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制度设计中蕴含的基本理念
[作者简介] 辛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吕耀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设计中蕴含着许多科学理念，特别是强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追求道德进步，以及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基本理念。这些基本理念既在理论层面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智慧浸润到制度设计的各个方面；又在实践层面与新时代中国改革实践血肉相连，能够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开展及其总目标的更好实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提供科学指引。
[关键词] 全面深化改革；制度设计；公平正义；人民福祉；道德进步
在制度设计中秉持的理念是否科学直接影响制度设计的优劣和制度建设的成败，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与其突出强调的理念的科学性息息相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作出总体规划和战略部署，这在本质上是新一轮的制度设计，其中尤为重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追求道德进步，以及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等基本理念并予以明确阐述。这些基本理念共同为制度完善、制度建设以及制度功能作用发挥、改革实践进程深化提供价值引领。深入分析这些理念，对于深刻领会新一轮制度设计的精神内核、促进制度落实等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P96)《决定》进一步指出把改革继续推向前进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必然要求”，[2](P3)强调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2](P3)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由此，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也成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制度设计上所强调的重要理念。
公平正义是马克思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价值尺度，《决定》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设计对公平正义的重视是对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指出：“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3](P379)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国家及其制度与交易之间存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经济交易只有与生产方式相一致才是正义的，国家及其制度作为经济交易的形式也只有与生产方式相一致才是正义的。因此，国家及其制度要适应生产方式的变迁，亦即要适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一观点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对于公平正义的重视。我们党历来强调公平正义问题，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不论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我们要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对由于制度安排不健全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问题要抓紧解决，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更加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4](P97)这段话充分体现出我们党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制度建设上对于公平正义问题的高度重视。
改革作为对各方面体制机制的不断调整和变革，目的正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制度变革，使国家制度能够及时地适应不断变革的生产方式，从而优化对经济社会各方面活动的治理，更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践证明，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制度层面对于不适应生产方式发展的体制机制的持续变革已然成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助推器”。[5](P284)
人与人之间在经济活动中的不平等、不公正制约着整个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环节之一就是通过对经济方面制度的变革促进经济上的公平正义。恩格斯曾指出，“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6](P536)指明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剥削对于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的阻碍，启示着经济体制机制变革对于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等几个方面对经济体制机制改革进行顶层设计，贯穿其中的首要理念就是通过维护不同市场主体、不同人民群体之间的平等经济权利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比如：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提出要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等；[2](P7)在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方面，提出要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2](P22)在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方面，提出要“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保障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民待遇”等，[2](P26)这些制度设计有利于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享有竞争机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有利于人民群体平等享有经济权益、平等追求个人发展，进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更好实现。
与此同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还体现在深化文化、社会、生态等体制机制改革的制度设计中。比如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方面，提出要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健全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保障机制；在民生制度体系改革方面，提出要完善促进机会公平制度机制；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面，提出要“完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2](P39)这些制度设计旨在解决人民群众在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面临的权利不公、机会不公和规则不公的问题，通过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来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进而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确保党和国家事业能够行稳致远。
《决定》指出要协同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改革，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机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执法司法体制机制改革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十分重要。习近平曾指出：“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要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强司法制约监督，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加快构建规范高效的制约监督体系。要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坚决打击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让城乡更安宁、群众更安乐。”[7]只有这样才能守好公正司法这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8](P42)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深化执法司法体制机制改革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其中包含：深化审判权和执行权分离改革、完善执法司法救济保护制度、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规范专门法院设置、构建协同高效的警务体制机制、加强人权执法司法保障、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等，[2](P30-31)这些制度设计旨在增强各个司法环节的公平性，充分体现了对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视。
习近平在2016年4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时指出，“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9](P103)这一论述是对增进人民福祉理念的具象化概括。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也曾指出：“国家制度一旦不再是人民意志的现实表现，它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幻想。”[10](P73)显然，国家制度的实存以体现人民意志为前提。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在各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中体现人民意志，将增进人民福祉明确作为现实目标。《决定》继续将增进人民福祉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共同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体现出增进人民福祉也是这次全会制度设计中秉持的重要理念。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立足顶层设计的宏观视角，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安全和党的建设等七个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提出了“七个聚焦”，每一个“聚焦”都以增进人民福祉为重要目标：“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旨在通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增进人民福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旨在通过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为增进人民福祉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旨在通过推动文化繁荣来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旨在通过增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聚焦建设美丽中国”旨在通过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等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旨在通过健全国家安全体系等来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诉求；“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旨在通过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等为增进人民福祉各项事业提供坚强有力的科学领导。“七个聚焦”为人民生产生活提供了全面系统的保障，形成了增进人民福祉的制度合力。
与此同时，《决定》还指出要“以实绩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2](P46)明确强调将人民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这些战略部署成果成效的标尺，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改革的价值导向，也体现出增进人民福祉这一理念在新一轮改革制度设计中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内涵就在于“实现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全面发展”。[11](P269)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富足亦是人民福祉的真正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安排始终重视这一点。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12](P570)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13](P121)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也强调：“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逐步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4](P45)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制度设计中注重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体现出其增进人民福祉的理念。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部署中，指出要“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P8)注重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卡脖子”的资金难题，促进民营企业更好发展，继而创造更多国民财富，惠及不同就业群体。在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部署中，指出要“优化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发展多层次农业保险。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健全脱贫攻坚国家投入形成资产的长效管理机制”，[2](P23)注重多措并举解决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以实现农民的富裕富足。在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的部署中，指出要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完善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等，注重从分配、就业的制度设计上促进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这些制度设计都体现出对于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视，它们不仅着眼于促进物质全面丰富，不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而且也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创造各种现实条件。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5](P405)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制度设计不仅有宏观层面的统筹协调，而且有对于惠民、利民具体政策的明确规定，这些细致入微的规定旨在尽可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充分体现出增进人民福祉的理念。在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方面，《决定》指出要健全加快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发展机制；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推进铁路体制改革，发展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推动收费公路政策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等，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等。在改善人民文体生活水平方面，提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等。在提高公共服务国际化水平方面，提出要完善境外人员在入境居住、医疗、支付等方面生活的便利制度等。这些具体规定的设计对于解决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进一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真切向往提供了制度保障。
习近平2014年5月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修德，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4](P172-173)突出强调道德对于个人与社会的重要性。2016年12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进行的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16](P165)又突出强调了德治和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这些都充分体现出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对于道德进步的追求和道德建设的重视，也体现出我们党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2](P32)的遵循。《决定》对于道德建设等的部署，充分体现出追求道德进步也是这次全会制度设计中所要强调的重要理念。
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视人的德性的至臻完善、追求道德进步的理论旨趣。马克思早在中学时期就指出可以选择“使我们自己不断接近共同目标即臻于完美境界的职业”，[17](P458)充分体现出其对于将人的本性提升到新的道德水平的卓越追求。他在青年时期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致使道德堕落的客观现实，对未来共产主义的道德进步和社会风尚进行憧憬，认为资产阶级道德的准绳业已简化为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化、被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所取代。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述，资产阶级“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18](P34)与之相反，在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人与人之间共生共荣，“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9](P294)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一直注重对道德进步的追求，并且“创造形成了引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20](P1)早在2001年，党中央在进入新世纪伊始，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时代使命，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践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道德的力量。习近平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21](P180)理论和实践表明，道德进步与国家的长远发展密切相关，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平能够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社会的和谐性，进而推动经济、政治等的全面发展。2019年，面临新时代新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公民道德建设，颁布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其中明确指出“筑牢理想信念之基”、[20](P6)“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P7)“传承中华传统美德”、[20](P8)“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20](P8)等四项重点任务，并提出深化道德教育引导、推动道德实践养成、抓好网络空间道德建设、发挥制度保障作用、加强组织领导等五个方面措施。
《决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在制度设计中强调追求道德进步的理念。在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论述中，对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加强道德建设进行了全面、具体的阐释，其中包含对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文明培育实践创建、文明乡风建设、英模人物宣传学习、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构建、诚信建设、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协同治理等体制机制改革的制度设计。与此同时，在关于健全社会治理体系的具体论述中指出“健全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治理中作用的机制”，[2](P41)以及“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2](P41)强调家教家风和德治在完善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重要意义。这些制度设计作为对道德建设实践路径的进一步探索创新，既注重强化精神引领，又注重完善治理体系，旨在提升公民个人道德素养和社会整体文明程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源源不断地提供道德滋养和精神动能。
《决定》指出要“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2](P33)体现出新一轮制度设计对于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这一科学理念的重视和强调。《决定》突出强调这一理念，体现出对于这三种错误思潮生成逻辑和危害的清醒认知，其背后蕴含着三个方面的深刻原因。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其根源上具有西方资本主义剥削阶级的阶级属性，是资本主义拜物教的体现和衍生，注重个人对于金钱的崇拜、物质的享受和私利的追求，极大地腐蚀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与西方资产阶级主导的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有着自身的鲜明特征。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其中之一，它不仅追求物质世界的极大丰富，而且追求精神世界的极大满足，因此必然要求人们不能沉迷在对物质利益的无限贪恋中，亦即要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与此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作出明确界定，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22](P20)其中也明确强调要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旨在促使社会全体成员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追求更高水平的精神生活和道德境界，从而确保优秀文化能够占领意识形态高地，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导致人们精神匮乏的错误思潮没有生存土壤。
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觉传承的理念，正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安贫乐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的倡勤倡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家国情怀。与此同时，它更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坚守的重要理念。1949年3月5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23](P1438)告诫全党在革命胜利之后不能贪图享乐，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倒。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中央之所以要抓住改进作风来推进党的建设，是因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问题实际上是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突出表征。”[24](P16)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已然成为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切入点，体现出新时代党的建设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习近平指出：“西方早期的现代化，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信仰缺失、物欲横流。今天，西方国家日渐陷入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遏制资本贪婪的本性，无法解决物质主义膨胀、精神贫乏等痼疾”，[25]致使西方国家不仅出现了“迷惘的一代”，也出现了“垮掉的一代”，突出表现为过度追求享乐和物质享受，而忽视了精神追求和社会责任。显然，西方国家盛行的享乐主义与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和现代化浪潮的兴起息息相关。在西方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裹挟下，人们不仅被扩张的欲望和光怪陆离的生活所诱惑，而且逐渐丧失理想信念、堕入享乐主义的泥淖中。我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需要警惕和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物质主义膨胀、精神贫乏等社会病症，因此，必须居安思危、警钟长鸣，提前布局来防止出现西方现代化的弊端。可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制度设计中强调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对于帮助人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至关重要。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否定不同文明的真实历史的错误思潮。在表现形式上，它既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非西方文明历史的否定，又有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新表现，伴随时代变迁不断演化出不同形态。近些年来，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国内时有冒头并带来危害的现象，我们党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26]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弊端，并强调了尊重历史事实、弘扬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决定》中进一步提出要“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2](P33)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明确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制度设计中所要持守的重要理念，要求我们党既要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性质和危害，又要采取有力举措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思想争鸣，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否定或掩盖，篡改历史真相、抹杀历史经验，试图破坏人民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从而实现其特定的政治意图。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作家德鲁日尼科夫的小说《针尖上的天使》在苏联境外大量出版，西方人通过传播书中的文学故事对苏共历史进行肆意歪曲和消解，助长了苏联国内历史虚无主义的弥散。在这个过程中，历史被故意改写，历史虚无主义也由此破坏了国家的历史认同，并且深刻影响了国家的政治走向。近年国内一度甚嚣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目标也暴露无遗，那就是假借学术探讨和历史溯源之名，罔顾历史事实和真实史料，通过捏造根本就未曾发生过的所谓革命故事并将之嫁接到革命英雄和领袖人物身上，歪曲党的红色革命历史、丑化党的革命英雄形象，抹黑党史国史，试图扰乱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动摇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思想基石，继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在政治领域抨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不以客观历史事实为依据、全凭主观想象臆断的唯心史观，其之所以作为错误观点却依然能够盛行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一是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中一些充满想象色彩的、颠覆传统认知的论断，能够迅速满足部分受众的猎奇心理，从而迅速进入大众视野，并在短时间内积累一定的受众基础。二是互联网技术和数字媒体的迅猛发展加速了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传播。一方面新兴媒体技术在图文、视频方面的传播速度是传统媒体技术的几何倍级，有助于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迅速扩散；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能够根据特定人群的不同兴趣爱好进行信息的靶向投送，这就使得历史虚无主义观点能够更加精准地向其追捧者进行投送，不仅提高了错误观点的传播效率，还加强了其在受众中的影响力。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形式持续更新迭代，借助新型传播手段，在视觉、听觉等方面刺激受众感官，增强其感染力和传播效果，进而助长错误的历史观念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同。四是国外意识形态的渗透冲淡了主流思想的影响，拓展了人们在心理和认知层面的接受度，为历史虚无主义开辟了传播空间——西方的许多意识形态都带有浓厚的历史虚无主义色彩，它们通过电影、书籍、网络等多种方式在中国传播，使得一部分人对主流思想产生认知怀疑，进而使主流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受到侵蚀，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腾出空间。
基于历史虚无主义的炮制者有着清晰的政治指向，不可避免地会在政治领域产生极大的危害。习近平曾明确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7](P8)历史虚无主义并非单纯的历史研究争议，它是一种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错误思潮，其深远危害在于通过混淆历史事实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纷乱，对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执政地位和道路方向发起层层深入的攻击，继而追求实现其昭然若揭的邪恶目的；其直接危害在于造成人们在思想、文化和信仰上的认同危机，影响社会层面整体价值尺度和道德准绳的形成，继而可能带来信仰崩塌、道德失范、思想涣散，影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事业的顺利开展。因此，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不仅仅是对历史的歪曲，它的核心在于对党和国家政治根基的破坏。它试图通过历史的虚构和篡改，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削弱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要注重以下四点：一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辨别各种思潮、传播正确认识。习近平指出：“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28](P11)只有掌握了彻底的理论，才能在思想认识领域做到去伪存真、守正创新，让历史虚无主义失去生存的土壤。二是要创新党史国史学习教育的方式方法，采用实地考察、走访调研、历史研究等方法，利用声光电、新兴网络技术等手段，帮助人们更直观地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背后的真相，将党史国史学习教育做深做实，从而更好地认识真实历史、发掘文化精粹，以史启智，以史鉴今。三是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据统计，在网络上“造谣抹黑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刘胡兰等英雄人物的历史虚无主义话题被抛出后，因其颠覆传统、耸人听闻而得到广泛传播，而辟谣的信息仅能够达到谣言10％的传播覆盖率”，[29](P111-112)可见运用互联网进行正面宣传的能力亟待加强。要进一步加强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增强网络舆论的正向引导能力，守好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四是创新各级各类英雄模范人物学习活动，“优化英模人物宣传学习机制，创新爱国主义教育和各类群众性主题活动组织机制，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缅怀先烈、争做先锋”，[2](P33)通过多层次、多元化的宣传方式使得英雄人物的时代肖像更加生动立体、光荣事迹得以发扬光大，强化全社会的历史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综上可见，新一轮的制度设计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追求道德进步等基本理念，以及对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强调，既有深厚的理论根源，又有明确的现实指向，深刻理解这些基本理念，对于制度建设、制度落实和顺利开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各领域各环节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注释：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5] 卢国琪，等.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逻辑谱系、方法论特点及当代意义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N].人民日报，2020-11-18（1）.
[8]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1] 颜晓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5]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16]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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