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皋考
——兼论兰皋道的启用和汉魏间陇南政区的开发进程
摘要：南朝正史于兰皋的书写和叙事折射出时人对汉魏间皋兰和兰皋的混乱，其原因不仅有南北政权敌对隔阂造成的地理信息误差，还杂糅了南朝对汉家皋兰武功追忆和攀附。南朝北伐启用兰皋道反映出陇南政区格局发生了自汉代以来的重大转向，郡县开发从西汉水流域向白龙江流域的氐羌地域全面推进。兰皋道为后世所继承并演进为北茶马古道的大动脉，后世康县境内设置的不同层级政区治所均在其干线上东西徘徊，其深刻塑造了康县的政治经济格局。兰皋政区层级的变动导致阶、兴二州疆域盈缩，大南峪陕甘插花地就是阶、兴二州疆域变更和民国康县地域意识觉醒的产物。关键词：兰皋；兰皋道；大南峪；政区开发；陕甘插花地“兰皋”始见于元嘉十九年刘宋北伐仇池国，《宋书》载：“十九年，方明至武兴……近次潭谷，去兰皋数里。”同书《氐胡列传》亦作“兰皋”。《南齐书》载：“武兴西北有有兰皋戍，去仇池二百里。”然而同书载建武二年南郑之战时称：“懿先遣氐人杨元秀还仇池，说氐起兵断虏运道，氐即居举众攻破虏历城、睪兰、骆谷、仇池、平洛、苏勒六戍。”《梁书》则称：“懿又遣氐帅杨元秀攻魏历城、皋兰、骆谷、坑池等六戍，克之。”南朝正史于兰皋竟有三种书写，蔚为大观，反观北朝，《北史》和《周书》均作“兰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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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史书于兰皋书写的混乱不堪和北朝的整齐划一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现象除了南北敌对隔阂造成的地理信息误差和史书编撰过程的传抄讹误等技术层面的原因外，还应从南朝对汉家皋兰武功的追忆和南北政权对仇池国的争夺等层面来考量这一复杂面相。《南齐书》《梁书》 所载（睪）皋兰是汉家名将霍去病大败匈奴的武功圣地。《汉书·霍去病传》载：“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鳌皋兰下，杀折兰王。”同书《武帝纪》亦载皋兰武功，历代注家于皋兰所指有别，孟注和颜注分别系皋兰于陇西郡白石县和金城郡白石县，然则陇西郡为秦置，其下有狄道县白石山而无白石县，金城郡白石县始于昭帝始元六年，后汉置陇西郡以白石县属之，以霍去病鏖战皋兰的元狩二年苛察之，孟、颜两注均有疏漏，但汉代白石县位于今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境内是确定的。南朝史书于兰皋书写之淆乱应视为技术层面的原因，但从其兰皋之战有悖于地理空间常识和诏书嘉奖兰皋之战的叙事维度来考察，南朝确实笼罩在汉家皋兰武功的光影里。元嘉十九年北伐仇池国攻破兰皋戍，《宋书》竟称“过兰皋二千余里……康祖又大破之，和退保修城。”杨难当时期的仇池国疆域最北不过略阳郡，其东南修城郡与刘宋汉中郡相邻，刘宋北伐出汉中修城郡首当其冲，而兰皋为修城郡外围最靠近刘宋的军镇，兰皋失守后杨和自然退居郡治固守。修成郡为南秦州六郡之一，约辖西汉水流域的成县东南部和康县东北部，可谓弹丸之地，追击两千余里实为无稽之谈。南北朝对立相隔，但于对方重要军镇的位置和道里还是相当清楚的，如《宋书》言兰皋戍距仇池二百里，《南齐书》言浊水戍距仇池八十里，两者均为准确实用的方位和里程数字。再者，南朝多次加封仇池国主，授予其“武都太守”“仇池公”等封号，南朝雍州刺史王谟称仇池国为“四千户荒州”，以上诸种足以说明南朝对仇池国疆域是有充分认识的，因此，“过兰皋二千余里”之叙事只能是对《汉书·霍去病传》“过焉支山两千余里”的变通。南朝于汉家兰皋武功的攀附还表现在诏书中，昇明元年（477年），顺帝下诏嘉奖杨文度破兰皋戍曰：“席卷兰皋，功烈之美，并足嘉叹。”汉家皋兰武功最详尽记录正是赖汉武帝口谕而流传于后世，两相比对，不难发现南朝有意沿袭汉家皋兰故事，借尸还魂，以彰显其在北伐中攻破兰皋的里程碑式意义，其渴慕武功的心态需要置于汉魏政权由合到分的背景中才能“同情式”地理解。秦汉以降，南方势力出汉中大规模北伐者有三，一是汉初“还定三秦”，二是蜀汉“六出祁山”，三是成汉北伐，然三者均未言及兰皋，至南北朝刘宋北伐仇池国，兰皋倏忽成为双方争夺的军事要地，其战略地位极速上升，这一现象是汉魏之际陇南政区开发进程由西汉水流域向白龙江流域推进转向的体现。然则，南北朝之际的兰皋究竟在何地？学界对兰皋位置的考证始于清季嘉庆年间，方志学家吴鹏翱认为兰皋即今康县大南峪，吴氏还在“兰皋古城”条出按语引述了“兰皋将利说”，今人编撰的地名志书亦采纳“大南峪古称兰皋镇”的说法。嘉庆间徽县令张伯魁则认为兰皋在今徽县小河厂，田雪亦附和其说，郑炳林推断兰皋在下辨和修成郡一带。张维《仇池国志》梳理仇池国疆域，将兰皋系于武都郡条下，仅引述《宋书》和《南齐书》有关兰皋的记载，并未说明兰皋所在，李祖桓《仇池国志》汇编《仇池地理表》，引述《读史方舆纪要》《武阶备志》和《甘肃通志》中有关兰皋的史实，然并未确定兰皋所在。概言之，学界关于兰皋有明确结论者有三，分别为吴鹏翱的“大南峪说”、张伯魁的“小河厂说”和吴按“将利说”，其他均谨慎推论或简单汇释，故下文将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对南朝北伐仇池国的战事进行考察，并结合本土金石文献，对三种学说作进一步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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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厂说”始见于张伯魁《徽县志》：“兰皋戍，今小河厂。《南齐纪》：‘祖以元嘉十九年领偏军征仇池，梁州西界旧有武兴戍，晋隆安中没属氐，武兴西北有兰皋戍，去仇池二百里。太祖击二垒，皆破之’。”《徽县志》所引《南齐纪》为《南齐书·高帝本纪》，但元嘉十九年征仇池说法有误，检讨“小河厂说”要考察刘宋北伐路线。十八年……而难当盗寇犹不已，太祖遣龙骧将军裴方明率禁兵五千，受真道节度。十九年，方明至武兴，率太子积弩将军刘康祖、后军参军梁坦、陈弥、裴肃之、安西将军段叔文、鲁尚期、始兴王国常侍刘僧秀、绥远将军马洗、振武将军王奂之等，近次潭谷，去兰皋数里。难当遣其建节将军苻弘祖、啖元等固守兰皋，镇北将军苻德义于外为游军，难当子抚军大将军和重兵继其后。方明进击，大破之于浊水，斩弘祖并三千余级。遣康祖追之，过兰皋二千余里。和又遣德义助战，康祖又大破之，和退保修城。十九年正月，太祖遣龙骧将军裴方明、太子左积弩将军刘康祖、后军参军梁坦甲士三千人，又发荆、雍州兵讨难当，受刘道真节度。五月，方明等至汉中，长驱而进。道真到武兴，攻伪建忠将军苻隆，克之。安西参军韦俊、建武将军姜道盛别向下辨，道真又遣司马夏侯穆季西取白水，难当子雍州刺史顺、建忠将军杨亮拒之，并望风奔走。闰月，方明至兰皋，难当镇北将军苻义德、建节将军苻弘万余人列阵拒战，方明击破之，斩弘祖，杀二千余人，义德遁去。天水任愈之率部曲归顺。难当世子抚军大将军和据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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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对刘宋北伐仇池国记载最为详尽，但又有不同侧重，《刘怀肃列传》主要记述裴方明诸将从武兴出发，一路长驱直进抵达皋兰外围的潭谷，在浊水戍大败仇池国诸将，并追击至难当诸将退守至修城郡，可以说是单线作战的记录。从《氐胡列传》来看，这次北伐仇池国的战争是兵分三路进行的，刘道真抵达武兴后，先是遣韦俊、姜道盛“别向下辨”，后遣夏侯穆季“西取白水”，第三路进攻路线才是《刘怀肃列传》和《氐胡列传》共同叙及的且有唯一伤亡记载的皋兰攻坚战，因此，皋兰一线为此次北伐的主攻路线，而白水、下辨一线为辅攻是明确的。皋兰究竟在何处，首先需要辨析刘宋三线北伐目标之所在。先考察韦俊等“别向下辨”，下辨为东汉武都郡治，学者多引用《后汉书·虞诩列传》李贤注“下辨东三十里有峡”和《水经注》中下辨故城的记载确定其位置，但乾隆《成县新志》中杨难敌墓的信息学界鲜有注意：“杨难敌墓，县西二十里，旁有一冢，传系敌弟坚头墓也。”杨难敌和杨坚头墓位于今抛沙镇抛沙河西岸，1960年代毁于平整田地。杨难敌曾屯下辨，东晋建武元年，“氐王杨茂搜卒，长子难敌立，与少子坚头分领部曲。难敌号左贤王，屯下辨，坚头号右贤王，屯河池。”值得注意的是，东晋太宁三年杨难敌重新占领仇池故地，但他和继任者杨毅并未将国都迁回仇池，杨毅自称“下辨公”，杨盘为“河池公”，杨难敌及其子杨毅开启了仇池国近20年的“下辨时代”，其卒后葬于下辨理所当然。杨难敌卒于东晋咸和九年，其墓葬时代远比《水经注》“浊水又东南迳武街城南，故下辨县治也”的时代为早，《水经注》一般认为成书于北魏延昌至正光间，其时距杨难敌葬下辨已近百年，杨难敌时代的下辨已改称武街，被视为下辨旧治，杨难敌墓再次确认了自秦汉以来下辨的准确位置，可见，南北朝时期的下辨治所在今成县以西的抛沙镇境内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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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慎重考察的是夏侯穆季西取白水。解答这个看似棘手的学术公案，既要重返刘宋北伐仇池国的历史情境，也要参考汉初还定三秦和成汉北伐的军事行动，因为两者均有进攻白水和下辨的举动。《汉书》载曹参“从还定三秦，攻下辨”，下辨位置明晰，故颜注不出注，《史记》载：（樊哙）“还定三秦，别击西丞白水北。”于白水，集解：徐广曰：“陇西有西县，白水在武都。”如淳曰：“皆地名也。”晋灼曰：“今广平，魏县也。《地理志》无‘西丞’，似秦将名。”索隐案：西谓陇西之西县。白水，水名，出武都，经西县东南流。言樊哙击西县之丞在白水之北耳，徐广等说皆非也。正义《括地志》云：白马水源出文州曲水县西南，会经孙山下。”简而言之，《集解》和《索隐》均认为白水出武都郡，《正义》以源出文州的白马水为白水，晋灼广平说似为羼文，广平从未改名白水，境内亦无白水。《集解》《索隐》均认为西丞为陇西郡西县之丞，白水在武都郡境内，今西安相家巷南地发现的秦封泥有“西盐丞印”“西丞之印”，秦置西县治地在今礼县东北、天水市西南一带。那么樊哙“别击西丞白水北”在何处？诸家均认定白水为水名，《水经注》漾水注白水有三：一为阚骃所言“广魏白水”，广魏郡西晋泰始间改称略阳郡，约辖今清水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和庄浪县地方，其在武都郡以北、天水郡以西，自然不是武都郡之白水；二是“白水西北出于临洮县西南西倾山”，此白水流经“阴平道故城南”，亦即《正义》所引的白马水，当为发源于甘南，流经九寨沟和文县的白水江，于今广元昭化注入嘉陵江，还定三秦战事节奏紧凑，身为刘邦得力干将的樊哙自不会南辕北辙地去攻占一个远在数百里之外的地方；三是流经下辨的白水，《水经注》载：“浊水又东迳白石县南，《续汉书》曰：虞诩为武都太守，下辨东三十里有峡，峡中白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春夏辄濆溢，败坏城郭，诩使烧石，以醯灌之，石皆碎裂，因镌去也，遂无泛溢之害。浊水即白水之异名也。”前文述及，浊水流经的武街城原为下辨旧治，东汉时仍为武都郡治，虞诩时代的下辨东20里约今成县城关镇，“峡中”自然就是浊水和今东河合流后的青泥河飞龙峡，峡中大石俗称“八卦石”，至民国时期仍造成水祸，1964年被炸毁才结束了大水倒灌县城的历史。可见，汉代武都郡境内的白水为今成县南河，在成县城与东河汇合后流经飞龙峡，东南流经陕西略阳县白水江境，最终汇入嘉陵江。樊哙所击“白水北”就只能是位于下辨东南方地处陈仓道上濒临嘉陵江的一处军镇，很可能就在今略阳县白水江镇境内，白水江镇汉属武都郡沮县地，其时陇西郡尚为雍王章邯封地，西县丞可能顺西汉水南下意图在陈仓道阻击刘邦大军入关，尚未到达即被樊哙击溃，无论如何，“白水北”绝不可能在今礼县境内，刘邦诸将在占领下辨和白水后已能保证陈仓道畅通无阻，后续大军顺利进入关中，无须舍近求远去攻击西县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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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水进攻下辨有先例可循。东晋太宁元年，杨难敌自成汉返回仇池后，侍险不服，“稚自悔失计，亟请讨之。雄遣稚兄侍中、中领军琀与稚出白水，征东将军李寿及琀弟旿出阴平……而琀、稚长驱至下辨。”《晋书》亦载：“雄遣中领军琀及将军乐次、费他、李乾等由白水桥攻下辨，征东李寿督琀弟玝攻阴平。”可见这次北伐行动是兵分两路的，一路溯白龙江而上抵达仇池国南边门户武阶郡，一路由白水（桥）攻下辨，意味着白水在通往下辨的必经之路上，这与汉初还定三秦和刘宋北伐仇池国攻击白水、下辨的进攻路线如出一辙。总之，白水源于仇池国腹地下辨，在下辨东南与武兴交界处汇入嘉陵江，从汉中方向取下辨必经白水，这样就容易理解汉初还定三秦、成汉北伐和刘宋北伐为何要分别攻战下辨和白水了，原因就在于白水地处陈仓道的节点上，向西可据陇右重镇下辨，向东可图关中，若从汉中地区攻击陇右或关中，必须保障道路畅通，保证供给。成汉自白水长驱至下辨后，“难敌遣兵断其归路，四面攻之。琀、稚深入无继，皆为难敌所杀，死者数千人。”《华阳国志》《晋书》和《水经注》亦载其事，成汉取道白水（桥）深入下辨被断归路导致全军覆没就是很好的反证。可以说，刘宋北伐攻击白水和下辨是两次独立的军事行动，但实质上是同一方向的同一条战线，即抢占白水是为保障抵达下辨的军事力量不至于孤军深入而后续无援，不至于重蹈成汉北伐的覆辙，刘宋北伐距成汉北伐仇池国仅百余年，殷鉴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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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返会来考察“小河厂说”。小河厂位于今徽县大河店乡，在今白水江镇之北约60公里处，其远离陈仓道主线，南北朝时期名不见经传，迟至宋嘉佑二年新开白水路后其交通要冲的作用才日益显现，刘宋占领它并无战略价值。“小河厂说”始于清嘉庆间，而南宋淳熙间《新修广严院记》载：“夏四月，别驾吕侯行县，径福津谷，至古兰皋戍。”这是陇南迄今发现最早的有关兰皋戍的金石文献，其可信度不言而喻。别驾吕侯为阶州通判吕符，其行县范围必在阶州管辖之境内无疑。今康县大南峪宋属阶州将利县，其处阶州东境，与兴州接壤，小河厂宋属兴州长举县，出土于徽县大河店乡的绍兴四年《故宋王正吕并妻雍氏墓志》曰：“王公讳。字正吕，兴州长举邑人也。”无论如何，阶州通判吕符行县绝不会贸然越界至兴州长举县，换言之，其行县所到之兰皋戍只会在将利县，而绝不会在长举县小河厂，“小河厂说”难以成立。吴按“将利说”应是一种时人的共识。吴鹏翱考证将利故城曰：“西汉循成道，东汉废。西晋置修城县，后没于氐。魏克仇池置修武郡，县曰广长置焉，领县四……遂移将利于此。”今修城郡标注在下辨和浊水城东南，濒临西汉水北岸的成县镡河乡将利村境内，采集的遗物有汉代大瓦、绳纹灰陶罐、唐宋元的白瓷碗、灰瓷碗、黄釉陶罐、黄釉陶碟、黑釉陶盒和灰陶直腹长瓶等，其年代自汉代延续至元，《成县志》认为将利应为修城故址，可从之。将利为修城郡治亦符合郡治与属县的一般分布格局，即郡治居中，属县如众星拱月般四面环绕。修城郡属县有四，广长为郡治居中，下辨居西北，平洛居正西，柏树居东北。《宋书》和《南齐书》在叙及战事时明确区分“兰皋”和“修城”，两者绝不混淆为一，反之，若兰皋在修城郡治将利，兰皋失陷后，杨和退守修城又作何解释？“将利说”是经不起推敲的。吴鹏翱“大南峪说”值得重视和重新诠释。裴方明诸将从武兴大本营出发后，一路向北即下辨—白水方向前进，一路长驱至兰皋，并在浊水暴发了唯一一次有伤亡数据的“浊水之捷”，杨难当战败后退守修城，从下辨、浊水城和修城的地理位置来判断，兰皋当位于浊水城和修城郡的东南方向。从文献来看，兰皋自南北朝至南宋时期的记载不绝如缕，南北朝时期兰皋为南北双方争夺的重要军镇，屡见于史，唐景福元年阶州一度移治兰皋，宋将利县有兰皋镇，迟至南宋淳熙五年阶州通判吕符曾行县至古兰皋戍，此后兰皋之名渐趋隐没，明万历《阶州志》清康熙《阶州志》和乾隆《直隶阶州志》均不见兰皋之名，嘉庆《武阶备志》已称其为兰皋故城，认为其在“今白马关之大兰峪”，光绪《阶州直隶州续志》转引《元丰九域志》称将利县有兰皋、平乐、新安和故城四镇，其后按语称故城即为阶州东北一百四十里的东固城，而不及兰皋和平乐两镇，当是认为两镇之所在众所周知而无需赘言，民国《康县要览》载：“兰皋故城：在县东七十五华里之大兰峪。汉唐置驿，有兰皋寺。明清设有兰皋书院，今废。”兰皋汉唐置驿不可考，但兰皋寺和兰皋书院作为地方宗教和文化教育机构，其传承之生命力远超郡县亭驿之兴废，兰皋书院是民国时人于兰皋的最后记忆，由此可见迟至民国“大南峪说”仍然是学界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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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若大兰峪之名源于兰皋，那么这一地名转换始于何时呢？明清阶州五部方志均不载大兰峪之名始于何时，而《康县地名资料汇编》称：“清康熙六年，兰皋镇改设大兰驿，部分地方原为陕、甘插花之地。” 康熙《阶州志》纪事年代下限为康熙二十六年，其载顺治间平洛驿改置为小川驿，但未载《汇编》改置大兰驿事宜，故《汇编》改置大兰驿不足据。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嘉庆十八年陕西巡抚董增教《为题请核销修建略阳县大南峪等处塘汛官亭住房等项工程用过工料银两事》和大学士刘权之《为核议陕西巡抚题请核销略阳县修建大南峪塘汛六处官亭住房牌坊烟墩等项用过工料银两事》题本，两者显示，迟至嘉庆十八年，兰皋已改称大南峪且划属略阳县，成书于道光二十六年的《略阳县志》言大南峪塘在县西一百二十里与甘肃阶州交界。总之，兰皋在南宋淳熙五年至清嘉靖十八年间发生了兰皋—大兰驿（峪）—大南峪这样的地名转化轨迹，但从兰皋寺尤其是明清兰皋书院的历史记忆看，兰皋就在今大南峪境内，但作为军镇的兰皋戍（镇）治所究竟是在今大南峪街、李家湾还是将军坝，则需要进一步的田野考察和出土文物的支撑。三、荒州四千户：汉魏间兰皋道的启用与陇南政区的开发进程周振鹤先生的研究表明:一个政区的开发必须符合一个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其中充分条件就包括地域范围和人口数量。政区开发需要多个要素支撑，但囿于史料，我们选取郡县分布和人口数量两个维度对汉魏时期陇南的政区开发做初步梳理，以尝试探究汉魏时期南方政权北伐线路的变更尤其是兰皋道的启用与陇南政区开发之间的关系及其重大意义。陇南政区的大规模开发始于汉开西南夷，元鼎六年置武都郡，辖武都、下辨、故道、上禄、河池、平乐道、沮、嘉陵道和循成道九县（道），而文县属广汉郡阴平道。学界根据新发现的秦封泥研究表明，汉武都郡属县开发进程是不一致的，武都、下辨和故道均是秦县，汉武都郡的属县构成杂以陇西郡秦县和新开西南夷之县，汉初陇西郡南界止于今白龙江和西汉水的分水岭，其与广汉郡间有空间巨大的诸氐未纳入郡县版图。从武都郡置郡至东汉永和五年，武都郡先后为诸氐、参狼羌、先零羌和且冻羌等侵袭多达七次，郡南境平乐道、循成道和嘉陵道为氐羌所据，东汉初年参狼羌反，三道废弃，郡治亦因其侵扰由武都迁徙至下辨。三道废弃的连锁反应是郡境的内缩，濒临西汉水的郡境南部脱离朝廷管辖。东汉一朝羌人侵袭武都郡见于《后汉书》者凡五，次数和强度远超西汉，位于郡治下辨的《惠安西表》称：“属县趋教，无对会之事，儌外来庭，面傅二千余人……恩威并隆，远人宾服。”显而易见，“儌外”就指已裁撤的三县，故县称儌外，编户称远人，透露出郡镜内缩的事实。从政区开发的角度来看，东汉一朝与西汉相比，武都郡南部未纳入郡县的版图面积更大。郡县的分布格局决定了政区开发的前沿和方向，两汉时期，陇南政区开发的南界始终在西汉水南岸一线徘徊，西汉水以南和白龙江流域的广大氐羌地域始终未能纳入郡县制下的有效管辖。摒弃一朝一代之限制，以汉魏长时段视角审视陇南政区的开发进程，才能全景式俯瞰中古时期陇南政区开发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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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南政区开发的大变革始于北魏太平真君年间，清人吴鹏翱对此有敏锐的发 现：“魏真君时，西北有仇池郡、阶陵等县；东北有广业郡、白石县；南有武阶郡、北部等县；中有修武郡、平乐、下辨等县；固已星罗棋布，无可更增。不得不置武都郡、石门、白水等县于诸郡西南之间，势不能隔平落而遥治也。西魏分州为二，天水、汉阳、修武、仇池属成州，在北诸郡也。武都、白水、孔提、万郡属武州，在南诸郡也。”吴氏“北诸郡”“南诸郡”概念精准地概括了魏晋时期陇南政区开发从西汉水流域向白龙江流域全面推进的重大转折，但吴氏言太平真君间已置武阶郡有误，武阶郡置于太和四年。白龙江流域的郡县开发始终伴随着北魏与刘宋对仇池国的争夺，北魏在白龙江流域凡置武都、武阶二郡七县，就前者而言，“氐杨文德受义隆官号，守葭芦城，招诱武都、阴平五部氐民，诏仇池镇将皮豹子讨之。”皮豹子于太平真君九年讨平杨文德，鉴于武都郡旧治在西汉水流域之骆峪城，远离五部氐羌，故徙治于白龙江上游的石门，设置四县，从而加强对氐羌的控制而不至于被刘宋招抚成为边界之患。武阶郡亦是北魏在对刘宋的仇池争夺战中取得空前胜利后的产物，太和元年孝文帝下诏嘉奖皮喜等称：“仇池旋复，民夷宴安。及讨葭芦，又枭凶丑……应立郡县者，亦听铨置。”武阶郡三县均置于太和四年，为“铨置郡县诏”之产物。武都、武阶二郡属南秦州，其设置具有鲜明的军镇特质，以安抚五部氐羌消除边患为初衷，即诏书“勤勉戎务，绥静新俗”之谓，自此白龙江流域的氐羌地域被彻底纳入了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郡县制版图。 北魏在白龙江流域新置的郡县中不仅有大量氐羌人口的存在，而且部分郡县以氐羌部落命名。元嘉二十七年，刘宋遣杨文德向北魏进攻，“文德宗人杨高率阴平、平武群氐，据唐鲁桥以拒文德，文德水陆俱攻，大破之……又遣文德伐啖提氐，不克。”阴平处于白龙江下游，与平武同为“群氐”所居，阴平虽定，但若逆白龙江北上继续进攻武阶郡，则要与“啖提氐”正面交锋。以北伐路线度之，啖提氐当分布在阴平郡以北的武阶郡南五部、北部等县境内。南五部和北部作为县名殊为难解，但明清方志有关角弓峪的记述为其作了注脚，《阶州志》载：“角弓峪，州西八十里。姜维剿杀五部氐羌氐羌之所。” 《武阶备志》载：“角弩谷，在武都沮水之西，即蜀姜维剿五部氐羌之所。”角弓峪和角弩谷实为一地异名，在今武都角弓镇境内，方志称蜀汉姜维曾于此剿杀五部氐羌，说明其时五部氐羌分布在武都郡以北的白龙江上游，可能正是因为姜维剿杀，五部氐羌至北魏时已顺白龙江南迁至中下游，故北魏以五部氐羌之所在新置北部和南五部二县，而杨文德所伐啖提氐正是南五部氐羌部落之一。啖提语义模糊不明，应为氐羌语的汉译发音，清人吴玉搢称：“盖夷狄之名，初无定字，译者各以其声之相近者传之。”诚如所言，西魏改南五部为盘提，隋继之，唐以盘堤山改名为盘堤，不论盘提还是盘堤均在北魏无部氐羌啖提氐故地南五部县境内，实际情况北魏以降啖提氐或已汉化或已迁徙，已不为人知，但其谐音盘提（堤）作为政区名却遗留下来，至20世纪80年代陇南市武都区尚有盘底公社：“以境内盘底河故名。盘底河发源于盘底山。其山蜿蜒环绕，形如盘龙，河谷底恰似盘底，名曰盘底河。解放前为盘底乡一部分。”《汇编》之说实为望文生义，清代方志尚有“雄藩盘堤”之说，显然盘底为西魏至唐所置的盘（提）堤县之谐音，而盘（提）堤则源于蜀汉时代已存在的五部氐羌之一的啖提氐。若此，武都郡孔提县可能也源于五部氐羌之孔提氐。五部氐羌的另一部落当为玩当羌，《隋书》载：“覆津，后魏初曰玩当。”玩当北魏属武阶郡，其地有五部氐羌之一的玩当羌是应有之义，东汉一朝活跃于陇右的羌人部落屡见于史，史称“烧当羌种号多等皆降” “煎当作寇”，玩当、烧当和煎当均为羌人部落无疑。若此，南北朝时期白龙江流域就有北部、南五部、孔提、盘提和玩当五个源于氐羌部落的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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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注目的是，氐羌部落所遗存的地名除了盘底外，尚有西支保留至今。《武都县地名资料汇编》载：“西支公社，以境内厂河有一巨石形象狮子故名狮子河，后转音而为西支。”且不说狮子原非中土之兽，地名命名一般遵从化抽象为通俗的原则，《汇编》转音之说反其道而行之，显然有削足适履之嫌，西支之义更不知所云。《后汉书》载：“西羌之本……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马长寿先生认为羌语称河曲为赐支，20世纪40年代四川汶川、茂县羌人仍称河曲为赐支，并言远祖自赐支而来。武都郡自汉以来就有参狼羌和且冻羌等部落活动，至太平真君九年杨文德尚有招诱五部氐羌之举，可见汉魏时期武都郡是羌人的集中分布地区之一。羌人迁徙武都郡后以赐支命名河流的方式来追忆河曲故地，析支即是羌语赐支的汉译，换言之，西支就是析支的同音异译，其源于羌人的渊源甚为明晰。南秦州是陇南政区继汉武都郡后演变的第二个关键雏形，其在疆域上最大变化是把白龙江流域的氐羌地域纳入了郡县制，疆域范围略大于汉武都郡，但其人口数量与汉武都郡相比却大幅度减少。囿于史料，我们无法对南秦州的人口数量做出精准统计，但若退而求其次，利用汉武都郡户、口数，借助仇池国用兵数量和南朝奏章，可大致窥见南秦州人口数量。《汉书》《后汉书》载武都郡户数分别为51376和20210，口数分别为235560和81732，则武都郡每户人口均值为4.32人。仇池国用兵力最多者是咸安元年拒前秦苻雅，“纂率众五万拒雅”，出动兵力达五万之众，若以每户一人入伍计，每户以4.32计，则此时仇池国有人口216000，相当于两汉武都郡的92%和264%。至孝建二年，刘宋雍州刺史王谟上表请立杨头为仇池国主称：“蕃悍汉川，使无虏患，头有实力，四千户荒州，殆不足吝。”“四千户荒州”是史籍中对仇池国户数的唯一正面记载，这一户数当指对郡县承担纳税义务的编户，依前成例，其时仇池国约有人口17280，其时仇池国人口仅为两汉武都郡的7%和21%。这是南北朝时期南秦州人口最低点，当然，其实际人口数量是大于这一纸面数值的，因不仅编户与人口数量统计口径不一致，而且统计过程无法避免逃逸和隐瞒等现象。南秦州六郡十八县，人口数量之低，郡县版图之广，均可视为南北朝之际陇南政区开发的一个显著特点，事实上，北朝“但要荒之所，旧多浮伪，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的流弊亦波及南秦州，无怪乎被冠以“四千户荒州”之名。刘宋元嘉北伐取道兰皋就是在这种政区格局大变革背景下发生的，与前述汉初还定三秦和成汉北伐相比，前者均攻取白水-下辨一线，因为此前武都郡的郡治和重心在西汉水流域，东汉以降下辨为武都郡治，占领下辨就意味着控制了武都郡。至刘宋元嘉北伐，陇南政区格局已发生了重大变革，太平真君九年武都郡徙治于白龙江中上游之石门，属县有四，数量为南秦州六郡属县之最，标志着政区重心由西汉水流域开始向白龙江流域倾斜，这一变革直接决定了元嘉北伐启用兰皋道。如果说元嘉十九年刘宋攻灭仇池国仅凸显了兰皋戍的战略要冲价值，那么元嘉二十九年刘宋围攻武都郡就充分彰显出兰皋道对掌控白龙江流域郡县具有关键性作用，《魏书》载：“别令杨文德、杨头等诸氐羌围武都……文德谓豹子欲断其粮运，回军还覆津，据险自固，义隆恐其辄回，又增兵益将，令晋寿、白水运量覆津，汉川、武兴运粟甘泉，皆置仓储。”刘宋兵分两路运粮增援杨文德，西路出武兴必取道兰皋，南路出白水必取道阴平，欲会师剑指武都，其原因如前所述，此时北魏武都郡已徙治到白龙江中上游之石门，武都郡位处南北交锋争夺五部氐羌等部落的最前沿，兰皋道成为刘宋西出武兴进逼武都郡最便捷之通道，占领武都郡即控制了白龙江流域，明乎此则不难理解刘宋北伐取道兰皋道。兰皋道明晰若此，一则学术公案亦迎刃而解。疑案缘起张维和李祖桓先生对元嘉二十九年刘宋增援杨文德路线的问题。李氏《仇池国志》载：“令晋寿、白水送粮福津、汉川、武兴，运粟甘泉，皆仓储。”张氏《仇池国志》载：“宋令晋寿白水运粮，覆津、汉川、武兴运粟甘泉，皆置仓储。”两者句读相异，与上引《魏书》亦不同，若明乎刘宋南路取道阴平和西路取道兰皋之部署，则当以《魏书》为是，数十载之公案亦当休矣，于此亦见南北朝之际陇南政区格局变化之巨大和兰皋道之启用的划时代意义，即使如治仇池国史者也难以透彻。总之，刘宋元嘉北伐路线与汉初还定三秦和成汉北伐互有同异，兰皋道启用的背后透露出南北朝时期陇南政区开发由西汉水南岸向白龙江流域全面推进，白龙江流域的氐羌地域已基本消失，郡县制全面确立。兰皋道的启用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兰皋道是汉中地区联通白龙江流域的最重要东西向通道，杨难敌曾“遣养子贩易于梁州”，取道兰皋，流传于武都民间的羊皮扇鼓唱词保留了武都-甘泉-佛崖-白马关-大南峪的“游香”轨迹，这与元嘉二十九年围困武都“运粟甘泉”的路线一致。兰皋道上的重要节点后世演进为北茶马古道上的政治、商业重镇，如唐阶州治所、宋兰皋镇、明七防关巡检司、清白马关州判、厘金局和民国康县治所均在兰皋道上。兰皋道是北茶马古道的前身，其深刻地塑造了康县的政治经济格局，对康县乃至陇南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大南峪陕甘插花地见于民国《新纂康县县志》《甘肃康县形势全图》和《康县要览》，以前者最早，其成书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后《康县地名资料汇编》和《康县志》均载之。《新志》附有《康县白马关乡略图》，图例显示大南峪和罗家庄当时为略阳县所辖，从《新志》所附的五幅《略图》看，民国时期康县的插花地主要分布在平洛和大南峪，平洛插花地主要为武都、成县、礼县、岷县和西固所属，其性质为明代阶州千户所屯田的历史遗留，而大南峪陕甘插花地则与兰皋政区层级变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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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皋政区层级的巅峰出现在唐末，《新唐书》载：“阶州武都郡，下，本州，因没吐蕃，废，大历二年置为行州，咸通中始得故地。龙纪初遣使招葺之，景福元年更名，治皋兰镇。”又《武阶备志》载：“后唐长兴三年，移州治于福津。”值得注意的是，长兴三年阶州移治福津说不见于《旧唐书》《新唐书》和《元和郡县图志》，窃疑其说当源于《旧五代史》，《旧五代史》载：（长兴元年）“九月已已丑，阶州刺史王宏贽上言：‘一州主客户才及千户，并无县局，臣今检括新旧主客已及三千二百，欲依旧额立将利、福津二县，请置令佐。’从之。”长兴元年朝廷准奏置福津县，其后才有移治福津之举，若此，阶州移治于其东境兰皋长达40年之久。宋代兰皋属阶州将利县，并被《元丰九域志》列为将利县四镇之首，但宋金西路战事鲜有旁及，而兰皋以西的七防关屡见不鲜，宋金战事多发于此。《宋史》载：“（绍兴）四年二月，敌复大入……璘率轻兵由七方关倍道而至。”又淳熙六年，“李好义败金人于七方关”。明清方志多载七防关，明设七防关巡检司，《直隶阶州志》载：“考散关在阶州城东二百里，即今之大散岔七防关也，为从阶入汉之要路。”七防关在今云台镇东约两公里处的大山岔，而兰皋古城“在县东七十五华里之大南峪。”可见宋代七防关在兰皋以西30公里处，与唐比照，显然是阶州东境内缩而兴州西境盈溢，这一消涨发生的准确时间难以确定，但与绍兴十四年利州路东西分治有关，利州西路治兴州，包括阶州、兴州在内的七州属之，这次调整对大南峪插花地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南宋淳熙间《新修广严院记》透露出“绍兴辛巳，我师经略陕西，虏或进□□，郡民半警徙谷中”的信息值得揣摩，绍兴辛巳为绍兴三十一年，《宋史》载：“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叛叛盟……以兵扼大散关……益调内郡兵分道而进。”正可与《新记》相印证补益，其时吴璘为利州西路安抚使，统辖阶、兴等七州，吴璘“益调内郡兵”必然涉及阶州最前线之兰皋，若战事逼近或不利，就会出现“郡民半警徙谷中”的情形，兴州境内自会有向兰皋迁徙者，《新记》为探讨阶、兴二州疆域盈缩变迁呈现了生动案例。总之，南宋以降兰皋的战略地位是明显下降的，阶州方志仅以兰皋故城称之，而不言现状归属，纂者的心态和笔法值得玩味。相反，原属阶州东境重镇的大南峪却频频见于略阳方志中，嘉庆间略阳方志中已有大南峪塘和窑坪塘，其疆域“正西一百三十里大南峪交甘肃阶州界”，出土于大南峪何家沟道光间修路碑记有“略邑皆山”字样，这就是大南峪划属略阳的金石铁证。事实上，南宋淳熙至嘉庆间，阶州东境现了约30公里的内缩，而兴州西境却推进到大南峪一带，在原属阶州的大南峪形成了插花地，联系民国十八年白马关改县“尔时康绅以划拨里分太少，极端争持”的情形，可知民国时期康县贤达萌发了强烈的边界和疆域意识，遂留意到陕甘插花地问题并力图在方志中予以呈现，可以说大南峪插花地是历史时期阶兴二州间疆域盈缩和民国康县地域意识觉醒的产物。（本文系陇南市委宣传部、陇南市社科联一般项目“兰皋道的启用和汉魏间陇南政区开发进程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4LNSK043）。[1]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7.[2] 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3]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5]曾礼.阶州志集笺校注[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6] 张伯魁.徽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7]田雪.徽县文史探秘[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2.[8]郑炳林.仇池国二十部军镇考[J].西北民族研究，1991（2）.[9]张维.还读我书楼文存[M].北京：三联书店，2010.[10]李祖桓.仇池国志[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1]黄泳.成县新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12]成县志编纂委员会.成县志[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1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3.[14]郦道元.水经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1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6]周晓陆等：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J].西北大学学报，2005（4）.[17]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J].考古学报，2001（4）.[18]后晓荣.秦代政区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9]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20]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1]徽县志编纂委员会：徽县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22]蔡副全.陇南金石题壁萃编.北京：中华书局，2021.[23]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24]甘肃省武都地区文化教育局编.武都地区文物概况（内部资料），西安市第三印刷厂，1982年.[2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7.[26]王存.元丰九域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4.[27]孙述舜.康县要览[M].《康县志》总编室翻印，1984.[28]康县地名办公室.甘肃省康县地名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5.[29]谭瑀.略阳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30]《康县志》编纂委员会.康县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31]周振鹤.行政区划史研究的基本概念与学术用语刍议[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 [32]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33]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34]吴玉搢.别雅订[M].北京：中华书局，1985.[35]魏徵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36]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7]武都县人民政府.甘肃省武都县地名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5.[38]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5.[39]马长寿.氐与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0]唐旭波.文武成康采地说考论[J].河西学院学报，2021（5）.[41]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42]沈文辉.陇南羊皮扇鼓[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20.[43]薛居正等.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44]赵逵夫.陇南金石校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45]唐旭波.从东固城到白马关：清季阶州州判考论兼论“分县王”花押印章的价值[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22（6）.[46]王士敏.新纂康县县志[M]..天水：天水新华印刷厂，2003.
作者简介：唐旭波（1988.02— ），男，汉族，甘肃成县人，历史学硕士。2016年起供职于陇南市文联《乞巧》编辑部，现为铜钱镇王家湾村驻村帮扶工作队第一书记。业余从事陇南地区历史地理研究，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中华文化论坛》《天水师范学院学报》《陇东学院学报》《河西学院学报》《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陇右文博》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