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坛禁药门 我们需要知道些什么？

短短一年内，ATP和WTA的两位门面人物都被爆出兴奋剂检测阳性事件，辛纳在今年3月两次药检阳性，他没有错过任何赛事，唯独以扁桃体炎的理由放弃为意大利争战奥运会，斯瓦泰克在今年8月药检阳性，以身体不适为由缺席年末的亚洲赛季。随着ITIA的调查结果公布，大众才知道真相：原来都曾被秘密禁赛！

近日，两位选手都面对媒体谈到了这一事件对他们的影响，毫无疑问，禁药丑闻对球员的身体和精神上都是极大的折磨，辛纳坦言自己彻夜难眠，斯瓦泰克也提及自己害怕公众的反应。然而，这并没有消解外界的质疑。

大家关注的重点在于，对于兴奋剂检测这一严肃的议题，ITIA是否存在双重标准？对于两位“世界第一”的丑闻，ATP、WTA是否存在“护犊子”行为？

当前网坛被“禁药疑云”所笼罩，本文将尝试进行梳理，观察在反兴奋剂工作的推进中，网坛机构、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球员团队的应对措施，以及舆论的反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体育界精神药物和类固醇的使用日益盛行，为了倡导体育公平，各类体育运动协会开始对运动员进行药物阳性测试，

网球运动的药物测试始于1980年代，当时的男子网球理事会（MTC）管理的药物测试项目针对的是可卡因、甲基苯丙胺和大麻等娱乐性药物，标志着网球运动正式转向对提高成绩的药物管制。

1993年起，职业网球协会（ATP）、女子网球协会（WTA）和国际网球联合会(ITF) 牵头发起职业网球反兴奋剂联合行动。

2007年，国际网球联合会 (ITF) 成为职业网球反兴奋剂举措的唯一管理机构，ATP和WTA 转向以球员为中心的管理角色。

2021年，国际网球诚信机构（ITIA）成立，负责管理网球反腐败项目，并于 2022年1月1日起负责管理网球反兴奋剂项目。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成立于1999年，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下设的一个独立部门。旨在领导全球反兴奋剂运动，推动无兴奋剂的体育事业。WADA的治理和资金依靠全球体育界和各国政府之间的平等合作伙伴关系。

各个国家的反兴奋剂机构：世界各国积极变革，相继建立了本国的独立反兴奋剂机构，如中国反兴奋剂中心（CADA）通过不断加强对反兴奋剂工作的统一领导和计划实施，以适应国际体坛反兴奋剂斗争新的发展形势的需要。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成立于1984 年，总部位于瑞士洛桑，通过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 ICAS ) 仲裁解决与体育相关的争议，CAS是国际体育界的最高仲裁机构，负责处理涉及体育组织、运动员和其他体育利益相关者的争议。

英国体育仲裁机构（Sports Resolutions UK），该机构提供独立的仲裁和调解服务，专门处理体育领域的争议。此外，体育界诸多运动设有独立仲裁委员会处理相关项目争议，这些机构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和国际公认的法规条例，确定过错程度并给出处罚，旨在保障体育行业的公平性和透明度。

WADA认证的药物检测实验室

“权威性检测”主要来自经过WADA认证的，可以进行兴奋剂检测的实验室。这些实验室遍布全球，负责对运动员的样本进行检测，并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结果。如位于美国犹他州盐湖城的运动医学研究与测试实验室（SMRLT），负责在斯瓦泰克事件中的样本检测工作。

在辛纳事件中，ITIA将此案提交给独立体育仲裁机构Sport Resolution进行调查，调查得出“无过错或疏忽”的裁定，该结论被ITIA接受，但被WADA质疑，对于ITIA裁定辛纳无需禁赛的决定，WADA和意大利反兴奋剂机构有权上诉。

据悉，WADA决定对该裁定进行上诉，要求对辛纳实施两年的禁赛，但具体听证会时间未确定，因此，这并不影响意大利人参加即将到来的澳网赛事。

第一、“漏风的墙”服用禁药漏洞仍在

事实上，反兴奋剂的墙并不是密不透风，体育界的兴奋剂丑闻层出不穷，运动员团队会采用一些手段来帮助自己规避兴奋剂检测，如过去常常使用的掩盖剂、血液转移、EPO（红细胞生成素）增长等；随着生物医学领域的突破，药代动力学（pharmacokinetics）研究让运动员能够精确控制药物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过程，从而实现对药物使用的“个性化管理”。

因此，WADA需要不断发展新的检测技术，使得检测的精度更高，覆盖面更广，如血液样本检测，可以发现一些较难通过尿液检测识别的物质，“生物护照”检测则指的是通过长期跟踪运动员的生理数据（如血液和尿液中的常规成分），即使某些兴奋剂使用的“时间窗口”难以检测，异常的生理变化仍可能被揭示。

体育届反兴奋剂的机构更加不是铁板一块，相反，像WADA这种独立机构面对一些强势的国家政府或者运动项目协会，也会遭受掣肘。2014年，俄罗斯政府和禁药检测单位被指控系统性地帮助俄罗斯运动员捏造药检报告，导致其运动员代表团被全面禁赛。另一个体育强国美国更是被WADA指责“90%的美国运动员是在《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保护之外参加比赛”。

在网坛，反兴奋剂的监管可以说是“并不严格”，八座大满贯得主的美国网球选手安德烈·阿加西在自传中披露自己曾有意服用冰毒，在药检阳性后写信给ATP的调查部门声称自己是误服他人的饮品，ATP最终选择相信了阿加西的借口，并未给予实质性的惩罚。直到2014年，仍有媒体在质疑ITF对反兴奋剂事业的不重视，当时整个网球运动的年度兴奋剂预算刚刚超过200万美元，还不到温布尔登冠军的奖金。

和其他运动相比，网球在处理兴奋剂问题上显得更为宽松，似乎球员只要给出一份“言之有理”的答卷，那么他的禁赛期就会一减再减。2013年，维克托·特洛伊茨基拒绝了ITF强制性的血液检测，理由是生病和针头恐惧症，ITF对他禁赛18个月，上诉后缩短至12个月。2024年，西班牙田径选手穆罕默德·卡提尔因为未能按照规定提供三次行踪信息，国际田联对其实施2年的禁赛处罚。

第三、“有钱大嗮”调动资源的能力决定处罚结果

辛纳和斯瓦泰克的药检事件引起轩然大波不仅是违规本身，而是在和过往案例的对比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有地位的选手，能以更快的手段、更小的损失，摆平“体育失格”本应拥有的惩罚。“世界第一们”有能力聘请最好的律师团队，邀请最顶尖的专家，来为自己辩护，就像电视剧里“有钱就是了不起”的资本家。据悉，为辛纳洗脱责任的律师事务所，同时也为ITIA服务，就算这个圈子特别小，也势必会引起关于利益冲突的质疑。

至于团队给出的“误服兴奋剂”的理由更是千奇百怪，从理疗师受伤没戴手套按摩，到不小心吃了家人治疗心脏病的药物，众多案例证明，只要在法庭上罗列出足够的证据，禁赛期基本不可能给到4年。很多人相信，俄罗斯花滑运动员瓦里耶娃之所以被施加严厉处罚是因为她被抛弃了，没有团队来为她的“误服”理由自圆其说。

让我们再看一个“穷选手”的例子：英国选手塔拉·摩尔在2022年5月因为药检阳性被立即禁赛，经过19个月的禁赛后，独立仲裁法庭认定她误食了遭到污染的肉类，取消了对她的禁赛，她倾尽了所有积蓄来打官司，欠下了20万英镑的法律费用，而她聘请的律师团队和辛纳事件中的是同一个。

对比来看，不公平显而易见，有钱有势一切好说，没钱没势甚至连清白都需要自己贷款去证明。

第四、“双标何解”网球协会能给出一个说法吗？

答案是否定的，至少在哈勒普案上，我们看到的截然不同的结果，罗马尼亚人并非是“无名之辈”，她是两届大满贯得主，单打最高世界排名第一，但是却受到了网球史上最严厉的处罚，2022年，她因罗沙司他（Roxadustat）检测阳性被禁赛四年，哈勒普对此处罚上诉至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她请到了法国药理毒理学教授让-克洛德·阿尔瓦雷斯，后者的证词被CAS采纳，最终裁定哈勒普的禁赛期缩短至九个月，根据“临时停赛”可以折抵最终可能实施的禁赛期的原则，她的禁赛期于2023年7月6日结束，同时，ITIA还需要为自己在处理这件事情的错误买单，向哈勒普赔偿2万瑞士法郎（折合人民币16万元左右）。

当2024年一年出现两个TOP选手药检阳性却几乎没有损失时，大家都不免为哈勒普鸣不平，哈勒普本人也很难接受这种对待，她在斯瓦泰克事件曝光后谈到：“我问我自己，为什么待遇和判断有这么大的区别，我找不到理由，我认为没有一个合乎逻辑的答案，这只能是来自ITIA的恶意，他们尽管有证据，却竭尽全力摧毁我。”

正如哈勒普本人所说，ITIA的行为，没法给出一个信服的答案，当网球赛事管理者存在不足时，球员们自身的力量是重要的，德约科维奇成立PTPA（职业网球运动员协会）的初心正是如此，他对于兴奋剂事件曾发表过看法：“我真的觉得我们必须进行更多调查，这意味着并不止于个案，而是我们如何把一切标准化，以便每个球员，无论他的排名、地位或个人成就如何，都能够获得相同的待遇。这正是我们成立PTPA的原因，PTPA 始终倡导公平的协议，为此类案件的标准化处理制定明确的协议。”

总而言之，反兴奋剂不是简单的猫抓老鼠，因为猫们本身有问题，老鼠和老鼠之间也有问题，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反兴奋剂工作的推进中，所谓的权威性和公平性，值得被公众质疑。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国际标准禁用清单》的制定和更新是WADA经过大量科学研究、数据分析和体育实践的总结，也就是说，运动员被检测出禁药阳性是件需要被严肃对待的事情。在规则不甚严格的上个世纪，像合成代谢类固醇这种东西，很多运动员都会服用，而它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消失。

八十年代，西德的田径运动员德雷塞尔在尸检时被发现体内有101种不同药物的痕迹，他的药物来源于阿明·克伦珀博士，其中包括一种仍然活跃在意大利体育界的药物——合成代谢类固醇氯司替勃，它可以有效帮助肌肉生长，没错，正是辛纳被检测出来的那种禁药。

根据《HONEST SPORT》报道，2019 年至2023年间，38名意大利运动员的氯司替勃检测呈阳性，这种药物还具有高度传染性，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有摸了宠物吉娃娃，狗狗的主人给它喷过药的，有女朋友做饭时手指头割伤用过喷剂的，有不知道这个是禁药直接给球员受伤的膝盖上药的，反正污染源，太容易找了。

大众不是不相信污染和误服的存在，我们的困惑点在于，含有氯替勃乳膏和喷雾剂是非处方药，且上面含有“doping”的警告标志，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意大利运动员和团队“前赴后继”地去使用它，让它“玷污”一个冉冉升起的明星运动员？

氯司替勃禁药危机席卷了意大利足球、篮球、网球，几乎整个体育届，意大利的阳性案例达到了全球所有统计数据的一半，部分原因是意大利是仅存的几个仍在销售氯司替勃的国家之一。

涉及特定药物的兴奋剂案件极有可能与地点有关，当年莎拉波娃涉及到的心脏病药物米屈肼，当时数百例阳性案件主要集中在俄罗斯。

使用曲美他嗪最为广泛的是波兰的运动员，曲美他嗪在2014年1月1日被WADA列入禁用清单，WADA将它列为禁药的理由是，曲美他嗪可以被用来作为提高耐力的心脏增强剂。根据波兰华沙反兴奋剂研究院2014年的研究，波兰运动员曾在2008年到2013年大量使用曲美他嗪来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而曲美他嗪正是导致斯瓦泰克药检阳性的元凶。

让我们再来看看“剂量”的问题，“睾酮凝胶实验”是美国俄勒冈一项著名的实验，研究者基本确定了运动员可以接触多少睾酮而不被检测出阳性，在实际使用中，当定期将睾酮凝胶涂抹在皮肤上时，睾酮的积累有助于运动员锻炼肌肉并提高血红蛋白，即血液的携氧能力。

尽管睾酮具有累积效应，但运动员的检测结果从未呈阳性，因为他们每天只服用少量睾酮。

当然，氯司替勃乳膏是否是睾酮凝胶的平替，不好下论断，一名被WADA认可的实验室科学家指出：“我的看法是，使用常用治疗剂量的氯司替勃乳膏几乎不会提高运动成绩，但不能排除通过其他途径（例如注射）滥用的可能性，而且通过分析手段区分合成代谢剂进入运动员体内的方式也很困难。因此，忽视氯司替勃（作为兴奋剂）可能不是一个选择。”

我们不难发现以下事实：禁药的使用走在反兴奋剂工作的前面，那些产于东德西德的老牌禁药还没淘汰，新研发的药物和手段已经在路上了。

WADA负责人尼格利最近接受了法国出版物《队报》的采访，他谈到了未来可能改变的规则，以避免球员因轻微污染而逃脱惩罚。

“今天存在污染问题，”他说，“这并不意味着阳性事件比过去更多，事实是实验室在检测极少量物质方面更有效率。这些药物含量非常少，以至于你做一些无害的事情就会受到污染。事实是，我们听到了很多故事，我理解公众的看法，他们可能会认为我们什么都服用了。如果有阈值，我们就不会看到这么多这样的案件。我们需要了解的是，我们是否准备好接受微剂量药物的存在，以及到什么程度停止。我们将专门为这种想法创建一个工作表。”

如果新规则被实施，体育届的反兴奋剂工作将迎来更多变数。理论上，“零容忍”应该是WADA、各国反兴奋剂机构、以及体育届组织机构的目标，口子一旦开了，就存在漏洞越扯越大的可能性。

毕竟在寻求成绩突破的时候，药物的诱惑太强大了，增强肌肉，促进红细胞增长，提高耐力，加速血液循环，提高专注度，刺激中枢神经，帮助身体恢复……禁药服用就像一口深不见底的深渊，一旦踏入，就跌入了违背体育道德的困境，长期服用对身体也会带来不可逆的伤害。

我们为什么要反兴奋剂？反兴奋剂的目的是维护体育竞技的公平性和体育精神的完整性。虽然使用兴奋剂可能带来短期的竞技优势，但它所带来的健康风险和道德问题远远超过任何奖牌或成绩的价值。

时至今日，反兴奋剂的工作仍然是个复杂的问题，所有兴奋剂阳性案例都伴随着扯皮和质疑，有利益的地方就有博弈，涉及各大运动项目机构组织、各国政府、还有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这样运转依靠体育界本身的国际独立机构，有蛋糕分的地方哪有水不深的。

作为一个普通的体育迷，还是希望能看到一场干净的比赛，给出一个能令人信服的处理结果，事件的后续如何，只能由时间告诉我们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