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广开智慧之泉
韩国 11 任总统的命运纠葛：
1.第一：李承晚:亲美，流亡美国
2.第二：尹潽善:亲美，被架空下野
3.第三：朴正熙:独裁，遇刺身亡
4. 第四：崔圭夏：过渡总统，被军事政变推翻。
5. 第五：全斗焕：独裁者，卸任后被判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
6. 第六：卢泰愚：卸任后因受贿被判刑。
7. 第七：金泳三：任内韩国经济衰退，儿子因受贿被捕。
8. 第八：金大中：任内致力于改善南北关系，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晚年因儿子受贿而蒙羞。
9. 第九：卢武铉：卸任后因涉嫌受贿受调查，跳崖自杀。
10. 第十：李明博：卸任后因涉嫌受贿、贪污等多项罪名被判刑。
11. 第十一：朴槿惠：因“亲信干政”等系列案件被弹劾下台，后被判刑。
近日，韩国总统发动军事政变的消息震惊了国际社会，再次引发人们对“青瓦台诅咒”的关注。韩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曾经历过多次政权更替和动荡，而历任总统大多命运多舛，这种现象也被称为“青瓦台的诅咒”。
历任总统的命运
李承晚（1948-1960）
韩国的首任总统李承晚在位期间，因贪污腐败和独裁统治备受批评。1960年，学生运动和全国性抗议导致李承晚被迫下台，随后流亡海外，最终在夏威夷去世。
朴正熙（1963-1979）
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推动了韩国的经济腾飞，但其独裁统治也饱受争议。1979年，朴正熙在一场晚宴上被自己的情报局局长金载圭刺杀身亡。
全斗焕（1980-1988）
全斗焕同样通过军事政变掌权，镇压光州民主化运动后，他的执政时期充满了争议。下台后，全斗焕因贪污和叛乱罪被判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最终获得特赦。
卢泰愚（1988-1993）
卢泰愚在全斗焕之后当选总统，但下台后同样因贪污被判刑，并在1997年获得特赦。
金泳三（1993-1998）
金泳三政绩平平，下台后未遭遇法律追诉，但其子因贪污被捕入狱，家庭声誉受损。
金大中（1998-2003）
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任期间致力于南北和解政策，但其子因贪污被捕，金大中本人也因健康问题在卸任后不久去世。
卢武铉（2003-2008）
卢武铉在卸任后因受贿指控接受调查，最终在2009年选择跳崖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李明博（2008-2013）
李明博在任期间因经济政策受到关注，但卸任后因贪污、受贿等罪名被判处刑罚。
朴槿惠（2013-2017）
作为韩国首位女性总统，朴槿惠因“亲信干政”丑闻被弹劾并罢免，随后被判处重刑。
文在寅（2017-2022）
文在寅在任期间积极推进半岛和平进程，但卸任后仍面临各种政治压力和争议。
一、民意对总统的荣辱、去留发挥重大作用
历届总统的命运结局，从某种意义上既是韩国政治社会发展的缩影也是韩国政治互动，特别是总统与国会、总统与政党、总统与社会互动的完整呈现和结果。形成这种政治互动的基础，除了与民主化的转型、巩固与发展，媒体与言论的日益开放、政党政治的复杂特征密切相关外，与市民社会的崛起和民意作用的提升也有重要关联。
在决定历届总统去留问题上，民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民主化转型后，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包括言论、集会、示威，及对政府批评建议等的自由和权利逐步得以落实、保障后，对于一些涉及政治、外交、社会焦点的议题，民众可以通过广场静坐、烛光示威等方式表达呼声和诉求，不仅可以对政府政策、政治局势施加影响，就是在总统去留等政治核心问题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以朴槿惠遭弹劾为例，从2016年10月3万名市民烛光集会要求查明真相、总统及其幕僚集体辞职开始，到11月1500多个市民社会团体约100万民众在首尔集会要求朴槿惠立即下野，再到圣诞和元旦前夜的80万市民大聚会，民众持续十周连续组织烛光和平集会，要求朴槿惠下台。国会在通过了对朴槿惠的弹劾案之后，民众再次聚集在宪法法院门前示威，敦促宪法法院最终批准弹劾。可见，民意的巨大力量，不仅可以推翻弄虚作假操纵选举的李承晚政府，废止国会通过的对卢武铉总统的弹劾案，而且也能够使政治道德、政策主张不再受到公众信任的总统下台。
二、财阀既是政权的重要支柱，也是导致政权危机的诱因
长期以来，大企业财阀一直被视为历届政权的重要支柱，在韩国的经济结构中处于支配地位，接受政府的特殊扶持和保护。此次亲信干政事件的调查证实，包括三星、LG、现代集团在内的几乎所有知名大企业财阀，都向崔顺实控制的两家基金Mir财团和K体育财团捐赠了大笔资金，前青瓦台秘书室室长等高职滥用权力为崔顺实从大企业敛财提供方便，而财团则从政府处获得安全稳定的经营权和特殊的政策待遇。
不可否认，财阀的确为韩国的经济腾飞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过度依赖财阀的经济成长模式，导致财阀高度卷入政治，为官商勾结互谋私利提供温床。随着政经胶着、政商勾结的体制性弊病越积越深，也为政治贪腐、权力寻租留下巨大空间。韩国历届总统子女、亲信，皆因与财阀的权钱交易，败坏了总统和政府的形象和名誉，成为政权危机的诱因。虽然历任政府都致力于整治腐败，还颁布《公务员法》、《反腐败法》，成立“反腐败和公民权利委员会”，但以贪污腐败、行贿受贿为表征的“韩国病”现象始终难与政治脱离干系。此次亲信干政事件表明，财阀与政府公权力勾结问题若得不到真正解决，即便政治制度是民主框架，但实际的政治运作依然会受财阀势力的侵蚀、破坏，最终引发政治危机。可见，政治的发展和进步，除了要进行制度改革，还必须下大力气实现政、经分离的廉洁政治，让企业真正回归市场。2017年2月17日韩国三星电子副会长、三星帝国继承人李在镕被批捕，再次引发舆论对政商勾结和政治献金丑闻的关注与反思。
2017年2月16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举行闭门听证会，就是否批准逮捕三星电子副会长、三星集团实际控制人李在槠进行审理。此为最近一个月内，负责调查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事件的特别检察组第二次提请逮捕李在槠。17日，李在槠因涉嫌行贿、挪用公款等多项罪名于被捕。图为2月22日，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槠（中）被押往特检组办公室接受问讯。
从历届总统尤其是民主转型后总统卸任情况可以看到，在任总统会受各种原因的指控和揭露，几乎全部发生在总统任期即将结束的跛脚鸭时期：1997年，金泳三卸任前一年，其次子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2002年，金大中卸任前一年，三个儿子被指利用其父亲影响力接受商业贿赂，受到检方传唤调查并被拘留；2007年卢武铉卸任前一年，儿子数次接受检察院调查；2012年李明博卸任前一年，其夫人、长子被调查，长兄被拘捕。此次亲信干政事件，也是在朴槿惠即将卸任之际被揭发。可见，总统卸任前一年成为总统非正常遭际命运的开端。
一般地，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之际，也是各政党准备推出候选人展开下届总统竞选、制造竞选话题的启动之时。试图参加总统大选的各方势力，此时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寻找政敌的把柄和漏洞，并以此为契机和突破口，以决绝、毫不妥协的方式拉开政党竞选大战。而现政权执政进入第四年，即进入政治资源相对不足的权力跛脚鸭时期，非常容易遭到反对者的攻击。结合其他因素分析，可以发现：造成总统非正常遭际的原因，一方面来自总统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离不开韩国政党政治的特殊运行机制和模式，即总统的失职、非法行为固然是造成总统被弹劾、调查和审判的原因，但各种政治势力的策划、操作以及推波助澜，也是造成总统任期内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这一事实告诉人们：在韩国政治中，存在着一个在总统任职第四年前后，总统特别容易遭受重大政治危机的时间节点，这一时间节点成为在任总统能否正常完成其任期的关键，或者说，在韩国政治中，存在着一个针对总统的、以四年时间长度为基本单位的“逼宫周期”。
以2016年朴槿惠亲信干政事件为例，这一事件最初只是一个简单的权贵滥用权力的单一权力寻租行为，但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参与，尤其是政治反对势力的操作、推动下，逐步发酵、演变成对总统行为和权威正当性的质疑，最终导致对总统的弹劾。在这一事件的发酵过程中，一方面，执政党内部的非朴槿惠阵营极力要撇清与朴槿惠的关系；在野党则全力聚焦2017年大选，绝不错过利用亲信干政事件来打击执政党，以希望能够借机迫使朴槿惠下台、实现政党执政的轮替。为此，2016年11月6日，在野三党联合要求展开国政调查，共同民主党要求启动特别检查，国民党直接提出朴槿惠辞职，否则将启动弹劾的要求，其他在野党议员则极力要求朴槿惠下野，成立过渡内阁。11月17日，国会全体会议表决通过调查范围涵盖一切疑点的亲信门国政调查计划方案。在野党以此为依据，继续进攻指责朴槿惠政府和执政党执政不力、职业未修。在野党的策略，使要求总统辞职的公众呼声持续高涨，决意要将弹劾朴槿惠成定局。
韩国历任总统的非正常遭际反映了韩国政治的发展和状态。在民主化转型前，总统所遭受的非正常际遇更多的是军事政变和生命安全威胁，而民主化转型后，总统的对手和压力更多地来自于各种平等的政治势力和公众。因此，当人们透过总统的非正常遭际而对韩国政局表面的混乱有所不解，感到迷惑的时候，也应注意到其政治发展的历史性进步及其政治体制在根本上的稳定性。
除了这些体制性特征外，还需注意到一些具体的影响总统命运的因素。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由于财阀对政治的过度卷入而不可避免带来的政治贪腐问题。因政经胶着、政商勾结体制性的存在，总统难以独善其身，且即便能够独善其身，也无法保证其亲属、助手的清廉，因此，消除财阀对政治的过度卷入和与政客的私相授受，是保障总统政治安全、实现政治稳定的重要努力方向。
政党政治的极端化也是影响总统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在激烈的韩国政党斗争局面下，总统成为最易受攻击的靶标，因此出现了大约以四年为单位的“逼宫周期”。总统任职的第四年成为在野党、甚至是执政党内部反对派推翻总统政治势力、谋取政治优势的动员和作业时期。将在任总统置于被攻击、调查甚至是弹劾境地，是实现政治反对势力胜出、“逼宫”进位成功的战略性行动。显然，“逼宫周期”的存在固然有利于反对派，但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韩国政治的周期性动荡。对此，韩国学界和政界提出了分权型总统制，或内阁制、国会上下两院制等不同的改革方案，并已经将包括总统四年连任制内容在内的修宪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些设想的提出，虽非针对“逼宫周期”这一问题本身，但笔者相信这些方案、提案如果落到实处，能够在根本上起到抑制或消除引发政治动荡的“逼宫周期”规律的作用，从而为韩国政治带来一个财阀政治得到控制、选举政治更加成熟，总统体制更加完善，总统能够正常卸任，享受正常退休生活的合理而美好的社会。
“青瓦台的诅咒”似乎仍在延续，历任总统的命运仿佛预示着韩国政治的多变和不确定性。此次戒严令的发布和迅速解除，再次凸显了韩国政治的复杂性和动荡。对于韩国民众和国际社会而言，如何在政治动荡中保持信心和稳定，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希望韩国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走向更加稳定和民主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