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农民工子弟中学19年的教育梦。
蒲公英中学是一所非常特别的学校。它是北京第一所，也是至今唯一一所面对流动儿童的公益性、非营利性中学。
3000多名随父母进城的农村孩子入校时，只有小学三、四年级课业水平，不少孩子“26个英文字母认不全、100以内加减法算不明白”。但到三年过去的中考，每届毕业生平均总分及格率能从入学时的16%提高到90%以上。这所学校的建设、运营经费70%以上源于社会捐助。正是得益于这些社会爱心力量，学校为所有学生家庭提供了超过70%的生均支出减免，无一人因为经济原因失学。
诞生于“打工子弟”学校建校高峰期的蒲公英中学，也见证过北京多轮“打工子弟”学校关停潮。自2005年建校以来，19年过去，蒲公英中学身上的标签和办学宗旨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它依旧在为那些难以进入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提供优质教育。
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据统计，中国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流动人口子女）达1.38亿，占中国儿童人口的46.4%。其中有7109万是流动儿童，剩下的则是留守儿童。蒲公英的老师很早就意识到，流动和留守是同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一个学生随家人流动到北京，也可能因家人综合生存压力和高考升学考虑，提早被送回农村老家留守。
如今，十几年的教育经验积攒成底气，这群致力于“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合一”的理想主义者们，开始将希望的目光投向了更广袤的乡村。
不放弃奔跑
“定位显示已经到了？”刚来北京不久的网约车司机露出疑惑。蒲公英中学的东门就藏在刚刚经过的一面铁皮“墙”的凹陷处，一不留神就走过了。这个位于北京大兴区南四环老三余村的新校址，蒲公英已经用了6年。
“学校从来不宽裕，每个时期，钱都得用在刀刃上。”出来迎接的蒲公英中学教师李春宴说，目前东墙建设还在筹措资金。最高温度直逼四十摄氏度的夏天，这里的宿舍和教室还未安装空调。校园里随处可见手工制作的标识，红色的颜料，工整的小楷写着“储物棚”“自行车存放处”“爱护花草人人有责”等。
这个并不精致的新校区也来之不易。2017年，由于北京市统一城市规划，租用的老校区面临拆迁，建设中的新校区一度因为资金不足被迫停工。当时创校校长郑洪频繁出现在媒体报道中，在各界爱心人士奔走支持下，新校区于2018年正式启用。
回顾19年建校史，这样的“办学危机”还有不少。首先是办学资质的取得。
办学校的念头来得很单纯。郑洪在美国工作生活了多年，对公益慈善文化深感兴趣。49岁那年，她去哈佛大学攻读了公共管理学硕士，专门研究非营利组织。时值北京筹办奥运会，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大量农民工涌入首都。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成了当时颇受关注的现实问题。
据北京市教委的统计数据，蒲公英筹建的2005—2006年间，北京市有近40万农民工子女。对应这些家庭的教育需求，北京出现了约350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
不过郑洪调查发现，这些学校以小学为主，且因为硬性标准达不到，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取得办学许可证，而建设投入更大的中学更是没几人愿意做。按照有关规定，民办学校的设置标准须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设置标准执行。例如，体育场地应当满足200米（或以上）环形跑道和100米直跑道，以及篮排球场地、器械场地所需用地。
郑洪想要填补这块空白。2005年春季，郑洪牵头和一批知识女性募捐集资，在北京南五环，大兴区西红门镇寿宝庄，租下了一个废弃的开关厂厂房用于办学。在各方努力下，2006年1月，大兴区教委下发《关于同意成立北京市大兴区蒲公英中学的批复》，郑洪如愿拿到了办学许可证。
之所以起名叫“蒲公英”，是因为郑洪觉得它仿佛是流动儿童的写照。这些孩子就像蒲公英，跟随父母四海为家，但生命力顽强，在哪里都能落地生根。
评价学校教育的成果，社会的评价标准非常简单直接。除了学业成绩提高幅度大，进入高中的学生比例高，蒲公英的社会知名度还来源于一些典型：学校3000多名毕业生里，有22个孩子获得全额奖学金进入世界一流大学深造。其中，曾经广受媒体关注的一件事是，2019年，蒲公英毕业生段孟宇拿到了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除了创校校长郑洪，段孟宇是蒲公英接受媒体采访最多的人。“名校”“逆袭”“反哺”，她身上有多个难得的故事元素。这个来自河南周口农村曾经的流动儿童，从蒲公英毕业后本打算在北京读职业高中，在学校和爱心力量的支持下，一路读到了哈佛大学教育管理研究生，等到留学归来她选择回母校任教。
一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曾对郑洪说：“我们办学就是让这些流动儿童不失学，能读上书就很好了。”郑洪并不完全赞同，她不仅想让孩子有书读，更希望他们接受优质教育，学会做人的道理，自信而快乐地融入这座城市。
让学生参加体育比赛也是建校初期郑洪坚持的事。即便这群初中前甚至没上过几节正经体育课的孩子，很难在传统体育赛事中取得好成绩。学校重视体育，是希望学生感受到运动的乐趣，发现自己的优势、战胜自我。
李威最近一次哭是跟蒲公英中学体育老师李桐视频通话时。当时他刚跑完一场北京市大兴区中学生3000米田径比赛。11分59秒是他个人最好成绩，不过在30多名参赛选手中，他的名次排在下游。赛程刚过半，李威的嗓子开始喉咙肿胀充血，看着身边的学生一个个超过自己，脑子里闪过放弃的念头，最后他“靠着意志力”冲向终点。
李威哭并不是因为成绩不好，而是听到教练李桐的一番安慰。李桐回忆，李威刚入校时脸比现在圆一圈，现在能站在比赛场上，早就超越了过去的他。李桐让他明白，他能跟那些更早接触长跑专业训练的北京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线，跑得还比之前快，应该感到自豪。发现差距，要学会总结经验教训，争取下次再有提高。
李桐还希望他，未来即使面对强大得多的对手，也能像今天这样，不放弃奔跑。
不完美的老师和学生
每当被问到“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郑洪都会坦言是团队建设。她用文字总结过刚开始留不住老师的原因：“困难概括起来有三条：一是教学难度大。二是物质条件艰苦。三是工作质量要求高，但工资不高。”
跟随父母不断流动的学生，有的学业屡屡中断，大多数学生学业基础比城市同龄人滞后2～3年。学生的基础差不是让老师们最闹心的。刚开学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突发事件发生，打架的、闹事的、出走的。有个班级被称为“大闹天宫班”，曾经在一个月内气走了三位班主任。
硬件条件也简陋。学校使用的第一张办公桌，桌面塌了一个直径近半尺的坑。在开始的几年里，学校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电扇，更不用说空调。搬运物品、砌墙抹地这样的活儿，很多都是由教职员工自己做。比如，墩布是女老师用废衣服拆了自己绑的。“这样的硬件环境对于前来应聘的教师而言，是远低于他们的期望值的。”郑洪说。在学校的长期努力下，教师队伍才逐渐稳定下来。
这些故事也让一些乡村校长觉得似曾相识。事实上，怎么留住年轻教师、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也是前来学习参观的乡村校长问得最多也颇为好奇的话题。
段孟宇了解到，在一些农村地区，年轻教师“身在曹营心在汉”“留不住、教不好”问题依旧突出。专业发展受限、上升空间小、职称评聘困难、缺失有利的校园文化氛围、子女教育等问题是部分教师产生职业倦怠甚至离开的重要原因。而这些困难都在蒲公英建校早期或多或少遇到过。
正式担任蒲公英教师的这三年，段孟宇既教历史课，还担任学校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负责全校教师培训工作，实践着大学所学的教学管理专业知识。
“从一开始，学校就把支持教师放在和关爱学生同等重要的位置。”段孟宇认为，对学校来说，除了改善物质条件，想要留住老师，就得帮助老师成长和营造良好校园文化氛围。
多位蒲公英老教师表示，选择留下的原因是，学校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自主的教学空间和融洽纯粹的教学氛围。蒲公英尝试过各种方法来提升老师的素质教育。一些捐助方和国内外教育专家开展了多次无偿培训。每周学校都会召开教师研讨会，全体教师一起分享、讨论和解决教学中的种种问题。
今年新学期初始的教师大会上，段孟宇专门组织了一次关于教育初心和教育精神的互动活动。不少老师对画一条自己的“人生长河”印象深刻。段孟宇让老师们回想自己成长过程中影响过自己的老师，以及作为老师经历的难忘瞬间、印象深刻的学生等，接着把这些重要的人和事写在“河流”里。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条河流，或直或弯，或宽或窄，或高或低，正是那些重要的人和事改变着河流的形状和走向。段孟宇相信，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们自然而然就会思考学校的办学初心、希望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为了要培养出这样的学生，自己想做怎样的老师。类似教师队伍建设的方法也是段孟宇想要分享给乡村校长的。
蒲公英有不少坚持了多年的方法，家访就是其中一个。每到开学，蒲公英所有老师都会参与地毯式家访。了解学生身处的家庭环境，能帮助老师更好地理解他们。张均辉就是在家访中对学生身上的“流动”属性有了新认识。家访的地点一直在变。由于房租或者其他原因，有些学生跟着父母频繁搬家，有的这个月租住在城南，下个月就去了城北。家访的路常常要倒多班地铁公交，穿越大半个北京城，才能找到他们租来的“家”。
而家访中的所见所闻，常常会颠覆一些老师原有的认知。家访经历中，一个女孩让张均辉感慨颇深。在他印象里，女孩平时穿着干净，在班上表现文静而且很懂礼貌。他说他原以为这样家教好的孩子应该不会长在“困境”家庭。直到家访时，发现她父母早已离异。现在她和妈妈租住在一个“类似于工棚一样”的房子里。从房子外窄得只够一人通行的折叠式楼梯上去，有多个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女孩和妈妈就住在其中一间。房间虽小，但是收拾得井井有条。
“感觉她是沙漠中的仙人掌，在非常顽强地生存，很打动我。”张均辉说。这也提醒着他，在对待学生时不要被刻板印象影响。一年又一年，许多老师将家访当成自我教育的机会。
浇花的水壶得先灌满水
近些年，随着蒲公英中学社会声誉不断上升，走进学校参观考察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包括多位乡村校长。有位乡村中学校长在听完蒲公英建校故事后对段孟宇说：“感觉你们学校有浓浓的乡土气息。”段孟宇觉得，或许正是因为这些真实的艰难办校故事，让同样克服重重困境坚守乡村校园的老师们感到亲切。
这两年蒲公英中学与乡村教师和学校的交集越来越多，一开始是举办短期的乡村校长和教师研修坊，后来他们开始走访更多乡村学校，通过公益项目长期支持多个地区乡村教师发展。当他们走进乡野，面对农村校长、教师一个个具体的困惑，这些同样来自农村的老师们猛然发现，自己和乡村是这么近。一些问题，蒲公英曾经或多或少遇到过、解决过。他们也决心梳理沉淀更多教育理念和方法，分享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乡村学校。
2021年起，段孟宇与学校几位心理和社工老师组成团队，研发了一套心理健康教育研修课程，并发起心理健康教育乡村教师支持项目，用以帮助乡村学校开展日常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积极心理品质。
其实，蒲公英建校之初就设置了心理辅导员。郑洪敏锐发现不少学生刚入校时不仅学习基础差，普遍敏感，容易自卑。当老师特意布置了一道简单习题，不自信的孩子还没怎么读题，就低头表示“老师我肯定不会做”。只有让学生更加积极和自信，才能更好向上成长。
来到蒲公英之前，杨葳就做着教育咨询相关工作，接诊过不少存在心理问题的孩子。她发现，与农村孩子不同，城市小孩的心理问题大都源于“卷”，不少家长心态失衡，过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导致孩子心理压力大。而农村孩子的心理问题往往与家庭和学校教育缺位有关。
近些年，国家对儿童心理健康教育高度重视。2021年7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每所中小学至少要配备一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但这一政策落实过程中城乡差距明显。不论是心理健康工作内容的丰富程度，拥有专兼职心理教师的数量，还是设置了心理辅导室的学校数量等，乡村学校都远远落后于城市学校。
“25.2%，29.6%。”蒲公英中学教师张均辉在湖南长沙的研修坊上，展示了两个意味深长的数据。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国民心理健康评估发展中心于2021年发布的《乡村儿童心理健康调查报告》：25.2%的乡村儿童存在抑郁风险，高于全国普通人群，而值得注意的是，乡村教师的心理健康抑郁的检出率为29.6%，甚至高于乡村儿童。
现场100多位乡村教师盯着PPT，有的深吸一口气，有的频频点头想要开口说些什么。话筒交到一位乡村教师手上。“不知道的人都说当老师多好，有寒暑假，但是我基本上没时间陪自己的孩子。”因师资配置紧缺与乡村学校非教学性职责扩展的冲突，乡村教师承担着大量的教学和非教学性工作。不少乡村教师无暇顾及家庭，工作与生活间的矛盾冲突更容易引发他们消极的情绪。
“人们常说，祖国的花朵离不开老师辛勤浇水。不过很少人意识到，水壶也需要不断添水。只有水壶里装了足够多的水才能浇灌更多的花。”张均辉说，他们希望帮助老师构建积极自我，管理情绪，在缓解自身心理压力的同时更多地用成长性思维、理念和工作方法对待学生。
读拼音和闻桂花
不过随着他们走进更偏远、资源更少的乡村学校，却发现那里的学生和老师迫切需要的远不止心理健康教育。
在蒲公英中学心理老师杨葳原有认知里，全校大会是个严肃场合，校领导在台上讲话，学生安静地在台下听。但9月中旬，当她和张均辉来到贵州毕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一所彝族村小，他们却发现同样是全校大会，这里的学生有的满操场跑，有的在大树下三五成群地站或坐着，秩序管理十分松散。
那里的课堂也让杨葳觉得“神奇”。一堂小学六年级的数学课上，老师没有叫一个学生回答问题，也没有写一个字的板书，遇到练习题就让全班齐声诵读。松散的校园秩序，全程零互动的教学课堂都让杨葳难以想象。
杨葳对比起前不久在蒲公英旁听的一节语文课。课上讲解的是一篇名为《桂花雨》的课文。为让学生们“身临其境”，沉浸在作者描述的桂花之美和意境里，语文老师李梦玲带了一株半开的桂花养在教室，让孩子们观察桂花含苞待放和盛开的过程。同时她还把桂花茶和桂花糕带到了课堂。杨葳观察到，她的课堂一直在用问题引领学生，让孩子们思考和表达。
但是同样的课文，威宁的这所村小的语文课还停留在老师带学生认拼音的阶段。威宁一名教育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杨葳，一些政府和民间公益组织陆续来帮扶过这所小学，除了棉被、书本等生活和教学物资，他们迫切需要实操性强的“示范课”，以教会这些村小的老师课应该如何上。
杨葳意识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学校的教学和管理水平达到基准线。根据项目计划，蒲公英中学的老师要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为这所小学提供支持。按以往经验，他们原本设想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上下功夫，一番实地走访后，他们决定同步支持当地老师教学能力和校园管理。
威宁那所村小的情况和蒲公英早期办学时很像。刚开始，蒲公英招聘的老师中也有不少缺乏教学经验的老师。做教案、听评课、备课等基本技能都还不甚熟练。随着经验积累，老师们才逐渐掌握“差异教学、合作学习、问题驱动教学法”等优质教育倡导的方法。
正是因为经历过类似的学情和教学困难，蒲公英的老师对支持乡村学校有了底气和信心。杨葳设想未来学校会梳理一批能直接迁移的教案和教学方法，并派一批蒲公英老师进校上示范课。
在蒲公英老师们的设想中，他们想带给乡村学校的，不仅是狭义的心理健康教育或是学科教育，而是包含美育、运动、亲近自然在内全面发展的教育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不少课程需要老师“跨界”合作完成，对老师的个体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在一些乡村学校，音乐、体育、美术老师配备是不足的，相关课时量也不够。这给开展更为丰富的素质教育带来了基础性的困难。
张均辉还在蒲公英负责职业启蒙课。不少蒲公英的孩子初中毕业会进入职业院校，这些十五六岁的农村孩子，在专业选择上和职业规划上，很容易因为无知陷入迷茫。张均辉想起班上一个女孩的故事。女孩原本成绩就不算好，到了初三更是提不起劲学习，上课就在看小说。当时女孩迷上了《法医秦明》系列小说，于是萌发了当法医的想法。张均辉跟她聊完才发现，天真的女孩以为职业学校就有法医专业，于是认为自己不用再努力学习，毕业也能考上相关专业。
张均辉了解缘由后，带着女孩一起在办公室电脑上查资料，让女孩明白，原来没有一个职业学校有与法医有关的专业，甚至连和医生直接相关的都没有。女孩终于意识到当法医需要在成绩上再努力一些。女孩很快在学习上开始端正态度，最后如愿考上了高中，离她的法医梦想近了一步。每次想起这件事都让张均辉觉得很欣慰。学生拥有基本的职业概念，能帮助他们树立理想，建立目标感。
“其实乡村孩子可能更需要职业启蒙教育，但是这对老师和社会资源的要求太高了。”张均辉说，他暂时难以想象乡村学校开展和蒲公英一样的职业启蒙教育。除了每学期的固定课程，蒲公英会带学生前往企业参访，有AI画师现身讲解工作要求，也有一线厂工聊流水线上的生活。
诚然，有些差距短时间内难以弥补的，特别是在教育的软件资源方面。依靠着多年累积的社会声誉和背靠北京这个全国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城市，在各方面的帮助下，如今的蒲公英在许多方面并不比北京的公立中学差。一楼教室走廊上张贴着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和几十个师生研究性学习小组的话题；他们请来的志愿者除了国际和国内一流大学的学生，还有各行各业的专家和精英。
而在蒲公英中学老师们看来，方法可以教，资源可以靠外部注入，真正的关键在于如何激活老师的内生动力。杨葳觉得，能长期留在蒲公英的老师都对教育有一份纯粹的热情。他们愿意不断吸收新知识，并把学到的方法创新应用于课堂。但杨葳在过去几年的走访中，也会碰到一些乡村老师把培训和参加研修坊当作一种负担，有些老师缺乏职业意义感和幸福感。
这个问题他们还在探索。“让孩子接受教育是永远错不了的，而且不管最后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做一定比不做好。”19年前郑洪就这样想。
（文中李威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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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侯馨远 编辑：暴佳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