过程中，首先从原始文本资料中识别同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有较强关联的语句，剔除包含无效信息或信息量较少的文本，经过多次分析整理，最终得到317条原始语句及相应的初始概念。由于初始概念中多数重复或含义接近，故仍需进一步对其进行提炼和归纳。在删除了频率很小（少于两次）的初始概念后，对剩余概念的内涵及性质进行描述，将其整合、重组，进而归纳出13个更加抽象的范畴，见表1。

表1 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的开放性编码示例

（二）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的目的是聚焦、整合数据，将开放性编码之后得到的范畴进行分类，以新的方式对其重新排列整合并得出主范畴的过程。在开放性编码阶段，原始文本资料被分裂成不同等级和不同类型的代码，进而通过概念化的过程被归纳为13个初始范畴；在主轴编码阶段，要把范畴的属性和维度具体化，把主范畴和对应范畴关联起来，并探究它们的内在联系。为确保这一过程的科学性，首先，成立了研究小组追溯原始语句，进而对概念范畴的性质和内容展开了深入讨论；随后，研究小组进一步寻找各初始范畴共同的内涵与外延，并据此将属性接近的范畴“聚敛”起来；最终，通过对这13个初始范畴的深入分析和整理，并经过反复归类、讨论和调整，共归纳出5个主范畴，包括经济自发力量、科技人才力量、政策制度力量、区域协同力量、宏观环境力量（表2）。在开放性编码中获得的“城乡要素市场化程度”“城乡产业转型升级”“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属于“经济类”范畴，这类范畴主要通过促进要素自发地在城乡之间进行双向流动的方式驱动城乡融合发展，因而被归纳为“经济自发力量”。“科技化和信息化”“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引进及培养”主要与科技发展和人才引进等因素密切相关，因而被归纳为“科技人才力量”。“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公共财政制度优化”和“城乡社会治理体系优化”属于“制度类”范畴，这类范畴主要通过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制度性改革政策间接驱动城乡融合发展，故被归纳为“政策制度力量”。“城乡协同合作”和“城乡合理统一规划”体现了“协同”和“统一”的思想，强调城乡二者在各方面的协同和统筹，故被归纳为“区域协同力量”。“宏观发展环境”和“战略发展环境”主要涉及城乡融合发展相关的宏观社会经济环境和战略环境，故可被归纳为“宏观环境力量”。

表2 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

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三）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指围绕原始资料中提取的核心范畴，系统地与其他范畴之间建立联系，验证彼此之间的关系，同时把概念化尚未发展完备的一些范畴进行完善的过程。本研究的扎根理论分析主要以“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为出发点归纳、整理和概括出其他的概念和范畴，故可将“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定义为研究的核心范畴。通过对5个主范畴同这一核心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逻辑梳理及分析对比，得出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主范畴典型关系结构及其内涵，见表3。其中：经济自发力量是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科技人才力量是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动力；政策制度力量是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外生动力；区域协同力量是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协同动力；宏观环境力量则是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环境动力。在此基础上，构建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模型

表3 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

主范畴典型关系结构及其内涵

由图1可以看出，城乡融合发展主要包含13个关键动力因素，根据各动力因素的属性特点可进一步将其归纳为经济自发力量、政策制度力量、科技人才力量、区域协同力量和宏观环境力量5大类。其中：“经济自发力量”属于城乡发展系统内部形成的促进“要素自发地在城乡之间进行双向流动”的一种驱动力量，因而被定义为“内生动力”。“政策制度力量”属于决策者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制度性改革政策所产生的驱动力量，属于外部施加的一种力量，因而被定义为“外生动力”。“科技人才力量”是整个城乡发展系统得以持续演进的基础，故被定义为“基础动力”。“区域协同力量”体现了“协同”和“统一”的思想，故被定义为“协同动力”。“宏观环境力量”主要反映了宏观社会经济环境和战略环境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作用，故被定义为“环境动力”。

四、基于ISM的城乡融合发展驱动路径分析

(一）城乡融合发展动力机制的ISM模型构建

1.建立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的邻接矩阵

应用ISM模型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通常可采用专家咨询法对系统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科学判定。本研究首先将前文所归纳的13个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因素范畴定义为ISM模型的动力因素集合F，并对各动力因素进行如下编号：城乡要素市场化程度（F1），城乡产业转型升级（F2），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F3），科技化和信息化（F4），科技成果转化（F5），人才引进及培养（F6），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F7），公共财政制度优化（F8），城乡社会治理体系优化（F9），城乡协同合作（F10），城乡合理统一规划（F11），宏观发展环境（F12），战略发展环境（F13）。

然后，借助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城乡融合发展相关研究领域的20位专家（包括10位高校专家学者及10位政府部门管理者）发放问卷，在这些专家对13个关键动力因素进行综合评估与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动力因素间的直接影响关系得到初步确认。鉴于专家对于部分因素之间影响关系的意见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在确定动力因素之间直接影响关系是否存在时，研究设置阈值为90%，即超过90%的专家认为两动力因素之间存在直接影响关系时，直接影响关系才被认为成立。最终确定唯一的邻接矩阵A(A=[aij]n×n），其中：n为动力因素的个数，aij为矩阵元素，i、j为动力因素编号。若Fi对Fj有直接影响，则aij为1；若Fi对Fj无直接影响，则aij为0。它是一个只有0,1元素的矩阵，见表4。

表4 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ISM模型邻接矩阵

注：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编号名称见正文4.1.1节。

2.建立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的可达矩阵

根据公式M=(A+I)k-1≠(A+I)k=(A+I)k+1依次计算A+I,(A+I)2，…，（A+I)k。其中，I表示与邻接矩阵A同阶次的单位矩阵，用以反映因素本身的可达性，k为运算次数。据此通过Matlab编程计算出可达矩阵M，见表5。

表5 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ISM模型可达矩阵

注：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编号名称见正文4.1.1节。

3.建立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的级间可达矩阵

依据可达矩阵M，计算出全部因素的可达集R(Fi）与前因集A(Fi），如果R(Fi）∩A(Fi)=R(Fi），则R(Fi）为最高级因素集，找出最高级因素集后，即可相应地划掉其在可达矩阵中相对应的行与列，接着再从剩下的矩阵中寻找新的最高级因素。循环计算，直到找到各级所包含的因素集，表6显示了最后的分层结果。

表6 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分层迭代

注：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编号名称见正文4.1.1节。

依据表6获得的5层因素的先后顺序以及关联有向图中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建立级间可达矩阵R0（表7）。

表7 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级间可达矩阵

注：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编号名称见正文4.1.1节。

本研究中{F1,F2,F3,F7,F12}、{F8,F9,F10,F11}和{F4,F5}属于强连通块（指在一个区域内同级要素间相互可达到的要素），代表城乡融合发展动力机制中这几个动力因素之间的关联性非常强，能够相互影响，对强连通块内的某个动力因素进行强化或者削弱，强连通块内其他动力因素也会得到强化或者削弱。在F1、F2、F3、F7和F12中选取F1；在F8、F9、F10、F11中选取F8；在F4、F5中选取F4，则可以得到经过排序的缩减可达矩阵R1（表8）。

表8 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缩减可达矩阵

注：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编号名称见正文4.1.1节。

最后根据动力因素的层级划分和可达矩阵所反映的动力因素间的影响关系，构建出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如图2所示。图2中，最顶层表示系统的最终目标，往下各层分别代表上一层的直接驱动因素，箭头代表节点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关系。通过建立动力因素系统的解释结构模型，动力因素间的内在关系、重要程度等一目了然。由此，该模型界定了13个关键动力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从而可以反映城乡融合发展动力机制的内在作用机理。

（二）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驱动路径分析

从图2中可以看出，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因素系统是一个包含5层动力因素的多级递阶结构，各层级动力因素之间联系较紧密，各动力因素通过不同的路径和方式对城乡融合发展产生影响。F1、F2、F3、F7、F12是驱动城乡融合发展最高一级的因素，以这五个动力因素为终点，所有的动力因素构成了不可分割的系统。

图2 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

结合各动力因素的具体内涵（表2）可知，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外生动力，F7）主要通过改善城乡要素市场化程度（内生动力，F1）间接驱动城乡融合发展，宏观发展环境（环境动力，F12）主要通过发挥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内生动力，F3）、促进城乡产业转型升级（内生动力，F2）等途径驱动城乡融合发展，故F1、F2、F3（内生动力）是在第一层动力因素中占据主导的因素。其中，F1直接决定了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程度，相较于F2、F3而言，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属于内生动力（即第一层动力因素）中最关键的因素。

第二层动力因素由外生动力（F8、F9）和协同动力（F10、F11）组成，两种动力共同作用于第一层动力因素进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其中，外生动力作为内生动力的重要补充，除了为内生动力提供政策制度支持之外，还可通过对财政资源及公共产品配置的合理调控直接矫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及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从而回应城乡融合发展关于城乡居民社会福利均等化的基本要求。相较而言，协同动力主要通过城乡发展不同维度的协同合作以及城乡合理统一规划来改善内生动力及外生动力的驱动效果，从而间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因此第二层动力因素以外生动力为主导。外生动力中的F8可直接促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较F7和F9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效应更为直接和明显，故属于外生动力（即第二层动力因素）中最关键的因素。

第三层、第四层和第五层动力因素属于城乡融合发展驱动路径中最底层的动力因素，包括F4、F5、F6（基础动力）和F13（环境动力），其中F13是城乡融合发展驱动路径的起点，主要通过加强人才引进及培养（基础动力，F6），进而改善科技化和信息化（基础动力，F4）、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基础动力，F5）等途径驱动城乡融合发展。在第三层和第四层3个基础动力（F4、F5、F6）中，F4有助于打破城乡地理场所的空间尘封，加速城乡之间的信息交流，监控和改善城乡生态环境问题，提高城乡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因而会对城乡融合发展产生显著的驱动效应；而F5和F6会通过促进F4间接驱动城乡融合发展，故F4较F5和F6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效应更为直接和明显，属于基础动力中最关键的动力因素。

总体而言，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路径复杂，自下而上每一层动力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连接起来即形成一条驱动路径。由上述分析可知，内生动力是第一层动力因素中占主导的因素，外生动力是第二层动力因素中占主导的因素，而基础动力则在“最底层”动力因素中占主导地位。这说明内生动力在城乡融合发展驱动路径中扮演了“最直接”的角色，因而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效应最明显；而外生动力和基础动力则扮演了“间接驱动”的角色，因而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效果往往弱于内生动力。由此可以得出，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驱动路径为“基础动力→外生动力→内生动力→城乡融合发展”。通过分析各动力因素的具体内涵，可以进一步发现，城乡融合发展关键驱动路径的具体对应范畴为“战略发展环境→人才引进及培养→科技化和信息化→公共财政制度优化→城乡要素市场化程度→城乡融合发展”。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针对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及驱动路径进行了理论探索，构建了由13个关键动力因素构成的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模型，并探讨了各关键动力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而探明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驱动路径。研究发现：城乡融合发展主要包含内生动力、外生动力、基础动力、协同动力和环境动力5大类关键动力因素；城乡融合发展动力机制系统是一个包含5层动力因素的多级递阶结构；“基础动力→外生动力→内生动力→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驱动路径，基于关键动力因素内涵分析的具体对应范畴为“战略发展环境→人才引进及培养→科技化和信息化→公共财政制度优化→城乡要素市场化程度→城乡融合发展”。

从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实际来看，以往研究普遍认为城乡要素流动不畅、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资源错配等问题是制约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症结，而解决这一症结的现实取向离不开“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是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重要渠道，而“有为政府”则是维护市场秩序、确保城乡公平的基本保障。在城乡融合发展关键驱动路径中：内生动力属于最表层的主导因素，意味着这类因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效应最直接、效果最明显，此研究发现同以往研究所倡导的“有效市场”思想相吻合。研究显示除改善城乡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外，促进城乡产业特色发展、布局优化、结构升级并充分发挥经济增长对周边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溢出效应也是解决城乡资源错配问题、激活城乡融合发展内生动力的有效方式。外生动力属于承上启下的主导因素，这类因素一方面可通过对财政资源及公共产品配置的合理调控等方式直接矫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及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另一方面还可通过市场化改革、维护市场秩序等方式间接驱动城乡融合发展，此研究发现同以往研究所倡导的“有为政府”思想相吻合。研究显示外生动力主要体现在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公共财政制度优化（包括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基础设施建设机制等方面的优化）和社会治理体系优化（包括政府行为规范体系、城乡跨域协同治理体制机制等方面的优化）3个方面。基础动力属于最深层的主导因素，主要包括提高城乡社会科技化和信息化水平、加强城乡（尤其是农村地区）高素质人才的引进及培养、改善城乡科技成果转换等方面，是以往研究常常容易忽视的关键动力因素。此类因素往往通过改善外生动力或内生动力而间接驱动城乡融合发展。例如，城乡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会改善城乡交通通信的便捷程度，从而间接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另一方面也会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的问题。此外，本研究所归纳的另外两大类动力因素（协同动力与环境动力）在以往的城乡融合动力因素相关研究中也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必要结合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实际针对这些动力因素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主要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1.遵循市场逻辑，充分发挥市场在城乡资源要素配置方面的功能。

研究表明内生动力是对城乡融合发展影响最为直接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城乡要素市场化程度直接决定了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程度。因此，管理者应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政策体系，最大程度地破除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壁垒，充分释放要素红利，为城乡二者自发实现深度融合提供前置条件。与此同时，也应根据不同区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相应策略，促进城乡产业特色发展、融合创新、布局优化、结构升级，加强区域内部之间的联系，充分发挥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从而进一步激活内生动力潜能。

2.加强政府支持，持续转化政府经济职能。

由于外生动力是城乡融合发展关键驱动路径中的动力因素，管理者应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和改善城乡市场运行秩序、强化支农惠农强农政策等方面出发，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加强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释放改革活力和红利；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基础设施建设机制、公共财政制度创新等方面优化城乡公共财政制度；在政府行为规范体系、城乡跨域协同治理体制机制等方面改善城乡社会治理体系，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政策制度保障。

3.借力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型信息技术，赋能城乡社会治理模式创新。

研究显示基础动力在“最底层”动力因素中占主导地位。因此，管理者应重视基础动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作用，加强信息技术和城乡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为抓手，以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推进城乡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与此同时，也应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加强农村地区高素质人才的引进和培养，鼓励知识创造，加快促进城乡各类科技成果转换，加快城乡创新要素流动，助力提高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协调发展的生产力。

4.加强城乡协同合作，充分释放城乡协同治理效能。

研究发现城乡协同合作和城乡合理统一规划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动力因素。因此，管理者可以考虑制定区域内部城乡发展定向合作计划，构建府际协调机制，深化府际协同，健全城乡融合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建立跨区产业合作平台，改善区域城乡政策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城乡生态布局、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利用等方面的统一规划，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凝聚合力。

5.根据不同区域的宏观发展环境，因区施策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

由于环境动力也是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动力因素，管理者应综合考虑各地区宏观经济发展水平、户籍城镇化发展水平、区域经济的均衡、协同发展情况、城乡资源禀赋等因素，适应各地区城乡发展的不同特点和现实需求，因地制宜制定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战略及具体方针政策，从而充分发挥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势能。

6.强化顶层设计，全方位统筹、多方面联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研究发现“战略发展环境→人才引进及培养→科技化和信息化→公共财政制度优化→城乡要素市场化程度→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融合发展最关键的一条驱动路径。为促进城乡深度融合发展，决策者有必要从顶层设计的视角，将城乡发展宏观战略、乡村人才振兴、科技和新型信息技术发展、政府政策支持和激发市场活力等方面统筹起来，把“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理念贯彻到关键驱动路径的每一个环节中，从而进一步提升多层次联动治理效能。

参考文献和注释

因排版有限，参考文献和注释不在正文中列出，有需要参考文献和注释的读者，请点击链接<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因素及其驱动路径>下载PDF全文（有效期7天）。

（本文编排：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