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注：本文作者为蒋述卓，30岁时考入华东师大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文艺理论家王元化教授，获得文学博士，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首发“羊城派”，特此分享。
2024年7月27日，朋友圈里刷屏的是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比较文学的创会会长乐黛云在凌晨去世的消息。
我也在朋友圈里转发了这条消息：带领我们走进比较文学学科的人走了。
今年3月我去北京大学开会时曾想去探望乐黛云先生，但问了许多朋友，都说她目前的状况是谢绝见客，我期望着她尽快能康复，还能再见她一面，没想到现在这却成了无法实现的奢望。
我的学术研究虽然不是专门研究比较文学的，但她主张的跨学科研究却深深影响到我，尤其是她在我学术的起步时就尽力推荐与提携我，这让我十分感激。
那是1988年，我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写完博士论文《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并且答辩之后，经我的导师王元化先生推荐，让我将论文寄给北大的汤一介教授指正，看看还存在什么问题。我将论文寄出了，随即就来广州暨南大学工作了。当时留的地址就是广州的地址。
大约在年底，我接到了来自北京大学的信。打开一看是乐黛云先生写给我的信，说她和汤先生都读到了我的博士论文，里面的内容与方法既体现了东方文化之间交流，也有比较文学的意识，现在季羡林先生要主编一套“东方文化”丛书，她是丛书的编委正在做组稿工作，想将我这本书纳入进去，不知我是否愿意。
那时我并没有见到过她和汤先生，只是从王元化先生那里知道他们是夫妇。当时我也没见过季先生，后来季先生来我校参加石景宜赠书仪式时，我去机场接他才第一次见面。
我当然是受宠若惊，赶快回信表示同意，并对她表示感谢。接下来就是与她推荐的江西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联系，书在1990年9月就顺利出版了。
一个刚毕业的博士，能得到这样的好机会，实在是难得的，这激励着我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自觉地采用比较文学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这是我的运气，但它来自乐先生和汤先生对后辈的无私提携和推荐。
那时学术界以及出版界风气就是如此的纯净，值得怀念。
1991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贵阳召开年会，我在暨南大学饶芃子教授的带领下参加了此次会议，第一次见到了乐黛云先生。
她留着干练的短发，讲话像发机关枪发射一样，一连串的，让你觉得赶不上她的思维。她的脸上总是笑呵呵的，一下子就拉近了你和她的距离。
我在那次的小组会上做了发言，题目是《佛教的“心动说”与中国文艺美学的心性理论》。
就在那次会议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决定成立比较文学青年委员会，我与陈跃虹、高旭东等人被推荐为领导班子成员，我还是牵头人。乐先生要我们积极开展工作，组织青年学者召开学术会议、开讲习班等。
后来，我们在北大比较文学所开了一次工作会议。那时学会主办的《中国比较文学通讯》还对此做过报道。
再后来，乐先生一度来到深圳大学工作，我们的接触就多起来。
记得有一次她从香港回来，还是我去广州火车站接她的。
她带的书太多，又要转车去外地开会，要我帮她把那些书寄去北京她家。当送走她上车时，她专门拿出20元钱，要我收下当作邮费，说她与汤先生工资高，也没有什么花费；但年轻人工资不高，不能让我既出力又出钱。我自然不能收，但她考虑得那么周详，站在年轻人的角度看问题，让人感动。
我在陈跃红（“必记本”注：曾任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中文系系主任。1988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师从乐黛云先生读比较文学硕士）的带领下去过乐先生在北大的家，拜会了乐先生和汤一介先生。那时，陈跃红刚刚读完乐先生的硕士留校工作。
有一段时间，我应中国文化书院所邀，为书院编书院导师“王元化集”，与汤先生有过联系，但已经是直接打他家里的电话了，反而没有书信的来往。好在我还保留着乐黛云先生给我的信件，去年我复印出来，拿去广州北京路新华书店的“花城书屋”展出过半年。
深切怀念我的学术领路人乐黛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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