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林的困局和漂泊

乐活   2024-11-07 13:32   广东  







云林的困局和漂泊

黄朋

倪瓒(公元1306或1301—1374年),字元镇,号云林子,本无锡贵公子,其家累代雄资乡里。云林的前半生富贵优雅,后半生困顿漂泊。他的形象在身后渐渐变成了一个传说——关于他的书斋多么奢华,藏品多么宏富;关于他如何清高、有洁癖;关于他如何预言有灾祸降临,提前躲避;关于他如何成功避祸后泛舟于五湖三泖间,逍遥度日。云林渐渐化身为隐逸的偶像,他的事迹在明代嘉万年间被编成《云林遗事》传播,成了后世文人在困局中赖以寄托的慰藉,他的画作更是为人宝爱,甚至“江东人家以有无定清浊”。
然而,历史的真相是怎样的呢?本文聚焦云林最后二十年的漂泊生涯,试图探究云林的真实处境和心态。

(元) 倪瓒

雨后空林图 (局部)

纸本设色  纵63.5厘米  横37.6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閟阁

还是先回溯一下散家之前云林的家。

何良俊《四友斋从说》中言:“东吴富家,唯松江曹云西、无锡倪云林、昆山顾玉山,声华文物,可以并称,余不得与其列。”云林家有多豪奢,多风雅,我们不妨跟随一个外国人,抱着同样的好奇心去探究一番:

倪云林所居,有清閟阁、云林堂,其清閟阁尤胜……客非佳流不得入。尝有夷人入贡,道经无锡,闻云林名,欲见之,以沉香百斤为贽。云林令人告之:“适往惠山饮泉。”翌日再至,又辞以:“出探梅花。”夷人不得一见,徘徊其家。倪密令开云林堂,使登焉。东设古玉器,西设古鼎彝尊罍。夷人方惊顾间,问其家人曰:“闻有清閟阁,能一观否?”家人曰:“此阁非人所易入,且吾主已出,不可得也。”夷人望阁再拜而去。

这是《云林遗事》中记载的一则故事:一个前来进贡的外国人途经无锡,因为仰慕云林的盛名,特意带着百斤之数的沉香为礼前去拜访。云林素爱焚香,照理说这礼物应该很让他动心了,但大约夷人不属“佳流”,所以清高的主人避而不见。后来云林虽被这位外国人的诚意打动,密令人开了云林堂让其观览,却仍不可让其入清閟阁。云林堂之华美风雅令夷人大为惊异与赞叹,但无缘入清閟阁一观仍令其怅然若失,再拜而去。

清閟阁在外人眼中是个神奇的存在。这则故事或有演绎成分,因《云林遗事》为明人顾元庆所作,往往混入传说或夸大之辞。而周南老所作《元处士云林先生墓志铭》中的描述还是比较可信的,其中对清閟阁的描写如下:

所居有阁,名清閟,幽迥绝尘。中有书数千卷,悉手所校定,经史、诸子、释老、岐黄、记胜之书,尽日成诵。古鼎彝名琴,陈列左右,松桂兰竹香菊之属,敷纡缭绕。而其外则乔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号云林。

可见《云林逸事》中的演绎多从此出,并非无源之水。

(元) 倪瓒

六君子图

纸本墨笔  纵61.9厘米  横33.3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云林之困局
然而就是这样一份令人惊羡的家业,在元末的兵乱与苛政下却成为云林不堪承受的巨大负累。云林最终选择散尽家产,去过漂泊的云游生活,正是基于这两重困局:一是不堪政府的苛捐杂税,无度盘剥;二是战乱将至,逃难避祸。这两重困局中的首要之困还是战乱,若非大难临头,性命难保,即使视俗如仇的云林,也不一定能舍得下偌大的家业,去过寄人篱下、漂泊无定的生活。

云林散家在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到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之间,其时尚未到张士诚占领苏州的丙申之变(公元1356年),更未到朱元璋与张士诚的决战之年(丁未年,公元1367年)。王宾《倪先生旅葬墓志铭》言:

至正初,兵未动,鬻其家田产,不事富家事,事作诗,人窃笑其为戆。兵动,诸富家剽剥,废田产,人始赏其有见性。

此说与事实不符,夸大了云林的预见性。首先,云林散家不在至正初,而是要到至正十二年以后。其次,云林也并非有什么预见的神功,而是他听闻红巾军之乱已经迫近,提前躲避罢了,而且和他一同走上避难之路的富家子弟不在少数。

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韩林儿、刘福通首先在亳州起义反元,以红巾抹额,人称红巾军。八月,徐寿辉等人受此影响,在湖北起兵造反,也称红巾军。这支南方红巾军发展迅速,第二年(即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正月便占领了九江,并一路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发,他们攻陷宜兴,继而沿太湖西岸南下入浙江,七月陷杭州,九月又原路返回,入吴兴(即湖州),十月陷江阴。至此,江南已战火遍地,只有太湖东岸的苏州、松江尚未被卷入战事。与此同时,全国的红巾军起义呈散点状爆发,朱元璋此年也从濠梁起兵,加入浩大的红巾军起义。元军疲于奔命,与起义军在各地发生了激烈的交战。

此年(至正十二年)的春天,云林正在宜兴,当他听闻战火正由西向东迅速逼近的消息,便与宜兴王氏家族(王仲德、王子敬、王子明兄弟)、张氏家族(张监与张德常、张德机父子)一道准备逃难避祸。

其实云林早有弃家的念头。自长兄倪昭奎于泰定五年(公元1328年)弃世,二十年来,云林一力支撑偌大家业,已是相当疲累。加之至正后,政府不断加重捐税,对江南富户无度盘剥,云林早已不堪重负。在一首《述怀》诗中,他明白地讲述了自幼而来的心路历程:

嗟余幼失怙,教养自大兄。励志务为学,守义思居贞。闭户读书史,出门求友生。放笔作词赋,鉴时多论评。白眼视俗物,清言屈时英。富贵乌足道,所思垂令名。大兄忽捐馆,母氏继沦倾。恸哭肺肝裂,练祥寒暑并。钓耕奉生母,公私日侵凌。黾勉二十载,人事浩纵横。输租膏血尽,役官忧病婴。抑郁事污俗,纷攘心独惊。罄折拜胥吏,戴星候公庭。昔日春草晖,今如雪中萌。宁不思引去,缅焉起深情。实恐贻亲忧,夫何远道行。遗业忍即弃,吞声还力耕。非为蝼蚁计,兴已浮沧溟。云霾龙蛇噬,不复辨渭泾。邈邈岩涧阿,灵芝煜紫茎。有志而弗遂,悲歌岁峥嵘。冶长在缧绁,仲尼犹亟称。嵇康肆宏放,刑僇固其征。被褐以怀玉,天爵非外荣。贱辱行岂玷,表露徒自矜。兰生萧艾中,未尝损芳馨。

云林是庶出,很小时父亲就去世了,由嫡长兄倪昭奎教养长大。昭奎是道教高层人物,有地位、有特权,家中田亩税赋多可豁免,故而家道兴旺,为云林撑起一片天。云林自小便“励志务为学,守义思居贞。闭户读书史,出门求友生”,过着无忧无虑又志向高远的生活。他“白眼视俗物,清言屈时英”——清高脱俗是其自幼的秉性。“贵富乌足道,所思垂令名”——虽家富巨资,但云林没有纨绔气,追求的是文人名节。然而忽有一日,长兄昭奎和嫡母先后下世,失去依靠的云林只能独自担起持家的重担,为的是“钓耕奉生母”,却遭遇“公私日侵凌”——族人和外界恐怕都不少欺凌他。二十年来云林勉力操持一大家,其间经历的人与事自不待言。外部的环境更是糟心——繁重的租税几乎要榨尽全家的膏血。为着应付官府俗务,甚至得披星戴月地等候在公堂上,还要屈辱地向小官吏折拜,这岂是云林可以忍受的?然而想到要奉养母亲,报答她的养育之恩,这一切都得忍耐。为了不让母亲忧虑,家业怎可抛弃?远行也作罢了,只能忍气吞声回去耕田。尽管乱世纷攘,但仍要保有君子的品格和志向。兰生长在杂草中也依然不能折损自己的芬芳与高洁!

这首《述怀》大约作于公元1348年(由大兄去世后推二十年),即云林四十三岁上下。显然,写诗时云林仍在勉力支撑既有的生活,但内心是无比挣扎的——很想挣脱俗事羁绊,散家远行,又不愿让母亲伤心。

苦闷难熬时,云林就乘船在近处的太湖流域游历。他最爱宜兴,一是爱荆溪的青山碧水,二是那里有不少好友,如张监父子、王氏家族、墨工吴国良,以及不少方外友人。与朋友的交往可以暂且排遣心中的烦恼。他还曾受重居寺住持之邀,在那里一住就是四月余,禅房的清净是消解云林胸中郁结的良药。云林也多次向东游历到苏州,以及更东的松江,去访友、散心。这一次次的出走又归来,云林或许是在思考今后的出路。有一封信可能是云林在这一时期写给宜兴好友张监(字天民,号鹤溪)的:

奉别后,从兰陵东郭门外人家少憩三日,待荆溪发行李来,即归田舍。到家稍稍休歇,而州县科差迫促骚然,因叹,那能复以愦愦从彼之榛榛乎?便命扁舟入吴,寓村落中,调气静坐,得以少抒其中磊磊者。一日,从一二林下人登灵岩山,览观天池石壁之胜,寻姑胥台古迹。若司马子长、苏长公悲世愤俗,有不胜其哀!后百世而不及见古人,则求古迹观以自解,惜不肖非其人。回望太湖之西诸山,依约指点,数螺若芥舟泛泛杯水中者,当是铜官山。因并吾寄止,公政著白云灭没处,杜门著书,降屈其心志,不能以道表见于当世,真为之泣下沾襟也。闰月末暂还,系舟江渚傍,稍治夏衣,将复至吴而过荆溪,附此上问:阴雨浸淫,不审何似?伏惟乐道闲居,履候多福!瓒招愆内尤,岂非以自内致之耶?复何敢怨天尤人?常自疚耳!其每动心于明公者,则非一悲感而已!穷居萧然,并无一物为寄,偶寻得书室中《圣济总录》若干册,《闻见善录》一册,可助常行检阅。唐玄宗隶书《孝经》石刻四拓本,墨纸颇佳。又青白旧磁(瓷)碗各一只,用奉左右,聊寓不忘之意,不直(值)一笑耳!末由参侍,临书惘惘,千万慎交、自爱,不备!

云林从宜兴访友归来,刚刚回到无锡家中便遭差吏催征捐税,不堪其扰的他决定再次避走,于是命人驾舟向太湖东岸的苏州游历。他先在村落里调气静坐,慢慢把胸中的郁结放下。然后同几位隐者登山临水,寻访古迹,发怀古之忧思。回望太湖以西的山水,不免又想起宜兴的好友张监。

接下来的内容便值得好好考校一番。由“闰月末暂还……稍治夏衣”,可大致判断出写信的年份。此时,张监和云林都还未离乡避难,因而只可能在至正十二年或此前。而至正十二年恰有闰三月,那么此“闰月末”已相当于农历四月末了,正是初夏将步入仲夏之时,此时治夏衣正是适当的时候。因此,将此札定为至正十二年所书是说得通的。

事实上,自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十月云林受荆溪重居寺主之邀,在重居寺东院住了四个月之后,他似乎就一直住在宜兴或是多次往返于宜兴与无锡之间。次年(公元1351年)三月,云林有诗《义兴异梦荡》,描述了他在义兴(即宜兴)所做的一场噩梦。此年十一月,他又为家住兰陵郡(宜兴所在地之古称)的友人仲明作《惠麓图》。次年(公元1352年)二月廿四日,江阴友人袁仲徵“访余南兰陵寓舍,征仆赋诗,遂走笔应请”。这年的三月八日,云林又冒风雨过郯九成荆溪舟中,放舟烟渚,留宿谈诗。由此可见,自至正十年十月到至正十二年三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云林凡所记之事几乎都发生在宜兴。并且他还提到在南兰陵(即宜兴之古称)有寓舍,这便与前札中的信息匹配了——“穷居萧然,并无一物为寄,偶寻得书室中《圣济总录》若干册,《闻见善录》一册,可助常行检阅。唐玄宗隶书《孝经》石刻四拓本,墨纸颇佳。又青白旧磁(瓷)碗各一只,用奉左右,聊寓不忘之意”。这个萧然的穷居显然不是无锡梅里的倪家,那个拥有清閟阁、萧闲馆的倪家所藏何其宏富,怎可能只有两三种书籍?器用更不可能如此简陋,只“青白旧磁(瓷)碗各一只”。显然,这个寓舍只是云林在宜兴的一处暂居之所。

那么云林为何会在这几年间常常居住在宜兴呢?正如前札起首所言之情形,为的是逃避州县差役催迫税赋的骚扰。然而,真正战乱的来临是由不得云林再做思考了,逃难是唯一的出路。

(元) 倪瓒

幽涧寒松图 (局部)

纸本墨笔  纵59.7厘米  横50.4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松陵竟失五车书,梅里烧焚旧屋庐

孔克齐《至正直记》中有记:“至正壬辰,红巾陷城(指宜兴城)……后乙未复陷。”战火在至正壬辰(公元1352年)的夏天便烧到了宜兴。南方红巾军沿长江而下,一路攻城略地,经宜兴城,沿着太湖西岸入浙江向杭州而去。王氏家族的长房王仲德一支向南逃去了杭州,张监父子则东移去了苏州。云林一面向太湖东岸避走,但仍未决定将要去往何处安身。

此时偌大的家产便成为最大的负累,带是带不走的,只能拣最紧要的随行。《倪云林先生诗集》卷五中有《呈良常安遇贤伯仲》二首值得我们注意,诗曰:

无家已老复何归,碧树团团尚夕晖。

清越风湍帝子瑟,纵横陇亩僧伽衣。

世波汩溺毋溷我,节序炎凉且息机。

白鸟汀前坐来久,泉侵野径暮依微。


松陵竟失五车书,梅里烧焚旧屋庐。

衰季悲吟叹罗隐,盛时作赋羡相如。

伊优肮脏复何似,臃肿支离聊与居。

日日秋风白苹老,门前江水接空虚。

这两首诗是写给宜兴好友张监之子张经(德常)的,张氏父子几乎与云林差不多时间逃到了苏州。而诗作的时间则应在云林晚年漂泊之时,因他首句便道“无家已老复何归”,又道“世波汩溺毋溷我,节序炎凉且息机”——皆是云林晚年心绪的写照,既慨叹老无所依、无家可归,也已看淡世事,内心不再受困扰。接下来,第二首诗的首联是最值得重视的:“松陵竟失五车书,梅里烧焚旧屋庐。”这两句字面意思不难理解,就是说云林在途经太湖东岸的松陵(苏州吴江的一个镇名)时竟然丢失了五车书籍,而在无锡梅里(即云林的故里)的房屋也都被烧了。虽然没有时间的指称,但显然这些事情就是发生在云林散家逃难的过程中。接下去他说到现在的生活是“伊优肮脏复何似,臃肿支离聊与居”,“伊优肮脏”与“臃肿支离”都是形容糟糕的生活状态。往日的生活回不去了,连家也被烧毁了,眼前的日子又如此不堪,然而毫无办法,只能任它一日一日地过下去,像这门前的江水一般流向虚空。

“松陵竟失五车书,梅里烧焚旧屋庐”是为数极少的云林自述散家遭际的诗句,对于这段痛心疾首的遭际,我们没再找到更多云林的叙述,只有此处的十四个字。云林不像李清照,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详尽地讲述了她与丈夫赵明诚的收藏在靖康之变后的遭遇:

至靖康丙午岁,侯守淄川,闻金寇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 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每一件藏品都是赵氏夫妇凝聚心血得来,一朝战乱起,虽选之又选,仍负载了十五车随主人逃难,家里还留下十余间屋子的藏品。带走的是最心爱的,但颠沛流离,最终的命运还是散失,而留在家里装满十余间屋子的藏品则在战火中付之一炬。这一切不正印证了在大难初起时,夫妇俩“知其必不为己物”的预感吗?其痛悔怅恨之情隐忍在看似平白的叙述中,更有力量!李易安所谓“尚载书十五车”,其实车上所载的不止书籍,应该还有金石、书画等。

那么,云林的遭际难道不是同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所经历的如出一辙吗?只是他没有留下如易安居士那般详尽的逃难记录,只以一句“松陵竟失五车书,梅里烧焚旧屋庐”就概括了。可以想见当其散家时,面对清閟阁、云林堂中那些费尽半生心力收藏的宝贝,那种“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的心绪,一定同李清照夫妇是完全一样的。而云林所谓“失五车书”也同李易安一样,“书”只是一个概称,车上所载应当也包含了清閟阁里珍藏的书画、金石等,而且随身携带的一定是最为宝爱的珍品。这五车珍品是怎样失去的,云林没说,我们也不得而知了。或许是在途中遇到兵乱,冲散了;或许是在松陵被盗匪劫掠去了;又或许寄存在朋友处,朋友又遇上什么劫难,辗转丢了……依清閟阁当年的收藏之富,可以想见,云林留在家里的收藏或许也不下十间屋子吧,然而梅里故里也未能幸免于兵燹战火,房屋连同其中的书画、金石全部化作了灰烬。

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十二月十日夜,云林在自己的笠泽旅寓蜗牛庐中为故友郭畀画作跋时,回忆道:

锡山弓河上玄元道馆,锡麓玄丘精舍,其画壁最多,今或为军旅之居,或为狐兔之窟,颓垣遗址,风景亦异。虽予之故乡乃若异乡矣,不归吾土亦已十年。

可知家乡无锡早为战火所摧残,昔日壁画最多的道观如今变作了兵营,或遭摧毁,成了断壁残垣,这遭遇同梅里的旧屋庐是一样的啊。

让我们再来看看云林好友 ——宜兴王氏家族的藏品在战乱中的经历吧。同样是家富巨资的大藏家,王氏家族长房王仲德一支在战乱时的遭遇被孔克齐写进了《至正直记》:

至正壬辰,红巾陷城,定窑、青器皆为寇击毁。寇亦不识,无取者也。此一失也。后乙未复陷,所存者又无几,惟附箧随身之物,乃画之高品、铜之古器、剔红之旧制,寄藏友人。渡江浙时,苗僚据杭州,因寄托之,主丧,乃取归西山。不一宿,尽为苗僚所掠。画卷转卖于市,凡剔红小柈,咸以刀砍毁,无完器也。此再失也。

在红巾军两度攻陷宜兴城的战乱中,王仲德没有带走的瓷器几乎全部被贼寇击毁,而随身携带的珍品,也在辗转寄存的过程中不断散失——被掠走,被转卖,最终几乎荡然无存。

云林的另一位好友王云浦,其家藏米友仁《大姚村图》在至正末年战乱中有两失两得的经历,如他自述:

至正甲申,余在燕京忽得此卷(即米友仁《大姚村图》 —— 本文作者注),因拾以归吴。丙申之变余避地入闽,丁酉归,家业一空,而此卷仅存。戊申(公元1368年)吴复兵燹,余亦流离濠梁,己酉(公元1369年)复归田里,故居焚荡,荒榛瓦砾,不堪举目,又复得此卷于野人家。事物之遇岂偶然哉。

两遭兵燹,家园都焚荡一空,独一卷画纸却能幸存,不能不说是神明护佑!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乱世之中藏家的遭际都一样。上引孔克齐一文正是借王仲德的收藏在战乱中荡涤一空为例,劝诫后人“莫置玩好之物”,“盖华屋、玩器皆能致祸”的道理。

(元) 倪瓒

虞山林壑图

纸本墨笔  纵94.6厘米  横34.9厘米

〔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漂泊

1.时间

云林散家在至正十二年至十三年之间。

如前文所述,云林的困局起于其大兄捐馆之后,其勉力支撑一个大家族以及应付朝廷不断加重的捐税,已疲惫不堪,但为了侍奉生母,他还在挣扎、犹豫,不敢抛家远行。为躲苛捐冗税,他时常暂时避居宜兴或苏州一带,过一段时日再返回家中。直到至正十二年,战火烧到了他的暂居地宜兴,而他的家乡无锡与宜兴接壤,已成在劫难逃之势,这迫使云林匆促地踏上逃难之路。途经松陵时丢失了五车至爱的藏品,而无锡家中的房屋连同房舍里来不及带走的大量珍藏书籍、金石、书画皆被绵延而至的战火烧毁。总之到了至正十三年,云林已确实地在五湖三泖间漂泊了。有很多材料可证此说法。

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十日夜,云林在旅寓为虞堪题故友郭畀的画作,一时感慨畴昔,有“不归吾土亦已十年”句,倒推“十年”,其漂泊之始便在至正十三年。

在为妻子蒋寂照遗像作跋时,云林写道:

君讳圆明,字寂照。暨阳人也。年二十一归于我,勤俭睦雍,里称孝敬。岁癸巳,奉姑掣家,避地江渚……

癸巳岁在至正十三年,这年蒋寂照侍奉着婆母,随云林避地江渚。

1354年甲午,云林与十六年未见面的老友宗晋邂逅于吴门,杯酒陈情,分别时不能相舍。云林为宗晋作画,并题写道:“明日道兄将归钱塘,余亦鼓柁烟波之外。”此话说得凄凉,宗晋是返回家乡钱塘,自己却无家可归,只能“鼓柁烟波之外”,也就是泛舟漂泊于湖泖之中。

道衍《题云林墨竹诗卷》曰:

(云林)至正甲午避乱寓于笠泽,扁舟往来,时入城府,多托宿于仙佛之庐,城南开元寺方 禅师亦甚好清玩,故多馆谷焉。余故得与云林长共游息。

道衍,就是姚广孝。他原是苏州的一位僧人,道衍是他的法名。他二十出头就在元末苏州文人圈中交游甚广,喜爱书画,在不少名迹上留题。道衍与云林因方 法师结缘,交情深厚。后来道衍成为明成祖朱棣身后的高参,为朱棣夺得帝位立下头功而地位尊崇,被赐名姚广孝。道衍入明后见到云林手迹屡有题记,他记得云林在至正甲午年(公元1354年)已在笠泽避乱寓居了。彼时,道衍还很年轻,其记忆是可靠的。

诗人范致大曾题云林画跋道:

东海生家故居梅李之平墟。一夕,携母、妻入五湖去,以避人群。其笔墨流传人间,虽寸楮片缣皆不易得。是图余往年在云林(此处疑脱“宅”字——本文作者注)中尝见落笔,伯钧其宝之哉!至今年又五六岁矣。范致大记。至正甲午六月三日。

范致大与云林是同乡又是朋友,此诗作于至正甲午六月,并说是五六年前在云林宅中亲见其落笔作此山水。而在范致大的叙述中已经提到云林“携母、妻入五湖去”,可见此事发生在他作跋的至正十四年甲午六月之前。

2.地点

散家之后,云林的漂泊之域究竟在哪里?

史料里常有的说法是,云林漂泊于五湖三泖间;而王蒙说“(云林)系舟汾湖之滨”;道衍则称云林“避乱寓于笠泽”。五湖三泖、汾湖、笠泽,还有云林自己诗文中常常提到的甫里、南渚、陆庄这些地名都是指哪里呢?

首先要解释一下何谓五湖三泖?王鏊撰《姑苏志》言:

太湖在郡西南三十余里。《禹贡》谓之震泽;《周礼》谓之具区,谓之五湖;《左氏》谓之笠泽,其实今之太湖也。

五湖曾是太湖的别称,也泛指太湖流域的水网,其间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湖泊之间又交织着密布的河网。三泖则是指太湖水系流入松江(今属上海)地域的多条湖荡河网,依据水流位置可分为上泖、中泖、下泖。因此,五湖三泖连在一起就是泛指太湖水系向东流淌入海途经之地,在苏州城以南直至今上海松江地区之间形成的一片河湖交织的水乡泽国。

在这片五湖三泖之中,云林栖身的“笠泽”究竟在哪里呢?笠泽在历史上曾有不同所指:《左传》中笠泽是太湖的代称;后来人们又有将吴淞江称作笠泽,或是将吴淞江流经的区域称作笠泽。云林同时代人黄 所作的《瑞云观记》中有一段关于“笠泽福地”的界定:

瑞云观在平江城东三十里,今所谓笠泽福地者也。吴松(淞)江由具区来,出其西;而南为姚城江;东为龙江,又东为陈湖;其北则阖闾浦也。重波复浪,四望如一,其中可居处乃多沃土。民安于耕桑,皆淳朴有古风……

由此可知,元人所谓的“笠泽福地”主要是指吴淞江以东、姚城江以北、陈湖以西、阖闾浦以南的这片区域。而云林常在诗文里提到的“甫里”即今天的甪直镇,甪直的位置在陈湖(今称澄湖)北岸与吴淞江南岸之间的这块区域。吴淞江恰好在这一带转了好几道弯,向北偏东方向流去,那么云林所在的甫里,正是在吴淞江的南岸或东岸边,所以云林诗中常说的“江渚”“南渚”“东渚”这些称谓就是江岸、南岸、东岸的意思,这与甫里的实际地形也对应上了。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云林漂泊生涯中的主要栖居地正是以甫里为中心,包含陈湖北岸及西岸与吴淞江之间的这片区域。

以笠泽为中心,只需驾一叶扁舟便可自由地游走于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四地之间。向西北,可入苏州城中访友。向南,先到大姚村,可入王云浦飞云楼饮酒排闷。再往南,到了苏州吴江与嘉兴的交界处,便可见汾湖——王蒙所言云林“系舟汾湖之滨”正是指这里。向东不远便入了松江的地界,这是云林的避难之所。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年末,当朱元璋包围了苏州城,准备与张士诚决一死战的时候,云林便游至松江的泖荡中躲避了起来,待到战事平息后才返回笠泽。向西,则是还乡之路,但在二十多年的漂泊生涯中,云林一次也没有返回过故乡无锡,连常在梦寐的荆溪也未返回过。直到临死前三个月云林方回归故里。

云林自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暮冬落脚笠泽,直到洪武七年甲寅年(公元1374年)的中秋之前返回故里无锡,他在这一带生活了二十二年。其间虽然几易居所,又时常在苏松一带游历,但毋庸置疑,笠泽早已成为云林的第二故乡。

倪瓒的漂泊地域图

3.人物

云林的漂泊之旅始于至正十二年年末,也就是在他四十七岁时。他带着母亲严氏和妻子蒋氏一道避走笠泽,当时他的长子孟羽已经下世,次子和三个女儿应都已成家,并未跟从云林漂泊。

在为妻子蒋寂照遗像作跋时,云林写道:

君讳圆明,字寂照。暨阳人也。年二十一归于我,勤俭睦雍,里称孝敬。岁癸巳,奉姑掣家,避地江渚,不事膏沐,游心恬淡。时年四十有七矣,如是者十一年。癸卯九月十五日微示疾,十八日倏然而逝。

癸巳岁在至正十三年,这年蒋寂照侍奉着婆母一同掣家。此处的“掣”应通“撤”,即撤离的意思。周南老《元处士云林先生墓志铭》中有言:“母蒋氏,而处士严出也”,可知云林之嫡母为蒋氏,而其生母是严氏。前引《述怀》诗中云林叙述了自长兄和嫡母相继过世后,他一人勉力操持一个大家庭二十余年,不可抛弃,不能懈怠,为的都是“奉生母”——报答生母的养育之恩。所以至正十三年,云林之妻蒋氏侍奉着一道离开家的应是云林的生母严氏,随云林避乱于江渚,其所指即为笠泽。云林同乡范致大也曾说:“一夕,(云林)携母、妻入五湖去,以避人群。”可与云林自述相印证。

而后妻子蒋氏卒于至正二十三年癸卯(公元1363年)九月十八日,卒于漂泊的旅途中。云林生母严氏卒于何时则没有记载。

4.居所

云林最初落脚笠泽可能出于巧合。如前文所考,云林在至正十二年夏宜兴被红巾军攻陷后,便开始散家、逃难。这年冬天,他原本打算去松江,却在甫里被友人陆玄素留住了四个月。云林在《题南渚春晚图》的诗序中说:

至正十二年暮冬,将游吴淞,舟过甫里,为玄素翁留寓居其处,泊舟南渚,忽然四改月。

或许正是这次本不在计划内的留寓甫里,使得云林在陆家一住就是四年之久,度过了他漂泊生涯最初也应该是最艰难的阶段。云林《题画赠王仲和》诗序中曰:

南湖陆玄素高士幽居,今王仲和居之。水木清华,户庭幽邃。余尝寓其家四年,萧然忘世虑也……乙巳初月十七日。

诗的首联又言:“曾住南湖宅,于今已十年。” 那么此诗作于乙巳年,即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倒推十年,则在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又,云林自言“尝寓其家四年”,那么由至正十五年再往前推四年,大约就在至正十二年暮冬了,也就是云林初寓陆宅的时候。

云林在笠泽甫里陆玄素家度过了散家后的最初四年,那么王蒙所说的“云林弃田宅,携妻子,系舟汾湖之滨”又是怎么回事呢?据《姑苏志》称:

汾湖一名分湖,分属吴江、嘉兴也。其东流入谢宅荡、蒪菜荡、南阳港,又东通三泖,入华亭界。其北流入三白荡,又北受曹龙港,通莺脰湖。

汾湖距苏州城南30千米,处于苏州吴江与嘉兴的分界,故又名分湖。汾湖又有支脉,向东可直通华亭,确是一处四通八达的水网枢纽,当战乱来临时便于人们往各处撤离。云林散家之后应该是有过落脚汾湖的打算,或许也确实在汾湖之滨盘桓过,不过时间可能很短暂,最终还是在甫里落了脚。

大约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之后,云林从陆玄素家辗转到了甫里的另一位友人沈右(默庵)家,又寄居了几年,但这段寄居时光却在沈右1360年左右去世后闹出了不愉快。沈家子弟污蔑云林企图稽占沈家的财物,这使得云林受到了极大侮辱。忧愤中,云林写信向好友陈植倾诉辩白,并赋诗自勉:

默庵屋事,及其子与诸名公作为吊挽颂德诗文,偶笔及尔,不烦先生为言之也。贱累及少家具,则必须移挈以避还之,断断不敢稽滞执占以负累人也。先生千万不必与之言,切祝切祝。……

朱弦流水写徽音,古意寥寥何处寻?

道力已销金矿净,禅那曾住岭云深。

毁誉不碍逍遥乐,惩窒应无忿欲心。

说与先生应怅恨,牛山何日见成林。

清高如云林,在寄人篱下的漂泊生涯中也不得不承受这种冤屈。尽管如此,他也不愿在人前辩驳,只是向好友倾吐郁结,并用诗句勉励自己——诋毁我的清誉也不能妨碍我逍遥快乐,牛山上的良木被砍伐、被摧残,何日才能成林?我就如那被摧残的良木,我的怅恨只能说与先生听。说完这些却又再三叮嘱好友陈植不要去为自己辩解——“不烦先生为言之也”“千万不必与之言,切祝切祝”。《云林遗事》里记有一则:张士诚之弟张士信曾向云林求画却遭云林拒绝。一日游湖,闻渔舟中有异香,近索之,竟是云林。为报前耻,张士信命人对云林重加棰挞,而云林始终不发一声。后来别人问其缘由,云林曰:“出声便俗。”这正是他一贯的清高做派,遇见折辱不吭声,不澄清。对于这次被人污蔑之事,云林也是同样态度。

在漂泊生涯中,云林总还是有一处固定的居所的,因尚有母、妻等女眷随行。起初是寄居陆玄素家,之后是寄居沈右家,再后是居蜗牛庐。而他自己会时常外出云游,有时到朋友家做客,留宿一日或几日,甚至经旬。近的就在笠泽,远一点到苏州城里,或昆山、太仓,再远一点到松江。如《与钱伯行宿栖云堂》中写道:“小龙江上栖云室,望见石湖湖尽山。来与幽人住三日,白云妍暖满中间。”

辗转的旅途中,云林常常宿在船上——“船底流澌微淅淅,苇间初日已团团。”“故人郯掾吏,邀我宿溪船。”

云林也时常借住在寺庙僧房经旬、经月,与禅僧交好,方厓、道衍等都是云林的方外友人。在一封写给王子明的信中,云林写道:

瓒偶入城郭,其所以承诲,益扰厨传,兼之以寓馆颒栉,可谓溷扰,不一而足。自非故旧之谊,何以得此于左右哉?两日不面,伏想台候多福。坡书《天际乌云含雨重》卷子能携一观?僧房迂谈半日,政事不恶。但不知执事厌此迂阔清事否?不可则已。谨启,不具。

读信可知,云林进苏州城办事,起初在王子明府上借住,因而就子明提供的食、宿、洗浴等一系列招待,深表谢意。写信时云林已离开子明家,寄居于僧房。两日不见,云林又想念起子明来,想请子明带上其所藏东坡《天际乌云帖》过僧房一道玩赏叙谈。王子明是宜兴王觉轩的第三子,前文曾述在战乱中藏品散失殆尽的王仲德,正是王子明的长兄。王家是宜兴大族,云林与他家一门三代交好,又一同避乱来到姑苏。像信中这样的雅约,云林与子明之间应是常有的,彼此间早有默契。有意思的是,在信中云林把赏玩书画称作“迂阔清事”,不免有自嘲的意味。

云林入郭时,还常常寄居在周南老(即周正道)家。周南老为云林所作墓志铭中就说:“处士来吴,尝主余家。”有云林与周南老的通信留存,曰:“七月三日偶入城郭,获承教益,又辱馆遇之者兼旬,贤父子亲爱而骨肉之可谓备至,仆将何以报称哉?”

有一次云林入姑苏城待了四个多月,出城后写了一首《出郭》:

我初来城郭,新绿余蔷薇。今我既出郭,秋莲落红衣。郊居岂为是,市隐勿云非。去去将何从,西山行路微。尘坌夸毗海,游潜四月余。赋归亦无家,块处蜗牛庐。身世一逆旅,成亏分疾徐。反己内自观,此心同太虚。

入郭在暮春,出时已是初秋。出城所归的也不是家,只是一处旅寓名蜗牛庐。“身世一逆旅”句典出东坡“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也是云林视人生如旅社、如寄庐的豁达观念的体现。

诗中提到的“蜗牛庐”正是云林漂泊生涯中仅有的一处属于自己的寓所,是他在寄人篱下(寄居陆家)被人构陷(沈右身后房产之争)之后好不容易寻到的一处栖身之所。蜗牛庐或是云林自购的房产,不过从“蜗牛庐”的名字来看,应是极小的仅够容身的住所。尽管好不容易有了一处自己的居所,但云林并不把它当作“家”,只是将其视作一个旅社,一个暂且寄身之处,因为家永远只有一个——它在无锡梅里。吴淞江边的这个蜗牛庐只可暂时栖身,并不能给云林带来家的归属感。云林诗文里常称蜗牛庐在笠泽东渚,也有称在笠泽东渚陆庄的。其大致位置应在笠泽北部、吴淞江东岸的这片区域。

云林至迟在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开始以蜗牛庐作为他的主要栖身之所。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十二月九日夜,云林与陈维寅在蜗牛庐夜话,各言其志;至正二十三年癸卯(公元1363年)十二月十日夜,在笠泽蜗牛庐为虞堪题老友郭畀画卷;至正二十五年乙巳(公元1365年)三月廿四日,宋克来访蜗牛庐。

(元) 倪瓒

枯木幽篁图

纸本墨笔  纵88.6厘米  横30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食无肉兮出无车,旅无依兮归无家

云林以散家,避居笠泽,并时时驾舟游于五湖三泖间来消解他所遇到的困局。那么,云林后半生的漂泊可曾使他真正地感到逍遥?

云林的洁癖是出了名的,在家时“洗桐”“浴妓”的逸闻屡见于书,很难想象像他这样有严重洁癖之人,如何能忍受在旅船、僧舍、友人家等随处寄居?其饮食起居,一切所用物什若按他往日严苛的洁净标准怎可过关?贴心的朋友尚可对他的洁癖存有顾念,如《云林遗事》里有载:

云林尝入城访周南老,必先使人投刺。南老礼遇特厚,凡燕室柱础之间,必先洗涤,然后延坐。

有周南老这样的知己是云林的幸运,但在动荡的岁月中这样的境遇一定是极少的,漂泊生涯中养成随遇而安的性子恐怕是活下去的基本修养。

在无可奈何的境遇中,云林对洁癖的坚持便是焚香。他屡屡为讨香之事写信与友人。

忽然卧病江渚,将复兼旬……因偶出行李,中乏香烧用,高斋杂香零碎者,求少许,烧置卧内,以净秽气。

因为经旬卧病,云林须得在卧室里焚香以洁净空气,但言语间甚是客气,再三说只讨些零碎的杂香即可。还有一封信可能是写给王彝斋(即王光大,宜兴王氏家族老二王子敬的儿子)的,其中说道:

斋阁中有沉香,求一两许,不必如药用者,如允同前大片之类,辟取少许亦不妨。不可则已,不强求也。

通篇是低声下气求人的口气。想当年,在清閟阁中云林焚的多是名贵的龙涎香,甚至有外国人拿着百斤之数的沉香去拜见云林,云林连面都不照,如今他却不得不一再降低标准,不再强求什么名香了,有得用就好了。数量也一再退让,因为很可能是求也求不到——“彦衡斋阁中有好香,为须少许。彝斋虽有之,而靳惜如金”。既然有此说法,那么云林很可能向彝斋讨香时被拒绝过。

云林既然选择了散家避乱,这固然如好友王蒙所言,“回视乡里昔日之纷扰,如脱敝屣”,但同时这也意味着他要忍受寄人篱下、居无定所、饥餐渴饮、漂泊无定、受人冷眼、被贼光顾、担惊受怕等种种情形。脱去枷锁的逍遥无法消解无家可归的苦楚,在二十多年的漂泊生涯中,这两种矛盾的心绪始终纠缠在云林的心头,挥之不去。因而,云林既有赠王蒙的“野饭鱼羹何处无,不将身作系官奴”之句,以规劝老友莫要堕入尘网;亦有《答徐良夫》说的“身同孤飞鹤,心若不系舟”,言明自己的逍遥态度。与此同时,他又随口吟咏出“食无肉兮出无车,旅无依兮归无家”(《食无肉》)、“无家何处归,南渚有禅扉”(《次唐綦毋潜宿龙兴寺韵寄方 》)、“无室无家老更颠,草衣木食度年年”(《寄友》)、“可怜产不能恒业,聊复心随所遇安”(《丙午十一月十九日避泖上,丁未十二月十六日始去此,至陈溪、分湖间矣,因写乔柯竹石并题》)、“赋归亦无家,块处蜗牛庐”(《出郭》)这样的诗句。当云林送别张经之子张以中由宜兴回归祖籍金坛时,心生羡慕,又不免自怜地说:“君今尚有归耕地,顾我将从何处归?”

这样自怨自艾的诗句在云林的诗集里俯拾皆是。一阕《鹧鸪天》将云林避居笠泽十多年后内心复杂的滋味表现得淋漓尽致:

笠泽沿洄十五年,亲知情义日堪怜。偷儿三顾吾何有?俗士群讥自省愆。聊复尔,岂其然,田翁轻慢牧童颠。乃知造物深相与,急使江湖棹去船。

在笠泽的漂泊生涯中,母亲、妻子相继过世,老友凋零,能感受到的亲情、友情日益稀薄;旅寓曾三次被小偷光顾,让本已一贫如洗的旅居生活雪上加霜;俗士们群起的讥嘲让云林不得不自省有何过错;还不止这些,甚至农夫、牧童都对云林轻慢无礼。于是他明白了,这是造物主的告知,赶紧驾舟使棹离开这里吧。

怀乡、还乡

云林这种无家可归、如漂萍般的不安全感愈到晚年愈发强烈,逐渐发展成深切地思念家乡、故园,渴望返回故土无锡的情感,这是人之常情。

他在画上自题道:“久客令人厌,为生只自怜。”(上海博物馆藏《竹石霜柯图》)在一首题为《怀归》的诗中,他写道:“久客怀归思惘然,松间茆屋女萝牵……他乡未若还家乐,绿树年年叫杜鹃。”某年的二月十九日夜,风雨凄然,云林与友人共坐于笠泽旅寓,“因念兵戈满地,深动故山之思,遂赋一绝:春雨春风满眼花,梦中千里客还家。白鸥飞去江波绿,谁采西园谷雨茶”。某年的重阳日,云林填词《江城子》道:

满城风雨近重阳,湿秋光,暗横塘,萧瑟汀蒲岸柳送凄凉。亲旧登高前日梦,松菊径,也应荒。堪将何物比愁长,绿泱泱,绕秋江。流到天涯,盘屈九回肠。烟外青 飞白鸟,归路阻,思微茫。

洪武甲寅年(公元1374年)的三月四日,云林重题前两年(壬子)所作的《容膝斋图》道:

檗轩翁复携此图来,索谬诗,赠寄仁仲医师。且锡山予之故乡也,容膝斋则仁仲燕居之所。他日将归故乡,登斯斋,持卮酒,展斯图,为仁仲寿。当遂吾志也。

此时云林已立定了归乡的志愿,或许他已冥冥中预感到归途不远,而叶落归根或许是根植于每个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执念。约在这年的中秋前夕,云林返回故乡无锡,却已无家可归,只得寄居姻亲邹惟高家。中秋夜,他曾有病中咏怀诗,曰:

经旬卧病掩山扉,岩穴潜神似伏龟。

身世浮云度流水,生涯煮豆爨枯箕。

红蠡卷碧应无分,白发悲秋不自支。

莫负樽前今夜月,长吟桂影一伸眉。

十一月十一日,云林在家乡病故。

人们往往愿意沉湎于对倪云林的幻想中,以寄托自身无法企及的清高脱俗境界,让云林代替自己去白眼向俗,睥睨一世。然而事实是,你若要摆脱枷锁,就得忍受可能是寄人篱下、漂泊无定的生活。你若不向权贵折腰,你就得承受惨痛的鞭打,还不能叫出声。云林亦是凡人,他在苛政与战乱年代所面临的困境着实不易,而他用以解困的漂泊生涯则更是艰辛。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每一个生命都是渺小的个体,除了被裹挟向前,无可逃脱。

(元) 倪瓒

容膝斋图

纸本墨笔  纵74.7厘米  横35.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作者为江苏省国画院研究员

(编辑:刘谷子)

全文刊载于北京画院《大匠之门》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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