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呈升级之势。
自今年5月以来，为了牵制以色列对加沙的进攻，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上千枚火箭弹，导致以色列北部几十万人口被疏散。以色列在结束加沙战事后，调转枪口，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猛烈空袭，并通过远程引爆传呼机的方式炸伤了上千名真主党成员。
我在半年前的文章《箭在弦上的中东局势》提到过：“伊朗为了延缓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势，可能会扶持黎巴嫩真主党跟以色列打代理人战争。”如今来看，黎以战争有失控的风险，这对美国大选乃至我国宏观政策取舍会产生间接影响。
事实上，以色列在完全占领加沙后，其军事目的已基本实现。与哈马斯不同，真主党受到伊朗重点扶持，拥有30万枚火箭弹。如果以色列一意孤行与真主党开战，后者完全有能力让以色列北部大城市陷入火海。毕竟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拦截上限为600枚火箭弹/天，如果真主党利用火箭弹对以色列发动饱和式打击，以色列可能会出现5位数的伤亡。从军事角度，以色列没必要与真主党硬碰硬，否则鱼死网破的话，黎巴嫩南部固然会沦为废墟，但以色列北部也会被炸成地狱。
另一方面，漫长的战争导致外资大量撤离以色列，作为全球科研外包中心，以色列经济陷入负增长，很多工程项目因为招不到足够的工人被迫停工。从经济角度来看，继续拖延战争只会让以色列经济雪上加霜，进而威胁到其发达国家的地位。
从军事和经济角度出发，以色列应该迅速停止战争，致力于恢复国内经济。然而内塔尼亚胡政府却变本加厉，接连挑起跟伊朗和真主党的冲突，其背后主要是政治的原因。当前的以色列，犹如1948年的国民党，在战略上陷入劣势，只能期待美国大选带来的转机。
1948年9月，三大战役正式打响，中国迎来了命运的分水岭。其中最重要的一场战役，当属辽沈战役。对延安来说，这场战役如果打赢，基本上就锁定了解放战争的胜局。
在当时的东北战场，国军被分割为三部分。长春有十万守军，但遭到四野围困，可谓插翅难飞。辽西走廊（锦州）有15万国军，但很多都是杂牌军，战斗力一般。沈阳是国民党在东北大本营，大约有30万驻军，其中就包括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二的新一军和新六军。对国民党来说，由于兵力上占劣势，此时的最优策略是放弃长春守军，把沈阳的30万军队撤至关内，利用山海关的地形优势据险而守。
然而南京方面却作出了看似荒诞的决策：全军继续待在东北，依靠昂贵的空投维持补给，与四野正面决战。为什么国府选择固守呢？很重要的原因在于1948年底美国将举行新一轮选举，当时的民调显示，受高通胀带来的影响，共和党候选人杜威将以大比分优势战胜时任民主党总统杜鲁门，成功入主白宫。
作为保守主义者，杜威主张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在远东扶持国民党作为反苏桥头堡。然而当时国统区的经济陷入崩溃，国府通过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来筹措战争经费。根据估算，美国至少需要向国民党提供30亿美元（折合今天3000亿美元）才能挽救局势，这相当于马歇尔计划的1/4。民主党不愿出这笔钱，所以蒋介石只能找共和党，希望能获得援助。
为了获得共和党支持，国府向杜威秘密捐赠了2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2亿美元）作为竞选资金，杜威承诺上台后向国民党提供丰厚的援助。在美国大选的问题上，蒋介石选择押宝杜威。这也是为什么国府拒绝从东北撤军的原因，一旦撤出沈阳的部队，长春的10万守军士气会迅速崩溃，长春将以不战而降的方式被四野拿下。当时离美国大选只剩一个多月，丢掉东北会严重损害美国亲蒋势力（主要是共和党）政治声誉，甚至会拖累杜威选情。为了帮助杜威胜选，国民党只能硬着头皮在东北死扛，寄希望于美国大选和国际形势变化。
然而1948年美国大选民调严重翻车，杜鲁门爆冷赢得选举。由于对蒋介石支持自己竞争对手强烈不满，杜鲁门政府大幅削减了对国民党的援助，原本已经批准的4亿美金援助只给了一半，并否决了国会提出的15亿美元贷款的议案。由于缺乏黄金来稳定货币，金圆券走向崩溃，国统区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这加快了南京国民政府垮台的速度。对杜鲁门来说，蒋介石并不是听话的代理人，如果不是因为后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都未必愿意协防台湾。
今天的以色列，犹如1948年的国民党；今天的内塔尼亚胡，则如同当年的蒋介石。以色列之所以顶着联合国停火决议的压力（相当于五大国的最后通牒）也要拖延战争，根本原因是在赌共和党上台，能为自己争取更好的谈判筹码。出于选举的角度，民主党并不希望巴以继续打下去。为此拜登政府曾以停止供应弹药为要挟，试图迫使以色列停火。然而此举激怒了美国亲犹势力，成为拜登被换掉的导火索。
以色列之所以在伊朗境内搞暗杀，并对黎巴嫩发动空袭，目的就是想挑起和伊斯兰世界的冲突，以此打击民主党选情，帮助川普上台。7月份的时候内塔尼亚胡访美，并与川普达成协议，内容包括：
1、内塔尼亚胡可以保留总理职位，美方支持利库德集团长期执政；
2、允许以色列在加沙长期驻军，以“镇压”哈马斯反抗势力；
3、作为交换，以色列全力配合共和党选举。
事实上，尽管以色列占领了加沙，且击溃了哈马斯大部分武装力量。但以色列只能从肉体上消灭哈马斯，没办法从精神上抹去加沙的反抗意识。一旦以色列按照民主党的要求从加沙撤军，巴勒斯坦反抗势力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同2021年的塔利班一样，这场战争就白打了。另一方面，巴以冲突至今，哈马斯凭借顽强抵抗得到大部分巴勒斯坦人民认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合法性岌岌可危，随时有被取代的风险。对以色列右翼来说，他们不仅要求在加沙长期驻军，封锁当地交通线；还打算蚕食约旦河西岸居民点，防止哈马斯向当地渗透。
如果是川普上台，以色列或许能继续在加沙维持驻军，通过物资管控削弱哈马斯的力量。但如果是民主党连任，出于对以色列极右翼的报复，哈里斯大概率会以切断援助为要挟逼迫以色列撤军，这意味着以色列可能会输掉这场战争。不仅没能彻底消灭哈马斯，反而让哈马斯成为阿拉伯世界的英雄（毕竟在此前的中东战争里，没有哪个组织能抵抗以色列超过一年）。搞不好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会被哈马斯取代掉，届时以色列将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仅如此，民主党可能会默许以色列反对派扳倒利库德集团，内塔尼亚胡势必会遭到清算，牢狱之灾估计是跑不掉的。
另一方面，如果10月份以色列向黎巴嫩发动地面进攻，意味着黎以将走向全面战争，这对美国大选会产生较大影响。拜登上任以来，对美国本土汽车产业实施巨额补贴，在密歇根创造大量就业岗位，这使民主党得到当地蓝领工人支持。然而密歇根有二十多万阿拉伯裔，巴以冲突爆发后，由于不满白宫对以色列的偏袒，这些阿拉伯裔对拜登的支持率从60%下降至15%。哈里斯成为总统候选人后，在巴以问题上与拜登切割，试图讨好密歇根的阿拉伯裔，一度赢得一部分人支持。
但如果美国大选前以色列向黎巴嫩发动地面进攻，这意味着阿拉伯人的反以情绪将再度升温，这对民主党在密歇根乃至威斯康星的选情将造成严重打击（威斯康星有3万穆斯林）。由于哈里斯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处理不当，川普在南部摇摆州占据优势，哈里斯只有同时拿下铁锈带三州才能锁定胜局。之前双方争夺的焦点是宾州，特别是宾州西部郊县的几万张选票。
如果10月份中东爆发新一轮战争，民主党在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的选情有崩盘的风险。假如丢掉这两个州，哈里斯基本没有胜算，就算夺得宾州也弥补不了这种损失。也就是说，中东局势对美国大选有很强的边际影响，以色列之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挑起与黎巴嫩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为川普选举助攻。
今年不愧是史上最密集的选举年，继台湾、俄罗斯、印度、欧盟、英国、法国之后，日本也迎来选举。按照之前的趋势，应该是小泉和石破茂进入第二轮PK。由于小泉缺乏资历，更容易被操纵，不出意外的话小泉会被选为新任首相，成为各派阀的傀儡。
然而在日本大选前，深圳发生刺杀日本小孩的案件，这使日本反华情绪强烈升温。极端反华的冷门候选人高市支持率暴涨，在第一轮选举中，国会议员票和地方党员票拥有同样的权重，政治资源更雄厚的高市挤掉了小泉，与石破茂一并进入第二轮投票环节。
这使自民党大佬陷入两难，作为保守的国家，日本很难接受女性担任首相。不仅如此，高市极端反华的立场可能会使中日面临战争风险，假如之后是川普上台，美国未必会向日本提供安全保障。出于对高市外交政策的担忧，自民党高层只能硬着头皮支持石破茂，虽然后者在党内结怨甚多，但在外交上更加务实，更擅长应对川普上台带来的东亚局势变动。
在所有候选人里面，高市是最反华的政客。她不仅扬言要参拜靖国神社，即便这会损害刚修复不久的日韩关系；她还主张收紧中国赴日留学和工作签证。但在经济上，高市以安倍继承者自居，主张延续安倍经济学，通过降息、宽财政、汇率低估等方式拉动经济增长。
在处理中日关系上，石破茂并不比高市更温和，只不过他的手腕更加灵活。他一方面强调要淡化中日历史仇恨，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另一方面却主张修改日本宪法，把日本自卫队改成国防军；一方面否认中国威胁论，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亚太版北约”，并尝试加入“五眼联盟”；一方面不赞成在钓鱼岛与中国发生冲突，另一方面高调窜访台湾，并与赖清德见面。在某种程度上，石破茂是类似拜登那样的政客，说一套做一套。国内很多媒体误以为石破茂是亲华派，这是被他看似友善的言论蒙蔽了。
在经济上，石破茂对安倍经济学持否定态度，主张大举加息并实施财政紧缩。俄乌战争以来日本面临输入型通胀压力，日本央行也逐步退出货币刺激计划。石破茂上台后，日元或有升值压力，这对日元套利交易可能会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日本政坛派阀的问题很严重，政客也喜欢搞世袭制。之前自民党有麻生派、安倍派、岸田派等势力，对人事变动有很大影响。石破茂当选首相后，其施政依然会受背后派阀影响。在外交政策上，石破茂预计会延续岸田时期亲美反中的路线，继续收紧对华半导体封锁，限制中国企业获取上游设备。
如果说美国大选的预期影响了日本首相人选，那我国宏观政策可能同样会受这种预期的影响。如果说货币政策的约束项是汇率，在美联储降息之后我国货币宽松的空间得到释放。财政政策的约束项之一可能是外部地缘风险，纵观建国以来的历史，新中国高度重视安全问题，当外部地缘形势恶化时，倾向于保留一定财政空间，以应对潜在的外部风险。反之，当外部地缘形势趋向于缓和时，我国有条件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推动经济增速提升。
好比“四万亿”刺激政策是2008年11月5日出台，考虑到时差后，刚好选在美国大选公布结果后（美东时间11月4日），这么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在对华政策上存在较大差异，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参加过越战，对中国持强硬态度，主张联合盟友遏制中国崛起。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偏向于鸽派，主张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与中国协调，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奥巴马上台后，中国颁布“四万亿”刺激政策，美国则祭出QE1，美联储直接向市场购买长期国债和MBS。美国采购中国商品以拉动东南沿海就业，中国则购买美债以稳定美国金融市场，在中美共同努力下，全球金融危机得到缓解，中美也成为最早走出衰退的大型经济体，并迎来了移动互联网革命。
今年的情况跟2008年有类似之处，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势头，美联储开启预防式降息，中国则面临经济稳增长的任务，双方都有合作的动力。但相对而言，民主党在经济事务上与中国合作的可能性远大于共和党，未来我国宏观政策可能会根据美国大选结果灵活调整。
正如我之前的文章《美国大选的赌注》所说，在川普和哈里斯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美联储会在大选前实施预防式降息。这极大缓解了人民币贬值压力，为我国降准降息打开空间。但对我国来说，仅靠宽货币不足以拉动经济回到潜在产出水平，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抵消居民和企业缩表压力，打通经济大循环。政治局会议提到：“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这里值得探讨的是三个问题：1、未来是否会增发国债？2、国债增发的时间点？3、国债增发的力度？
一种情况是在美国大选之前就增发国债。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是考虑到今年GDP设定了保5%的任务，在1—3季度数据不及预期的情况下，需要4季度发力。但我们也知道，两会设定的GDP增速目标是5%左右，这意味着4.8%—5.2%的GDP增速都符合目标。而且今年政府债券发行节奏偏慢，一些地方更多是缺项目而不是缺资金。近期内增发国债并不是很迫切。
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说，中国是高度重视安全的国家，决策逻辑偏向于稳健。在外部形势尚未明朗前，倾向于保留后手准备。所以个人认为宽财政的力度可能会根据美国大选结果进行评估。理论上来说，增发国债需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下一次人大常委会可能会在10月底召开，但这并不会对宽财政构成时间约束，毕竟也有11月临时开会的先例。除非稳增长的诉求特别迫切，否则在美国大选之后根据形势灵活制定财政政策更符合惯例、也更加稳妥。
这里主要讨论第二种情况，也就是在美国大选之后增发国债。参考央行的表述：“近期将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向金融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1万亿元；在今年年内还将视市场流动性的状况，可能择机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25-0.5个百分点。”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短短几句话，就释放了多层含义。
首先用的词是可能，也就是说第二波降准是不确定项。第二个关键词是择机，有没有降准取决于时机是否成熟。第三个关键词是0.25—0.5个百分点，设定了降准的幅度。根据研究，在第一波降准后，当前银行间流动性较为充足，能够满足居民和企业融资的需求。那为何年内可能还会有第二波降准呢？应该是为财政发力做准备。
降准0.25—0.5个百分点，对应释放流动性5000亿—1万亿元，结合第一波降准的话，市场可以容纳1-3万亿的特别国债增发空间。考虑到美国大选的情况，可以做三种场景分析：
场景一：哈里斯上台，中美关系政冷经热
相对川普来说，哈里斯倾向于与中国实施“有管理的竞争”，在地缘和科技上对中国进行遏制，但在经贸和气候问题上保持合作。而且哈里斯上台第一年内可能会优先解决俄乌和巴以问题，在东亚问题上暂时维持现状。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可以实施较为积极的财政刺激政策，修复居民和企业资产负债表。
场景二：川普上台，国会分裂，中美关系面临挑战
相比哈里斯，川普在对华政策上更强调对抗而非竞争。他倾向于联俄抗中，并主张向中国加征60%的关税。前者会导致我国地缘环境急剧恶化，后者则会对外贸造成严重打击。但如果共和党没能拿下两院，那川普的权力会受到限制，特别是财税权和宣战权。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财政刺激力度可能会相对克制，统筹发展和安全。
场景三：川普上台，统一国会，世界大战风险升温
如今的川普和8年前截然不同，他对共和党实现全面控盘。不仅如此，最高法院也是保守派当政，如果国会也被共和党完全掌控，那川普将成为二战后美国最有权力的总统，没人能约束他的行为。川普在外交上具有很强的不可预测性，他既有可能为了赚钱而出卖台湾，也有可能为了硬脱钩直接跟中国开战。考虑急剧上升的地缘风险，我国应保持战略定力，预留财政空间。
也就是说，根据美国大选的结果，降准的区间在0—0.5%，增发特别国债的区间在0—3万亿元。对全球来说，这场选举可以说是21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一次选举，地缘冲突、中欧关系、经济形势的演绎都跟其有关。
从投资的角度，如果哈里斯胜选，短期内中美关系的路径更容易预测，这会为我国财政发力创造外部空间。这种情况下A股或有一定配置价值。耐人寻味的是，黎以战争会影响美国摇摆州选情，美国大选的结果则会影响我国宏观政策方向乃至A股走势。以色列扔向黎巴嫩的每一发炮弹，都会影响投资者账户的收益。
反之，如果是川普上台，美国可能会重回孤立主义的路线，在除东亚以外的区域实施战略收缩，拒绝向欧洲和中东承担国际义务。这种情况下联合国的协调机制将走向瓦解，冷战后的国际秩序逐渐崩盘。出于避险情绪，金价可能会涨到3000美元以上，全球会进入上个世纪70年代那样的混沌期。
事实上，我之所以从去年以来持续看好黄金，有三个逻辑：1、黄金可以抗通胀，在东西方脱钩的背景下，海外通胀并没那么容易消除。2、黄金可以避地缘的风险，在俄乌和中东战争升级的背景下，金价有很强的支撑。3、人类并没有完全脱离金本位的约束，金价上涨的背后反映美元长期购买力的下降。美国试图将中国踢出国际供应链，这是把双刃剑，会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寻求多元化外汇结算，带来去美元化的效果。举个例子，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严厉经济制裁，导致欧元占全球支付比重从37%下降至22%，人民币则从2%上升至5%。
总之，如果预期川普上台更大，那可以多配置黄金；如果预期哈里斯上台更大，那可以多配置A股。这和2020年有所不同，当时拜登交易和川普交易的分歧点主要是新旧能源，这次的分歧点主要是未来地缘形势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