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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世界研究》2024年第4期
内容提要
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中东地区；美国冷战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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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带一路”倡议并非谋求全球霸权的政治博弈，而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光辉实践。同时，“一带一路”倡议虽源自中国，但其实践所创造的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以中东地区为例，自冷战结束以来，中东地区一直饱受局势动荡的困扰，恐怖主义、伊核问题、伊拉克问题、叙利亚问题等地区热点此起彼伏。在如此复杂、严峻且多变的形势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一带一路”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中东国家的广泛支持与积极响应。诸多中东国家将本国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对接，期望与中国携手合作，推动中东地区实现和平、稳定与安全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余年来，中国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参与中东事务，在地区安全协调、经贸合作等方面的互动不断加强并取得一系列斐然成果，为中东地区开辟了一条真正坚持和平、繁荣、文明、绿色、开放和创新发展的新型合作道路。
尽管如此，也不是所有国家与国际组织都正面看待和支持“一带一路”，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美国对华外交抱有广泛且深刻的冷战思维，从而对“一带一路”进行敌视、阻挠与破坏。尤其是在安全与发展问题层出不穷的中东地区，“一带一路”所遭遇的美国冷战思维挑战更为复杂严峻。目前，学界已经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实施冷战思维外交的表现及其对“一带一路”的影响给予了高度关注。美国为何要秉持冷战思维，从而对中东地区的“一带一路”建设进行极端的打压和遏制？其实践路径是怎样的？未来发展动向如何？本文尝试以冷战遗留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和探讨，旨在为应对该挑战提供参考。
（一）冷战思维是后冷战时代难以消弭的抽象冷战遗留问题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来，国际体系各方力量对比发生骤变，标志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和后冷战时代的开启。就冷战时代划分的问题，尽管目前仍有部分学者激进地坚持“冷战尚未结束”论，但学界的共识大于争议。冷战仿佛在顷刻间结束，然而历史事物的重大变化通常无法一蹴而就，其遗留事务往往会持续影响后续进程。冷战遗产(Cold War Legacy)和冷战遗留问题(Cold War Residual Problem)这一对概念就由此而来。在学术语境下，尽管研究者立场各异，但“冷战遗产”通常是指冷战及其终结给后冷战时代产生的积极效应。对比而言，“冷战遗留问题”则是指冷战期间产生或由于冷战结束而产生、蕴含冷战对抗因素、时至今日仍然对国际和平和全球治理构成负向影响的相关问题。
冷战遗留问题包括亚太地区的“美日同盟”“美菲同盟”等内在机制，以及“北约东扩”等冷战结束以来一直未能得到妥善解决的现实问题。不过，冷战遗留问题不局限于具体的议题。实际上，由冷战斗争而逐渐形成的思维定式、经验方法等抽象问题，或附着在具体问题上，或与具体问题有所分离，但仍发挥着破坏作用，而且甚至比具体问题更有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美国、日本等国家坚持的冷战思维。所谓冷战思维，是一种冷战时期形成的观察国际事务、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思维认知，具体表现为渲染意识形态对抗、挑动地缘政治博弈、谋求军事优势与军事威慑等。从现实维度来看，尽管冷战已结束三十余载，但资本主义阵营及其主导国单方面对社会主义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冷战思维外交从未终结。同时，支撑冷战思维存在的核心因素——价值观对立、意识形态差异和国家核心利益争端等未能发生质变。可见，冷战思维成为当今国际体系中延续的一种抽象冷战遗留问题。
（二）冷战遗留视角是观察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演变的新视窗
既然后冷战时代存续诸如冷战思维等一系列难以消弭、影响当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冷战遗留问题，那么就有必要根据这些问题历史继承性延续和现实变异性衍化的基本特征，构建专门的研究框架以对其进行探析。以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存在“单一”本体论的缺陷，已然无法满足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时代发展要求。更重要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看似更加“专业化”“科学化”，实际上却烙有深重的西方历史、思想和文化印记，深陷于国家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桎梏。因此，作为研究与冷战遗留问题相关的国际事务的学理构思，“冷战遗留视角”一开始就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为基石，批判性地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冷静观察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演变，形成了具有体系和逻辑性的研究框架。
在本体论层面，冷战遗留视角承认现代民族国家仍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行为体，但对新现实主义“权力唯一性”的观点持批判态度。即反对“对不同国家的衡量，唯一的标准是力量”，认同国家行为体“多元性”的本质复合了“组织体”和“文明体”两个侧面。在此基础上，冷战遗留视角认为以同质意识形态（即“同质”的“组织体”）维系的资本主义阵营在冷战结束后依然以类似于“等级制”的状态存续。在认识论层面，冷战遗留视角参考权势分布和国家意志，从当前国际格局中抽象出三股力量：以美国为核心、以资本主义阵营为旁系试图构建全球霸权体系的单极化力量；以中国、南非等为代表倡导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多极化力量；以及自居中立或未明确“选边站”的“中间游离力量”。在方法论层面，冷战遗留视角要求研究者在探讨冷战遗留问题至今难以消弭的原因时，不仅要分析冷战逻辑在具体事件中的表象及其内在关联，还要时刻关注其中隐现的意识形态斗争。通过对比研究问题在冷战结束前后的衍化历程，揭露当今国际体系中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续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价值观的排他性，以全局呈现出其冷战逻辑的现实图谱。
（三）对中东“一带一路”建设遭遇美国冷战思维挑战的再辨识
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无意与美国展开“博弈”，但美国却固守冷战思维对其进行阻滞和破坏。如果从新现实主义逻辑出发，美国的行径似乎可以理解为“权力”核心目标下“霸权国”对“挑战国”的常规遏制策略。在这种逻辑下，美国对中国进行遏制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遭此戕害的中国倘若要为维护本国合理发展权益而对冷战思维主体进行非对称的反抗和斗争，就会被美西方指责为“修正主义”(Revisionist)。冷战遗留视角积极突破物质权力视角局限，并响应国际关系理论“关系转向”的本体论自觉，强调从关系与实体的互动中理解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中的差异与冲突。通过冷战遗留视角重新审视后冷战时代国际体系中的单元和关系层次，能够透析美国冷战思维的实践机理。
从国家行为体分解为“文明体”和“组织体”的单元层次来分析，首先看到中国的“文明体”深蕴中华文明的和平属性，并与马克思主义的和平观相融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生命”在于竭尽可能地剥削剩余价值，这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天生具有扩张、掠夺的“霸权基因”。同时，受冷战“胜利”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资本主义阵营国家的“文明体”还生成并保留了“冷战基因”。所以，尽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体”在后冷战时代存在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但中国凭借制度与文化的双重优势，实现了在维护、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发展道路的同时，充分尊重他国的自主选择权，不搞制度输出和制度竞争。相反，美国作为融合“霸权基因”“冷战基因”两种“文明体”的代表，在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驱动下，始终妄图遏制并最终消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行为体的存在，继而消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
以冷战遗留视角出发审视“一带一路”在中东遭遇的美国冷战思维挑战，就能认识到美国此举反映的是其以所谓“冷战胜利者”的姿态来维持霸权地位，进而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世界秩序的表现。中国携手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则充分展现了多极化力量加强团结，致力于改变中东地区不平等、不合理发展格局的实践。美国冷战思维奉行“西方中心论”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力图排挤“异质”国家在中东地区的存在，从而消除阻碍美国榨取当地劳动人民剩余价值的力量，于是必然与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一带一路”发生冲突与矛盾。
二、美国阻遏中东“一带一路”建设的策略与动向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在中东地区的持续深入推进，秉持冷战思维的美国愈发担忧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和地位可能会被中国所取代，于是采取多种策略和手段来阻遏“一带一路”的建设。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从微观层面考虑，中东各国在“一带一路”中的角色不尽相同，美国尝试凝聚同盟、拉拢“中间游移力量”、分化中东域内团结力量、拒止多极化力量，针对不同国家同中国共建“一带一路”进行遏制的手段和程度也必然有所差异。不过，从宏观层面来看，美国主要还是从整体外交的角度出发，试图通过多种手段消解“一带一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鉴于此，有必要从整体外交的视域出发，关注美国冷战思维阻遏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策略并把握其动态。
（一）阻遏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策略
表1 部分美西方领导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指责“一带一路”
中东地区长期处于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边缘。不过，随着近年来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取得重大实践成果，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此背景下，美国对“一带一路”在中东的建设愈加警惕。在2023年9月举行的G20峰会上，美国和印度牵头联合沙特、阿联酋、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宣布计划建设“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ndia-Middle East-Europe Economic Corridor，IMEC，以下简称“印中欧经济走廊”）。尽管从表面来看，“印中欧经济走廊”尝试实现打造一条跨区域交通运输走廊、建设数字经济连接通道等目标，从而“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和繁荣的中东”。然而，“印中欧经济走廊”事实上充斥着对“一带一路”的敌视和排挤，本质上同样属于美国为阻遏“一带一路”而设计的“替代方案”。
“印中欧经济走廊”对“一带一路”的敌视和排挤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空间排他、政治孤立以及舆论攻击。在空间方面，拜登明确表示“印中欧经济走廊”旨在巩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避免“在中东留下一个真空让俄罗斯或中国来填补”。也就是说，美国牵头打造“印中欧经济走廊”，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将中国的“一带一路”从中东地区排挤出去。在政治方面，美国期望通过“印中欧经济走廊”与以色列、印度和部分海湾国家加强伙伴关系，同时进一步孤立伊朗这个“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国家，以期瓦解“一带一路”的凝聚力。在舆论方面，美国为遏制“一带一路”的建设，长期渲染“中国威胁”。“印中欧经济走廊”出台后，谴责“一带一路”是“掠夺性经济行为”等论调同样接踵而至。可见，“印欧中经济走廊”本质上就是为美国巩固自身“中东领导力”、阻遏“一带一路”建设服务的。该走廊的抛出，标志着美国在中东地区有了替代“一带一路”的初步方案。
表2 美西方围剿攻击和污名化“一带一路”的典型例证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美国“政界—学界—媒体界”合流蓄意炮制污名话语攻击“一带一路”，其目的是解构“一带一路”的道义合法性进而阻碍其实践。值得警惕的是，美国不仅组建了完整的攻击“一带一路”的话语生产团队，其在中东地区还部署有强大的话语传播力量。由美国掌握的一些国际知名媒体（如美国联合通讯社）在中东地区的传媒领域耕耘时间长久，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相较而言，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传媒影响力尚且孱弱。这种话语传播力量的不平衡为美国媒体歪曲事实报道、捏造虚假新闻的传播提供了较大的操纵空间，中国发出关于“一带一路”的积极声音则极易被这些信息消解。美国利用话语传播优势贬损、攻击“一带一路”，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手段，且极易使得沿线国家民众对“一带一路”产生排斥心理，从而破坏“民心相通”这个“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有研究者指出，这些因素的干扰已经导致部分中东国家民众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度低，甚至反应消极。
随着“一带一路”在中东的建设不断走向深入，美国制造矛盾以恶化沙伊关系的活动更为频繁。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首访沙特期间，宣称“伊朗助长了宗派冲突和恐怖活动”，呼吁“所有拥有良知的国家”必须共同努力孤立伊朗。2018年5月，特朗普政府刻意挑拨沙伊矛盾，否定奥巴马政府在伊核问题上的外交遗产，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导致沙伊关系进一步恶化。在《中伊25年全面合作计划》签署前夕，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蓬佩奥再次渲染“中伊威胁”，声称伊朗是世界上最大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中国进入中东地区将使伊朗获得来自中国的贸易和资金，从而破坏该地区的稳定。拜登在上任前就表示将重返伊核协议，然而拜登政府也并不想放弃前任政府在此创造的“杠杆”，试图逼迫伊朗做出广泛的让步。对于这些现象，德黑兰大学教授福阿德·伊扎迪(Foad Izadi)批评道：“美国在中东的策略是在伊朗与其邻国之间制造敌对关系，使得伊朗的资源就必须用于应对敌对关系。”
从地缘经济学角度来观察，伊朗是“中国—中亚—西亚”空间布局中的重要枢纽。目前准备开建的“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国际铁路”可连接中国西北至伊朗德黑兰，形成东亚、东南亚通往中亚、西亚、北非和南欧的运输通道。当然，沙特也可以通过修建海底隧道和红海大桥等方式打造一条连接亚非的运输走廊。可见，沙伊双方倘若能打破美国冷战思维对双边矛盾的利用，秉持发展共赢的合作观共建“一带一路”，必然能够有效消解地区对立关系的恶性发展趋势。2023年3月，中国成功斡旋沙伊恢复外交关系，和解过程中双方均表达了积极的合作意愿，表明沙伊矛盾并非无法化解，也侧面印证了美国长期在中东地区实施冷战思维外交的破坏性。值得一提的是，有研究显示，大量美国媒体在涉及“沙伊复交”的报道中充斥着负面情绪，强烈质疑中国斡旋外交行动的透明性以及实际意图，这也进一步佐证了美国对华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二）阻遏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动向
虽然I2U2中的美国、印度确实都试图阻遏“一带一路”，但阿联酋和以色列作为“一带一路”的参与方和受益者，其主要战略考量是尝试在大国竞争中纵横捭阖，谋取更多利益。不过，尽管I2U2目前来看较为侧重于经济和基础设施发展合作，但鉴于美印以阿四国之间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还需注意其存在发展成为具备军事集团属性联盟的可能。
当下，美国主要通过以下手段遏制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其一，美国凭借阿联酋、以色列等国家对其深度的军事依赖，动辄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挟这些国家拒绝同中国在数字领域进行合作。其二，美国通过发布“实体清单”不断“拉黑”中国科技企业，同时滥用“长臂管辖”制度，要挟中东国家的科技公司不得与被美国“拉黑”的中国企业开展项目合作。其三，炒作“中国科技威胁”，污蔑中国技术的兴起将导致监控技术的滥用、控制言论自由等严重后果，引诱中东国家反对从中国引进高新技术和设备。更有甚者诋毁称，约旦等国家之所以选择同中国进行科技合作，是因为这些国家期望“复刻”中国“独裁控制互联网”的模式。
“数字丝绸之路”是新兴科技与“一带一路”的有机结合体。近年来，美国频繁制造各种借口来绞杀中国科技勃兴，表明其对华科技遏制战略的毫不动摇。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的持续推进，美国阻碍“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策略必将不断翻新、力度必然不断加码。
三、美国利用冷战遗留问题间接破坏中东“一带一路”建设
美国破坏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行径并非全都显而易见。冷战结束后，中东地区存在一系列冷战遗留问题。美国固守冷战思维，暗中操控冷战遗留问题并适时将其激化，致使这些问题始终无法消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和平安宁的环境。中东地区冷战遗留问题的存续和衍化，严重阻碍了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发展环境的塑造，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成重大风险与持续挑战。
（一）中东地区冷战遗留问题概述
中东地区作为曾经美苏争霸的“角力场”，至今仍存在一些具体的冷战遗留问题。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要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显然需要解决这些冷战遗毒。探讨冷战遗留问题，需要聚焦于三个要点：其一，冷战遗留问题是指在冷战期间产生，但至冷战终结时仍悬而未决的区域性或国际性问题；其二，美苏两国的冷战对抗是这些遗留问题产生的根源；其三，这些遗留问题中的冷战属性（价值观对立、意识形态对抗和国家利益争端等因素）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据此，可发现中东地区目前至少存在以下几个冷战遗留问题。
第一，巴以问题。巴以问题之所以产生，源于1947年9月在阿拉伯人的反对声中，联合国会议仍然审议并通过不公正的巴以分治决议。该决议的顺利通过离不开美苏两国基于冷战思维的考量。事实上，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美苏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截然相反。美国一贯支持犹太复国运动，原因是美国试图将阿犹冲突作为杠杆，将巴勒斯坦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以阻止苏联南下。苏联一度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列宁指出“犹太人的‘民族思想’具有明显的反动性质”，斯大林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运动背道而驰。然而在冷战爆发前后，苏联考虑到阿拉伯世界大都“反苏反共”，许多从苏联迁出的犹太人则与苏联有种种联系，支持他们建国可能使得犹太国成为苏联南下中东的据点，于是才一反常态转向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
巴以问题一经出现，便在美苏双方的冷战斗争中不断被激化和加强。从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到1978年戴维营协议签署，美苏两国分别支持的阿（巴）以双方一直保持紧张的“代理人战争”对抗状态，且在1964年后的十余年间进入高潮。其对抗体现为：苏联给予埃及、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经济及军事等援助，美国全方位支持以色列抗衡苏联。美苏在中东地区冷战的争斗以苏联支持阵营的失败而告终，以色列则在美国的支持下在中东地区站稳了脚跟。随着苏联在阿富汗战场的失败以及两极格局的瓦解，中东的冷战结束了。然而，巴以问题始终未能解决，被遗留了下来。
第二，恐怖主义工具化。恐怖主义问题由来已久，且在冷战之前就爆发过几波较大的恐怖主义浪潮。然而，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的胜利使得巴勒斯坦激进人士对巴以问题充满绝望和仇恨，进而在中东地区引发了大规模的暴力活动，最终导致中东地区成为当代暴力活动的主要发源地。
不过，与以往的恐怖主义浪潮不同，美苏两国因自身在中东地区的冷战需要，均在暗中支持并利用恐怖手段攻击对方，致使冷战时期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阵营对立色彩。从结果来看，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恐怖主义力量实现了遏制苏联南下的战略目的，也使自己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得到确立。至此，将恐怖主义工具化这一由冷战思维促生的“发明”，最终成为美国取得“冷战胜利”的重要武器之一，并逐渐内化为“冷战经验”被遗留，致使当代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仍然带有不同程度的冷战遗留因素。
第三，“颜色革命”问题。“颜色革命”是美国在冷战思维驱动下，对“异质”意识形态国家施行“超越遏制”战略的产物，其在后冷战时代阴魂不散，成为典型的冷战遗留问题。
中东地区是美国策动“颜色革命”的重灾区。冷战结束后，由于伊拉克等国家通过改革发展石油产业，综合国力得到显著提升，使得美国感到自身在中东的单极霸权受到威胁。为延续其霸权体系，美国便不断加强对该地区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只不过，“9·11”事件的发生为美国介入该地区开展“促进民主”的“颜色革命”活动提供了“正当”、直接的理由。实际上，从2011年爆发的中东剧变中就可以看到，当时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不仅受到美国政府或者各类基金会的资助，同时，美国还通过科技手段给民众的抗议活动提供支持。总体而言，中东剧变高度复刻了美国对南斯拉夫和中东欧地区施行“颜色革命”的模式，只不过是施加对象发生了改变。
（二）美国深陷冷战思维窠臼，导致中东地区冷战遗留问题难以消弭
冷战结束后，中东地区的力量结构骤变为单极格局，美国以“霸权稳定论”标榜自身主导地位的“合理性”。其症结在于，美国作为中东地区实际上的霸主，并未采取适当方式方法解决因冷战对立产生的相关遗留问题，也未尝试改善和修复该地区因大国对峙而常年此起彼伏地爆发“代理人”热战造成的民生凋零、经济滞后的状态，反而延续冷战逻辑，迫切地向原苏联的势力范围渗透拓展，导致冷战遗留问题始终难以解决。
首先，阻碍巴以问题的解决。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两国方案”是解决巴以问题的唯一出路，但美国对巴勒斯坦的政策严重背离“两国方案”，不仅未能实质性推动“两国方案”实施，反而不断向以色列提供支持，使得巴勒斯坦的处境更加艰难。近年来，美国先后推出“世纪协议”和《亚伯拉罕协议》，不断将巴勒斯坦问题边缘化，从根本上侵蚀了巴以之间对话的基础，最终于2023年10月激起了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美国一再将巴以问题作为延续其中东霸权的工具，使巴以问题成为难解的僵局。这既是后冷战时代美国管控中东格局与秩序结构性矛盾失调的结果，也折射出资本主义国家单方面坚持对社会主义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敌视的冷战思维定式。正如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指出的：“阿以问题的和平政治解决反而可能损害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一直阻止阿以冲突的政治解决。”
其次，继续将恐怖主义视为维系霸权的工具。冷战时期，美国利用恐怖主义力量为冷战服务，造就了冷战后中东地区新一波极端恐怖主义浪潮的兴起。美国自身也受到了这一波恐怖浪潮失控的反噬。“9·11”事件后，美国高举反恐大旗开展反恐行动。当然，这些活动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积极贡献不可否认，但也需认识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反恐问题上继续秉持冷战思维的存在。一方面，美国为防止中俄等国家介入中东事务，在实际反恐行动中奉行双重标准，企图利用恐怖主义遏制自己的战略对手。另一方面，美国将反恐作为蛮横破坏中东国家内政和主权的借口，或沿用“颜色革命”的方式对他国制度进行“民主治理”，或直接通过武力方式推翻国家政权。美国延续将恐怖主义工具化的“冷战经验”，使得一些中东国家愈加贫困化、边缘化，客观上助长了宗教极端意识形态的进一步恶化，最终阻碍了对恐怖主义的有效治理。
最后，坚持输出美西方意识形态。冷战结束后，中东区域体系必然需要逐渐从美国的单极霸权向多极化方向转型。应对多极化力量的崛起给美国维系中东霸权制造了挑战，美国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的优越感，不断调整战略布局，坚持继续输出意识形态，大肆攻击一些中东国家“非民主”的价值观，采用多元化手段策动“颜色革命”。在西方话语工具的加持下，使得被策动“颜色革命”的对象国陷进自我否定的矛盾中，从而加剧其内部分裂趋势。此外，美国还往往以“民主和平论”攻击指责中东国家的“不民主”滋生恐怖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却是“倒果为因”。有研究指出，正因为美国偏袒以色列、域外大国长期在中东驻军等现象，使穆斯林感到自身资源、领土和同胞被外部势力损害的“羞辱感”，进而产生暴力报复的行动倾向，后果是促发极端势力的复兴。
（三）冷战遗留问题的存续破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环境
美国秉持冷战思维，借助自身军事霸权和国际话语权等优势，暗中操控冷战遗留问题并适时将其激化。冷战遗留问题一旦爆发，将骤然加剧地区动荡，安全局势恶化，对“一带一路”建设构成严峻挑战。以俄乌冲突为例，美国固守冷战思维而沉迷于零和博弈，以分化“独联体”、操纵乌“颜色革命”等手段不断在乌克兰问题上做文章，最终导致新一轮冲突的爆发。引爆俄乌冲突的直接导火索虽然是“北约”企图正式吸纳乌克兰，但其中不乏破坏乌克兰作为“一带一路”关键节点的因素存在。从短期影响来看，俄乌冲突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中欧班列相关贸易的货运安排。
中东地区作为最不稳定的区域之一，与该地区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拥有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至关重要。美国通过冷战思维操控中东地区的冷战遗留问题以使其无法消弭，间接地给“一带一路”制造了困境和挑战。其中最为明显的案例就是美国不断激化巴以矛盾，最终导致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自“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国家落地实践以来，中国致力于以团结、和平、发展的方式解决巴以问题，既视巴勒斯坦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也同以色列积极开展“一带一路”合作并营造出较好发展态势。然而，美国的巴以政策却随之逐步显现“倒行逆施”的反常态势。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这一举动引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乃至伊斯兰世界的极大愤怒和不满。2020年1月，特朗普政府推出“世纪协议”，在主权、难民、耶路撒冷等事务上表现出相对前任多届美国政府的严重倒退，凸显对以色列“拉偏架”立场和情感倾斜。一系列举动均表明，美国在逐渐激化巴以矛盾，这也预示了2023年10月巴以双方爆发新一轮冲突的必然性。
近年来，除巴以矛盾持续升级外，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和“颜色革命”问题的波动虽不如此前强劲，但冷战思维与冷战遗留问题的恶性互动，也使这些问题存在发酵的可能。从地区内部情况来看，中东地区或曾被美国以反恐的名义推翻的或在“阿拉伯之春”中被颠覆的一些国家政权（如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仍然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有些国家甚至爆发内战，使得中东国家总体处境呈现政治衰朽、经济不佳、失业问题严峻和难民问题突出等悲剧性态势。从国际体系变迁情况来看，当代国际体系虽在加速转型当中，但由美国冷战思维引领驱动的资本主义阵营延续冷战逻辑，使得中东地区一些权势较弱的国家的政权存续仍然时常面临美国单极化势力的威胁。一言以蔽之，美国一意孤行地坚持冷战思维外交，导致冷战遗留问题无法消弭且不时被激化，这显然成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这也要求中国在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既要密切关注美国及其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国家对“一带一路”进行的直接阻遏，还需警惕并防范冷战思维与冷战遗留问题互嵌互渗形成各种复杂情况的威胁。
四、应对“一带一路”在中东遭遇美国冷战思维挑战的思考
“一带一路”倡议创造性地传承弘扬古丝绸之路精神，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印迹与人文内涵，从文化层面有力地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担当。面对美国秉持冷战思维，通过直接、间接两条路径“双管齐下”阻遏中东“一带一路”建设的挑战，要超越冷战思维，保持战略定力，多方位、多渠道思考应对策略。
（一）推动“一带一路”在中东行稳致远
“一带一路”倡议不只是基建、商贸、外交之通途。作为人类文明思想演进历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的最新结晶，“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使其成为当代世界文化交流和国际社会交往的桥梁。中国和中东地区都是璀璨文明的发源地，然而当今中东混乱复杂的区域局势却使中东的多元文明蒙尘。因此，同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不仅需要助推其经济发展，更需要注重文化建设。要以开放包容的文化自信同中东国家开展“一带一路”文化事业建设，大力支持中东国家教育、科学、文旅等文化事业的多方位协同发展，从而使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均衡建设、相互促进。
面对“一带一路”在中东遭遇美国多样化的“软实力”阻遏策略，应以“一带一路”文化软实力的柔性力量予以化解。顶层设计方面，要将文化事业建设作为同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重要抓手，全方位地做好文化事业建设的体制、机制、政策、规范等的构建。内容安排方面，要在充分尊重并关怀中东国家各自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前提下，深入探索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同拥有的历史元素，充分挖掘古丝绸之路跨越千年所积淀的丝路精神、丝路文化以及关于文化交往的成功经验等，并以当地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塑造中国形象、传播中华文化。在此基础上，充分深化双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与借鉴以增进理解和认同，努力构建出一个具有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的“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
（二）超越冷战思维，以大国担当参与中东地区新型治理体系的构建
面对“一带一路”在中东遭遇的美国冷战思维挑战，首先需要统筹当代中东面临的核心议题——“发展与安全”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予以应对。一方面，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受到美国冷战思维的破坏，中东安全治理的难度显著增加。对此，应在继续揭批美国在中东进行冷战思维外交的基础上，以“全球安全倡议”赋能“一带一路”，进一步斡旋调解中东地区的纷争与冲突，倡导在中东构建共同安全的和平空间。另一方面，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东动荡，出路最终要靠发展。只有助力深受美国戕害的中东国家踏上真正的发展富强之路，方能从根本上消除美国利用冷战遗留问题破坏“一带一路”的影响。因此，要持续推动“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协同增效，助力中东国家在减贫事业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美国冷战思维是冷战时代的思维逆流，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唾弃冷战思维。“一带一路”倡议是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积极接轨合作的产物，其基本理念是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其宏大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与美国的中东政策根本上不存在零和竞争关系。面对美国冷战思维的挑战，中国需要积极主动地予以应对，但也需谨防自身跌入冷战思维陷阱。应站在为全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不竭动力的道义制高点，坚持真诚友善积极的态度与美国进行沟通协商，呼吁其基建投资计划与“一带一路”进行合作或良性竞争，共同探索符合且兼顾各方正当利益的区域合作方案。
中东人民不希望大国在该地区搞“新冷战”、搭“小圈子”，而是企盼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清洁美丽的局面。中国要在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进一步承担大国责任，推动中东地区一系列矛盾和问题逐步解决，为构建中东地区新型治理体系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具体的地区事务层面，要以恰当方式和方法与时俱进地推动调解巴以、伊核等地区热点问题。在更为宏观的战略视角上，要呼吁摒弃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来谋求自身绝对安全的陈旧思维，与中东国家和相关组织携手合作，共同探讨并塑造新的区域治理观念，推动打造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区域治理体系。
（三）保持战略定力，针对冷战思维挑战“一带一路”的表现及趋势设计对策
中国要破解“一带一路”价值、理念和方案等难以传播的“话语困境”，首要任务在于汇聚各界力量，构建完整融合话语构建与叙事传播的话语传播体系。话语构建方面，学界应紧抓区域国别学建设的重要机遇，担负起话语构建的重任，夯实“一带一路”话语传播的基础。叙事传播方面，需在持续增强官方全媒体传播矩阵建设的基础上，主动与中东地区有影响力的传媒公司建立并深化合作关系，以形成话语协同传播的优势。此外，应充分重视自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努力形成有力的民间舆论传播体系。
尽管“印中欧经济走廊”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对抗“一带一路”的“中东版本”方案，但其实施的最终成效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对比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优势之一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保证“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盘始终稳固。同时，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共建“一带一路”的长期性和民生性，使得“一带一路”具备旺盛的生命力。这两大特色共同促成了“一带一路”独有的实践优势。面向未来，要持续巩固“一带一路”的实践优势，以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为全人类幸福而奋斗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情怀，推动“一带一路”行稳致远。
五、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启迪了人们对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的思路与模式的探索，为构建和平发展、包容互鉴、共同繁荣的美好世界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然而，美国固守冷战思维不断加大对华遏压，使得“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建设进程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在长期面临突出的和平赤字、安全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中东地区，美国对“一带一路”施行的冷战思维阻遏行径尤为显著。
从理论层面审视，欲应对复杂重大的国际问题，须透视其现状并认知其根源，就不能忽视基于其历史衍化踪迹和现实变迁脉络的详细考察。因此，要有效应对中国与中东国家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所遭遇的美国冷战思维挑战，需要洞悉该挑战的历史根源及其现实规律，就必然需要切中其要害即属于冷战遗留问题的范畴，根据冷战遗留问题具有不可分割的对立统一矛盾——历史继承性延续和现实变异性衍化，通过构建冷战遗留视角的分析理论来厘清机理。
从历史角度考察，中东地区是现当代国际关系发展历程中较为典型的冷战主体竞斗场和冷战遗留问题发酵的重灾区。两极格局时期，超级大国的争霸态势影响并塑造了该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冷战基底。如今冷战已经结束，不过该地区由冷战争斗而形成并巩固的一系列显著的历史问题却遗留了下来。其中，美国冷战思维的存续更是成为影响该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最为顽固的冷战遗毒。美国冷战思维及其外交实践暗中作祟，导致该地区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冷战遗留问题不时被其刻意激化，为冷战后中东地区走向和平稳定发展的轨道埋下了深重隐患，严重戕害着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进程。
从现实背景探究，伴随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在此背景下，美国愈发强化冷战思维外交，成为“一带一路”在中东迈向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难以绕避的重大挑战。可以说，在中东地区，美国对待“一带一路”的外交，无论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还是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的，都离不开冷战思维这个轴心。美国披上西方“普世价值”的华丽外衣，持续实施隐形却无孔不入的冷战思维外交，不时激化中东地区具体的冷战遗留问题以使中东安全问题经常在多点同时炽热化，从而竭力构陷和围剿中国和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
对未来趋势进行预测，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美国历经了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三届政府，且涵盖了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交替执政。在此期间，美国不断对其中东战略进行调整优化，总体呈现出一定的收缩之势。不过，美国对该地区“一带一路”的建设始终保持着对抗和遏制的基调。追根溯源，这实际是由资本主义阵营的单极化力量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砥柱进行扼杀，从而达到彻底“打赢冷战”的“冷战任务”决定的。这就意味着无论将来美国的中东战略如何变化，美国阻遏中国在该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局面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所以，尽管目前美国2024年大选在即，但可以预判，无论新一届美国政府在中东战略的选择上是否继续“创造性退出”，“一带一路”在中东所面临的美国冷战思维挑战都不会消减。
如何理解和应对美国冷战思维对“一带一路”建设构成的挑战，考验着中国的智慧与担当。如今，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已造成深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并伴随一系列的外溢风险，这就给中国在中东建设“一带一路”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面向未来，我们既要坚守中国优秀传统战略文化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精髓的启迪，又要借重阿拉伯谚语“语言是叶子，行动是果实”的警示，始终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崇高目标和价值追求，科学研判并努力化解“一带一路”在中东遭遇的美国冷战思维挑战，以实际行动促进中东区域治理体系演进走向良性变革之路，奋力书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践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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