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新公司法保护家族女性财产权

回顾2001年婚姻法修正之前的情况，根据司法解释，结婚之后八年，婚前个人财产可以大部分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然而，现行婚姻法的重大调整已经明确，不论婚后时间长短，婚前个人财产仍然属于个人所有，这一变化在当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反响，特别是在家族女性权益问题上引发热议。

当下，新公司法深刻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一部优秀的公司法不仅是高效生产力的象征，还能够加速财富的积累。如今，利用公司法（商法）处理公司资本和家族资产成为一种可行的方式。夫妇共同注册的公司，其收益被视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一部分，这为夫妻关系中财产的处理带来了新的视角。日前，《家族企业》杂志专访了北京企业法治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北京合川（天津）律师事务所主任方一清，请他详细解读新公司法如何作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有效补充，保障高净值家族的女性权益。

新公司法推出后，“一人公司”引起了广泛关注。夫妻二人设立的公司，俗称“夫妻店”，在法律上通常被视为“一人公司”，公司由家庭成员，特别是配偶之间共同经营。方一清表示，“一人公司”由于账目不独立，存在人格混同的问题，在新公司法中容易被人格否认。公司人格否认的后果是股东对外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即夫妻二人对外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为了防范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有人建议岳父岳母加入公司，担任股东或外部董事、监事，这不仅能防范法人人格否认，还能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同时便于妻子间接掌控公司。”他表示，由于现行婚姻法规定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可推行“岳母公司模式”，即岳父岳母可以在小夫妻领结婚证时，注册一个公司，在陪嫁妆时一并“陪送”给女儿和女婿。这家公司由女儿和女婿共同持股，股东权利和架构需合理安排。公司股权可采用新公司法中的“同股不同权”机制，为女儿设立公司重大事项的特殊表决权，如当前一些头部公司流行的合伙人表决制，则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方一清说，“一人公司”可以利用私法自治的原则。岳父岳母注册的公司为母公司，女婿家的资产可通过股份改制，装入母公司旗下，成为子公司，实现“纲举目张、股权独揽”的治理效果。根据现行公司法，“一人公司”和“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再设立新公司，形成子公司、孙公司，甚至曾孙公司等裂变式的发展模式。

家族企业是一种将家庭和公司组织相结合的特殊形态。在公司法中，家族企业具备独有的特征。方一清认为，家族企业不可避免地带有家族规则的“窠臼”，家长制的管理模式使得人治成为主导。家族企业的“一票否决制”通常由德高望重的家长掌握，有时则由原配妻子掌控。随着公司的成长，这种否决权可能会转移给年轻有为的后辈，或是精明能干的二代接班人的配偶。具体的安排可以在公司章程中详细规定和筹划，以适应不同家族企业的需求。

他表示，新公司法规定，公司经理可以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董事长则不一定需要担任这一角色，配偶也可以成为法定代表人。为了确保法定代表人能够实际掌控公司事务，避免被架空或成为挂名法人。公司章程可以规定，对外签署的文件和合同必须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否则无效。这一措施运用了新公司法的章程自治原则，使得经理人不再是无实权的象征性角色。“在婚姻家庭中，有人认为妻子在关键时刻会选择离开，但在公司法的框架下，作为配偶的妻子通常不会抛弃公司。她们大多会履行股东或高管的职责，有些妻子甚至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拯救公司。例如，某知名公司法定代表人（丈夫）出事后，由于董事会权力过大，丈夫的股权逐渐被稀释，但他的妻子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挽救了公司，重振了企业。”方一清说。

近年来，我国多家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频繁陷入离婚纠纷。比如，据有关媒体报道，2024年6月27日，博亚精工发布公告称，公司近期收到实控人李文喜的通知，李文喜近日接到《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该通知书显示，原告岑红向法院提起了与李文喜的离婚诉讼，并请求法院判决离婚并进行财产分割。7月12日，另一家上市公司上海沪工公告称，经法院调解后，73岁的创始人舒宏瑞与其72岁的妻子缪莉萍（也是实际控制人）宣告离婚，并对离婚财产进行了分割。舒宏瑞将其持有的公司3970多万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12%，价值超过5亿元）转让至其前妻名下。

事实上，为严防上市公司大股东和实控人“假离婚”现象，上交所发布了三项规则，进一步规范大股东的股份减持行为。新规严格限制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减持操作，明确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离婚、终止合伙、公司分立等情况下的减持要求，防范通过“身份”绕道减持的行为。

方一清指出，在新公司法实施的背景下，建议改变入股方式，来预防上市公司大股东和实控人离婚引发的争议。自然人股东可以通过“一人公司”的形式入股，这样既合理合规，又避免了以离婚形式进行股权变动引起的公众关注和争议。尽管上市公司控制人同样享有法律赋予的离婚自由权，尽管夫妻离婚是以感情破裂为理由，可是“众口铄金”，若通过“一人公司”进行内部股权转让，则可更加低调和稳妥。可以预见，未来将会有更多公司通过此方式进行资本运作。

“过去，家族的资产传承通常通过遗嘱来实现。立遗嘱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对股权、房产、银行账户和个人物品等进行分配。遗嘱通常需要指定一位值得信赖的执行人来管理遗产。此外，遗嘱还需根据生活状况和财产变动进行更新，以确保反映立遗嘱人的真实意图。然而，在实务中，旧遗嘱作废、新立遗嘱的过程常常面临复杂的问题。”方一清表示，近年来，个别企业家出现英年早逝的情况，由于未公布继承人和遗嘱，突发事件导致家族公司内部和家庭成员产生震动与不安，此时需要公司法介入以化解这些问题。比如，在家族企业中，未成年股东的股权可由母亲或父母名义间接持有（代持），子女成为隐名股东，享有股东权利。依据公司法比依据民法典立遗嘱具有更大优势，因为遗嘱只有在被继承人去世时才能生效。

他指出，家族企业中，任人唯亲与任人唯贤常存在博弈。有些家族企业在创业、继承和转型过程中逐步向公众公司和职业经理人管理模式靠拢。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家族公司治理机制和利益分配的核心。当前家族企业的权力较为集中，一方面是股权高度集中，另一方面是控制权较为集中。家庭圆桌会议往往兼具股东会或董事会会议的功能，易出现家长制和内讧。将经营权交给职业经理人是一个趋势，但这一趋势需要时间形成，经理人的能力也需要时间考验。

因此，方一清建议，可以利用新公司法的精髓处理公私事务，使公事和家事井然有序。新公司法赋予了家庭成员更多的参与机会，如董事会设立了审计委员会，配偶可以担任负责人，审核账目、监督公司运营，确保公司利益不外流。新公司法还采取董事会中心主义，可以设立董事会秘书制度，配偶或子女可以担任董事会秘书。董事会秘书是公司决策的核心成员之一，需稳住这一重要位置。新公司法下，“董监高”承担赔偿责任的边界进一步扩大，若“董监高”存在过错或重大过失需承担个人赔偿责任，“董监高”个人担责势必不堪其负。配偶可以为“董监高”购买责任保险，以见证夫妻患难与共。

业界专家经常建议家族传承采用财产信托工具，如邵氏公司的慈善信托和顺位继承。但方一清表示，尽管信托制度在英美国家取得长足发展，但信托的缺点在于财产无法再投资，无法进行资本扩张。经济动荡和金融暴雷也有可能影响信托基金。因此，运用公司法解决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依然是上策。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在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并存的时代，如何通过家族企业的纽带维系夫妻关系，成为新公司法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方一清表示，在实际操作中，股东退股与确权、出资与股权转让的争议，往往伴随着激烈的公章争夺战及第三方介入的诉讼。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矛盾若处理不当，可能严重拖累企业发展。“要解决家族企业的问题，需要从公司法中汲取策略智慧。”他说，公司法中的“毒丸计划”“白衣骑士”等方案以及“表见代理”等行为，需要在实践中进行辨证施治和统筹规划，以确保家族企业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家族企业之树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