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作孽不可活”的叛徒任达哉
任达哉，准确点说不算叛徒,因为他本身就是军统的人,是混入地下党的特务。
他最初是重庆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工人，失业后被发展为军统的通讯员,1945年他混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4月被捕后即交出领导他的上级和其他党员，并带领特务抓捕到负责工运的中共党员许建业,造成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的严重破坏。
据一份国民党对被浦人员审讯记录显示，任达战是其中第一个叛变的人1948年《挺进报》被破坏后在另一份国民党审讯记录中发现了任达哉出卖江姐的材料。任达哉出卖江姐后，还带着特务去乡下抓捕江姐。任达哉出卖了许建业许云峰)和江竹筠(江姐)为敌特的大破坏立下了“首功”。不过,讽刺的是,这位国民党特务机关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最终仍被视为没交待清楚的“共党分子”而被关进渣滓洞,或许这位在国民党内部有死对头,最终这个可耻的假货竟然被国民党特务在渣滓洞枪杀了,
真是死有余辜。
“痛改前非”的涂孝文
痛恨自己叛变革命，不再配合特务,最终被杀害,临刑前高唱国际歌。出卖了江姐、张静芳等十多位地下党员的叛徒涂孝文，是特务发现他无利用价值后将他枪杀的。虽说死得其所，但也悔之晚矣，属于最终饮恨自尽的典型。涂原本是一个有革命理想的人,受党教育多年,但在生死关头他没能经受住考验,从而叛变了革命。他叛变后出卖的革命同志中,就包括当时年轻的万县县委书记李青林(女)。李青林被捕后坚贞不屈,连共产党员的身份也不承认,结果一条腿被老虎凳弄断。特务想不出其它办法,把涂孝文叫去和李青林对质。
涂孝文虽然背叛了革命,但要他当面去指认自己的同志,他的内心还是很痛苦,看到李青林身受酷刑,他竟不敢与李青林对视,双腿也颤抖起来。机智的李青林却先声夺人地当着特务的面骂起了涂孝文:“你这个家伙简直不是个东西!没追求到我就死缠烂打,挨了我的耳光后竟如此来报复我!”面对李青林的痛骂,涂孝文尴尬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支吾了半天没说一句话。后来涂孝文称，“他当时看到李青林受了那么重的伤还那么勇敢，感到很狼狈,根本没勇气反驳她的话。”
这次对质给涂的刺激很大,他开始痛悔自己的叛变,也不再配合特务的审讯。1949年10月28日,特务将涂孝文连同陈然、王朴等10人押到大坪刑场枪杀，涂孝文和其他人都高唱起国际歌,也喊了“共产党万岁”口号。此人罪孽深重，但最后也算迷途知返,保留了一丝气节。
“狡猾投机”的冉益智
解放后冒充脱险志士被揪出,最终审判枪毙。冉益智作为小说《红岩》中叛徒甫志高的原型之一，入狱后表现得非常怕死。他入狱后没好好睡过一晚上觉，曾半夜起床写遗书,白天不停叹气!有时会突然坐下来朝床上打拳。他背叛革命，供出大量地下党组织,罪孽深重。"重庆解放后，冉益智想蒙混过关,他冒充脱险者跑到“脱险志士联络处”去登记,结果被知道底细的同志轰了出去。后来,他又到组织部门去主动汇报情况,着重说明他被捕后保留了一大批组织和地下党员,有一百多人没有透露给特务,希望立功赎罪。但事实上,他被捕后交代了可能影响他的一批共产党员,没交代的都是对他的生命没有威胁和影响的。随后，冉益智心存侥幸,想去上大学,他在交代材料中写道,“不知今后能否准许我以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资格去参加为人民服务。”1951年2月,经重庆市人民法院审判后执行枪决。
“忏悔”叛徒骆安靖
叛徒骆安靖是重庆地下党叛徒中唯一一个既未被特务处死，也没有被人民政府处以死刑而得以寿终正寝的人。在被捕初期,他也曾意志顽强地经受了一些酷刑的考验,譬如“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他都经历了，但依然守口如瓶。可随着后来特务的威逼利诱以及叛徒的劝降,骆安靖动摇了,没能顶住压力，最终为了苟且偷生成为叛徒。
建国后,他写过大量的回忆材料,并这样剖析过自己:我被捕后既不愿出卖组织也不想沦为可耻的叛徒,但又缺乏坚贞不屈和自我牺牲勇气。
据专家解密,骆安靖被捕之初,坚强度高于涂孝文。在特务给他上了“老虎凳”刑具,在加到第四块砖头时,他的意志才开始崩溃,但当时还是不愿当叛徒,采取“说远不说近,说大不说小，说死不说活,说上不说下”的原则,编了一些说辞,以摆脱眼前的皮肉之苦。
解放前夕,骆安靖充满负罪感,在重庆各界群众收殓歌乐山烈士遗骸期间，当时尚未归案的他曾悄悄到现场查看，惨烈景象让他受到了强烈刺激,他对自己的叛变行为表示了悔恨。上世纪70年代,骆安靖刑满释放后,他选择了在监狱就业,跟一位老中医潜心于医术习练,改革开放后,他转到江北一家蔬菜商店工作，于上世纪末去世。他晚年总结出的叛徒哲学是可耻的“我字当头,活命第亠”。
“江湖流氓”叛徒刘国定
帮助特务破获了《挺进报》地下党特别党支部、抓捕了陈然等人的叛徒刘国定，是在江湖上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油子”。他被捕后很快制定了自己的行动原则--将自己手上掌握的地下党情况当作保命的资源，以此与特务做利益交换。特务刘德文对他的评价是“显得浮猾,具有充分的流氓意识”。
据了解，刘国定曾向特务头子徐远举提出，他愿意参加特务工作打击共产党，但自己原来是中共的省级千部,给的地位待遇不能低,起码要当个处长。否则鱼死网破大家都不玩了!他在与特务讨价还价期间,还提出要住在杨家山原戴笠公馆,还要了两个女仆服侍。他对两个佣人随意训斥,每顿没有鸡鸭不上桌,稍不如意就摔杯子砸碗。解放后,刘国定在交代材料中写道:“如果党和政府的处分和惩罚不至于'肉体的毁灭’,我请求能在实际工作中赎罪。”这位想“赎罪”的叛徒，人民最终没有给他赎罪的机会。1951年2月，重庆市人民法庭对罪大恶极的刘国定公审后,执行枪决。
(摘自《历史档案揭秘》2017.1.15)B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