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信：哥哥（《秦岭》专刊文选52）

文摘 2024-08-03 00:45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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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刊文选

哥哥

文/王选信

哥哥只比我大四岁，但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像两代人。

小时候，哥哥学习好，他常笑话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甚至上茅子拉屎都不如他快。平时，俩人很少在一起玩耍。

从一年级到初中毕业，我一直在村里学校上学，哥哥不是在周家庄上小学，就是在张杜村上初中，很少同我在一个学校上学。

哥哥初中没毕业，就遇到了文革，造反、游行，“破四旧，立四新”，搞大批判，学业荒废，在社会上折腾了一年多，就开始在生产队拉架子车、割麦锄地收苞谷、拔棉花秆，砍苞谷秆，吃尽了苦，受够了罪，实在受不了了，就在姑妈、父亲的努力下，当兵逃离了农村。

父亲不到五十岁去世，母亲拉扯着我和弟、妹，艰难度日。我视哥哥如父亲。

说来可笑，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我报考兰化的唯一理由，就是兰州离天水近，从西安去兰州，要过天水，能去见哥哥。

1978年2月24日，刚过完春节的正月18，我告别母亲，从村里走到郭杜镇搭公共汽车到西安火车站。二舅在火车站等着，帮我买火车票，为我送行。

从西安到兰州637公里，慢车票价10.40元，学生票半价。坐24小时才能到兰州。

好在没有多少行李，只有母亲用新棉花做的被褥和粗布做的黑棉衣。临走前，母亲对我说，到天水看看你哥，如果还缺啥，就让他给你置办。

下午三点多的火车，到天水恰好是第二天凌晨四点。长这么大，除过我大领着我到过西安两次，其次就是高中毕业后，在蛟河抽水站劳动和几个同事骑自行车到过几次县城外，就没出过远门。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心提到了嗓子眼。出了天水火车站，两眼摸黑，不辨东西。只记得哥哥信上说，出了车站，坐开往天水市的公交车，到合作巷下车朝里走数百米右拐即到。

好在鼻子下面有张嘴，问路边买茶叶蛋的大妈。从大妈嘴里才知道这里是北道，离天水市还有四十里路。

心里像揣了个兔子，惴惴不安。多半夜了，公共汽车会来么？坐车能到合作巷？到了合作巷能找到哥哥？不会被人骗了卖了？想着想着，身上冒出了冷汗。

当我坐上公交车后，一颗砰砰乱跳的心才安静下来。汽车在黑夜里发出刺眼的白光，在通往天水市的道路上颠簸着前行。我问坐在身边一位年轻人：“师傅，合作巷到了，提醒我一声。”年轻人笑了：“我就住在合作巷，下车后跟我走。”谢天谢地，遇到好人了，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了。

红白色的公交像一条巨龙，嘴里发出粗鲁的吼声，从屁股尾灯中，看到一股股浓烟在寒冷的空气中翻滚。汽车七拐八拐，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终于进入市区。年轻人见我不吭声，没话找话地说：“你是第一次来天水吧？”“是的，我哥在此当兵，我考上了兰州化校，3月1号报到，提前来看哥哥。”

见我是个学生，年轻人立即投来羡慕的目光，话也多起来：“天水市街道是个长溜溜，一个警察守两头，动物园只有一个猴……”年轻人用诙谐的语言介绍着天水市。

想笑又不敢笑。正在这时，汽车“呲——”的一声停了。

“合作巷到了。”售票员高声喊着。

一下子来了精神。我跟在年轻人后面，疾步向小巷深处走去。

“到合作巷什么地方？”年轻人边走边问？“到部队制药厂。”“制药厂我知道，一会儿就到。”没走多长时间，年轻人把我领到一个斑驳的大铁门前说：“这就是制药厂。”大铁门没上锁，从掩着的大门缝隙中，向外透着昏暗的灯光。我推开铁门，按照哥哥信中所说，走了几十米，敲开东边一户人家的大门，出来的恰好是哥哥。

哥哥刚结婚。嫂子在地方医院上夜班，睡下时间不长，就听见有人敲门。哥哥开门一看是我，拉着我的手，高兴地说：“你在信上说，在兰州上学路过天水要来看我，我估计明天后天你才能到，没想到今天就到了。”

在天水待了三天。哥哥让我焕然一新。哥哥把我的被褥重新进行了整理，和军人的背包一样，脸盆和被褥捆在一起；上身穿一件哥哥的工作服；一只以前装药用的红木箱子，装满了一学期所需的生活用品，包括肥皂、牙刷、牙膏、香皂、鞋袜等。洗脸盆是新的，喝水缸子是新的，鞋袜是新的，手套是新的……临走，哥又给我了10元钱。那时候的10元钱值钱，几乎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

刚过完春节，正是高峰期，火车上人满为患，坐火车犹如打仗。哥哥嫌在火车站签字麻烦，直接给我买了张去兰州的火车票，并让带着的两个战友，硬是把我从列车窗户连人带箱子行李塞了进去。

第二年暑假，西安天气热，在兰州习惯了的我，没回西安，回了天水哥哥家。

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到处都聚集着强大的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实现四个现代化。”军队也在改革，哥哥已从药厂调往师部医院药房，我来了就住在哥哥原来的房子。师部医院离嫂子单位近，晚上哥哥住在嫂子单位。

哥哥给药厂灶上说好了，平时让我在药厂灶上吃饭。

七八个当兵的一个小灶，伙食不错，每顿都有肉。哥哥告诉炊事员，说我不吃肉，让每顿给我炒个素菜。灶上没有清油，炊事员只能拿大油炒菜。我不吃肉，闻不得大油的腥味，炒菜无法下咽。

炊事员无奈地摇摇头，说灶上还有一大桶香油，你不吃肉，只好给你用香油调凉菜凑合。看见大家都吃炒菜，心里痒痒，心想，香油也算清油，就和炊事员商量，用香油炒菜。

没想到香油炒出来的菜极难吃，吃的我呲牙咧嘴，大倒胃口。

每次到了哥哥家，就像回到了父母身边。每次走的时候，哥哥只恨我的提包太小，装不了多少东西（提包也是哥给的）。

1985年下半年，听说哥哥部队要上老山前线作战，我和妻从临潼专门去天水为哥哥送行。当时，哥哥喜欢抽烟，我就托人在临潼买了两条“英雄”牌香烟。我不抽烟，也不知香烟的好坏，当时年轻，热血沸腾，哥哥要上前线，图的牌子吉利，也是弟弟对哥哥的鼓励：“奋勇杀敌，建功立业，期盼以英雄的姿态凯旋归来。”

1985年12月至1987年5月，哥哥随部队赴老山前线参战。

1986年7月19（农历6月13），母亲因担心在前线作战哥哥的安危，夜不能寐，心血熬干，突发脑溢血去世。母亲的丧事，是嫂子代表哥哥从天水回家办的。1987年7月8号（农历6月13），是母亲去世一周年的祭日，前线归来的哥哥从天水匆忙赶回老家祭拜。

祭拜完母亲，哥哥回部队的前一天晚上，在老家的土炕上，我问哥哥参战情况，哥哥大不咧咧地回答，说他不负众望，在艰苦的环境中身先士卒，带领着药房战士把药品及时送到前线。哥哥说他做事认真，一有时间，就冒着危险，到第一线调研，调研药品的消耗情况，和战士们谈心，了解战场上急需什么样的药品。哥哥说，他命大福大造化大，几次站过的地方，离开了几分钟，越军的炮弹就飞了过来，把刚站过的地方就炸成大坑。还有一次，他去一个山上慰问猫耳洞的战士，走到离山头不到一百米的地方，躲在草丛中的越军忽然向哥哥开火，多亏几个经验丰富的战士，把哥哥扑倒在地，消灭了敌人，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我傻傻地问哥哥，上战场害怕不？我哥哥说，开始到麻栗坡，确实有些害怕，听惯了大炮，见多了伤病员，也就把生死看淡了。越南要打炮，警报响了，开始还往防空洞跑，最后警报响了，老乡比军人跑得快，钻不钻防空洞无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哥哥在老山前线荣立二等功。

后来，我又从哥哥来信中得知，他回到医院不久，就从正营提升为副团，成了师部医院院长。

哥哥在部队服役了28年后，于1997年，以正团身份转业到天水某医院。

在哥哥转业的前一年，也就是1996年7月底，我和同事去兰州化机院出差，回来路过天水看望哥哥。那时候，哥哥正忙着安排过节事宜，见我们来了，高兴地合不拢嘴：“明天过‘八一’建军节，晚上医院干部战士联欢大聚餐，你们正好赶上，恰好一起联欢！”我忙说：“我不吃肉，也不会喝酒，我就不参加了。”哥哥笑了：“机会难得，叫炊事员给你炒俩素菜，大家一起庆祝。”

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战友间的那种纯真的感情，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以及那种韧劲猛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家的路上，同事也说，昨晚和子弟兵在一起，感觉我也年轻了十岁。

兄弟三个，小弟已去世多年，哥哥身体不好，不常回老家。农村的小妹也在广州给儿子看娃。

今年四月初，妹子打电话说，五一她和儿子一家准备回老家看看，如有时间，和我一起去天水看望哥嫂。四月底，忽然孙子发烧，紧接着儿子发烧，媳妇发烧，最后她也发烧。到医院一检查，一家人全阳了，只能推到八月十五再回去。

不过，妹妹的话，时时在我耳边萦绕，哥嫂岁数都大了，行动不便，咱们有时间常去看望哥嫂。随着岁月的流逝，姊妹们之间的思念愈来愈浓烈。

我也常念叨去天水看望哥嫂，三年疫情反复折腾，加上繁杂事务缠身，总是未能成行，现在放开了，一切都变得方便了，趁气候适宜，何不抽时间去看望哥嫂？

5月22日，女婿给我买了去天水的动车票，一小时四十分钟就到了天水。

哥哥苍老了。头上的黑发变灰了变白了变稀疏了，身体有些发福，背有些驼，右脚踝肿胀，走不了长路。平时哥哥很少出门，需要买菜买东西，给在市公安局上班的女儿打个电话，女儿就送上门来。嫂子脸比以前黑了，头发也灰了，不过，看起来精神还不错。听哥哥说，嫂子去年住了两次医院，做了两次心脏手术，好在手术很成功，现在恢复的还可以。

四五年没见面了，弟兄俩坐在一起，回忆着过去美好的岁月。

哥哥说他是1970年12月参军的，实际算作71年的兵，因为过了年才穿上军装。

“你怎么从一名普通士兵提干的？”我问哥哥。

哥哥笑着说：“那时候人都老实，我开始就分到师部制药厂。初中毕业，毕竟学了些知识，我对药物配比，一看就会，多少原料，加多少辅料，压出来的片剂成分、大小尺寸恰好符合国家药物标准。开始压出来的片剂，要送到宝鸡或西安有关部门检验，有的过关了，有的过不了关。熟能生巧，时间长了，我摸出了配比规律，只要是我配的料，压出来的片剂基本都在标准范围内。”

哥哥说完，喝了一口水，笑着给我讲了一件趣事：“当时的药厂，只有几个当兵的，领了一群干部家属干活。一日，师部给药厂下达压制500斤安乃近的任务，我利用星期五星期六两天时间，把料配好。那时候年轻身体好，也正是吃不饱干不乏的年龄。我用两夜一天时间，把500斤药物全压完了，星期一早上，大家看到500斤安乃近全部压成了片剂，一下子惊呆了。这件事，轰动全厂，也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

星期天休息，自己又不爱出去逛街道，常常一个人吃罢饭，就到厂里干活。我把干活当成自己最大的消遣。为此，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彰。

哥哥解释说，咱是农村出来的，其它的本事没有，出力干活的本事还是有的，再说，一个农村娃，星期天出去转什么？习惯干活了，你让休息，自己还不习惯。

我理解哥哥的心情。

哥哥说到这里，转身端起茶几上的水杯，喝一口水，继续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师部撤销了制药厂，我就回到医院药房（一个单位）。我是学啥爱啥会啥。药房一干又是几年，在此期间，部队安排我到外地进修了几次，学了不少药物方面的知识。时间不长，升任药房主任。”

哥哥高兴地说完，从沙发上站起来，在大厅里踱着步，似乎是对我说，又似乎是对嫂子说：“今年71了，老了，这一辈子算完了。”

我连忙接住哥哥的话：“71还算大？现在71正是壮年，80岁、90岁的人到处都是。凭你这身体，还不再活10年20年？”

哥哥苦笑着说：“1997年一场大病，一下子放翻了我，虽然基本恢复了，感觉身体一直不好，所以提前退了休。”

我说：“你就一个孩子，女儿女婿都是军人，一家人和睦相处，你就好好地享受晚年吧。”

哥哥说：“你说的不错，一对孪生孙子，去年都考上了大学，一个去上大学了，一个嫌专业不好参军去了西部边陲。家里没啥负担，你嫂子贤惠，一天把饭做好，端到桌上，按理应当满足了，可我心中总有一种遗憾，好像这一辈还有许多事没来得及做，心似有不甘。”

哥哥望着窗外，脸上挂着惆怅。

窗外的天空阴沉沉的，似乎又要下雨了。

今年五月，雨水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