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1919-1982)原名冯亚珩,四川省仁寿县人。1938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投奔延安,开始以画笔为宣传工具献身革命,因仰慕石涛和鲁迅,易名石鲁。曾任西北美协副主席、《西北画报》社社长、中国美协第一届理事、第二、三届常务理事、中国美协陕西分会主席、中国书协陕西分会主席。石鲁是长安画派的主将,因其经历富于传奇,而被认为是当代画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耀眼、最有个性的一代大家。石鲁早年学习中国传统绘画,进入创作期以后,艺术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40年代和50年代,以比较写实的通俗人物故事画宣传社会革命,代表作有木刻版画《打倒封建》和彩墨画《长城内外》。第二阶段60年代,一方面以叙事、抒情、象征手法结合的巨幅历史画《转战陕北》取得了突破,另一方面以《南泥湾途中》等一批新山水画成为“长安画派”最有影响力的画家。第三阶段70年代,他以花鸟大写意为主,创作了一批极具个性化的诗、书、画、印,具有强烈的主观表现性,以强力提按的用笔和激烈抒情的品格构成了对传统书画的变革,成为书画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艺术家。石鲁,祖籍江西景德镇,其高祖迁四川,贩药售棉成为巨商,遂家仁寿县文公镇,成为当地第一大粮户。建冯家大庄园,藏书十余万册。石鲁少时,家庭文化氛围颇佳,这使他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但石鲁一直具有抗争精神,反抗私塾先生,反抗家庭。
石鲁“石鲁先生的巨幅代表作《转战陕北》,就挂在国博的中央大厅,和董希文先生《开国大典》位置并列,这是50年代石鲁为国博专门画的一幅作品,也是中国革命艺术的一个顶峰。”“造反派”曾把他当作“苏修特务”抓进监狱,严刑拷打。可是刚押回西安,他看见赵望云便说:“望云,我们搞国画创新才刚开了个头,被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了。不要泄气,再干起来!”“不经沧海难为水,再上高山更一峰!”言志之诗,字字千斤。他们心领神会的暗示,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创新,要重整旗鼓,振兴长安画派。在卒然临头的日子里,他心里依然想着中国画的创新。人责我怪我何怪,不屑为奴偏自裁。
人谓我乱不为乱,无法之法法更严。
人笑我黑不太黑,黑到惊心动魂魄。
野怪乱黑何足论,你有嘴舌我有心。
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石鲁是个大才、全才。在当代艺坛上,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同时具有形象思维和理论思维的敏锐,同时在诗、书、画、印的综合成就上达到如此的高度,于绘画这一部分又同时在人物、山水、花鸟这几大类均取得突破。——美术史论家、书画家刘曦林石鲁的画,大都是在灵感的冲动中画出来的,冲动一过,画也就结束了——冲动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而且即使有了,也不会持久。所以,统观他的画作品,我们只能说,石鲁留下的是一个个精彩的“碎片”。——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刘墨石鲁后期在书画上的印章常常是“冯门九子”,意在表明自己的身世。石鲁生于四川仁寿一大户人家,家藏万册,颇受家庭文化氛围影响。15岁的石鲁在东方美专学习国画、素描、色彩、写生等课程。此时的石鲁发现石涛、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等画家与自己心性十分接近。他极善于学前人,如石涛、八大山人、龚贤、虚谷,乃至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妙处皆不露痕迹,不忘自家本位。从他的小画中可以看出大格局来,对笔墨的敏感也展现充分。统观石鲁的艺术历程,其脉络比较清晰。20岁时,石鲁从天府之国转向黄土高原。此前石鲁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人画抒情写意的艺术观,以及在当时流行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目的论。到了延安后,石鲁的艺术方向发生变化,坚持从事速写练习和连环画、插图、版画创作。进入50年代后,石鲁恢复了中断10年的中国画创作,从美术普及回归艺术创作,此后不久的石鲁便渐渐舍弃了“水墨+素描”的写实体系。在这17年中,他由反映生活和大自然的客观真实,逐渐转向突出主观的情感和宏观的表现,从工谨的、小写意的手法跨向纵笔写意的阶段。以《转战陕北》等一批精品为标志,形成了人物、山水画的第一个高峰期,把现代人物画和山水画的创作观念引领到一个新的层次。石鲁同赵望云等一批长安画家,在黄土高原上扬起了一股强劲的“西北风”。1961年的“西安美协国画研究室习作展”,影响甚大,始被誉为“长安画派”,与傅抱石为核心的“江苏画派”(又称“新金陵画派”)筑立于当代中国画史,从而改变了现代中国画史上地域性画派的重心。就艺术探索而言,石鲁的成就主要在60年代前期。他从现实生活出发去改造形式、革新技法,而不是依照成法去套生活。重视独创和构思的惨淡经营,又能抓住生活中获得的直观印象。这些,构成了那一时期的真正现实主义的特色。观石鲁的中国画,人物、山水、花鸟题材均有涉足。就其人物画而言,石鲁强调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天人合一”观。其中从侧面表现历史的《转战陕北》,将人物与陕北高原塑为一个整体,最具代表性。1959年,石鲁创作的《转战陕北》,奠定了他在美术界的地位。他画了别人从未画过的题材——黄土高原。画上没有一棵树,一棵草,全是黄土,但他表现得好,令人耳目一新。最后他总结,石鲁填补了画史上一个空白。石鲁的花鸟画创作晚于人物和山水。60年代初,花鸟画虽不多,却颇富新意。70年代初,石鲁突然发现了花鸟画这个便于以比兴之法抒写情意的利器,以主观意识的高扬、内在冲动的爆发、金石力度的强化和笔路的狂放诡奇为主要特征,区别于60年代花鸟画,成为石鲁后期狂放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1975年后,石鲁所作多花鸟作品,用笔与以前的圆润不同,多作三角形用笔,更概况,更抽象。从笔墨两方面来说,石鲁的墨色用得极好,他画的一幅小兔子的墨色,其透明处甚至不比虚谷的差。不过,他的用笔就不行了,很少能有耐看如齐白石、黄宾虹那样的线在他画中出现。有人直言,石鲁用笔很少有耐看的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问题出在他的书法上。石鲁的书法不仅生硬,而且还显得蛮横,这种气魄当然是了不得的,可是与中国书法的价值取向相去万里。从新文化运动以来所推崇的“狂”、“乱”、“怪”等,在石鲁的画中表现最为充分,而中国传统画中的优雅与平淡,却不见了一点影子,且晚年的画中有一种“玄虚感”。石鲁 花鸟作品受时代环境的影响,石鲁受到强大的压抑,得了精神分裂症,因而正式创作生涯不过十几年。如石鲁在一些作品的花木、墨色中加入了很多的文字符号,看上去一团热闹,很让人激动,细看却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那绝不是他无意加上去的。当然,归根结底,石鲁有学问,但不太深;对传统有所知,但不够深入。陈传席总结,作为画家,石鲁有第一流的素质,第二流的才情,但因其基础不够雄厚,认识传统不够精深,囿于时代影响,中断了他的发展。因而,他没有达到他应该达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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