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石窟寺因为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内涵，素为学界所瞩目。对于龟兹石窟寺的研究，应当建立在全面勘测、记录，进而形成翔实的考古报告的基础上。1979—198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克孜尔文物保管所等单位合作，开展了部分洞窟的调查，并出版了《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当时洞窟的选择和该报告的编写，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给整个克孜尔石窟寺的考古报告积累经验。此后，龟兹地区石窟寺的记录工作虽然不断在进行，但考古报告的编写和出版尚待时日。

石窟寺的调查应当在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下，对寺院的所有遗迹进行全面的勘察和记录。近年来对于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的清理，和云冈山顶寺院遗迹的考古发掘，都揭示石窟寺作为一个寺院，关注的重点不能仅仅是有造像和壁画的窟龛。魏正中的书中反复强调了对石窟寺遗迹整体调查的重要性，强调这一点无疑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

虽然是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下工作，但是由于工作对象的不同，各个石窟寺在做具体的调查研究时，所观察的本体和视角依然需要有所区别。比如，云冈石窟由于开凿在砂岩体上，保存至今的题记已经很少，在这种情况下，洞窟立面和洞窟内部的打破关系、补凿遗迹和未完成的窟龛遗迹，都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宝贵信息。但是，龙门石窟有很多题记，在调查和研究龙门石窟的时候，这些题记则是我们必须予以认真对待的。总之，虽然都是运用考古学的方法，但是时代的不同、地区的差异、教派的区别、工匠来源和文化交流的影响等因素我们都应当考虑在内，这些差异正是石窟寺研究引人入胜的地方。魏正中对龟兹地区石窟寺院遗址的调查和研究关注到了这些差别，比如他提出洞窟组合是构成龟兹地区石窟寺的基本单元，强调了“区段”在理解克孜尔石窟内涵当中的重要意义。宿白先生早已强调洞窟立面与组合关系在石窟寺调查与研究当中的重要性，魏正中的研究为此做出了重要的实例。魏正中对格伦威德尔首倡的三种风格论进行了重新的解析，魏正中的解析与重构，避免了单纯类型学“逻辑”上的排比所带来的简单化的解释，对于类型学在石窟寺研究中复杂性的认识也有重要的启示。

魏正中的有关研究是在上述理念下，通过自己的实地勘察而做出的。同时，外国学者重视方法论的探讨，和利用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优势，在此书中都有体现。故此特为推荐此书的出版。

在研究龟兹石窟寺院的时候，我的眼前时常会浮现出当年孤身一人在新疆实地考察的情景：荒寂的沙漠，朴实的乡民，初遇龟兹石窟的震撼，与古人对话时的欢喜与感动……过往生活中的难忘片段就像一帧帧褪色的旧照片一样纯粹而美好。感谢那段清苦的斯巴达式生活，多年来一直支撑着我在学术之路上继续前行。

这本小书最终能够出版，首先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和新疆龟兹研究院能给我在古龟兹地区开展田野调查的机会，六年间我做了大量文字和图片记录，这也是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2006年新疆田野工作结束之后，我一直致力于龟兹石窟的研究，试图将调查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系统地组织起来，编写这本书恰好让我能够重新审视之前的假设，修改部分观点，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新的想法。另外，我还要感谢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为此书提供了许多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老照片，这些照片对书中的某些问题的解释至为关键。

编写一本完整的考古报告需要数十年辛苦而系统的工作，在这些可靠的原始资料发表之前，我们的研究基础注定是薄弱的。本书在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石窟寺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希望会对龟兹石窟报告的编写和最终出版有所裨益。

中文并不是我的母语，甚至也不是我的第二语言。在文本的翻译和润色方面我要感谢李雨生、王倩、童歆、任婧和吕梦等几位同学的帮助，文字校对方面则要感谢王倩、王芳同学的协助。为了克服语言缺陷并尽量表达清楚，书中还附有我在田野调查期间绘制的实测图，这些图多数是第一次发表，虽然不像预期那么精确，但我仍然希望它们能有助于读者理解本书所讨论的问题。在此也感谢郭峰、刘韬和杨远在绘图方面的慷慨相助。此书的完稿得益于太多人的帮助、支持和鼓励，限于篇幅，我无法一一列出，借此机会，向你们致以最衷心的谢意!

我无法完全驾驭所书写的语言，虽然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毫无疑问，我仍然应该对书中所有文意不清以及缺漏不妥之处负全责。

2012年12月3日于北大中关园

《区段与组合：龟兹石窟寺院遗址的考古学探索》首次出版于2013年，10年之后得以再版，令我忐忑的心情颇感欣慰。最近几年不少学生和同事问我要这本书，说是市面上很难再买到，而我自己手中也没有存书。重印再版说明这本书在学术上有若干可取之处，同时也算是对同好们的一个交待。这次重印，我只修改了个别错别字，另在版式上做了一些微调，内容和观点均保持不变。就此而言，这本书仍代表着我那个研究阶段的思路和理念。

过去10年中，我尝试解决一些当时面临的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这些理念或多或少都萌生于这本书写作时产生的不成熟思考。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多次去新疆重访龟兹石窟寺院遗址，也参观了不少其他佛教遗迹，经常与国内外同仁探讨不同的研究方法，思索佛教考古的未来。尽管如此，我仍将研究领域专注于龟兹佛教考古，因为我相信龟兹地区众多的石窟寺遗址以及庞大的洞窟数量能够为我们不断探索和完善石窟寺考古理论和方法提供坚实的材料支撑和研究基础。

对于龟兹石窟寺的研究，本书提出的“区段与组合”概念现在看来仍无大谬。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考察窟前不同类型的遗迹现象，诸如洞窟所在崖壁之上和洞窟之间崖面上保存的建筑和连通遗迹，亦有必要以多元的视角来研究石窟寺院。从整体性来讲，石窟寺院与地面寺院相似，同样是有边界来界定领地范围的（见拙作《边界与山门：关于龟兹佛教寺院的若干思考》，《大足学刊》（第五辑），2021年）；就空间组织而言，寺院内除实体建筑构成的有形空间之外，那些无形的空间也是寺院的重要组成部分（见拙作“Solids and Voids in the Rock Monasteries of Kucha”，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ddhist Thought and Culture 33, 1 (2023): 165—192.）；以建筑形式而论，遗址内的不同部分之间存在有连通性结构来保障寺院的良好运转（见拙作《龟兹石窟寺院中的连通建筑》， 《敦煌研究》2018年第2期）。尽管近年来部分石窟遗址开展了一些窟前清理工作，但总体来说，窟前遗址有规划、成系统的调查发掘工作并未全面展开。希望在国家文物局颁发的《中国石窟寺考古中长期计划（2021—2035年）》规划周期内，更多相关工作能够落地。窟前遗迹及相关寺院遗址的性质、功能、规模、结构、布局等越多要素被辨识出来，越有利于我们对石窟寺遗址产生全面、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从更宏大的视角来看，对龟兹石窟寺院遗址的研究还应涵盖苏巴什、夏合吐尔、乌什吐尔以及其他尚未被调查的地面佛寺，在更广阔的历史地理背景中考察这些寺院在古龟兹地区的分布位置，以及它们与城市、交通线路、山隘关口等的关系。

就此而言，《区段与组合》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书中并未仅关注单体洞窟或洞窟组合，而是从考古学角度研究石窟寺整体，将其视为区域性的文化遗存。过去10年中形成的一些新的思考已经陆续出版（《龟兹寻幽：考古重建与视觉再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龟兹早期寺院中的说一切有部遗迹探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我计划将这10年来新刊布的文章和一些与佛教石窟寺考古研究的理念编辑成另一本论文集《虚与实》，以求教于方家。

最后感谢王倩、周思远、戴恬、王凤歌、宋瑞、于清雅等同学在文词校对与勘误方面付出的努力和帮助。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花费时间和精力重印拙著。希望这本小书能够为龟兹石窟寺研究以及对佛教考古感兴趣的专业人员和社会人士带来更多新的思考。

2024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