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霞如凤（菱歌 摄）
●刘礼达
晚清时期，内有太平天国、捻军等众多农民起义及吏治腐败且积重难返，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国家日益衰落。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虽有救国图强的理想，也称得上是贤臣良吏，只是囿于时代的局限性，他们并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他们个人的努力与才干无法阻止国家的江河日下，有的甚至还造成非常悲剧的结局。林达泉和何如璋便是这样的历史人物。
林达泉和何如璋都是广东大埔人，两人是好友，交往密切，互为知己。林达泉，字海岩，道光九年（1829）出生，今大麻英雅水口松水涧人。何如璋，字子峨，道光十八年（1838）出生，今湖寮双坑人。两人的老家相距30多公里。尽管都是贫苦出身，但他们刻苦用功、勤奋好学。客家人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很好体现。比如，林达泉虽家贫，但见到有地图及军事类的书籍，哪怕是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去典当，也要买回来认真研读。而年少的何如璋辍学后去放牛时，牛角还挂着书。后来，得到了其姑父陈芙初资助继续念书。如此用功读书，也使他们都中举了，且在同一年，即咸丰十一年（1861）。
在旧时代，读书人或知识分子大多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志，生活在清朝由繁盛愈加走向衰败年代的林达泉和何如璋，也一样有着忠君报国之志。两人对古今大事多有交谈，他们希望国富民强。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余部康王汪海洋侵袭粤东，林达泉回到乡里，积极练兵防御，使得大埔平安无患。林达泉也因此受到朝廷重视，以知县选用。而这个时候，何如璋则被聘为福建省署理汀州知府朱以鉴的幕僚。同治七年（1868），何如璋中进士，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这一年，林达泉因在山东平叛捻军有功，晋直隶州知州，分江苏补用，并赏戴花翎。
从同治七年（1868）起，林达泉开始正式步入官场，此时他已近不惑之年。他先后在崇明、江阴、海州三地任知县或知州，虽任职时间都不长，却因勤政为民青史留名。比如他在崇明任知县的时候，就有民众感慨：“若使林县主久任于此，吾邑岂有饿夫哉！”意思是，如果林达泉能一直在崇明，这里就不会有饥饿的人了。时人誉之为“召伯甘棠”。能得到百姓的认可，当然是个好官。与此同时，在翰林院的何如璋虽饱读诗书却不迂腐，比如他提出要用机器采矿和织布以提高效率，还认为要多阅读和了解西学著作。李鸿章和他交流一番后，对他赞赏有加：“不意翰林馆中亦有通晓洋务者。”
光绪三年（1877）对于林达泉和何如璋来说都是重要的年份，两人都因为出色的工作表现和能力，受到朝廷高官的赏识。林达泉受丁日昌、沈葆桢等朝廷重臣的推荐，担任将要开发的台北府城的知府。而何如璋则是在李鸿章的推荐之下，被任命为出使日本的钦差大臣。出发前，两人相遇于上海，依依惜别。何如璋问林达泉治理台北的策略，林给出了宏远而伟大的目标。只可惜，太过操劳，半年多后（1878年），林达泉就病倒在任上，未能看见亲自规划的台北府城的建成。何如璋闻此噩耗，感慨良多：“而其殁也，百姓思之，大臣惜之，天子悼之，史册书之。”而此时作为首任出使日本的公使，何如璋也是尽心尽力不辱使命，力争主权，提出“琉球三策”等诸多建议。之后回国出任福建船政大臣，却因在中法马江海战中战败遭革职发配边疆，期满归，到潮州韩山书院讲学，光绪十七年（1891）病逝。和林达泉因清廉正直被编入国史《循吏传》不同，何如璋却因马江海战在《清史稿》里被记载成投降派，背负着百年昏庸无能的骂名。两人境遇之不同，令人唏嘘。
著述方面，何如璋有《使东杂咏》《使东述略》《管子析疑》等流传于世，这些著作是了解晚清社会及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重要史料。而林达泉的作品主要收录于宣统二年（1910），由大埔籍学者温廷敬编辑的《茶阳三家文钞·林太仆文钞》，包括《治台三策》《客说》等。其中，《客说》这篇著作阐明了客家人来自中原大地，是研究客家人文的重要文献。
光阴荏苒，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林达泉和何如璋都已经去世一个多世纪了，回望晚清时期那屈辱不堪的艰难岁月，我不禁对家乡大埔籍的这两位充满家国情怀的历史人物感慨万千。
——本文刊于2024年12月16日《梅州日报》“文化公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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