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残雪：当代小说类小说作家，最受欢迎的作品有:《趋光运动·回溯童年的精神图景》、《美人》、《侵蚀》、《边疆》等。本名邓小华，1953年5月30日生于湖南长沙。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超过六十万字。已发表的短篇小说有《污水上的肥皂泡》、《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旷野里》、《公牛》、《山上的小屋》、《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天堂里的对话》、《天窗》，中篇小说有《黄泥街》、《苍老的浮云》，长篇小说有《突围表演》等。残雪的作品有不少被海外文学界翻译和介绍。
茅街的长延和他姑妈的通信
姑妈：
昨天接到您的信，您要我谈谈家里的情况。可是您已经离开家乡20多年了，这里发生了那么多事，还有些事是我没出生就发生了的，我到底从哪里谈起呢？您一定知道，在我们茅街，每过不久就有变化，人和事都会变得认不出来。我虽年纪不大，也常觉得自己跟不上形势呢。看来您其实很熟悉我的情况，可能有人告诉了您。是的，我现在是一个人住，自从父母10年前去东边后，我就一直住在他们留下的房子里面。当时他们对我说“去一阵子，”我怎么也想不到“一阵子”成了10年，而且还要持续下去。
那么先说说我的近况吧。他们走了没多久我就没上学了，因为要吃饭啊。那时住在马路对面的潘奶奶将我带到火柴厂的车间，帮我找了一份糊火柴盒的工作，每月5块钱。我在火柴厂一直干到现在。现在我成了厂里年纪最小的保安人员，我每天夜里去厂区巡逻，工资是8块钱了。我们这些保安人员没有正式武器，一人发一根木棒。厂里让我们成天练臂力，这样的话，用木棒就可以将来厂里盗窃物资的小偷打死。但是哪里有贼呢？我从来也没碰到过，也许我们的敌人就是那些工人吧，我看上面领导就是这样想的。车间里的那些人一个个骨瘦如柴，下陷的双眼冒火。他们做夜班时，我就在车间外转来转去的，我心里又激动又害怕，时常将木棒掉在了地上，自己被那响声吓得直冒冷汗。不，他们并不偷厂里的木材，也不偷其它任何东西，他们很规矩呢。日复一日，我们这些心怀鬼胎的保安人员还是在巡逻，同那些工人较量。较量什么呢？我在屋里挂起一个沙袋，是厂里发给我的，我每天在那上头练拳击。现在，我身上已经有点肌肉了，不过我还是常将木棒掉在地上。我总觉得，如果有一个贼从车间里冲出来，我一定打不死他，很可能，他倒会捡起木棒将我打死！有一回巡逻时，我碰见领导了，那人是个高个子，比我高两个头，起先我以为他是贼，就紧握木棒等他走拢来。他停在冬青树的阴影里头，就像消失了一样。我怕得不行，憋着一口气往那树枝里头打了一棒。领导“哎哟”一声就出来了。领导立在月光下，口气冷冷地问我多大了，我说17岁，他懊恼地一跺脚就走了。后来好多天里，我都等着他们来开除我。然而却没有。还是打住吧，我的近况一点意思也没有。我想说点别的。
我一直想离开茅街到外面去生活，哪怕是到城里的西边去也行，听说那边住着做苦力的人们，吃饭不成问题。说起来，茅街应该算一个好地方，像我这样一个没人管的小孩，在那些年头里竟可以靠自己活下来，自食其力，这一点很了不起。我听说这个地区的口号是：“决不饿死一个人”。父母走的时候我才9岁多，潘奶奶马上到家里来找我，将我领到火柴厂去干活，那里一日三餐都有人管。后来我就学会了做饭，我的工资虽少，生活是不成问题的。那么为什么要出去呢？姑妈，当年您也是从这里离开的，我觉得，您离开的时候心里一定有过矛盾，一定是想了又想才下决心。即使您不在此地了，心里还是挂记着这里，对吗？爸爸和妈妈离开的那天早上，两个人还坐在厨房里的矮凳上剥碗豆呢。我还记得妈妈说，下午就回来炒碗豆吃。她是对爸爸说的，我在门口偶然听到的。
我要离开茅街，可能是因为这里的生活太阴沉了吧。除了火柴厂的那些事以外，呆在家里心里也不那么踏实。到底哪里不踏实呢，我也说不明白。比如说现在吧，是中午，我刚刚起床，就听见盲人金过来了。他坐在我家门前的石阶上帮人算命，他的顾客是一名妇女，哭哭啼啼的，一定要金帮她算出自己哪一天会死。女人的声音很陌生，大概不是本地人。金的话含含糊糊的，听不清楚。那女人走的时候不太满意，还质问金：“你到底是真瞎还是装瞎？”刚才我醒来时本来心情是不错的，因为外面天气晴朗，不冷也不热，我准备到街道图书馆去打发这个下午的。可是这个盲人，把我搞得一点好心情都没有了。金不该坐在我的门口拉生意。还有那女人也怪得很，近乎无理取闹，脑子里还有种奴役别人的思想。我打开门，却并没有看见金坐在台阶上，我又向街道的两头张望，也没有看见人影。刚才这一出戏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姑妈您能告诉我吗？
因为长年做夜班，我的睡眠不是很好，我总是想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我曾作过这样一个设想：我在雨天里在这个地区漫游，所碰见的全是很久以前就离开了这里的人，我每遇见一个人，就要冲他（她）喊一句：“你带回你的雨衣了吗？！”我还作过另外一种设想：沉默的茅街人全都变得爱说话了。夜里我出门去上班时，到处一片嘈杂，一些窗口甚至传出口号声，喊的是一百多年前流行的口号。我本来就神经质，现在越想这些荒诞无稽的事就越害怕。如果茅街地区的人不是这样沉默，如果那些熟人碰见我就打招呼，也许情况要好得多。事实却是，几乎所有的人走路时都低着头，遮着脸。同我招呼的只有潘奶奶，白茅，刘工等少数几个人。不打招呼也罢了，有时又有意外发生。有一回大晴天的，那人撑着伞，遮着自己的半个身子朝我走来，已经走过去了，却又忽然站住，口里喊出话来：“长延，你这小子，连伞都不打一把啊！”待我要转身向他走拢去时，他又连忙急走，甩开我。这个人是造纸厂的传达，家就在西区，家里赤贫，满屋子都是莲子壳，他老婆带着三个小孩破莲子为生。就因为这种怪举动，我的心情被这些人搞得很沮丧。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地区很引人注目，要不他们怎么总同我为难呢？我既不招他们，也不惹他们，他们却时不时来那么一句讽刺，不是说我骄傲，就是暗示我要检点自己。我去问他们呢，又问不出个什么来，因为他们太涣散了，说过的话马上就忘了。也有几个被我逼不过的，居然破口大骂，说我这种追究是“不自量”。
我只好暂时放弃追究，坐进图书馆。我读的是那些侦探小说，也读推理小说。我读书很入谜，但思路从来跟不上那些作者，因为我爱走神，我很少将一个故事从头到尾弄明白，我想这一方面是自己的能力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喜欢那种迷迷糊糊，朦朦胧胧的恐怖感。经常，我的整个下午就沉浸在那种凶杀的氛围之中。从图书馆里出来，便听见很多人在地底下喊话，于是疾走，可走到哪里都听见那些个声音。图书馆里的老阿姨总是注意侦探小说的最新出版消息，然后设法买了来，等我去借。多年来她同我之间心存默契。那一天图书馆要关门了，我起身准备离开，季阿姨（她姓季）招呼我到她那边去。她弯下腰，从书架的最底下拿出一个纸盒，盒子里有一张手制的贺卡，上面喷了香水，画着一只我说不上名字的鸟。那是色彩极为淡雅的水彩画，季阿姨说这是我妈妈寄给她的，我听了很吃惊。我的父母是做小食品生意的商贩，以前他们在家里时每天都是早出晚归，辛苦而忙碌，我从未见过她画画。季阿姨又从贺卡里头抽出一张照片，说照片上的年轻女人是我妈妈。我很生气，觉得她在开我的玩笑，一扭身就要走。她一把捉住我的手臂，口里“长延，长延”地叫个不停，就好像要将我从梦中叫醒一样。我站在柜台九-九-藏-书-网边等她说话，没想到她也生气了，将贺卡和照片扔在地上用脚踩住，说我“思想老化，不可救药”。好久以来我一直后悔没有仔细看看那张照片，回忆也回忆不起来了，隐约地觉得那是一位眼神很特别的、风情万种的年轻女性。当然不会是母亲，母亲怎么那么年轻呢？我还是去图书馆，季阿姨用一种冷嘲的口气向我报告：“又来新书了啊。”我感到她在心底热烈地期待我做出回应，可是她到底要我回应什么呢？我当然不敢再提那张被踩坏了的照片，我太软弱了。我低着头，将整个身心埋在那本书里头，可仍然感觉得到老阿姨在我身边。
这个地区有一些怪事，姑妈您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我愿意在这里写出来，让您同我分享。在我去上班的路上有一条又窄又长的胡同，胡同的两边是高高的围墙，一个门都没有。白天里，胡同里总是有一些行人来来往往，可是到我半夜去厂里值班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没有人这是可以想见的，连那些野狗也不往这里来，这都没有什么。最令我苦恼的是这种事常发生——我会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感觉，仅凭意念机械地迈动脚步。那种时候，我总是充满了惶恐地想：“怎么会是这样呢？怎么会是这样呢？”我的左手在摆动，但是我的右手贴着身躯一动也不动，我的挎包快要从肩头滑下来了。我的脚踩在水泥路上，但一点声响都不发出。我就这样走啊走啊，惶恐不安地一直走到胡同口，然后我耳朵里“嗡”地一声响，感觉就恢复了。白天里，我一想到这事就不舒服，可是又没有办法，我必须经过这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通到火柴厂。有时，为了避免不愉快的事发生，我一进胡同就飞跑起来。开始这一招似乎见效了，过后却又并没有见效。因为我的速度会不由自主地慢下来，不管我如何努力也没有用，接下来我又变成那种僵尸——这发生过好几次，比不努力更糟，因为有人在墙头唤我，我却无法抬起我的头去看。啊，我多么盼望一个人出现在胡同里啊，哪怕一条野狗也行。可是却没有。当我轻飘飘地在胡同里移动之际，我的脑子并没有完全麻木，相反，有时它还活跃地工作起来了。我记得在那种时候，父母的面容清晰地出现过。本来我差不多将他们都忘光了。在我的想象里头，他俩总是一前一后在一条独木桥上走过来又走过去。妈妈的样子并不像图书馆里的那张照片上那么年轻，也不是很老，爸爸戴着一顶大草帽，脸上有汗。我白天里特意去过几次胡同，我用皮鞋的后跟敲打着路面，想要窥破天机。我的确在墙头发现过人影，不过当我看见那人时，他正在飞身往下跳。围墙那边是一个废弃的车站，里头尽是报废的长途汽车，当年父母就是坐那种车离开的。当然，那人爬围墙只不过是为了抄近路，他不会是夜里对我讲话的人。人们都在匆匆赶路，他们当中有城里的也有外乡人，一看他们的脸就知道他们没有任何心事。就说这个背着渔网的老何吧，他是去小河里捞鱼的，他的脚步稳实有力，眉宇间透着精明。这样的人怎么会有心事呢？
除了胡同里的怪事之外，火锅店也是一个我害怕去的地方，幸亏我用不着常去那里。文家火锅是一大间半地下室，里头总是蒸汽弥漫，挤着不少茅街地区的人们。人的脸都看不清楚。有一回，我懒得做饭，就去那里吃火锅。我来到火锅店的外面，从窗口看见那些人在来来回回地走，不时爆发出笑声。我刚跨进一只脚，就有好几双手同时拉住我，而我脚下是一块活板，于是我就掉下去了。我摔得几乎晕了过去，过了好一会才听见人们在讲话。他们将我扶到座位上坐下，有人捅了捅我的后背，说：“我是你的叔公啊。”这下面更黑，蒸气更浓，头顶上的那些灯根本照不到人身上。到处影影绰绰的，我只感到里头很挤，很热，再就是吃火锅的人多得不得了。叔公将装调料的碗放在我面前，用一双长筷子夹了一些肉片放到我碗里。我既看不见他，也看不清火锅和桌上的碗，只是低下头，傻乎乎地吃着。一个刺耳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民以食为天啊。”还有人在质问：“他为什么一个人到这里来？”我旁边自称是叔公的人就替我回答，说我是偶然掉下来的，下不为例。那人还不放过，又问叔公我对自己的前途是如何计划的，叔公就笑起来，说：“小伙子还太嫩。”我很懊恼，也被激怒了，冲着那人发出声音的处所挥出一拳。我练过沙袋，这一拳的力量大概不小，因为对方“哎哟”了一声就沉默了。我感觉我打在他脸上了，不过也许不是脸上，而是别的什么地方，我说不清。叔公说我闯祸了，必须马上逃走，因为过一会警察就会来。可是我一站起身来要走，他又用双手捉住我的肩膀将我压下去，说不能乱动。还说当年我父亲就是一个乱说乱动，不计后果的人，搞得只好中年离乡背井。我听见人们纷纷离座，一会儿屋里就空了，只剩下我同叔公，还有倒在脚下的那个人。后来大概是警察进来了，摆弄着那些手铐，他们好像有不少人。叔公说：“这就好了，这是正常程序。”我坐在那里等，心里很焦急，那些人却像没事一样聊起天来，一边还“哧溜哧溜”地吃火锅，不时又摆弄一下手铐，似乎在提醒我。我不清楚他们到底有多少人，好像坐满了一桌子，连对面的桌子上也坐满了。莫非来了一屋子警察？我问叔公，叔公就说：“好呀，好呀，这一来真相就要大白了。”
我很想知道被我打倒的那个人究竟怎么样了，他有没有生命危险。可是那一天里后来发生的事变得更为暧昧了。我只记得我在位子上坐了很久，大腿都坐麻了，头发也被不断腾起的蒸汽弄得湿漉漉的，那些人却一点也没有要离开的样子，吃个没完没了。叔公凑到我耳边告诉我说，他将“尸体”悄悄弄走了，对我不利证据已经消失了，他藏尸体的地方任何人都找不到。我听了他的话松了口气。接下去情形并不乐观。叔公一步也不让我离开，说如果这时离开就会出事。我汗如雨下，热得受不了，就说：“要是有条毛巾擦擦就好了。”旁边的警察听到后立刻回应我说，隔壁的盥洗室就可以洗脸。他拉着我穿过人群往右边走，我像盲人一样迈步，穿过那些桌子，最后随他来到一间更暗的小房间，我从气味上判断那也许是一间锅炉房。这个警察要我伸出双手来，他把我的手铐在窗户的铁栏杆上头，说：“你就在这里洗脸吧。”然后他就离开了。门一关，小房里热得没法呼吸，手又被铐着，我觉得自己要死了。我于昏迷中听见叔公在问：“他呆了有多长时间了？”那人回答说5个小时。我听了心里一惊，挣扎着醒了过来。我口里喊出莫名其妙的一句话：“叔公，我爸爸是从这里出走的吗？”叔公哈哈一笑，对那人说：“我看他啊，全都明白了。”于是他俩过来将我的手铐松开。叔公要我用力跺一下脚，我跺了一下，又踩着了活板，整个人都掉下去了。我以为自己这下掉进了地狱，睁眼一看却是茅街的人行道。火柴厂的厂长和潘奶奶正站在拐角那里说话呢，我赶紧猫着腰窜进一条小胡同，拐了几个弯回到了家里。
姑妈，您不会以为我在编故事哄您吧，我才没有那个闲心呢。再说，有这样的必要吗？您已经离开20多年了，您走的时候我还没出生，现在您在另一个城市里生活，我完全用不着编故事来讨好您，是吗？我之所以告诉您这些，是因为您问了我，而我，一写起来就没个完了。这里这么阴沉，我就是想要找人诉说也找不到一个人。本来我都已经差不多绝望了，就在这时候我收到了您的信，这真是个奇迹。奇迹发生的那天下午，我从图书馆走回来，沉浸在日本推理小说的阴郁氛围中，一点都不想回到现实中来。您的信就像天外来客一样呆在这张大桌子上，是邮递员从窗口扔进来的——我没有邮箱，因为没人给我写信。您在那封信里告诉了我您现在的情况，您还说起离家前茅街的情况，我当然知道您是我姑妈，因为我从小就听我爸爸反复说起过他的这个姐姐。我记得那时候他很为您感到骄傲，他说您是“女中豪杰”。姑妈，您说到从前的茅街马路上跑着牛车，妇女们都坐在门口纳鞋底，我闭上眼用力想象，怎么也想不出那种情形。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市？现在真是一点痕迹都看不到了啊！现在城里既没有牛车也没有马车，只有运煤的货车，弄得满街全是煤屑。
今天就写到这里，再见。
长延：
我的孩子，我那么喜欢读你写的信！
姑妈读着你的信的时候，心里总在想，这是怎样的一个孩子呢？你的爸爸（我叫他逄枝）从前是个郁郁寡欢的人，你妈妈也是同类型的人。我在茅街的时候，逄枝的性情还没有后来那么暴烈，我从未见他发作过。逄枝和你妈都没有固定的工作，逄枝的工作就是每天去大河边捞鱼，捞了那些小鱼在市场上卖，卖不完的做火焙鱼。他这个工作虽然收入不稳定，但他很喜欢。在你出生前，他一直以捞鱼为生，你妈妈则一边打理家务，一边做些鞋底卖。我嘛，在茅街教那些孩子，就住在学校里。
有一天，逢枝进了我的屋，他一言不发，低着头坐在桌边想心事，看上去脸色有些苍白。我预感到有事情发生了，但我要等他自己讲出来，我熟悉他的性情。那一天有些意外，他一直没说话，后来又站起来默默地离开了。过了一段时候，我就听说他放弃他做了十几年的捞鱼的营生，进火柴厂烧锅炉去了。当时我很吃惊，我到你们家去询问他。他对此事的回答是：“因为寂寞啊。”他这句话让我一下子就看到了他十多年的生活的底蕴，我无话可说。可是逄枝却激动起来，开始唠唠叨叨地对我讲述河边的风景。他讲的无非是些老生常谈，朝霞呀，落日呀，鱼鹰呀，帆船呀，轮渡呀等等，完全没有意思的事。也就是说，除了我之外，没人听得出他要讲什么。我当然听出来了，我就问他，从空气清新的河边转移到灰腾腾的锅炉房工作，习不习惯？他回答说，他必须同人在一起，否则那些风景就要将他彻底压垮。长延你看，你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人。多少年过去了，现在我只要听到汽笛声，就会想起你爸爸向我描述过的那些河边的风景。
逄枝虽说在火柴厂工作，可是他并不同厂里的人交往。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茅街的人大都是这种风度。不过逄枝又有些同茅街人不一样的地方，否则，他也就不会脱离做了十多年的营生，选择那样一个工作了。他对我说他这样做的结果是“感觉好多了”。
长延，我给你写信并不是专门要来讲你爸爸的事的，再说，他已不在茅街，说也没用。你就是找遍了河边，也找不到他从前捞鱼的那个地方了，因为那个地方早就消失了，现在成了货运码头。那么我要讲什么呢？让我想想看，我有点老糊涂了。对了，刚才我是想要向你说明，隔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我要向你打听家乡的情况，可是我一提笔就离题，因为往事一幕幕在眼前出现，弄得我有点激动。如你所知，我现在住在大城市里头，过着退休的生活。我觉得我这一生快要走完了——我比你爸爸大二十岁。近来我常去附近的一个公园，同那里花圃的一位老园丁聊一聊茅街的往事，因为他也是从茅街出来的。老园丁有两个儿子，他同他们相处得不好，所以他独自住在花圃的破工房里。他侍弄花草的时候，我就站在他旁边同他讲话。当我同他的谈话越来越深入的时候，被我尘封了二十多年的记忆就全部打开了。这一段时间我一直生活在茅街的氛围里，根本摆脱不出来。我开始搜索自己的记忆，于是我忽然想起了你，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侄儿，我们文氏家族的继承人。逄枝离开茅街的那一天给我来过一封信，信里提到了你，他显然为你担心，可他又写道：“顾不了那么多了”。这正是他为人的风格。虽然你父母杳无音信，我却凭直觉感到，你还在茅街，在渐渐成长起来。我也知道茅街的那个口号：“决不饿死一个人”。大概当年逄枝也是抱着这样的信心离开的吧。前天我和老园丁站在夕阳里头，我对他说起茅街的牛车在大马路上来来往往的情形，说起那些神情专注的车夫。当时老园丁正在做一个盆景，他听了我的话手就开始颤抖，后来又说他感到冷，就撇下我进屋去了。他一走开，我心里感到特别空，我在花园里走了一圈后，发现连自己的腿都变得不像自己的了。我害怕回到家里去，可又不得不回去。幸好，一出公园的门，我就恢复了常态。
长延，你从我上面写的这些，已经弄清了我为什么念念不忘茅街吗？这真是一件说不清的事。我写信的此刻，我耳边还响着牛车驶过的隆隆响声呢。车上坐的多半是小伙子，偶尔也会有一位姑娘。那是什么样的农村姑娘呢？在打霜的早晨，我在晨曦里头看清过她的面庞，那种坚毅的神情令我永生难忘。长延，我正在想，也许你也已经有了那种表情吧。那时的学校没有电铃，上课和下课都是由工友用锤子敲那块挂在梁上的铜。傍晚时分，只要他一发出下课的信号，牛车就从我们这里隆隆进城了。有多少次，我因为百感交集而眼前发黑。实际上啊，姑妈也是因为心里寂寞才离开茅街的呢，长延能理解吗？这二十多年里，我忙忙碌碌的，故意将那些事撇在一边不去想它们，我是有意不去主动同你父母联系的呢。
从我住的房子望出去，也有一条河，河里驶着轮渡船，我坐在家里一天到晚都可以听到汽笛声。有时我忽发奇想，就会到轮渡去等船。我做出要接人的样子，等了一船人，又等一船人，还伸长了脖子在人群里头辨认着。有一回我看见一个长得很像逄枝的青年。我心里想，这是不是长延呢？他一开口说话我就知道不是，因为他是东边的口音，长延，你大概会想，我既然这么挂记你，为什么不去一趟茅街，将你接到自己身边来呢？我不能这样做，孩子。有两个理由。一来我已经是风烛残年，无法对另一个人的前途负责；二来你是文氏家族在茅街唯一的继承人，我不能破坏逄枝的安排，也不愿失去自己的梦乡。要是你离开茅街，我、逄枝，还有你妈妈，我们不就成了孤魂了吗？那么我为什么又要去轮渡码头呢？只能说是我相信奇遇吧。我夜里不大睡得着觉，坐在高楼的房子里面，我总是看到很远的地方有个男孩朝我走来，他走到河边时，要搭轮渡的人太多了，他怎么挤也挤不上去，只好坐在地上哭泣。我在空空的房子里大声说：“你不要哭，我来接你了。”我这样说过好多次。
长延，你说你常去图书馆看侦探小说，这事姑妈听了别提多高兴了！图书馆的季阿姨，先前我在茅街小学时，她在那里做杂役。她很善于揣测别人的心思，至于她拿出的照片，也许是你妈妈，也许是另一个女人，你不要太在意。已经这么多年了，你一定从那些书籍里头看出门道来了，这里头也有季阿姨的功劳，你说是吗？我猜，从一开始就是她把你引到图书馆去的，对吗？你瞧，在茅街，有那么多的人在暗中关怀着你。或许你根本就不想离开那里，或许我上面写的那些想法都是过时了的。起先我写信给你是有顾虑的，我担心我们没法沟通。现在我大大放心了，你写来的每一句话我都深深懂得。看来，除了血缘关系之外，这同你读的那些书也有直接关系。我真想再听一次季阿姨敲钟的声音啊。当然这并不是说我想回去，从我离开那里以后，我一次也没想过要回去。我一想起逄枝的那一次发作就胆战心惊，哪里还会有回乡的念头呢？
长延，你有空的时候，到河边溜一溜，说不定会发现你爸爸从前的某些踪迹呢。一个人，只要他在一个地方真正生活过，总会留下某些痕迹的，哪怕那个地方已经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也是如此，你有这个兴趣和耐心吗？我想会有的吧，你是逄枝的孩子嘛。
姑妈：
读了您给我的两封信之后，我对我的生活有了些信心。我以前也隐隐约约地感到有些人在暗中帮助我，现在经过您的提醒，这件事变得明确起来了。
那一年父母离家后，我一下子变成了孤儿。他们走的时候在抽屉里放了些钱，但并不多，也许是暗示我，叫我尽快地自食其力。当然那个时候我并不懂得这种暗示。我本来就对去学校很厌恶，他们一走我就不上学了。我每天用那些钱买食品，有时还买书。钱很快就花完了。那天早上醒来时，我心里充满恐惧。当然，家中还有一个铜盆，有一座坏了的老式挂钟，一些旧衣服等等，都可以卖到废品站去。可是这又能维持多久呢？我起床后就拿着铜盆去废品站，我认识那个姓冬的老头。冬老头举着我送去的铜盆看了又看，半天没做声。后来他问我：“这个盆子，你是要卖一元钱呢？还是要卖五元钱？”我听不懂他的话，就一声不吭。于是他又问了一遍。我鼓起勇气回答说五元钱。他眉开眼笑，说：“那我就给你一元钱吧。”我委曲地拿了一元钱往家里走，越想越害怕，就蹲在路边哭起来了。就是那个时候潘奶奶看到了我。她问我为什么哭，我就哭得更利害了。潘奶奶说她知道我为什么哭了，还说她有办法，让我跟她走。这一走就走到了火柴厂。我进车间时，只听见里头一片嘈杂，满满一屋子人，我低着头不敢看他们。潘奶奶将我安顿在长长的案板前坐下，她自己就帮我办手续去了。那一天发生的事，我至今历历在目。我此刻回忆这事是因为我突然想起了冬老头这个人，想起了他对我的问话。我的前途也许就是那一刻决定的。谁知道呢，说不定是他同潘奶奶商量过了？如我告诉过您的那样，后来我就不为吃饭的问题发愁了，我甚至每个月还剩下一点点钱去租书来看呢。冬老头现在还在废品站，后来我又去找他卖过几次家里的旧东西，他不再占我的便宜，反而很大方，大方到了荒唐的地步。比如一双旧胶鞋，他给我的钱可以买一双新的了。“年轻人，来日方长嘛。”他总是这么说。
昨天下了一天的毛毛雨，到了傍晚天晴了。我想起了您的嘱咐，就带上手电往河边走去。我穿过那个货运码头，沿着大堤下面杂草丛生的小路往南走。风在耳边呼呼地吹，天很快黑下来了，我只好亮起手电照路。一路上，我想的都是如何避免我的胶鞋踩到泥泞里头，根本顾不上想别的。我深一脚浅一脚，弄得满头大汗，最后终于走到了麻石阶梯那里。我在阶梯上坐下来擦汗，风变得柔和起来，码头的灯光静静地发出黄色的光。有人从石梯上下来了，晃着手电，他也是下去找东西的吗？我让到一边等他过去，他却紧挨着我坐下来。他是码头货运工人，穿着粗帆布工作服。他一坐下来就说那些厌世的话。“总是这些一模一样的晚霞啊。”他的哀叹就像呻吟，他一动，骨头就发出爆裂的声音。我就对他说，他其实很喜欢他的工作，会要一直做下去。他听了我的话就吃惊地同我隔开一点，说：“小鬼头，你心里想些什么？”然后他就站起来，小心翼翼地下到河里去。我看见他穿过深深的杂草到了水里，我再要看就看不清了，他消失在黑暗中——也许是消失在水中了。这个人的古怪举动感染了我，我害怕自己也会做出和他相同的举动，就连忙起身往上爬。整整一个晚上，我的思绪都被河边的事占据了。姑妈，当您说要我到河边去看看时，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期望呢？我使您失望了吧？那位坐在我身边的码头工人，我感到他的裹在帆布里头的身躯很有力量，想想看，他可以让自己的骨头发声。而我，不论如何样尝试也不能成功，我的骨头比他苍老得多，骨质疏松。啊，我开始胡说了，谁知道他是不是一桩案子里头的杀人犯呢？他消失在河水里的举动莫非是做给我看的？
我经常想这件事：世界在人的眼里，是原来的样子呢，还是面目全非了呢？我的记忆力是很好的，我记得我两岁时的一些事。那时茅街到处有槟榔卖，我吵着要吃，妈妈就给我买了。我手里拿着两只槟榔站在屋前看人点花炮，有一个小姑娘跑来，一把就抢走了我的槟榔。我没哭，只是疑惑：槟榔刚刚还在，现在怎么就没有了呢？好多年了，在茅街根本再看不到槟榔的影子，那些卖槟榔的小摊子也早就改卖别的东西了。我却记得毛巾店的阿喜婶婶卖过槟榔。我去她那里买毛巾，装作无意中向她说起：“从前的槟榔摊子生意真兴隆啊。”没想到她瞪了我一眼，将毛巾从柜台上拿走，不卖给我了。不久就有流言传到我耳中，她说我是“一个找麻烦的人”。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深的惆怅。还有一件事就是老鼠的到来。我小的时候从未见过老鼠，那时家里的剩饭剩菜都放在灶台上，第二天还可以吃。父母出走之后，我就发现了老鼠。那之前我只在书上读到过。它们一共有两只，都上了年纪，我把它们叫做鼠爸爸和鼠妈妈。再后来我又发现连街上都跑着老鼠，还发生了老鼠咬伤婴儿的事。最开始出现的那两只上了年纪的老鼠，它们是从哪里迁涉过来的呢？它们的原居住地发生了什么事呢？它们是随着大队伍过来的，还是单独过来的？为了观察它们，我故意将剩菜放在灶台上。我多次见过它们吃东西的样子，它们从地板上跑过的神态，可是我还是不能破解它们的迁徙之谜。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根本没有什么迁徙，它们原来生活在地底下，现在在地面露头了。厨房里的灶台边有一个洞，他们总是一前一后从那个洞里钻出来。家里空空荡荡的，显然是没有它们的窝。对于老鼠们来说，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呢？
姑妈，我心里有一个空洞，我说不上来那是怎么回事。我在河边走的时候，那种感觉就会上来，我就像掉进一个洞里去了一样，所有围绕我的事物全都化解了，无影无踪了。下半夜，我在厂里值夜班，我走到大门口，居然看见资华均厂长坐在门口石狮子的底座上。“长延啊，”他开口说，“有情况吗？”“报告厂长，一切正常。”我做了个敬礼的姿势，资厂长笑起来，说：“我怎么觉得这里黑糊糊的一片呢？”我告诉资厂长说，是因为大树的枝叶太浓，将车间里的灯光挡住了。人们都在车间里，机器也是开着的。他侧耳细听了一会儿，又古怪地笑起来，说：“我看那里面没有人。这种夜晚令人揪心啊。”我不自在地站在资厂长面前，似乎听懂了他的话，又似乎没听懂。我紧紧地握着手里那根木棒，生怕它从我手里掉下去。那一刻啊，世界真的从我身边消失了。不知过了多久，资厂长的声音才从遥远的地方传来：“长延，你不要乱下结论啊。”我抬起头，看见他在灯光下走远了的身影。天亮前，我感到自己化成了幽灵，我在厂区游荡，所有那些事和人都同我毫无关联，我手里的木棒也成了多余的东西。我看到另外两个手持木棒的保安从我对面走来，他们好像看不见我，冲着我过来，我连忙闪到路旁。直到我写信的此刻，我还在想，这是怎么回事？他们真的看不见我吗？我用木棒猛敲水泥地，可那两个人连头都没回！姑妈，我对您说的这种事发生过不只一次呢。资厂长来过我家里，他一进来就将门关上，很亲密地问我，是不是已经对火柴厂的工作适应了。那一回我看着他的脸，拿不定主意要如何回答。心想，莫非是暗示我可以换工作？或者是要辞退我？如果是要辞退我，那可不符合“决不饿死一个人”的茅街原则啊。我已经工作了这么多年，怎么还来问是否适应呢？说老实话，我在这个世上最害怕的人就是资厂长，每次他对我提问我都答不上来，因为他问问题的出发点和任何人都不一样。我想起来了，他就像站在那个空洞里对我提问，他的思维将我也揽进了那个洞。我不记得我说了几句什么样的无意义的话，纯粹是敷衍他。他却显出满意的样子，说我“有超出自己年龄的老练”。这世上最怪的人也是资厂长，谁会像他那样来谈话呢？我观察过别的工人，我觉得他们都有明确的生活态度，但那也许只是表面的吧，对这种事，我心里越来越没有底了。我总是想一些生计之外的事，真的，我从不考虑自己的生计。或许正因为茅街“决不饿死一个人”，我才会这么年轻就这么老练？据我的观察，这里的年轻人都很老练，就连小孩都是如此。隔壁的韦宝才九岁，就已经学会了将双手背在背后，做出心事重重的样子在人行道上散步。我对他说：“小韦宝，你吃饭了吗？”他盯我一眼，傲慢地仰起小脸回答：“我有工作，顾不上吃饭。”好像是，茅街的人们之间并不对这种情况大惊小怪，他们心照不宣，共同的秘密滋养了他们内心的高傲。那么我呢？我心里并不高傲，也没有秘密，只有对我周围这个世界的困惑，我算不算一个真正的茅街人呢？也许算，也许不算吧，我这样想。
有一件事我要问您：您工作过的那所小学在哪里呢？我曾按您的指示去过那里，那里现在是茅街最大的旅馆的所在地。没有人知道关于小学的事。上了年纪的清洁女工对我说，小学是有的，不过是她爷爷那一辈人的事了。那个时候的茅街还是一片水稻田，一位富商在稻田边上建起了一所小学，方圆几十里的小孩都来此地读书。老女人说话时像盲人一样仰着脸，翻着白眼。当时我产生了一种奇异的联想，我仿佛看见她灵魂出窍，飞到了穿长衫的时代。我还去问了图书馆的季阿姨，我提到小学那块当作钟来敲的黄铜。季阿姨只是一味地笑，不回答我的问题。有时她又做出天真的神态反问我：“你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啊？”她说她本人一点儿也不知道，也没听说过。她在旅馆里工作了好多年，后来茅街地区建了这个图书馆，她就调到这边来工作了。她还说她很喜欢听我讲小学的事。“那就像我青年时代的梦想呢？”她说。姑妈，我很气恼，因为他们都不愿证实您说过的话。茅街的人总是这么暧昧，这么曲里拐弯，内心阴暗。不管怎样，我是相信您的，我喜欢您说的那种情境，我觉得那是真实的，而他们，全都在掩饰什么，在说谎。有一天傍晚，我坐在家里的桌子旁边，一下子就看到了您的小学的办公室。办公室是一长排的平房，最前面那一间的墙外就挂着那块黄铜，有一个面目模糊的男子在敲那块铜。虽然我听不到响声，但他每敲一下，那些喜鹊就乱窜乱飞，然后又落在了原地。我想，那一定是您的小学的办公室，因为我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孩子们的吵闹声。大院里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喜鹊呢？当我努力想辨认一下时，眼前的这幅风景就乱成了一团了。我去还书的时候，季阿姨突然对我说：“梦想成真的事是存在的。”我回答她说：“我看您是将真事变成梦想了呢。”她听了一点都不觉得我是讽刺她，反而笑得一脸的皱褶都漾开了，连声说：“真聪明，真聪明。”
自从您老人家给我写信之后，我就开始注意起一些事情来了。这些事我以前也发现过，产生过疑问，但从来也没有弄清过。每天中午12时准，那位算命的盲人就要经过我家。他背着二胡，不用棍子探路，低着头往前直闯。听潘奶奶说，盲人金原来是火柴厂的一个会计，后来因为争强好胜被人戳瞎了双眼，只好去学算命。可是他算命的技艺不高，生意也不好，不过饭还是有得吃。看来他对这一带是很熟悉的，所以不用棍子探路也知道什么地方有什么障碍，在什么地方转弯。盲人金总是坐在小吃店外面的雨篷下给人算命，他的顾客都是外地人，因为茅街人不太相信他。那么12点他从我门前经过时，他是到哪里去呢？不少人看见他行走在郊区的小路上。由于兴趣不大，没人追随过他。写到这里，我就犹豫起来了。因为我的这次行动并没有发现什么机密，也似乎没有什么可记录的。仅仅只是因为我心底有种隐隐的不安，我才在这里将它写下来。是啊，我到了郊区农场，我看见盲人金在塘边的青石板上坐下来，脱下肮脏的鞋袜，将一双苍白的、略显浮肿的脚伸到水中。那些蚂蟥立刻游拢来了。它们吸血时，盲人金垂着头，好像睡着了一样。我不眨眼地看着那些蚂蟥，心情很沉重，有种窒息感。盲人金突然开口说：“长延，你不要难过。”原来他知道我站在他身后呢，怎么回事呢？即使他的眼睛看得见，他脑后也并未长眼睛啊。这时他已经开始穿袜子了，他的脚已消了肿，显得很瘦，发青。我不等他站起来就偷偷跑开了，我感到没来由的羞愧。我问自己：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好奇心呢？姑妈，您认识盲人金吗？您知道关于他争强好胜的那回事吗？他的眼是真瞎吗？我知道我的好奇心有点卑鄙，可还是禁不住说出来了。潘奶奶将盲人金去郊区农场的事称之为“处理个人问题。”我问她个人问题是指什么，她说就是同婚姻相似的那种问题。盲人金是个鳏夫。有什么问题会同婚姻相似呢？潘奶奶真会卖关子啊。我写了这些，自己并没有发现什么线索，我也不知道心里有种什么企图，只是那种不安又一次平息下去了。他还是天天从我门前经过，不断激起我内心的羞愧。
当我决心将一件事忘掉时，那件事反而如同拦路虎一样出现了。我说的是资厂长，他又来家里询问我是否已对自己的工作适应了。我如实地回答他说：“有时也很难。”资厂长说，厂里发生了失窃事件，正在追究保安的责任。我说在我值班期间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当然，失窃发生在白天，你是值夜班的，那个小伙子为表明自己清白居然砍断了手指。”他想了想又说：“保安这一行不好做，谁能保证灾难不落到自己身上？”资厂长一直在翻东西，就好像这是他自己家里一样。他打开大柜从里头找出我们家的户口簿，仔细地查阅了好一会，然后皱着眉头对我说：“长延啊长延，你快20岁了吧？”由于弄不清资厂长的真实意图，我心里惶恐得要命。他是不是来找岔的，要辞退我呢？他站在窗前，将我家那张发黄的全家照举到眼前，嘿嘿地笑着，笑得我背上出冷汗。后来他将我们的照片放进他的公文包，说了一句：“长延你这小子！”就离开了。我满心沮丧，将被他翻乱的东西整理好。有一件瓷器，是一个花瓶，我没注意到它已经破了，将它收进柜里去的时候，裂口割破了我的手掌，血如泉涌。我用碘酒倒在伤口上消毒，又撕了一件旧衬衫来包扎，我将伤口包了又包，血还在不断渗出来。这意外的情况令我害怕了。我又撕了件旧衬衫，血还在渗出，怎么回事呢？地上扔了一堆浸了血的布条，我看一眼头就发晕。我就这样不断地剪布条，换布条，一直到剪完第三件衬衫，血才止住。这时我已经头晕得站都站不起来了。我捧着受伤的左手半躺在床上，天渐渐黑下来了。既然我一时半刻出不了门，也就不可能托别人去厂里请假，那么我可能要旷工了。这时资厂长说过的那句话就又在耳边响起来：“谁能保证灾难不落到自己身上？”尽管害怕，我还是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啊，那一夜啊，不堪回首！我听到家里所有的瓷器和玻璃用具都在碎裂，开开灯，便看见地板也裂开了口，那只公鼠和那只母鼠跳了出来，穿过房间，从窗口窜出去了。剧痛中，听见资厂长在窗口那里说话：“长延啊，这屋里的每一样东西，你都试着用过了吗？你要轮流将它们使用一下，因为它们身上都有历史啊……”我听到他的声音，但我看不到他的人。第二天我去上班，谁也没提我旷工的事，也没人询问我的伤势。现在伤口已经长好，不过我一想起我流过的那些血就不寒而栗，这事对我的影响太深了。
有时候，我坐在家里，于静默中竟会被自己心中怪异的念头吓得惊跳起来。潘奶奶有一个叫福娃的小孙子，他总在街上用水枪袭击我，弄得我一身都是水。我在冥想中将小家伙带到河边教他游泳，然后又将他推向深水区看他挣扎。这样的想象居然持续了多年，如今那小家伙已经长大了，也不再玩水枪了。今天，他来我家借一把伞。他拿着伞，讨好地笑着对我说：“长延哥，我最怕水了，一做梦就在水里挣扎呢。”他的话如同在我头顶炸响了一个霹雳。我用昏暗的眼光看着窗外的街道，一下子感觉到了那些建筑物上面的年轮和沧桑。在那边，盲人金从农场回来了，他坐在潘奶奶家门前的台阶上拉二胡，他拉的是欢快的调子。最近他瘦得厉害，盲眼深深下陷，头发如乱草。街上行人川流不息，不知为什么很多人都提着鸟笼子，一会儿鸟叫的声音就盖过了二胡的声音。我看见盲人金灰溜溜地站起来回家了。这同样的风景我已看了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看透它。用“门外汉”这个词来形容我是很恰当的。不是就连福娃这样的小孩，也能毫不费力地看穿我的那点心思吗？人流变稀了，我听见潘奶奶在屋里骂福娃，好像还用棍子打他，他双手抱头从房里冲出来，边跑边喊：“我要跳到河里去淹死！”他从我身边跑过去时我叫了他一声，可是我的视线被一只鸟笼挡住了，鸟笼里头有一只凶狠的鹦鹉，它用尖利的声音冲我大叫：“福娃！”我吓得倒退几步，浑身发抖。将鸟笼高高举起的是一位老者，那人看着眼熟，像是妈妈那边的亲戚。“这只鹦鹉送给你吧。”他说，朝我逼近。“不，不……”我退到屋里，将门关上，又将窗帘也放下了。
姑妈，姑妈，您说说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向我逼近呢？我，一个名叫长延的小伙子，茅街的居民，我害怕些什么呢？我住在父母留给我的房子里，我有职业，身体也没有病，可有的时候，我为某些说不清的事忧心如焚，到了精神恍惚的程度。夜晚降临时，我走街串巷，想对整个茅街地区进行一次搜寻。我在街道上和巷子里头遇见各式各样的行人，有的是本地人，有的是外地人，都低着头在匆匆赶路。我在电线杆下面停住脚，隔一会儿就有一个人进入我所在的光圈，我看见他们苍白的侧脸，可是看不见他们的表情。路边的房子里住着我认识的那些人，窗口透出黄色的灯光。偶尔也会有某个人打开门，向外面张望一下，就像是往外面发信号一样。我来到西边大马路的尽头，这里建起了一座6层的高楼，据说是政府部门的办公楼。办公楼里黑洞洞的，没有人上夜班。大门旁的传达室小屋里亮着灯，那位干瘦的老头戴着老花镜，在教他孙子写字。孙子伏在桌上，很不耐烦的神气，写两个字又回头看一看他。老人抬眼从花镜上方看见了我，热情地招呼说：“是长延吗？请进！”我走进狭小的房子，他让我坐在值班的床铺上。他自如地对我说起他的事来，就像我是他的家人。实际上我同他并不熟，只知道他姓汪。他说他对这个雇用他的部门没有信心。当他口里吐出“没有信心”这几个字之际，我觉得很滑稽。这真是一个怪老头。在我的想象中，“政府”是一个很遥远的机构，同我们百姓是隔离开来的。“那么，您如何看待这栋楼里进行的工作呢？”我问他道。“行尸走肉。”他不屑地撇嘴，不愿细说了。我意识到这不是一位一般的传达老头，我脑海里浮现出“奸细”两个字。大概在城里，这一类的人就如同厚厚的松针下面隐藏的菌类一样。他们是垂死的机构的副产品，身负着类似“解说人”的义务。我想问他几个问题，可是那小孙子发怒了，将写字本摔到地上，还居然跳起来打了爷爷一个耳光。这事令我大大的迷惑不解。老头居然捂着脸，显出窘迫的表情，口中嗫嚅着：“啊，我又多嘴了嘛。”我呆不住了，就起身出门。走出没多远回身一看，那爷儿俩仍在灯光下，一个伏在桌上写，一个站在后面指点，显得十分和谐。刚才到底发生过什么呢？
姑妈，我越写心里越乱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长延：
你的信让姑妈这颗衰老的心又恢复了活力！当你如实地描写你周围的环境时，我便透过你朴实的文字看到了往日的风景。怎么说呢，我相信，已经有过的东西总会从沉渣里慢慢渗出来的吧。人还在，那些事就不会消失，人是这个世界里的奇迹，对吗？好多年了，我想着茅街的风景，我想不清楚，因为在大城市里人的脑子总是浑浊的。我依稀看到一条短短的的街道，像蚕一样在一团雾里头蠕动，这便是全部。我悲痛地问自己：我的那些喜鹊都到哪里去了呢？还有高坡上的那所小学，孩子们的吵闹声要传到两里路之外？这些年里头，也有茅街的熟人到我这里来过，他们全都守口如瓶，一点情况都不向我透露。我不能确定他们这样做的用意，是怕我伤心呢，还是故意要让我伤心？
我将你的信读了又读（现在已经有五封了），让时光悄悄地溜走，这种感觉真好！姑妈老了，连白日梦都很少做了，但姑妈并不甘心，她还在等，等某种信号从空中传来。后来就有人带来了你的地址。那是一个阴天，有个小姑娘在我家门外跳绳，绳子一下一下打在木门上。后来老乡就推门进来了。老乡是位大嫂，因为长途跋涉脸色很难看。我并没有问她，倒是她在问我。她喝了我给她泡的香片茶之后，目光就变得犀利了，她看出了我的空虚。“您在那边难道一个亲人也没有吗？”她似乎是在责怪我。我迟疑了一下，说出了你的名字，不过我已经忘记了你的地址。我拿出笔，她以粗大的字迹写下了你的街道和门牌号码，还咕噜了一句：“贵人多健忘嘛。”这位大嫂以前是个洗衣工，靠帮别人洗衣洗被子为生。每天上午，茅街的某个地方都会响起她的收衣服的吆喝声，那时我们小学是她的一个很大的顾客群呢。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人，成了我生活中的指路人。你看，这事我记得这么清楚，这是因为她说话的口气太特殊了，她走了好几天我还在想这个问题：“谁是我的亲人呢？”我一下子感到，虽然从血缘上说你只不过是我的侄儿，但远远不止如此。我们家只有你一个人留在茅街了，并且你已经长大了，这个人是来告诉我这件事的。我没有见过你，你出生后，逢枝来过一封短信，后来我就再也没得到过你的消息了。我不感到唐突，在我一生中，我多次看到婴儿在黑暗中长大。那位大嫂走后，我就开始酝酿给你的信了。那封信我写了又撕，撕了又写。为什么呢？是这样，孩子，我一拿起笔，脑子就乱了，不，也不是乱了，而是，怎么说呢，脑子里一片空白。你这个没见过面的小侄儿，就像一道符咒，消除了我脑海里的所有的词语。我曾是一名能说会道的老师，也很会写文章。可是突然，你的事情像长城一样挡在我的眼前，将我的视野局限在自己的脚下了。长延，你不会认为我在夸大其辞吧，姑妈说的都是真话。整整六个星期，我被架在半空，那条裹在雾里头的蚕始终不现身。茅街，它是姑妈的心头之痛啊。二十多年里头，它一直是约隐约现的，大嫂来过之后，我和它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可是我却更看不见它了。这就是我不知道要如何给侄儿写信的原因，我不知道我究竟该把你当陌生人呢，还是当一个没见过面的亲人，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在信里提起从前的茅街——它肯定已经不存在了。后来我挣扎着写出了那封语无伦次的信，你接到信之后一定很迷惑，很不满吧？
毕竟，你是我们家的骨血。我此刻对那位大嫂心里充满了感激。我想，她也是你的看护人之一。你瞧，你在多么宜人的环境中长大！茅街虽阴暗，但黑夜里有那么多的手伸出来扶助你，所以你才能成长为今天这个样子吧。我收到你的回信之后心里的一块石头就落了地。那以后我在与你的通信中吃惊地发现，消逝了的东西正在一点一点地复活。正确地说是，那些东西一直潜伏在黑暗里，而如今，只要我们写信，它们就都被带出来了。比如你说的图书馆的古怪的季阿姨，你要是不说她的话，她就只是一个小学的杂役。我看了你的描述之后再回忆起这位阿姨，便深深地感觉到了她性情中那种莫测的东西。现在她在我的记忆里头不再是飘荡不定的影子，她成了一条细长的、可追索的通道，虽然我不能确定这条通道是用来干什么的。那时我丢下她一去不回头了，所以她才变成影子。我说过所有有过的事都不会消失，这个看法在她身上得到验证了。这样一个谜一样的女人，当然会喜欢那种日本推理小说。但我想，日本人的那种清晰推理还不能给她带来满足吧，因为不满足，她会一本接一本地读下去，欧洲的啦，美国的啦，俄国的啦，恨不得将全世界的这种小说都读完，你说是吗？
眼下我生活在一个工业大城市里，我周围到处是高耸入云的烟囱。当烟囱一齐冒烟时，这个城市就变得朦朦胧胧地不真实了。有二十多年了，我一直在烟雾中飘来飘去的。我常想，Z城这个地方对于老年人来说真是理想的安居之地啊。那时在茅街，我是怎样萌发了出走的念头的呢？说来你也许不理解，我之所以要离开，是因为那块当钟来敲的铜。日复一日，那种原始风情的、令人遐想联翩的上课下课的信号居然可以逼得人要发疯。那一天我站在坡上，当放学的“钟声”响起来时，我便看到在人口稠密的居住区当中有一个黑洞，黑洞的形状呈铁锅形，上面宽下面窄。“钟声”每敲一下，黑洞便抖动一下，“钟声”停下来，黑洞就消失了。我所立足的，是整个茅街地区的制高点，所以那种画面分外清晰。当时我腿一软，坐在地上。我听见孩子们在吵闹着走出校门，听见班主任们在维持路队秩序，但这一切都仿佛发生在遥远的地方。新梅老师发现了我，她将我扶起来，我却对她说：“赶快安装电铃吧，赶快。”第二天便安装了电铃。电铃声响起来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的生活步入了老年阶段，于是产生了出走的念头。我当然不是不喜欢茅街，我只是不喜欢那种被黑洞吞噬的感觉，我要生活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后来我又想过：学校为什么会建在那种高地之上呢？决策人就找不到更好的地方作为校址了吗？我已经告诉过你，那种悬置的感觉好久以后还在折磨着我。我不喜欢住在高地，我愿意隐没在人群和房屋里头，所以我选择了这座烟雾飘飘的城市。我啊，几乎是以欢快的心情离开茅街的呢。直到今天，茅街仍然是我的一切，而Z城等于零。这并不是说我要回茅街，我用不着回去，我只要在此地等待就可以了。那边会传来消息。近年来，这种消息越来越频繁地传来，于是我收到了长延的信。也许，这是对我长久的思念的犒劳，也许这里头还隐藏了更深的不祥之兆，就如同我当年看见黑洞一样？我猜不透，我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你的信激活了我，让我老年的生活完全变了样。现在是烟囱吐烟的时刻了，我起身关窗，将尘埃挡在外面，我看见奔跑的人们那歪斜的身影，可我心里想的是你旷工的事。我想，长延正在经历我当年逃避的那些事呢。
长延，这就像抽丝剥茧，一层一层地将往事揭开来了，对吗？你老说：“这里这么阴沉。”你写的那些事却是我渴望的呢。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远远没有你自由。那时还没有城市，只有一条叫茅街的小马路，家家都去河里挑水吃。姑妈每天的工作是挑五担水，要是完不成，你奶奶就要大发雷霆，将我视为宝贝的绣花绷子扔出屋外。每次我从青石阶那里下到河边，就看见那些老男人立在水中，露出上半身。他们有时是七八个，有时竟有十来个。他们在干什么呢？既不是洗澡也不是纳凉，就只是立在水中发呆。他们是我不愿去河里挑水的最大原因。我终于将这事告诉你爷爷，你爷爷说：“那些人是心里发烧才到河里去站着的。”于是下一次我去河边时，就硬着头皮仔细观察他们。我心里想，既然这些人都不是茅街人，他们只能是那艘大船上的船员。后来我又想，他们也不会是船员，因为船员总要离开，而他们日日立在水中，到冬天才消失。并且这些人虽上了年纪，长相都很相象，一律的小胡子白头发，双颊沉陷，愁眉苦脸。他们是一个母亲生的吗？水里头有老人站立的事困扰了我好几年。终于有一回，我忍不住透露给了我的同伴舒鸟。舒鸟也是天天要帮家里挑水，但她听了我讲的事却瞪大眼睛说不出话来。“有这样的事吗？”她迟疑地说，“我没有看见过。”那一刻，我是多么的愤怒！我抛下她掉头走开了。那个时候我想不通，人为什么愿意生活在谎言中呢？虽然爷爷奶奶从不说谎，但我还是难以同他们交流。你爷爷说话太精辟，太深思熟虑了，往往我还没开口就感到自己的幼稚可笑，你奶奶呢，总是在家里骂人，我同她关系不好。
后来我和舒鸟在那条小街上散步，我们多次商讨过逃跑的事，连行头都准备好了。然而就在我们即将付诸实施的那天夜里，你爷爷和奶奶双双煤气中毒，再也没有醒过来。你想，我们房子一下子空了那么多，只剩下我和你爸爸了，我还能跑到哪里去呢？他们的去世并没有给我带来自由，后来我又挑了好几年河水，直到用上自来水为止。那几年，我总在河里那些老人当中辨认，看有没有爷爷，我认为他们全都是经过了化装的。长延，你瞧，从前的茅街多么小，多么单调乏味。街上的邻居全是熟人，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眼里，腻味得不行。父母死后我和逢枝的压力就大起来了，因为整条街都传着一种流言，说我俩是凶手呢。他们说：“两个上了年纪的人，再蠢也不会把门窗关得死死的睡在房里。”他们的话有道理。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不知道，逢枝也不知道。流言打消了我逃跑的愿望，我心里只想着在人们的眼皮底下装几年好人，让茅街的人忘记我和逢枝。逢枝总要我给他讲述那些站在河里的老人，我就想起来带他去看看。那时已经用上自来水了，河边也正在修码头。我们到了那里，可什么也没看到。风那么大，刮得我们站都站不稳，风将修建码头的水泥刮上天，又落到我们头上，我们灰头土脸地回到了家。你爸爸猜测说，那种事是只能独自一个人才看得到的。上次我叫你去码头，你说你去了，并告诉我你的经过。我对你写的那些情况很熟悉，你说的那个码头工人，也许就是当年立在河里的老人的孙子，所以他径直就走到河里去了。这些人都熟悉水性嘛。我老觉得，是因为我看见了河里的那些老人，茅街的人才把我和逢枝看作凶手的。两桩事之间必定有联系。
我最讨厌去河里挑水。可是不挑水就没水喝没水用，父母那么老了，总不能让他们去挑吧。逢枝就更指望不上了，那时还是个三四岁的毛毛虫呢。河里的那些老人改变了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当时认为，整天站在水里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而且他们那种失魂落魄的样子也让人起疑心。如果是遭了难，就应该是一个人站在那里为要不要投河而犹豫不决。可他们那么多人，既不投河也不上岸，只是让人觉得滑稽而已。世上怎么会有这样一些人，过着这样一种生活呢？太阳落山时他们就上岸了，他们老迈的身体从我旁边走过，浑身散发着河水的腥味，有几个还因为爬那阶梯太费力而发出呻吟。长延，我知道你已经看不到当年的景象了，现在那里已经是码头了嘛。在夜深人静之际，老人们的孙儿们会不会梦到前辈做过的那些事呢？也许还会有人去寻找当年事件的蛛丝马迹吧？有的人不用找，因为那种事就在他们心里，比如你碰见的码头工人就是这样。我住在这个大工业的地方，当烟囱吐烟时，我就想起了清亮的河水，阳光，风，还有河里的老人。真想回到那个时代去啊。这里也有河，可这算什么河呢，发出恶臭的黑水熏得人要捂着鼻子走。长延，姑妈爱看你的信。
姑妈：
我昨天满了20岁。我在图书馆里呆了一个下午，让那本推理小说把我的脑子弄得稀乱。那是我所愿意的，每一次我都故意不让自己跟着作者的逻辑走。为什么我要这样读书呢？是因为我不相信作者对事物的解释吗？从图书馆里出来，我有些精神恍惚，有些莫名的担忧的情绪。我正低着头走，黄馆长（她是图书馆馆长）过来了。“长延，你出生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呢。”这位花白头发的老太太说完就看着我，对我很不满意的样子。我羞愧地说：“啊，谢谢您，您老人家还记得我的生日。”她笑了笑，说：“你不要低估了自己。”有人在叫她，她就抛下我走开去了。我虽然同这位馆长认识，但并没有同她谈过话，我们平时只是点头之交而已。这样看起来，图书馆里头的这些事成了推理小说了。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去图书馆的呢？啊，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时我总在外面游荡，街上的小孩常来欺负我，将我打哭了。那一天我正靠着一根电杆哭泣，季阿姨过来了，她拉着我往图书馆走，边走边说：“你要学习，不学习就受人欺。”当时我觉得她的话很奇怪。不过我很感激她，因为她让我舒舒服服地坐在桌旁，递给我一本书名为《孤魂鬼影》的小书。我立刻被里头的凶杀故事吸引住了，看得忘记了一切！那天下午，光线渐渐暗淡下来，室内的电灯打开了，读者都走光了，只有我一个人坐在桌旁，季阿姨好像也回去了。我突然意识到那么大的阅览室里头只有我一个人，而室外的走廊里更是黑得不开灯就什么都看不见。我去推门，推了几下都推不开。我的全身都抖起来了。“季阿姨！”我的声音那么尖，那么陌生。“长延害怕了吗？”是季阿姨在说话，她从书架之间探出上半身，她的脸是蓝色的。她干吗要躲在那里？是谁从外面把门锁上了？我感到毛骨悚然，连话也不敢同她说了。当时我的样子一定特别傻，季阿姨口里发出奇怪的声音，像猫儿叫春一般，于是我全身的血都凝住了，我快要失去知觉了。不知过了多久才听到她用正常的声音说：“门没锁，你应该向内拉。”我机械地走过去，轻轻一拉就拉开了门，这时我看到走廊里都亮起了灯，我和她一前一后走出去。我心里想，她是故意吓唬我吗？她却说：“刚才你那副样子太好笑了。”原来她刚才是在笑！后来的年头里我又听到过她笑，她的笑声一点都不像猫叫春，而是很正常。不过我很快适应了图书馆里头的氛围，再也没有产生过恐惧情绪。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得到那种地方是有秘密的。尤其是那几个老阿姨，她们会趁我们这些读者不注意的时候交头接耳一下，然后又立刻分开，板着脸坐在柜台后面。有一天我进去的时候，听见管理员棉阿姨在柜台后面嘀咕：“他来一天不来一天，把这里当消遣的地方。”我听了她的话很困惑，难道我必须天天来吗？难道来这里不是消遣？不是来消遣是来干什么呢？那一天我坐在桌旁心里七上八下的，脑子里却分外灵光。有好几回我都仿佛就要确定故事里的凶手了，但到关键时刻思路又迸散了。我看见棉阿姨朝我投来不屑的目光，于是就脸红了。我觉得自己真是个无用的傻瓜。这里的读者都是茅街的居民，大部分是老头老太太，闲着无事的那些人。不知怎么的，我感到自己在他们当中很孤立。年纪越大我越感到这一点。这些沉默的读者，同管理员们是心存默契的。他们读书时小心翼翼，决不让我看到他们在读什么书，就好像那是天大的秘密一样。仅仅有一次，我在姜老头去还书时瞥见了他读的那本书的书名：《古代造纸技术》。我想，他读的那本书令人遐想联翩。第二天我也去借那本书，棉阿姨板着脸说，那本书刚被借走了。我一看阅读室里头并没有姜老头，就问谁借走了。棉阿姨尖刻地提高了嗓音，说：“你管得真宽啊！”我闹了个大红脸，因为那些人都不解地瞪眼看我。我拿着推理小说走到我那个固定的座位坐下，仍然忍不住要猜测：此刻是谁在读那本造纸的书呢？难道有人在同姜老头轮流读一本书吗？我越是觉得《古代造纸技术》这本书令我神往，越是借不到这本书。我坐在那里疑神疑鬼的，连自己手里的那本书也看不进去了。直到好久以后，我在路上碰见季阿姨，她才仿佛是无意中谈到这件事。她对我说：“长延啊，有些书不是你可以看的。你干吗去关心古人的事呢？你应该关心眼下这个时代嘛。”她的话特别刺耳，什么时代啊，我住在茅街，活动范围狭小，我一点也感觉不到她所说的时代。姑妈，您瞧，我一激动就将图书馆里的事写了这么大一篇，其实这算什么事呢？什么事也没有！
但是季阿姨说的关于时代的话留在我的记忆里了。我一想到她的话就不自在，我开始盲目地去留意她暗示的时代风气，我要像蚕蛾一样咬破裹住我的茧。那时我还是个青少年，我也想追求时尚呢。对了，姑妈，当您描述那些站在河里的老人时，我便想到这件事了，也许那就是你们那个时候的时尚？在水天一色的风景里，倔头倔脑地立在那里，摒除常人赋予他们的那种意义？我不知道对不对。图书馆里的管理员们，还有那些老读者，他们都是遵循时尚行事吧，火柴厂的那些厂长啦，工人们啦，全是这样。从他们大家的身上隐隐地透出这个时代的秘密。但是我说不出，也理不清这秘密到底是什么。住在我隔壁的是火柴厂的单身工人小狼。小狼的房子是两间狭小的平房，没有阁楼的那种，据说也是他父母留给他的。在我眼里，他可以称得上是时尚的代表。他排斥我这个不合时宜的人，很少到我家里来。他是一个有着明确的生活目的的人——也许茅街的人都这样。前不久他敲门后进屋来了，他阴沉着脸，问我能不能帮他一个忙。他说他有严重心脏病，睡觉时总做爬坡的梦，好几次掉下去了，在那种黑地方，叫喊也没人回答他，如果我能关注一下他的动静，在他掉下去时到他家把他叫醒，他会很感激我的。他说着就给了我他的房门钥匙。我吃惊地盯着小狼消瘦的脸，想象着他所遭受的苦难，很想表达一点对他的同情。他说完就走了。他也是同我一样做晚班，所以白天里我就老竖起耳朵倾听他屋里的动静。星期三，我终于听到他的叫喊了，他叫的不是“救命”，而是“爹爹”。我打开门冲进去，看见他拥着被子坐在床上，眼睛一动不动地瞪着一个地方。“小狼！小狼！”我喊道。他没有动，他的一只手在周围划来划去的，看来他还在梦里呢。我用力摇他，他终于醒了，抱歉似地说：“你来了？”他要我把钥匙还给他，然后说我可以走了。我很沮丧，因为他的心灵之门刚刚打开一点又对我关上了。回到家里，我极力地想象着他在地牢里爬来爬去的情形，直想得太阳穴发痛。他并不需要帮助，他只是要促使我注意他的境况。说起来，茅街人又有谁是需要帮助的呢？这种独立性大概也是时尚之一吧。我的听觉变得敏锐起来，我听见他一声声叫“爹爹”，听见他在床上踢打，折腾，于是我自己也激动起来。他的日子不多了吗？因为这个，他才更需要别人的关注？我在街上遇见他，看见他脸上的大黑眼圈了，我暗暗感叹：“生不如死啊。”我的关注对他有什么用？他怎么这么在乎？
为了倾听时代的脉搏，我开始注意那些在车间里做夜班的工人。说老实话，我以前虽然是从他们里头出来的，但我很少去关注他们。当我提了棍子进入车间悠转时，我感到没有人欢迎我。他们默默地关了机器，警惕地瞪着我，就好像我是去搞破坏的一样。我感到他们并不把我看作他们的保安，而是看作他们的敌人。或许，他们想要偷材料，他们误认为我是去监视他们的。其实，他们真要偷材料的话，我才不管呢，厂里不是常丢东西吗，还不是这些家贼干的好事。我记得资厂长嘱咐我的那句话：“绝对不能同工人闹对立”。我走进五车间时，他们正在笑，我一出现他们就收住笑，一齐将目光投向我。小狼用埋怨的口气说：“要你关注的事你不管，不要你管的事你又来自找麻烦。你啊，总改不了。”我只好匆匆地从后门走出去了。我落寞地站在冬青树的阴影里头，回想着刚才的事。工厂的生活就在我的身边，我为什么这么不合时宜呢？当初厂里安排我做保安，是有意将我从人群里抽出来，变成一条丧家狗吗？那一天在厂部办公室，资厂长叫我穿上保安服装，还叫我在他眼前转了一圈，然后说：“很像个人样了嘛。”明明衣服和裤子都长出一大截，他却说：“正合适。”对于这个在厂区走来走去的工作，一开始我还有点新鲜感，后来就变成例行公事了。像我这种保安，胆子很小，手里只有一根木棒，心眼儿也很粗，究竟能否起保安作用是很可疑的。然而领导们似乎一点都不看重我的业绩，他们只看重我的工作态度。我听见有人在我背后说话。“他又情绪低落了。”是小狼的声音，他从窗口探了一下头又缩回去了，车间里又响起一阵轰笑。我突然意识到“关注”总是相互的，他们要我关注他们时，他们就正在关注我；如果我要摆脱他们的关注，我就必须忘记他们。我从冬青树的阴影里头走出来，一直走到厂门口，在石狮子的底座上坐下来，可是我看见右边的石狮子底座上也坐了一个人，是保安队长长安。长安平时很少过问我的工作，他是个不苟言笑的人，家里有80岁的老爹。他见我坐下之后，突然开口了。“长延啊，你对如何开展保安工作有什么意见？”我吓了一跳，以为要出事，就语无伦次地回答：“我？我不知道。我算什么？不知道。”“你急什么呢，”他说，“不过摸摸底罢了。工作照样做。”过了好久，我偷偷看他，看见他在抽烟，沉思。我轻轻起身，绕到传达室后面，然后又进了传达室。
是上班时间，传达室里头冷冷清清的。回姨坐在桌旁一边看报纸一边打瞌睡。我进去时她看了我一眼，并没有抬起头来。我乖乖地坐在靠门口的一张椅子上面看报纸。我们看的都是刊名叫做“新潮流”的那份报，上面尽是奇文逸事，听说是资厂长要求订的。我刚刚看到一个故事中间，回姨就说话了，回姨问我想不想念姑妈。我张口看着她，吃惊得话都说不出来了。“你那姑妈，死的时候还很年轻呢。”她又说，“你父亲悲伤过度才离开茅街的。”“胡说！”我提高嗓门，一下子涨红了脸。她见我不相信她的话，就轻蔑地撇了撇嘴，继续读她的报纸。她读了没几行就脑袋“咚”地一声掉在桌子上，打起鼾来了。我闻到河里的泥腥味，这里离河很远，怎么会有那种味呢？莫非她在做河的梦？传达室里也坐不安了，我想回家，可是还没到下班时间。我欠起身，看见队长长安居然回家去了，他那摇摇摆摆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我正要迈步，回姨醒来了。“长延啊，你可不要和你姑妈学。”“你不要污蔑我姑妈！”“怎么会呢？我从前同她是要好的姐妹啊。只是我不赞成她罢了。”“不赞成什么？”“生活态度吧。”她拉开桌子下面的抽屉，在里头翻找了一下，抽出一张照片来让我看，她说那是姑妈。照片上有两位年轻女人，一位当然就是回姨，另一位——啊，我的心跳到了口里！那另一位正是我在季阿姨那里见过的、她称作我妈妈的女人。是的，两张照片上的人是一个人，我完全记起来了。我家里有姑妈的好多照片，同这个人完全不相象，因为这个人是瓜子脸，而姑妈您是圆脸，这个人是单眼皮，姑妈您是大眼睛，双眼皮。“她是谁？”我冷冷地问，只想赶快离开。“你姑妈。还能有假吗？她对我说她要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她说了这话后没几天就消失了。”“她没死，我还同她通信呢。”“你说的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可能的，每个人都有信念，你让我想想看。”她的目光涣散了。我连忙走到了外面。天还没亮，我感到冷，就加快了脚步。我想，刚才的事是不是茅街的一种时尚呢？姑妈，茅街的很多人都有您的照片吗？您从前真的是瓜子脸，单眼皮吗？您，能不能寄一张您现在的照片给我？我希望这样我就可以去反驳她们了，我真想反驳她们啊。
长延：
你要姑妈给你寄上一张照片，可是姑妈很久都没照过相了——自从我从家乡出来就再也没照过。我在镜子里头看见自己的脸，这张脸惨不忍睹。我不是说自己老，因为我已经老了，我是说我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同我从前的样子毫无相像之处，生活把我从前那张脸毁掉了。所以对不起，你没法反驳你那些阿姨了。为什么一定要反驳别人呢？她们手里的照片应该是我本人吧。我从前尝试过，我这同一张脸的确可以照出完全不同的样子来呢。不要纠缠这件事了，还是来说你的事吧。
你向我描述的你厂里的情况，我一点都不感到陌生，从前我住在高坡上的时候，我的学生们就住在下面厂区的宿舍里，那时火柴厂是茅街惟一的大厂。我经常做家访，我到学生家里去的时候，那些家长对我的态度也很暧昧。他们好像盼望我去，但又小心谨慎，生怕透露了他们生活中的秘密。大多数人长吁短叹，对孩子的前途感到担忧。“校长，您说这孩子将来能干点什么呢？也只好进火柴厂工作了。”他们这样对我说。我心里觉得真奇怪，既然孩子的前途是如此明确，火柴厂也不是什么不好的选择，他们干吗还要担忧？有的家长仿佛是无意似的谈起河，我还以为他们会说到站在河里的那些老人呢，可是他们没有，他们只是希望我“千万不要将孩子带到河边去”。本来家长对孩子感到担忧是正常的，可像他们那样忧心忡忡，无事烦恼，我实在不能理解。是不是他们故意做出那副样子，以使我感到肩上的重担？火柴厂的工人的心态，实在太难理解了。然而每一个人在我走出他们家门时都松了一口气，我由此想到也许他们并不想要我去，他们心里没有什么问题要我解答，他们对孩子也是很有把握的。他们同我谈话，其实在解答我生活中的疑问呢。一名家长在我出门时对我说：“您今天收获不小吧。”另一名家长则说：“我们这些当家长的，总是乐意效劳的。”他们的话令我羞愧，走出好远，我的脸还发烧呢。今天看了你的信我就明白了，多年以前的风俗仍然在茅街完整地保持着。
长延，我同你一样感觉到茅街的人们有一个秘密世界，你爸爸也是这样感觉的。有时候，我会反过来想，作为单个的茅街人，他们会不会也同我们有一样的看法呢？并且单就我和逢枝来说，虽然我们之间从前无话不谈，可是我们也常有那种瞬间，那就是在交谈的中间蓦然停住，看见对方灵魂里的无底黑洞。这也是我同逢枝终究各奔前程的原因。当然，在某个方面，我们家的人总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对吗？不然的话，我们这种通信也就实现不了了。你想想看，两个从未谋过面的人，居然可以在通信中滔滔不绝地交流思想和情感，这种事是常有的吗？然而我无端地相信，在茅街，心灵的交流是普遍的，只不过难以觉察罢了。比如你说的盲人金，我完全可以想象他同他的顾客之间那种妙不可言的交流。他一定有一个相对固定的顾客群，他们不仅维持了他的生计，也维持了他的活力。有时候，眼睛看不见真是一种福气呢。茅街的人，怎么说呢，他们身上有种天分，对看不见的东西的感受的天分，这大概就是你所说的那种社会时尚吧。他们的天分演变成了时尚，对吗？如果不是同长延通信，姑妈同那种东西已经完全隔绝了，真有种久违了的感觉呢。现在我住在Z城，这里的时尚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因为除了那位老园丁，我没同任何人有过深入交往。这里的人的面目全都是隐藏的，他们穿着厚厚的风衣，领子竖起，只有嗡嗡的声音传到你的耳朵里——一种听起来有点像哭泣的声音。昨天下午居然在旧书店遇到了园丁。奇怪的是，我和他都在寻找同一种历史记录书籍——关于东部河流的变迁方面的。我发现园丁一出了公园就不像个样子了，他的背佝偻得很厉害，眼睛也看不见，居然绊倒了一把椅子，摔了一跤。我叫他的名字，他过了好久才认出我来。“哈，”他说，“您也对河流感兴趣啊，河是人类生活的命脉啊。”我觉得他这种老生常谈很不中听，就微微皱了皱眉，于是他就知趣地闭了嘴。我马上后悔了，他可不是一个擅长那种老生常谈的人，我为什么不听他讲完呢？我真是神经过敏啊。我们没有找到我们要的书，只好悻悻地出门，我们一出门就分道扬镳了。我真后悔！我的思维已形成某种该死的定势，那上面结了一层硬壳，它妨碍着我对任何事物的深入。现在园丁大概也缩到他的衣服里面去了，我好不容易才同他建立起来的友谊也被我毁掉了。那个时候我同他站在花圃当中谈话，他看上去多么硬朗啊。那么，什么是老生常谈，什么不是呢？我闭上眼，将“河是人类生活的命脉”这句话琢磨了半天，越想越觉得自己的浅陋。他所说的，正是我当年挑水时的奇遇啊，我怎么全忘了呢？
浓烟涌进来了，我又要关窗子了，这里的烟真呛人。
细想起来，Z城的20多年并没有在我记忆里留下多少痕迹。真是这样吗？我到这里来之后还是当小学校长，不过我很少做家访了。一般是学生的家长到学校里来。他们就是那些裹在风衣里头的人，有的人还戴着墨镜，风衣的领子一律高高竖起，即使来到学校办公室也不放下来。他们来自各式各样的大工厂，男男女女都生着一双粗糙有力的手。其他的特征我就说不出来了，因为我不愿意同他们交谈，这些人总是用方言对我说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有些日子，家长们坐了一屋子，他们毫不客气地抽起烟来，那种牌子的烟我从未见过，居然和烟囱里冒出的烟是一个味道。在那种场合，我必须向他们通报某些事务，于是我就将视线停留在半空自说自话。长延，你一定看出来了吧，我还活在茅街那个青年时代的梦里，20多年里头一直如此。那个梦覆盖着我的全部的生活。然而每次当我静下心来忆旧时，它又消失了，我被物质包裹着，物质刺痛了我皮肤里的神经末梢。
我还没来得及在此地建立起任何有效的联系，就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刚刚退休的那些日子，我成了真正的游魂。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在大马路上走来走去，因为我害怕进入人群，也害怕呆在家里，这两种情境都令我发狂，而人流不断的马路上正好是一个缓冲的中间地带。一个星期过去了，住在我的公寓房楼下的，名叫李奇的女子敲门进来了。她是一个憔悴的女人，才三十多岁脸上就失去了血色，看上去蜡黄蜡黄的，一双大眼总是水汪汪的，要掉泪似的。“我是来同您做伴的。”她似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告诉我说她也不是本地出生的，多年前经人介绍来这里做汽车售票员，没想到一场意外使她丧失了工作能力，现在她是靠很少的救济金生活。因为她可以说国语，那天我就同她聊了好一阵。我问她是哪里人，她说她的家乡是海里的一个小岛。“我们那个岛只有3平方公里，是大海里的一只摇篮。”仅仅这一句话就让我在心里确定了，她具有和我同类型的思乡情结。住在这种烟蒙蒙的工业城市里头，谁能不思乡呢？她又问我我的家乡是不是也在海里，我说我的家乡是在高坡上。“那是高坡上的一只铃铛。”我说了这句话就笑起来，几天来的那种阴郁情绪立刻淡化了。但是我高兴得太早了，李奇告诉我，她就要离开Z城回家乡了，她的肺病已到了晚期，她要死在她的岛上。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显得犹豫不决，她好像很舍不得这座烟城，还不时问我，“到底哪里是我的故乡？”我想象着她胸膛里那千疮百孔的肺叶，对她的态度大为不解。“这里的空气毁掉了你的肺，你难道不记恨吗？”她说她当然记恨，可是她如果回到岛上，就一定会想念此地。“我的灵魂里狼烟遍布。”她说。没过几天她就走了，她的事情给我留下了长久的思索，也使我从马路上回到了家里。在那些失眠的夜里，我站在窗前，我的目光投到很远的黑暗处，脑海里则反复思索这个问题：李奇体内那奄奄一息的肺叶，还能否适应海岛上的新鲜空气呢？
长延啊，姑妈给你讲李奇的事，是想告诉你：不要离开茅街。姑妈老了，无所谓了，你还是一个青年，我读着你的信就能听到你那怦怦的心跳。所以啊，一个人的青年时代就该在家乡度过，否则很容易因悲伤而致命。比如李奇，据我观察，她不是因车祸而丧失工作能力的，她是自己垮掉的，她太脆弱了。从表面看，茅街是个小地方，而且你也已经对这个地区的人们个个脸熟了，可是当你的人生经验使你深入到这九九藏书个地区的内部时，你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这用不着我来提醒你，你的信里头已经说得够多了。我那时为孩子们编过一首儿歌：“茅街，茅街，美丽的太阳升起来。”现在你要是去问那些30来岁的人，他们一定还会唱。学校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儿歌是不会消失的。这些日子我常想，长延是我命里的福星，很少有人到了老年还会有我这样的运气的。对我来说，每次收到你的信都是一个节日，我将它们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我心底的黑暗处便会悄悄地打开一张门。如果不读你的信，我恐怕至今还不知道那里有一张门呢。门里头有些什么？长延已经知道了，对吧？
姑妈：
我的信能给姑妈带来幸福，真是太好了啊，我从未想到我这个人还会对别人有什么用呢。父母刚离开时，我以为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可是在后来的年头里，我逐渐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应该说我又孤立又不孤立，所有的生活中的决定都要由自己做出，不过却又有无数双眼睛将我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那些人究竟是要保护我呢，还是要将我逼到绝路上去呢，我至今也没弄清过。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在茅街绝对不孤立，不仅不孤立，有时还觉得自己像牵了线的木偶呢。在这个世界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真是奇妙无穷啊。就比如我和您，一开始这种关系真像是无中生有。毕竟，我从未见过您。现在我们通过信件交流情感，就好像从来就生活在一起的亲人，甚至远远超过了一般的亲人，这是怎么回事呢？生活中的确有很多事弄不明白，比如我去河边时只看见河水，您却看见了那么多的老人站在河里。
您说的关于门的事我是知道的。冬天的日子里，外面刮着北风，我一个人坐在家中时，我听到过那扇门打开的声音。我用力向自己的里面看，不知道是那里太黑了还是我的眼力太弱了，我没有看到它。我的确感到那门里头的东西，是我从未见过的、最最可怕的东西。如果不是姑妈提出来，我是不敢说出这种话来的。写信真好啊，一写信就什么都敢说了。
每一天，我都想冲破某种无形的阻力看清一些东西。看清什么呢？是那种秘密的，说不出的东西吧。我总是碰壁的。您编的那首儿歌我是知道的，我听见盲人金唱过，说实话，他唱出了我的情感。昨天我穿过那条狭长的胡同去上班时，路灯坏了，我只好摸黑前行。不知为什么，我一下子觉得脚底下不是平时熟悉的水泥路，而是一层又薄又脆的，泥土结成的硬壳。如果我将它踩塌了的话，就会掉下去。我小心翼翼地迈步，还是不停地听到令我胆战心惊的碎裂声。那一段路我是足足走了一个小时。我到厂门口时，资厂长从石狮子后面背着双手走出来，严肃地质问我为什么迟到这么久。我说我在来的路上遇到了麻烦。他要我不用上班了，就坐在厂门口好好想一想。我在狮子的底座上坐下来后，资厂长就甩下我走掉了。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感到寂寞难耐，就站起来想到传达室去看看。可是传达室的门关得紧紧的，里头也没开灯。怎么回事呢？难道厂里今天停厂了吗？细细地听，却又还可以听到机器的响声。我轻轻地将传达室的门一推，门就开了。里面传来回姨的声音：“你怎么就搞不清你自己的定位呢，长延？”她在暗处，我在亮处，她看得见我，我看不见她。她要我站在外面同她说话，不要进去。我听到她翻报纸的声音，还有她吓唬老鼠的声音，另外，还有她同里面一个什么人说话的声音。“回姨，您同谁说话？”我问。她说没有谁，只不过她在自言自语罢了。“长年累月从报纸上读到那些可怕的事，再不自言自语，我可要疯掉了。”我想，我怎么没读到她说的那些事呢？那份报纸是一份有名的风格轻松的休闲读物啊。她的声音又在黑暗里响了起来：“市政府旁边要建游乐园了，这不是找死吗？”她的逻辑实在奇怪。我问她建游乐园有什么不好，她就反问我见过飞象没有。我说见过，市中心的公园里就有那种游戏，很安全，并没有出过事故。“你这样认为？”她冷笑了一声。“如今还有什么事是很安全的？就连你来的路上……”她不说下去了，我感到自己背上出冷汗了。后来我就稀里糊涂地回家了，我经过那条胡同时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我虽然回到了家里，心里还是一直忐忑不安，他们会不会将我算作旷工呢？以前有一个人仅仅旷工一天就被开除了，后来那个人只好戴上墨镜装成盲人替人算命，听说生意还不错，盲人金都搞不过他。我估计自己是学不会算命的，那么，总会有别的事可以维持生活吧，茅街是饿不死人的。这样一想，心里又坦然了。这是发生在昨夜的事，姑妈，您猜猜看，接下去会怎么样呢？很可能我就像回姨说的，是那种还没搞清自己的定位的人。我优柔寡断，把任何事都搞得异常复杂。也许昨夜那条胡同里并没有出现事故，只不过是因为我自己胆怯，就在那里磨蹭了一个多小时。一般人在那种情形下都会飞奔着逃离，是什么东西吸住了我的脚步，使我身陷沼泽呢？现在无论怎么回忆，也想不出来了。最搞不清的还是回姨的心思，她是看透了我的胆怯，就故意将事情说得更可怕吗？好像也不是。我常有这样的体会，当脚步踩在地面上时，会突然感到地面在游移，不过那都是些短暂的瞬间，像昨夜那种真正的沉沦还是第一次。然而那也不能叫沉沦，我并没有掉下去，就只是地面从我脚下碎裂、消失，我的行动不能随心所欲而已。却又不是步步踏空，总好像有点什么东西在那里支撑。
姑妈，当我闭上眼想象您为这个家庭挑水的模样时，我受到很大的震动。我确实是另外一代人了。没有谁要我对他们负责，即使我手持木棒在厂里巡逻，我也并没有什么责任心，那时我心里担忧的是自己的性命。在您那个时候，一家人就像一个人，在我这个时候，一方面全茅街人都像一个人，另一方面又各顾各。您瞧我在胡说八道了呢。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孤独，有时候呢，又觉得自己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别人的心。您说到的名叫李奇的那位女子，我真羡慕她。她可以完完全全地脱离开自己的出生地，然后在遥远的异乡去梦见它，就像姑妈您所做的一样。而最后，她又回去了。人的一生中有这么一次不就很满足了吗？在我看来，她的病体也是很值得我羡慕的，她太有激情了，才得那种病。同她相比，我是行尸走肉，连地壳都在我脚下碎裂，我狼狈不堪，从未有过头脑真正清爽的时候。昨天在胡同里，如果我真能沉下去，沉到下面的黑暗里头，那我也会得到一点满足。可是啊，我沉不下去。没人会告诉我一生中应该做些什么，只是不断地有人来警告我说，这个不能做啊，那个不能做啊等等。姑妈您说的李奇，这个人是一个真人吗？我现在对于她的事浮想联翩！您啊，就像给我指出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呢。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也要跑到您的城市里去，我是说，人是完全可以过另一种生活的。您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吗？在一种生活里，过着另一种生活，我是这个意思。我要是能像李奇那样一不做，二不休就好了。昨天的事弄得我很惶惑，现在我倒真希望厂里开除我了，我很想像盲人金那样整天游游荡荡！但是我又凭经验感到，这个厂是不会开除我的，它只是要威吓我。您很快就可以看到结果了。我不会唱歌，让我怪腔怪调地唱一下吧：“美丽的太阳，从茅街升起，它的光辉，驱散了乌云。”
姑妈，我忘了告诉您，有一个人来同我谈起过您的学校。这是一位白胡子老人，从前在学校做杂役的，他现在住在地底下——也就是大饭店地下室最下面那一层。他一早就来敲我的门，告诉我他姓卫，是从前的茅街小学的工人。“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啊。”他一坐下来就发感慨，“你说，如今哪里还能找到我们小学的遗址呢？没法找。”我明白了，他从地底下走出来，找到我家里，只是为了来谈您的学校。他心里认定这事可以同我谈。我告诉他我已经去找过了，没找到。“我就知道你要去找的，好多人都要找。”他又说。“如今的时代啊，是一个找的时代嘛。”他后来又问我他的家人有没有来过我这里。他的家人是贩卖医疗器械的商人，怎么会到我这里来呢？我一说他就放了心。他说他的家人也在找茅街小学的遗址，所以他要躲着他们。他说着就在我房里走了一圈，似乎要检查屋里是不是藏着什么人。出门的时候他才说要我当天晚些时候去他那里，给我看一样东西，那样东西定会叫我目瞪口呆。后来我从饭店下到地下室二层，那走廊里开着灯，地上尽是一堆一堆的动物内脏，恶臭熏得我头发晕。我敲了好几个房间的门，都没人回应。最后卫爷从走廊尽头那里过来了，他领着我走进他的家，然后反手将门闩好。他房里也开了灯，我看见一些破家具，不过一张八仙桌倒是十分完好的，桌上摊着一张巨大的、手工绘制的地图。“这是我画的。”我心里暗暗为他的才艺惊叹，茅街真是人才济济啊。他用粗短的指头指着那上面的一个五角星，说：“这就是小学校长办公室。”看来我的预感是对的，果然是从前的小学的地图啊。除了教室，操场，教师办公楼，宿舍等等外，他还绘出了周边相连接的地区。不过那些地区都是些陌生的名字和建筑，我从未听说过。我坐在桌旁看了好久好久，最后，我抬起头来问：“小学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呢？”卫爷一拍大腿说：“妙就妙在这里啊，你要多看，才会知道。”我又看了几眼，头就昏起来了，还恶心，因为我又闻到了外面那些动物内脏的恶臭。他见我不看了，就很得意，说：“我就知道你看不下去嘛。”我站起来告别，他拉开门，一…强风呛得我连连咳嗽。穿过那条过道时，我头昏眼花，不断踩在那一堆堆又软又滑的东西上头，好几次恶心地叫了出来。当我终于从那该死的地底下钻出来时，我往饭店大门的台阶上一坐，连连出粗气，背上都湿透了。听到有人在身边说：“这又是一个往卫爷那下面跑的家伙，卫爷的家是这个饭店的一道风景呢。”我一抬头，看见讲话的人已经走开了，好像是个外地客。我虽然诧异，因为恶心得厉害，也没有力气去追问了。现在回想起这桩事，想起卫爷选定我去看他绘制的小学地图的用心，感到这里头的线索比那些侦探小说还要复杂。那么大，那么漂亮的四层楼的饭店，每天餐厅里都要出垃圾，为什么将动物的内脏往地下室扔呢？姑妈，您能帮我解开这个谜吗？如果不能，您能告诉我卫爷从前是怎样的一个人吗？我到过了他那里，看过了地图，可什么都看不懂，也看不下去，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想想看他对我有多么鄙夷！
李奇后来怎么样了呢？姑妈，您一定要关注她的下落啊。
长延：
你说的那个卫爷，姑妈从前是很熟悉的。他啊，并不是茅街小学的工人，只不过是一名游手好闲的流浪汉。白天里，他在茅街游游荡荡，到面馆里去吃人家的剩面。到了夜里，他就爬围墙跳进我们小学，他要到教室里去休息。如果我们不让他进去，他就打破窗子钻进去。后来我们就不管他了，让他在课桌上睡觉。反正他又不偷学校的东西，到了天亮他就走了，而且他还是有家庭的人。他的家人都知道他睡在学校里，所以在外面见了我脸上都显出愧疚的神色。有一天夜里轮到我值班，当时是凌晨了，我忽然听到狼嗥，茅街怎么会有狼呢？一定是从城里动物园里跑出来的。我拿着手电走到围墙那里，居然看见这个卫爷骑在墙头，伸长了脖子朝天嚎叫。于是我用手电照着他，大声地责备了他。而他，从墙头慢慢下来，蹲在墙根，一声不响地用双手抱住了头。当时我不想使他太难堪，就离开了他。从那一天以后卫爷就没在小学出现了，我听他的家人说，他感到自己无脸见人，已经去城西打工去了。从你描写的情况看来，他大概是在那家饭店打工。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你是个成年人了，自己判断吧。这世上有很多人以自己的古怪行为默默地教育着我们，对吗？
有一件愉快的事要告诉你，这就是我和园丁之间又恢复了友谊和默契。那一天，也许是因为实在没地方可去，我又走进了公园。我像从前一样避开那些游人，绕到公园后面的花圃那里。一进花圃我就看见老头坐在石凳上发呆，可能是因为淡季到来，他无事可做吧。他的面前摆着几盆快要凋零的龙菊。我走到他跟前，他才发现了我，站起来，对我说：“又有茅街的新消息吗？”我很吃惊，他是如何知道我和长延之间的联系的呢？他说是从我脸上看出来的，因为“茅街的人，任何事都写在脸上。”接下来我们没有谈起茅街，我们谈的是我们的眼病的问题。在我们的城市，由于工业污染，失明率是全国最高的，差不多每5个人里头就有一个盲人，白内障这种眼病在城市里肆虐。我和老园丁也染上了这种眼疾。我和他都对这事耿耿于怀，因为失明就意味生活不能自理，惟一的出路是去那种低档次的养老院呆着。那种地方我去过几次，园丁也去过几次，我们都对那里头的异味印象深刻，感到那种地方无异于地狱。“还是盲人金好啊。”园丁冷不防冒出这一句。我立刻回想起你信中说的那些情况，从心底和他产生共鸣。毫无疑问，我们在这个烟雾缭绕，走路都怕撞着别人的地方，绝对不可能像金那样大摇大摆，连个拐杖也不带就外出走它十几里路。作为一名盲人住在人来人往的Z城，最好是呆在家里不要出门。可是不出门的话就不可能维持生活，因为我们请不起保姆。经过这样一对比，我们都觉得盲人金简直就是生活在天堂里，而那个天堂，就是我们已经回不去了的家乡。究竟什么原因使我们回不去了呢，我们说不出来。我分析了一番我的眼疾，他也分析了一番他的，暗淡的前景让我们身上发冷，可是友谊的恢复又使我们暗暗感到欣慰。这时我们被一阵喧哗的人声吸引住了。在苗圃对面的草坪上，一队盲人由工作人员领着在散步呢。他们就像儿时游戏中的情景，每个人都牵着前面那个人的衣服后摆，一大长串人在缓缓移动。他们大声谈话，脸上的表情是那样欢乐，使人联想到平时他们是多么的难以见到外面的阳光。突然见到这些兴致勃勃的盲人，给了我和园丁心理上很大的冲击，我和他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目光就告别了。他往南走，我往北走。我走几步又回头看一下，欢声笑语一浪接一浪地传过来，盲人们情绪高昂，对生活充满了热烈的向往。我从未见过这座烟城里的人们有这种精神面貌，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时候天空浓烟滚滚，我的视线模糊了。我走了好远，还可以听到盲人们的喧哗，他们在那里笑啊，唱啊，完全不在乎将他们遮蔽的烟雾，哪怕他们可以闻得到。
这些天，当我为自己的白内障感到忧心忡忡之时，我其实正在不知不觉地融入Z城的风俗。这么多年了，怎么可能不融入此地呢？即使你想要不，你的心也会背叛你的大脑。我从镜子里看到，有一块胬肉正在向瞳孔方向生长，魔鬼已经露出了他的角，时候不多了。长延啊，过不了多久，姑妈就不能同你写信了。姑妈今生享受不到盲人金的那种待遇了，在这里的福利院里，姑妈将同众多的盲人一道静静地隐没在黑暗之中。但前景并不那么可悲，他人的存在将会给予我勇气。说不定有一天，盲人金也会从天而降，汇入到我们福利院的老人当中来呢。长延啊，茅街是个长寿之乡，那里的生活在我看来几乎是停滞的，变化的只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你将成熟起来，生儿育女，在那里扎下根，成为我们家族的代表。我说得对吗？从你的第一封信，姑妈就看出你的个性同漂流无关，因为你身上有很多看不见的须根，那些须根正在努力地钻入你脚下的泥土，使你同茅街联为一体。再过好多好多年，你也会来到这座烟城的，不过不是来居住，你会来看看姑妈的墓，我知道你会。
长延，你不知道你的信对姑妈的鼓舞是多么的大！以后我到了养老院，我将在漫长的时光里不断回味你告诉我的那些茅街的新故事，这些故事会成为我对抗黑暗的武器。啊，我的眼睛痛起来了，我快要写不下去了。我的心在隐隐激动着，我面前的镜子里头的脸成了模糊的一片，莫非我在暗中盼望我未来生活中的转折？长延啊，不论我们在哪里，经历什么样的转折，我们都会觉得有意思，你说对吗？这是因为我们看出了，这个世界完全不是它表面的那种样子，我们看到了极其有趣的事情！我们不幸的家族赋予了我们这种超级眼力，同时也就赋予了我们一种幸运。即使我的眼瞎了也无大碍，我还是可以辨认、辨认，直到最后。长延，你又去过码头那里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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