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 维 1964年生，湖北英山人，法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兼任中华诗词学会乡村诗词工作委员会主任、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心潮诗词》评论双月刊主编。
说说当代诗词的当代性
文｜段 维
当代诗词与当代性有没有必然联系呢？这里的“当代”不是文学史上的断代概念，而是指“当今”“当下”之意。“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唐朝诗人白居易提出的响亮的口号。“为时而著”的“时”，即时代之意也。“为时而著”，对于读书人而言，它意味着自己对时代的一种关注，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关切，对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责任和使命。“为事而作”的“事”，即时事或者现实之事，表现出作者的参与性或在场性。这两句话解决了诗词创作的灵感之源在哪里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不过，看似明白无误的事情，在一些诗学研究者和诗词创作者那里仍然存在模糊认识。主要表现为：
其一，诗词创作是极个人化的事情，可以与时代拉开距离。这些人忘记了最基本的社会学原理——每个人都是“社会人”，不可能完全生活在真空或者穿越到古代。或者说，作者完全可以像花间词那样只是纯粹地吟风弄月。其实，只要我们完整地读一读花间词，就会了解其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相对安定繁荣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及对情感世界的探索；二是比较委婉地反映宫廷斗争、政治腐败等方面的现象，折射出当时社会的黑暗面。所以，花间词吟弄的“风月”也是打上了当时社会烙印的风月。
其二，远离时代的诗词才是对传统文化守正和传承的正途。这里存在着一个逻辑误区：我们守正和传承哪个时代的东西才算是“正途”呢？唐宋元明清，我们该尊哪一个为“正统”呢？每一个相递更替的后一个朝代，在文化上都是对前一个朝代的相对背离，我们难免就存在选择困难综合征。我们守正和传承的只是诗词表现技术和艺术上的精华，让这些精华与“当代”产生化学反应，从而生成一种新物质。这才是正途。
其三，纯粹的诗词才具有文学史意义。这个实在是曲解。杜甫的“三吏三别”被称为诗史，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无不是时代的悲剧演绎，聂绀弩的《北大荒吟草》则是那个特殊年代的荒唐记忆，他们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毋容置疑。
那么当代诗词应当怎样去体现当代性呢？我们姑且归纳为“三要三不要”：
首先，要直面生活，或者是深入生活。要敢于直面生活中的矛盾，重点写出生活中能感动自己的东西。不要坐在书斋里凭空虚构。坐而论道，要么是榨干过去已有的生活印记，要么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
其次，要注重现实题材的创作。题材本无禁区，写什么都是作者的自由。但只有现实题材才能让读者感同身受，从而产生共鸣，进而产生共情。不要一味地去“泥古”，去写当代读者完全不熟悉、更无深切体会的东西，那样是不可能感动读者的。
再次，要善于使用当代的新词时语。为什么要强调“善于”呢？因为近体诗词毕竟属于文言表达，新词时语则多半用于白话语境。两者如何融合是一个技术性和艺术性都很强的事情。我曾在不少文章中主张，新词时语在近体诗词中的运用要符合“文言范式”，即尽可能在对仗句中使用、尽量运用文言虚词来粘合、适度注意文白的配伍等等。不要生硬地把新词时语嵌入诗句中，那样会造成整体上的新旧轩轾。
(原文载《中华诗词》2024年第10期“卷首语”时有删节）
编辑/章雪芳 审核/小楼听雨 校对/冯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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