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来主义》的疑点辨析
摘要：《拿来主义》是统编版必修（上册）第六单元的一篇重要文章。对于这篇文章的教学，语文老师众说纷纭，分歧较大。现就其中的一些焦点问题，作简单辨析。
一、“拿来”的对象是外国文艺还是中国文艺
《拿来主义》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就进人高中教材，笔者中学学习这篇文章时，就记得老师讲过：“拿来主义”论述的是如何对待我国传统文化遗产。后来笔者做教师后也这样教学生。直到前不久我校组织同课异构再次教学，经过深人研读、广泛碰撞后才发现，很多语文教师的传统理解可能是偏颇的，甚至是错误的。
先看文章的第一段，作者犀利讽刺了“闭关主义”和“送去主义”两种现象。“闭关主义”的本质是“一味排外”；后来又转变成“送去主义”，即“一味媚外”。针对国人一味媚外的态度，作者旗帜鲜明地提出应该“根据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既然是“礼尚往来”的，是对等的，是针对一味把东西送去“外国”的，那么，“拿来”的对象应该是外国文艺，不可能是中国传统文艺。
接下去文章第三一六段，又批判了“送来主义”。对于外国送来的大量东西，“连清醒的青年们都发生了恐怖”。作者分析国人“一味惧外”的原因，是这些东西“都是送来的，不是拿来的缘故”，于是第七段顺理成章地提出：“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开眼光，自己来拿。”很明显，这里的“来拿”也是针对外国文艺的。
所以，从作者的行文思路和写作目的来看，作者主要想论述的是：对于外国的文艺等事物，不能“闭关”，不能“送去”，也不能“因害怕而全盘排斥”，正确的做法是“拿来”，然后挑选，辩证使用。当然除了“拿来”外国的文艺，后面还谈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即“大宅子”如何“拿来”，这的确也需要占有、挑选。所以，文题“拿来主义”，既说的是要拿来外国文艺，也包括我国传统文化。总体而言，作者主要想论述的还是如何拿来外国文艺。
二、“大宅子”代表的是外国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
有的教师认为，既然“拿来”的主要是外国文艺，那么接下去第八段、第九段所举的“拿来”的对象—“大宅子”，就应该代指外国文艺。只有这样，论述的思路才会一脉相承。鲁迅作为著名作家、写作高手，写一篇论述文总不至于连论述思路都不连贯。这种理解当然正确。
但是，我们仔细分析，“大宅子”是靠“祖上的阴功”得来的，这显然更符合中国传统的继承方式；而且“大宅子”包括里面的“鱼翅”“鸦片”“烟灯和烟枪”“姨太太”等非常明显带有中国传统符号，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关键是，继承这个大宅子的人是一个“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显然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怎么继承外国的东西？因此，这里的“大宅子”应该代指中国传统文化，这不应该有争议。
那么，问题就来了。作者倡导要“拿来”外国文艺，却又举了“一个中国青年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例子。这样行文，逻辑有没有问题呢？讲得通吗？
这当然讲得通。请大家特别关注第八段开头的一个词语“譬如吧”。这正体现了作者行文的高明之处。提出“拿来主义”后，虽然应该举如何拿来“外国文艺”的例子，但是中国长期以来是“闭关主义”，后来又是“送去主义”，几乎没有与外国文艺、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交流、辨析、取舍、融合，因此，作者无法举一个令人信服的拿来“外国”东西的例子。如果真有这方面的例子，就与前文“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等表述产生矛盾。虽然不能举拿来“外国”东西的例子，但是作者用了“譬如吧”，引出下面“大宅子”的例子，潜台词是说：虽然无法举拿来“外国”东西的例子，但是我可以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就像我们身边的青年人继承“大宅子”一样，这样大家就能对“如何拿来外国东西”有更形象、具体的理解了。这种用较长的一个事例或者故事来作为喻体的论证方法在论述文中是常见的。
比如《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主编）就曾举过这种特殊类型比喻修辞的例子：“应该怎么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了古代希腊的一个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到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它恢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里，毛泽东便用外国的一个较长的寓言故事——“农夫和蛇”为喻体，告诫人民：中国和外国的反动派阴险毒辣，对他们不能心慈手软，不能让“农夫和蛇”一样的故事重演。所以，用比喻的形式，举如何继承“大宅子”的例子，来论证如何继承外国文化，论证思路、论证逻辑并没有问题。
三、文章写的仅仅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艺吗？
文章表面上主要围绕“文艺”而写，开头就说“别的且不说吧，但是学艺上的东西”，结尾又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成为新文艺”。鲁迅身为文艺界前驱，下笔主要围绕文艺而谈当然属于正常，但是从“别的且不说吧”这一句话可以看出，不仅仅文艺界存在着一味“送去”和需要“拿来”的情况，其实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方面都需要“拿来”。
本文写于1934年，当时正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外国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国民政府腐败无能，物价上涨，民生凋敝，整个国家和民族都处于艰难跋涉之中，很多有识之士都在探讨救民兴国的道路。鲁迅先生通过《拿来主义》表面上谈的是借鉴、吸收外国文艺，其实更想启迪国人的是：对于外国政治、经济、思想等各种有益的东西，都要借鉴、吸收，绝不能像从前那样一味排外，不能像国门被逼打开之后一味“媚外”，也不能面对外国各种事物输入中国之后一味“惧外”，正确的态度是面对外国的强大，要保持“沉着、冷静、勇猛、胆略”，放出眼光，去其糟粕，这样才是正确地与外国交流并取长补短之道，也才是改变人民、振兴国家之道。这才是鲁迅《拿来主义》这篇经典论述文所要传达的深层次道理。
【文献出处】
周晓芹、杨帆.《拿来主义》的几处疑点辨析[J].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23（45）
本文为《名师公开课》教研设计的参考资料之一，在《拿来主义》课程中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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