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马斯与以色列通过战争手段未能实现战略目标，再次证明，战争虽能塑造世界，却常以违背初衷、出人意料的方式。
有人说，2025年的中东局势或将更加扑朔迷离，变局、乱局亦或层出不穷。
2024年1月11日，一名以军士兵在哈马斯袭击的发生地巡逻。
让我们一起回顾2024年中东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尝试从中捕捉2025年中东的“确定性”。
文｜陈君清 瞭望智库驻耶路撒冷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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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有的局势
2024年，由新一轮巴以冲突引发的连锁反应和扩散令人震惊。
2024年7月6日晚，以色列民众在耶路撒冷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要求以色列政府在加沙地带停火。
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这场地区事变虽达成部分目标，但未能根本改变巴勒斯坦人的处境。哈马斯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上万名武装人员和“60后”一代领导者被消灭。而以色列在短视频与算法驱动的舆论战中全面失利——战场上的胜利越彻底，政治与民意层面的失利越严重。
这种政治失败将长期存在。在全球民众中形成的不良印象，可能深刻影响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生存方式。这种古老仇恨的再现，更多源自以色列自身僵化且不人道的地缘安全策略。历史告诉我们，类似的全球心理格局和思潮结构的变化，将在未来某一刻重塑欧美、中东的政治版图，最终发展为潜在威胁以色列生存的政治力量。
当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和辛瓦尔决定发动这场被视为巴勒斯坦“最后一搏”的袭击时，他们或已预见自身的结局，却未能预料此举触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导致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垮台，并让以色列自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来重新控制叙利亚戈兰高地新领土。而叙利亚局势的变化，碰倒了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以伊朗为核心的“抵抗轴心”经营几十年的周边投射战略遭遇严重挫败。
2024年10月1日，以军防空系统拦截的发射物从耶路撒冷上空飞过。
2024年的中东局势可以用几个“前所未有”来概括：
其一，巴以冲突规模前所未有。以色列面对来自七条战线的威胁：约旦河西岸的抵抗组织、加沙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伊朗。2024年4月和10月，伊朗史无前例地从本土向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推动巴以冲突引发的地缘危机达到顶峰。
其二，此次冲突波及范围广泛，北至土耳其小亚细亚地区（土耳其多次宣称与以色列切断了所有联系），东至伊朗，南至也门亚丁湾，冲突范围突破“小中东”，扩展至“中东”。
其三，冲突持续时间前所未有。自2023年10月7日爆发以来，冲突已持续400多天，超过了前四次中东战争持续时间的总和。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从未经历如此长时间的冲突。尽管双方都声称取得胜利，但实际上，双方已陷入疲惫，却依然指责对方阻碍停火。加沙的冲突未能带来明确的政治成果，仅延续了地区的混乱。
以色列在2024年最后几个月，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集体斩首”，趁乱占领叙利亚戈兰高地关键军事据点，并摧毁阿萨德政府军80%的军事力量。这些行动标志着以色列自第三次中东战争以来取得的最大规模战术层面的军事胜利。然而，能否将这些战果转化为持久的战略安全，仍充满不确定性。
2024年5月19日，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一名男子呼吁以军在加沙停火。
其四，加沙人道主义危机规模前所未有。据统计，自以色列进攻加沙以来，投掷的炸弹总量超过7万吨，超过二战期间德累斯顿、汉堡和伦敦遭受轰炸的总和。此次冲突造成加沙地区超过4万人死亡，平民死亡人数远超历次巴以冲突总和。加沙地区超过80%的建筑物被摧毁，16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
其五，美以绑定程度前所未有。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了超过179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航空炸弹与防空系统导弹的补充。在以色列与伊朗冲突最激烈时，美国向地中海东部部署了多个航母战斗群，首次向以色列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并考虑部署第二套萨德。在联合国安理会，美国四次动用否决权支持以色列，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外交保护力度。以色列对“什叶派之弧”的持续打击，特别是在美国中东持续战略收缩的背景下，再次证明其作为“安全工具”的地缘价值以及美以关系的特殊功能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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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2.0时代的中东确定性
2025年，中东将开启特朗普2.0时代。笔者认为，特朗普厌恶的并不是战争，他真正厌恶的是不确定性。
如果战争可以达成快速确定性，特朗普将毫不犹豫选择战争路径。如果军事手段会增加交易不确定性，尤其是他最关注的交易成本——时间，他会本能感到“损失厌恶”（指人们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认为损失更加令他们难以忍受），放弃会增加不确性的选项。
概括来看，特朗普在中东的确定性策略为2个牛鼻子、1个抓手。
2024年1月5日，人们在耶路撒冷老城周边进行主麻日聚礼。
牛鼻子之一是维护和提升以色列的安全、加强其对伊朗的可信威慑力。牛鼻子之二是专注大国竞争，不在中东重开战端，不参与任何形式的重大武力干涉。
扭住这两个牛鼻子的抓手就是，通过软实力——外交和经济手段，结合可信的军事威慑（避免直接干涉）极限施压伊朗，同时推进以色列和更多阿拉伯国家实现地缘联盟，即扩充《亚伯拉罕协定》。
随着叙利亚形势发生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戏剧变化，未来特朗普政府政策的确定性中增添了新的一种极具诱惑性的可能。
对于特朗普而言，他或已不满足于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阿曼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
2024年9月26日，在以色列北部塞费德，火箭弹被以色列防空系统拦截后留下烟轨。
从“什叶派之弧”发动对以色列的袭击以来，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建交”从时间上被拖延了，但从地缘政治的逻辑上来看，这次大规模的、成体系的“什叶派之弧”袭击，让海湾诸国看到“什叶派之弧”的军事决心和实力，可能反而促使海湾国家和以色列、美国今后走得更近。
以色列媒体《国土报》近日称，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在谈判中取得突破，报道说沙特阿拉伯只需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建国给出“模糊”承诺就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如果说，以沙建交的意义是地缘性的，那么促成叙利亚和以色列哪怕是形式性的和平框架协议，对于特朗普而言就具有“全人类意义”。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因促成埃及承认以色列的《戴维营协议》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前人的榜样对他而言是巨大的诱惑。
一旦叙以和解成为特朗普战略交易的终极目标时，他的战略手段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叙利亚或将成为中东地缘博弈的核心舞台。
总体而言，快速解决加沙问题以恢复地区稳定，与伊朗展开新一轮核谈判，同时迅速推动以沙关系正常化，可能是特朗普实现新任期中东目标的最理想路径。其中东政策料将比第一任期的政策更具有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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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复杂博弈中的不确定性
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长期敌对，加之部分阿拉伯国家治理失败导致的持续战乱，使大量战争受害者渴望摆脱无尽的冲突，过上稳定的生活。
2024年1月10日，在耶路撒冷老城西墙拍摄的士兵和正统犹太教徒。
叙利亚十多年动荡的“和平赤字”为以色列带来了“和平红利”——地区大部分阿拉伯人“人心思定、人心思富”的思潮正在萌生。这为叙利亚民众接受（或者说不关心、无所谓，而不是激烈反对）以色列的存在创造了潜在的动力。叙利亚社会可能不会出现大规模反对叙利亚新政权与以色列接触的局面。
如果美国向叙利亚新政权释放善意，取消制裁，并通过大量经济援助支持其战后重建，就可能推动叙利亚逐步向约旦和埃及的治理模式转型。同时，美国可利用叙利亚东北部的库尔德人资源，与叙利亚当局展开多方面的地缘交易。
即便以色列与叙利亚的和谈仅具有象征意义，不一定达成实质性协议，这一努力在未来四年内实现的可能性依然显著增加。
未来四年，美国的叙利亚政策将与其伊朗政策同等重要。这一政策的核心难点在于时间。叙利亚需要完成从混乱到稳定的过渡，控制萨拉菲主义的影响范围，并实现权力过渡和集中。现在看来，这一转型仍充满不确定性，新政权刚进入大马士革一个月，面临的挑战复杂而紧迫，首要任务显然不是立即与以色列展开和平谈判。
2024年12月10日，以军部队被部署在戈兰高地东侧的军事缓冲区围栏附近。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戈兰高地。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而以色列也决心扩大该地区的人口与定居点规模。即便如此，以色列是否愿在这一问题上展现灵活性，甚至交还部分占领领土，仍是未知数。历史表明，以色列在可信的和平条件下是愿意让步的。例如，在与埃及的和平条约中，以色列归还了西奈半岛。对以色列而言，放弃部分戈兰高地或许痛苦，但并非全然不可能。关键在于和平是否值得信赖、利益是否足够明确。
以色列国内右翼政治集团是否会出现政治光谱的“跳跃位移”，也是实现叙以接触的重要因素之一。
总的来说，尽管叙以和解前景充满挑战，但如果各方能获得足够的正向激励，即使难以达成实质性成果，未来也可能出现和平对话，为进一步突破奠定基础。可以预料的是，以色列、叙利亚和美国的高层几乎都对这项潜在的“和平大业”存在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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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以色列局势的理性演进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以色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建交有极大可能性，但这一进程的前提是加沙停火。如果加沙冲突持续，以沙双边关系正常化的氛围难以形成。沙特也多次表达，加沙停火是以色列同其关系正常化的必要前提。
2024年1月5日，人们在耶路撒冷老城周边进行主麻日聚礼。
特朗普寻求快速停火，而伊朗可能通过哈马斯拖延停火，争取战略空间，并将协助促成停火作为筹码，以合理代价与美国达成新的核协议。这一策略可能导致美伊关系在高度紧张后逐步缓和，同时伊朗也可因此避免使用逼近核门槛的高风险行动而与美国达成协议。
美国同样不愿看到伊朗陷入全面动荡。长期分裂或“叙利亚化”的伊朗可能破坏特朗普快速交易的战略模式。如果外部势力推动伊朗内部动荡，霍尔木兹海峡的稳定将面临威胁，而伊朗强硬派可能以此为由对海湾国家油田实施打击，这将严重冲击特朗普2.0中东战略的成效。
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伊朗采取克制、被动应对和理性的决策，避免与以色列或美国直接冲突，仅在必要时、国内压力前所未有时采取有限行动。
重要的是，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撕毁伊核协议，同时也关闭了伊朗通过核边缘政策与西方博弈的路径。伊朗认识到，面对特朗普，其核试探策略是无效的，跨越核门槛将触发美以的坚定打击。
尽管西方媒体多次宣称伊朗接近武器级核能力，事实上伊朗若想在战略层面拥核，其最佳窗口期应是2023年10月冲突爆发之际，而非当前。如今，伊朗在地区的力量已大幅削弱。以色列2024年10月对伊朗核研究机构和核设施周边防空系统的“警告式打击”强化了美以对伊朗的可信威慑，也为通过压力促成伊朗弃核创造了有利的战场态势。
美国预计将公开向以色列交付对核设施实施打击的大型钻地炸弹（如GBU系列），进一步增强以色列摧毁伊朗核计划的可信威慑力。
伊核原料即便达到武器级浓缩水平，距离实际核武器部署、投送仍有显著技术差距。因此，伊朗更可能展现出形象上的拥核姿态，避免显著加速核进程的实际行动，不真正跨越核门槛以规避潜在的美以联合打击。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从伊朗领导层看来，目前伊朗的国家安全和稳定正面临巨大考验。如果美以完全低估伊朗在极端孤立下选择“拥核”的风险，将伊朗逼入绝境，将迫使其不得不选择另一条拥核道路——从域外国家快速获得。
2024年4月11日，正统犹太教徒在耶路撒冷抗议新的征兵措施。
那么美以是否会在伊朗不加速核进程的情况下发动打击呢？目前看可能性不大。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他与幕僚曾讨论过对伊核设施发动军事打击，但最终决定放弃，认为这将导致地区全面冲突，并可能促使伊朗对海湾国家发动报复性袭击。
同理，尽管当前伊朗的脆弱性使美以对其军事行动更具优势，但打击伊朗核设施不仅无法彻底消除其核能力，反而将推迟以沙建交，消除以叙和谈的潜在可能，同时迫使美国不得不加大投入，保卫、支持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对攻，美国和伊朗将陷入“双输”。
2025年，美以伊三国若能继续保持理性决策，美以避免主动打击伊朗核设施，伊朗以加沙停火谈判为筹码而非加速核浓缩活动，以促成与美国达成新的核协议，或许中东地区局势将迎来一定程度的缓和。
（*本文图片均为瞭望智库驻耶路撒冷研究员陈君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