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区中的犹太难民
抗战时期的上海，在日本当局的压力和逼迫下，大约有1.4万名犹太难民被强迫迁入隔离区生活。隔离区给犹太难民带来的回忆是一种限制自由、拥挤、疾病蔓延……隔离区内那些狭窄的弄堂、破旧的房屋，彻底打破了犹太人的梦想。
如此“收留”
—— 侵华日军如何对待上海犹太难民
犹太难民来华的船票
“河豚鱼计划”——去其“毒素”后食其美味
1937年12月至1939年6月，日本当局出于利用犹太难民的想法，未对进入上海的犹太难民采取限制措施。日本人与犹太人的关系说来话长。1904年，日俄之间爆发战争，出于对沙皇尼古拉二世疯狂迫害犹太人的不满，一位名叫雅各布•希夫的美国犹太富商为日本提供了2000万美元贷款用于购买军火，使日本得以击败了俄国。于是，日本国内形成了一批所谓的“亲犹派”，他们认识到犹太人特别是美国犹太人是一支有实力、有影响的力量。1931年后，随着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并继续向关内步步进逼，日本与英、美、法等在华有既得利益的西方国家及苏联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的这些所谓“亲犹派”，如安江仙弘、犬冢惟重、鲇川义介等制订了“河豚鱼计划”，希望采取扶植、亲善犹太人的政策，以吸引世界犹太人移民东北，加快东北的开发进程，同时通过犹太人的影响力确保美国不对日本开战，以期达到取得侵华战争胜利的目的。“河豚鱼计划”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河豚虽然是美食，但也含有剧毒。日本人借河豚比喻犹太人移民，意含一方面有利可图，一方面又很危险，好比河豚，要去其“毒素”后再食其美味。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美英法苏等国同声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包括中国境内犹太人在内的世界各国犹太人对日本也持越来越强烈的批评态度。在这种形势下，1938年12月5日，日本首相、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大藏兼通商产业大臣召开“五相会议”，专门讨论对犹政策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虽然五相之间在对犹政策上存在分歧，但基本上认可了“亲犹派”们的构想和努力。就在“五相会议”后不久，以安江仙弘等人为核心的“亲犹派”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方案，使“河豚鱼计划”由众多“亲犹”措施的大杂烩，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计划。该方案长达90页，标题为“关于引进犹太资本的研究和分析”，主要内容是：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人居留地”，先安置3万名犹太难民，然后逐步扩大；建立这一“居留地”的费用由美国犹太财团提供，首先需要1亿美元的安置费；应大力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宣传该计划，邀请世界各地犹太知名人士来访问“居留地”；通过建立该“居留地”吸引犹太资本，并改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
在得到高层批准后，“亲犹派”们四出推销此方案，重点做上海、哈尔滨犹太人士的工作，还派人去美国游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当局在1937年后对犹太难民涌入上海采取了默许态度。
态度转变，对犹太难民移民上海进行限制
1939年7月至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变爆发，日本当局对犹太难民进入上海，特别是虹口地区实施了限制。由于虹口地区租金和生活费用比较低廉，犹太难民涌入上海后大多居住于此，而这个区域也正是日本人聚居区。犹太难民的涌入使得当地住房租金日涨，商业竞争愈益激烈，日侨强烈要求日本政府采取相应措施。为此，日本外务省的一份官方文件明确表示，必须保证日本人不受犹太移民的伤害。1939年7月16日，日本邮轮寿和丸号从欧洲返回日本途中在上海靠岸，有64名犹太难民移居虹口，日本当局当即宣布，今后将不再允许犹太难民到虹口居住。
1939年8月9日，日本政府发布了一项政策声明，限制欧洲犹太难民进一步向上海移民。在回答记者有关日方有何权力采取这一在苏州河以北区域限制居住政策时，发言人非常傲慢地回答道：“日本已军事占领并控制了部分公共租界，因此他们有权随时颁布相关法令。日方已将这一决定正式通知了德、意等国驻上海的领事机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给上海犹太难民救济组织的备忘录也明确表示：8月21日后抵达的犹太难民将不允许在虹口居住生活。目前居住在虹口的犹太难民则必须在8月22日前向日本当局登记，否则将不允许其合法居住在那里。
犹太难民下船
残忍的“梅辛格计划”
1941年12月7日至1945年8月，日本当局对上海犹太难民采取了类似于敌侨的管理方式，限制自由并加以迫害。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本对美英宣战，日德关系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德国盖世太保代表梅辛格向日本占领当局提出了屠杀上海犹太难民的“梅辛格计划”。
1942年7月搭乘潜艇由东京湾秘密抵达上海后，梅辛格就找到日本驻上海副领事柴田，开门见山地提出：“现在上海有1.7万多名已决定脱离祖国的犹太人。今年1月，德国政府已很明智地剥夺了这些卖国贼的国籍。他们是德国的敌人，也是你们——我们的盟友——潜在的敌人，即使他们尚未成为实际的破坏分子。为了我们联盟的利益，我们强烈感到必须在上海整个地根除犹太瘟疫。”随后，便提出了自己的具体设想。原东京犹太社团拉比马文·托克耶在《河豚鱼计划》一书中描述了梅辛格计划的轮廓：整个计划分两步实施。首先，利用上海犹太人在1942年犹太新年（一般在公历9月）合家团聚的机会，以突然袭击方式围捕所有在沪犹太人，不让一人漏网；接着，用果断措施“解决”这些犹太人。至于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他们，该计划提出了三个设想：第一种方案是把他们像垃圾一样草草丢掉。将犹太人衣裤扒光用几艘旧船运至东海，切断船缆，听任他们在海上随波漂流，直至干渴、饥饿而死；过后再派一支海军特遣部队将这些船弄沉，以此处理掉这些毫无价值的尸体。第二种方案是强迫犹太人去黄浦江上游废弃的盐矿做苦工，使他们劳累而死。第三种方案是考虑在崇明岛上建立集中营，在营中用犹太人做医学试验，诸如人类神经系统对疼痛的忍受力等，使他们在痛苦中慢慢死去。与此同时，德国人继撕毁《布列斯特和约》，开始其“巴巴罗萨”行动计划后已逼近列宁格勒。一时上海纷纷传说欧洲的犹太人正在集中营内被纳粹用毒气成批毒死，日本人也将驱逐犹太人并采取类似的措施。更有消息说，日本人正在吴淞建集中营，以期大规模灭绝犹太人。
将犹太难民视作敌侨加以迫害
虽然按照希特勒“最终解决”思想精心炮制的“梅辛格计划”没有成功实施，但日本当局考虑到与德国的关系和自身利益，加紧了对上海犹太难民的监管，采取了类似于对敌侨管理的集中居住方式。这也充分说明，日本当局事实上已将在上海的犹太难民视作敌侨加以迫害。
1942年10月，日本外务省编制了一份《关于在华敌国籍人集体生活的相关事宜（草案）》，决定对在华敌国籍人中应当处以拘留处分的人，将其集中关押在集中营。就在这份针对敌侨的草案编制后不到一个月，11月18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野征记给大东亚相青木一男发了一份绝密电报，文中谈了“对犹太人的措施”，计划设立犹太隔离区。
从1943年1月29日开始，日本方面开始分阶段将敌侨赶入集中营。2月18日，与将英、美、荷兰等国敌侨赶入集中营同步，上海地区日本陆海军最高指挥官在上海报纸和电台发布了《关于无国籍难民之居住及营业之布告》。公告规定，在虹口的公共租界内兆丰路（今高阳路）、茂海路（今海门路）及邓脱路（今丹徒路）一线以东，杨树浦河（今杨树浦港）以西，东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茂海路及汇山路（今霍山路）一线以北，公共租界分界线以南，设立所谓的无国籍难民居住区。
1943年1月末，在杨树浦茂海路已设置了军队管辖的“上海无国籍难民处理事务所”，通过犹太人社团向个人发布搬迁命令，威胁犹太人如不与日本当局合作，就会受到严惩。
对于这一强制集中居住生活的命令，欧洲犹太难民表现出了强烈不满，指责这是日本追随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而采取的对犹太人的迫害措施，要求日本当局重新考虑，暂缓实施。但是，在日本当局的压力和逼迫下，大约有1.4万名犹太难民被强迫迁入隔离区生活。隔离区给犹太难民带来的回忆是一种限制自由、拥挤、疾病蔓延……隔离区内那些狭窄的弄堂、破旧的房屋，彻底打破了犹太人的梦想。总之，难民们处于类似被拘留的不正常状况中，显示出当时日本当局已经将欧洲犹太难民视为敌侨的一部分。如果不是欧洲战局最后发生有利于同盟国的转变，这些被限制在隔离区的犹太难民的命运实在令人堪忧。上海犹太人竭力抵抗迁入隔离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犹太难民担心日后会被一网打尽，以至被最后解决。■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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