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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曾出现过强大的波斯帝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19世纪后，伊朗逐渐沦为英俄的半殖民地，并为追求民族独立进行了不懈斗争。1925年，巴列维王朝建立，伊朗基本取得民族独立。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进行了激进的世俗化改革，并在外交上依附西方，最终导致1979年爆发由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同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
此后，在1979～1989年霍梅尼任最高宗教领袖主导伊朗期间，该国逐步确立伊斯兰共和的政治体制。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伊朗进入哈梅内伊任最高宗教领袖的时期，并先后经历了拉夫桑贾尼（1989～1997年）、哈塔米（1997～2005年）、内贾德（2005～2013年）、鲁哈尼（2013～2021年）四任总统的完整任期。今年5月，2021年当选总统的莱希因坠机遇难，导致伊朗不得不提前举行大选，最终改革派人士佩泽希齐扬当选总统，伊朗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45年来，对内探索传统与现代特征兼具的伊斯兰共和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对外摆脱了巴列维王朝时期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依附。不过，伊朗在增强国家独立性的同时，也遭遇了诸多困难与挑战。
伊斯兰共和制与革命外交的确立
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针对的是巴列维王朝，全面伊斯兰化和“输出革命”外交则是实现伊斯兰革命的基本方式。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并非纯粹的宗教革命。从革命力量构成来看，其具有高度混合性，主要包括宗教人士，资产阶级政党人员及教师、作家、大学生等知识界人士，以商人为主体的中小资产者以及工人、普通市民等社会民众。从革命对象来看，对内是反对巴列维王朝推行全盘西化“白色革命”的君主专制政权，对外是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干涉与控制伊朗。因此，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具有民族民主革命色彩。
霍梅尼的政治思想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和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内容有三：一是主张政教合一，强调伊斯兰教是“礼拜与政治连结在一起、政治活动以礼拜为形式的宗教”；二是建立伊斯兰政府，实行伊斯兰教法学家统治；三是反对君主制，主张建立共和制立宪政府。但由于伊斯兰革命力量构成的混合性，霍梅尼的政治理想并非一蹴而就，经过与反对派的激烈斗争，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伊朗才真正确立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1979年颁布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是确立伊斯兰共和制的根基所在，其核心内容包括：实行教法学家统治，法基赫（宗教领袖）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制的权力中枢；国家实行伊斯兰共和制，议会和总统均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离，但它们都必须在法基赫的监督下运作。此后，霍梅尼扫除了主张世俗化、亲西方的反对派力量，在内政外交领域推行全面的伊斯兰化。
在经济上，霍梅尼既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伊朗宪法规定“根据伊斯兰原则建立公正合理的经济”；国营、合作经营和私营是伊朗的三种经济成分；“禁止垄断、投机、放高利贷和非法交易”等。在经济政策上，土地改革、国有化运动和扩大政府干预构成了伊斯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但从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来看,霍梅尼时期伊朗经济十分不稳定,除农业发展较巴列维王朝时期有较大增长外,伊朗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石油收入在总体上都呈下降趋势。
霍梅尼外交思想的核心是通过“输出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在伊朗建立伊斯兰政府，再输出伊斯兰革命到其他伊斯兰国家，最后传播到全世界。在伊斯兰革命外交思想指导下，彼时伊朗外交呈现出三大鲜明特征：一是以反美为主的反西方外交；二是以反苏联为主的反东方外交，不过在实际操作中伊朗反西方甚于反东方；三是“输出革命”的地区外交。伊朗“输出革命”的直接对象是其海湾邻国，主要方式包括大力宣传伊斯兰革命，通过经济和军事援助支持海湾国家伊斯兰政治反对派等。
综合来看，在这一时期，伊朗奉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革命外交政策，其结果是导致伊朗在海湾地区四面树敌，在东西方之间也十分孤立。更重要的是，该政策导致伊朗在经济上也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损失严重。
保守派与改革派轮替的“钟摆效应”
国家的内外交困使霍梅尼在其领导伊朗的最后两年，将改革伊斯兰政体提上议程。1988年成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国家利益确定委员会和1989年修宪都是其改革的重要举措，总统领导的政府权力因此增强，宗教权力相对下降，但国家政体仍以宗教领袖为核心。修宪后，总统哈梅内伊被推举为最高宗教领袖，务实派人士拉夫桑贾尼当选总统。此后，务实温和的改革派与更靠近宗教领袖的保守派在伊斯兰政体下围绕内政外交斗争较量，并进行政治轮替，构成了影响伊朗各领域发展的主导因素。
在拉夫桑贾尼的领导下，伊朗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政治领域，其改革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构建以务实派人士为主的“建设内阁”，这标志着伊朗政权已过渡到“实用伊斯兰主义”；二是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开放言论，扩大政治参与。在经济领域，确立了经济自由化方针，主要内容包括：对主要产业实行私有化；解除对经济活动、银行和金融业的国家管制；鼓励外国投资者直接进入伊朗投资；举借外债；激活、扩大德黑兰股票交易所，实现股票交易现代化；在全国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货币政策改革；放开物价管制等。这一时期，伊朗的经济改革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经济保持了较高增长。但由于海湾战争后国际油价下滑导致伊朗石油收入下降，国家建设资金出现短缺，以及货币贬值、关税下降拖累伊朗工业发展进程等因素，改革屡屡受挫。在外交领域，尽管伊朗在整体上没有放弃“输出革命”的口号，但在实践上呈现出逐步降温的趋势。伊朗外交政策走向务实开放，其与海湾国家关系得到巨大改善，与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的关系也得到相对缓解，但美伊关系依然处于紧张对峙状态。
在1997年和2001年的总统选举中，务实派候选人、开明宗教人士哈塔米两次当选总统。哈塔米在政治上主张遵守伊斯兰宪法和法律,以法治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实行政治多元化，同时强调应将伊斯兰教的法律、传统与个人的权利、自由和西方法治国家及公民社会的观念相结合。哈塔米的政治举措包括：建立年富力强、以专家为主的内阁；塑造高效廉洁的政府形象；推进社会民主改革，实行法治，进一步放松政府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管制等。在哈塔米执政的第一任期，其政治改革取得一定成就，尤其是在政治开放上取得进展。在经济上，坚持国营、合作和私营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对非战略性经济部门实行私有化，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出口多元化，构成了哈塔米经济改革的主要方向。在外交上，哈塔米提出不同文明应相互对话，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思想。在该思想指导下，哈塔米政府在改善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关系、改善与欧盟关系、松动与美国的对抗僵局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政策调整。
在拉夫桑贾尼、哈塔米执政时期，很多改革均因保守派阻挠，尤其是保守派控制议会等因素难以彻底实施。2005年6月，保守派候选人内贾德当选伊朗总统，这标志着保守派势力全面回归，伊朗内政与外交政策明显保守化。在政治上，内贾德政府反对政治自由化和多元化，坚决维护和执行伊斯兰教法，对内推行严格的宗教法令。在经济上，他反对私有化，强调社会公正是国家经济发展计划的核心。在外交上，伊朗重回革命外交，坚持强硬的反西方政策，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体系。内贾德的强硬外交对增强伊朗民族凝聚力、提高伊朗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美伊严重对立、联合国安理会就核问题对伊朗的制裁，使伊朗在国际社会日趋孤立，经济损失严重。
此后，伊朗的政治钟摆在2013年向改革派方向回摆。被称为“温和保守派”的鲁哈尼当选总统后，对内主张进行谨慎的政经改革，改善公民政经权利；对外力图通过改善美伊关系、解决伊朗核问题，展示不同于内贾德的战略思维，改变伊朗日趋孤立的国际环境，其最大外交成就是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签署，伊朗的国际环境一度得到巨大改善。但鲁哈尼在进入第二任期后，同样因保守派的阻挠而陷入难有作为的“第二任期诅咒”。2021年，保守派人士莱希的当选使伊朗政治重归保守，直至其遇难。
“困而不倒”的保守与韧性
在改革派执政时期，伊朗国内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经济相对自由，对外政策相对缓和；在保守派执政时期，伊朗国内政治环境则相对保守，经济强调公正，对外政策相对强硬。然而，改革和保守两派均较难彻底改变伊朗所面临的困境。
伊斯兰共和制在总体上是以教法学家治国的保守政治制度，尽管伊朗政治出现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分野和轮替，但这是在总体保守的政治制度下的分化。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在处理这两派关系的问题上，更多是维持一种平衡。从某种程度上说，伊朗的政治钟摆始终控制在宗教领袖及其代表的政治制度之下，改革派执政是伊朗在总体保守的制度下进行国家发展政策调整的方式。
此外，改革派和保守派均难以突破革命外交掣肘。霍梅尼所确立的“输出革命”外交战略，在现实中始终面临实现伊斯兰统一、建立伊斯兰秩序的理想与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之间的矛盾、宗教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矛盾等。实践证明，“输出革命”的外交战略给伊朗国家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在后霍梅尼时期，伊斯兰因素对伊朗外交的影响在整体上呈现明显下降态势。但基于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权属性，伊朗仍无法从根本上摆脱霍梅尼“输出革命”外交遗产的掣肘。
不过，回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45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肯定的是，其在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探索伊斯兰民主方面的尝试，对于否定巴列维王朝时期的君主专制、激进世俗化、对外依附等弊端有积极意义。伊朗在遭遇西方长期压制和制裁的处境下仍成功维持了国家生存，也展现出伊斯兰共和体制的韧性。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本文为202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国际体系与中东地区互动关系研究”〈22JJD810023〉和2023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重大科研项目“当代中东国家对外关系史研究”〈202311400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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