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了，我很想他

文化 2025-01-04 23:04 北京

赤子孤独了，

会创造一个世界。

就算不知道傅雷，该也听过那本著名的《傅雷家书》。稍微了解傅雷，自然读过他翻译的《约翰·克里斯多夫》。

对傅雷再有所了解，则知道他在美术理论上的建树。而真正了解傅雷的人，会把悲伤的目光投向他和妻子自尽的那个夜晚。

那天夜里，不知有无明月高悬，在自己家，傅雷携妻子上吊自尽，为了不惊扰到别人，夫妇两人，特意在地上铺了一床棉被。

那时，傅雷年仅58岁，他带走的，是一个时代的温厚与优雅。

傅雷出生那年，正赶上末代皇帝溥仪登基，一个旧王朝气数已尽，一个新、乱充满变数的世界在眼前铺开。

1908年4月7日，傅雷出生于上海市南汇县傅宅。出生时，哭声震天，族中长者据《孟子》“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而取名“怒安”。后因大发雷霆谓之怒，故又取名“雷”。

傅雷4岁丧父，父亲傅光祖被劣绅诬陷入狱三月，出狱不久，含冤未雪，加上身患肺痨，24岁就抑郁而亡。

母亲为求翻案四处奔走，以至弟弟妹妹无人照看，相继夭折。

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一夜间就这么崩塌了。然而傅母却不是一般的女人，办完丧事不久，她就带着傅雷离开乡下。那是改变傅雷一生命运的一个早晨。

▲傅雷与母亲

母亲极其重视对他的启蒙教育，请先生教儿子认字，请老贡生讲四书五经，还请专人教授英语。五四之后，西风吹入这片土地，她又送儿子进了新学堂。

如此良苦用心，无非是希望傅雷出人头地，将来给他父亲沉冤昭雪。

因此，母亲对傅雷的管束，是严苛而近乎无情的。傅雷若是顽劣，就直接关在门外让他冻半宿，读书时要是偷懒，可以拿掸子狠狠地抽打脖子。

傅雷回忆童年，“只有愁容，不见笑声。”

傅雷的朋友都说，他为人刚直、固执，里面是方的，外面也是方的。无论做人、做事，不来半分虚假，看不惯的就要说，有意见绝不折中。

上中学后，傅雷压抑的天性被释放，十来岁就表现出了“敢怒敢言”的个性。在上海徐汇中学，他公开反对宗教，最终被校方开除。

1925年五卅运动，他走上街头，控诉帝国主义罪行，次年，他又带头反学阀，差点被捕入狱。

这时他发出的声音，已初见“雷震之威”。

1931年10月，刘海粟邀请傅雷到上海美专任职。忽一日，一位新同事来到学校，为树立威信，将自己画作挂在长廊上。

傅雷一看，非常生气：“这是谁的画，统统收走！”

刘海粟在场，新同事也在场，傅雷的声音，全走廊都听得见。刘海粟见新同事一脸尴尬，赶忙介绍两人认识，结果傅雷一声不吭就走了。

刘海粟追上去：“你怎么这样对人家？”

傅雷说：“那样的画就不该挂出来，一看就没真本事！”

刘海粟气得：“你也太狂了！”

傅雷一甩袖子：“我没工夫跟你闲扯！”

▲傅雷与刘海粟

一位叫张弦的同事，刘海粟邀他去家里吃饭，打开宋朝画马名家李公麟的画册，请张弦临摹一幅看看。

张弦临好了，刘海粟很满意，留他一顿饭。第二天，又约张弦临了一幅，又留一顿饭。

完了，刘海粟在张弦临的画上题了‘海粟拟李龙眠’，据为己有。

当时，张弦收入微薄，傅雷几次向刘海粟要求为其加薪，刘不答应。

1936年，傅雷收到噩耗，得知张弦穷得生病死了，“悲恸之情，难以言喻”。

他马上给刘海粟写信：“把张弦的死讯在报上登一新闻，让他数年来的桃李得悉；筹备一个遗作展览会；设法替他卖掉些作品，所得的款作为他遗孤的教育费；设法叫博物馆购藏他的一张作品。”

结果呢？刘海粟连屁也没回一个。

傅雷只好私自为张弦办展，刘海粟出现时，他指着刘的鼻子大骂，从此与之断交长达二十年。

虽与刘交恶，但后来在国立艺专任职，一次校内讲话，提及刘海粟的艺术造诣，傅雷尊称其为“大师”，当场引起学生不满。

学生们觉得刘海粟还不够格，傅雷却坚持己见，双方不欢而散。

众人都认定他和刘有交情，抬高刘的身价，傅雷辩解说：“以私交而论，他平生待人，从无像待我这样真诚热心，始终如一的；可提到学术、艺术，我只认识真理，心目中从来没有朋友或家人亲属的地位。”

事实是什么，傅雷便说什么。在艺术上，他表达的是一个内心的“真”，与他做人的“刚”走到一起，往往容易得罪人。

▲傅雷在法国

傅雷曾应国民政府行政院之邀，到洛阳考察龙门石刻。当地连年灾荒，军队横行不法，土匪四处抢劫，社会秩序异常混乱。出土文物成批地被盗走。

找当地政府，政府不管；找驻军，驻军不理。傅雷就天天写文章发牢骚、提意见。政府越是不理，他牢骚发得越是厉害。

见政府毫无作为，他最终拂袖而去。

1936年，国立艺专两派明争暗斗不休，相当多的学生冲着学校免收学费而来。校长滕固赶忙电召傅雷担任教务主任。

傅雷到后向他建议，若要办好学校，一要测试学生，二甄别教师，不合格者一律淘汰。滕固不同意，傅雷一怒之下跟他吵翻。

1954年，北京翻译会，傅雷提了份书面意见，举出许多谬误例句。显然，他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

他举出那些例句，就等于是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意见书发下去后，无数人看了勃然大怒，斥其太过狂傲。

傅雷不是狂，是不愿假。从人格上，他求的是一个真真切切的灵魂，不徇私，不媚权。

在他看来，没有这个真，心就立不住，心立不住，人就立不住，算不得一个人。

人格上求真，做起事来，傅雷的“较真”，亦是多少人比不上的。

自1932年末到1966年离开人世，不管炮火、天灾，还是政治运动，傅雷从没离开过自己的书斋。

保姆周菊娣回忆说：“傅雷先生每天早上八点起床，九点到十二点半工作，下午两点又坐到书桌前，七点多才吃晚饭，晚间看书、写信至夜深。那么多年，他一直如此辛勤地笔耕。”

因此才有了《约翰·克里斯多夫》，才有了《高老头》。他把罗曼•罗兰、巴尔扎克、伏尔泰、梅里美介绍给中国，用一支沉静的笔为中国青年画出一座座艺术高山。

傅雷翻译极其严肃，在致罗新璋的信中，他说：“文字总难一劳永逸，完美无疵，当时自认为满意者，事后仍会发现不妥…年岁经验愈增，对原作体会愈深，而传神愈感不足…翻译工作，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

如此言之，必如此行之：每次翻译，原著他已看了四五遍，领会其中神韵、风格，这才下笔。不懂的地方，绝不马虎敷衍，四处向法国友人请教。

《高老头》，前后翻译三次，从第一次到最后一译，其中横跨十七年之久。

《约翰·克里斯多夫》，更是倾注了无限的心血。抗战时开译，1941年才译完120万字四卷本。到了50年代，他又觉得之前译得不好，花了两年时间重头翻译。

当时他正肺病复发、体力不支，一个字一个字地爬梳，那是多大的工程，但他日译千字，绝不找借口拖延。

在傅雷看来，克里斯多夫不是完人，但一生都在追求至纯至美的精神境界，其刚强的生命力，是直入灵魂的激励。

翻译时，傅雷完美地将这种英雄人格给展现了出来。他的文字，不但有原作之魂，亦有中文之美，可谓字字珠玑。

文坛老人黄苗子80年代初曾撰文回忆，抗战结束后，他们老朋友在上海见面，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正是最畅销书之一，“他的译笔不仅流利畅达，并且带着火一样的热情，能够深深地打动中国的读者”。

甚至连法国人都说：“再没有哪个人能将我们的名著翻译得如此传神。”

▲《约翰·克里斯多夫》作者，罗曼·罗兰

更重要的是，多年来，《约翰·克里斯多夫》，不知唤醒了多少即将沉沦的灵魂。

◆ 学者王元华说：“在日伪统治下，看不清人生的方向，不止我一人从书中找到生活的自信，想必有无数青年从中得到了巨人手臂的援助。凡是读了这本书的人，就永远无法把克里斯多夫的影子从心中抹去。”

◆ 演员黄宗英，18岁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每天跑到山上读《约翰·克里斯多夫》，“读着读着心就定下来了，就有了希望。”

◆ 十年浩劫时，作家铁凝拿到《约翰·克里斯多夫》，看到傅雷序言所写：“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整个人为之震撼，觉得一股光照亮了内心的幽暗之地，给了她身心力气和安定。

没有傅雷，就没有克里斯多夫。中国，就多了无数迷惘的灵魂。

近乎病态的自律，宁折不摧的风骨，处处严谨的态度，令身边人觉得傅雷“可气又可敬”。

好友柯灵为他描绘肖像：“身材颀长，神情严肃，仿佛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从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泥淖。过分的认真，在他性格里构成了强烈的色彩。”

可就是这份认真，又让傅雷显出几分可爱来：

◆ 他家的热水壶，把手一律朝右，顺手可取。水倒完了，空瓶放到“排尾”，灌开水时，从“排尾”灌起。

◆ 家里的日历，必须由保姆来撕，别人都不许动，撕错了，他就唠叨个不停。甚至家里几点开饭，几点出门散步，都有严格的作息。

◆ 最好笑的是，傅雷跟朋友打牌，厌恶所谓“技巧”。人家“牌不厌诈”，他却拒绝使用心理战术，自己手里的牌被人家一猜一个准儿。

傅雷觉得自己笨蛋一个，气得撂牌就走。

不知他秉性的，就再也不跟他玩儿了；熟悉他的朋友，若是有人被傅雷的直率气到了，大家就开玩笑说：“走！找傅雷打牌！咱们替你报仇去！”

傅雷确实清冷孤高，在艺术上有着极为严苛的标准，但对于心中的天才，他又无比谦虚，将他们的才华视为珍宝。

1943年，张爱玲在上海沦陷区文坛异军突起，其文章色彩斑斓，轻畅灵快，读起来像痛痛快快地冲个了澡。

从柯灵那儿得知张爱玲后，傅雷被张的才华折服，因读到《金锁记》而狂喜不已。

随后，傅雷以“迅雨”之名发文，对张爱玲大加赞赏，甚至称《金锁记》“该列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而待到张的《连环套》发表，他又直率“谏言”，奉劝张不要浪费自己的才华。

张爱玲是何等心高气傲，依然我行我素。然而30年后，张在自序中表示，对《连环套》的问世“颇感后悔”。

1939年，傅雷在一位女孩家中看到一册山水画，顿时感到心头被一道光照亮，便问是谁画的。女孩说：“是我的师父黄宾虹”。

傅雷赶忙联系到黄宾虹，从此两人鸿雁往来，成为至交。

对黄宾虹的艺术造诣和精神，傅雷感佩至深。1943年，他四处奔走，倾尽全力为黄宾虹举办个人画展。正是这一次展览，将黄宾虹推上中国近代画坛的宗师地位。

杨绛曾回忆说：“人人都说傅雷固执，在我看来他是固而不执，大家只看到他强硬的一面，却没看到他随和的一面。”

在大才面前，傅雷表现出的那种谦逊、敬佩，使他整个人显得朴素而纯真。为了让藏于深海的珍珠被世人所知，他从来不吝赞美，不辞辛劳。这时他的率直刚烈，立马变得柔软起来。

这世上能让傅雷低头的事不多，权势不能，金钱不能，甚至爱情也不见得可以。唯有才华，能让这只仙鹤为其登高而鸣。

《傅雷家书》是一部极为特殊的书，其中既包含了一位父亲对儿子的脉脉温情，亦是傅雷一生思想的折光。

除了生活琐事之外，谈论最多的，是艺术与人生，道德与修养，如何让一个青年人去建立自己高尚的情操和思想。

金庸曾评价说：“傅雷先生的家书，是一位中国君子教他的孩子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君子。”

傅雷对人、对事、对生活一丝不苟，对待自己的孩子，更是严苛。

傅聪、傅敏小的时候，他很少和他们嬉戏，也不喜欢他们淘气的行为。两兄弟在父亲面前，总是小心翼翼，不敢任性。

家中规定，孩子怎么说话，怎么行动，吃什么做什么，都不能有所逾越。同桌进餐，必须坐得端正，手肘靠在桌边，不许妨碍别人，咀嚼饭菜，绝不许发出有失礼貌的声响。

傅雷性情火爆，两兄弟经常挨打。有一次傅雷训斥傅聪，竟顺手拿起装蚊香的碟子甩过去，正好砸在他鼻梁上，当即血流如注。

傅雷本想让儿子学丹青，但傅聪很小就表现出对音乐的喜爱。7岁时，数学老师雷垣随意按响琴键，傅聪不看便知是何音符。从此傅雷让傅聪学琴，悉心培养。

有一回，傅聪练琴偷看《水浒》，隔着两层楼，傅雷竟能听出异样，下楼对着傅聪一通爆吼，把儿子吓得魂飞魄散。

正是在父亲的威严下，等到傅聪17岁时，已能自觉刻苦，每天练琴七八个小时。就是酷暑天，衣裤湿透，也不会懈怠。

某种程度上，傅聪继承了父亲刚烈的个性。1953年一次参赛，他独奏获得三等奖，竟气得把铜牌摔在地上。

两年后，“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傅聪荣获唯一的“玛祖卡”最佳奖，从此名震乐坛。

赛后，傅聪前往波兰留学，傅雷对他叮嘱道：“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此后，父子间书信往来不断，这便有了传世的《傅雷家书》。

在书中，父亲对儿子谈人生：

我认为一个人只要真诚，总能打动人的。即使人家一时不了解，日后仍会了解的。

我一生作事，总是第一坦白，第二坦白，第三还是坦白。

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或者要有极高的修养，方能廓然无累，真正的解脱。

谈爱情：

热情是一朵美丽的火花，美则美矣，无奈不能持久。希望热情能永久持续，简直是愚妄。

对终身伴侣的要求，正如对人生一切的要求一样不能太苛……

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或事物呢？抚躬自问，自己又完美到什么程度呢？

谈艺术：

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真诚的“不懂”，比不真诚的“懂”，还叫人好受些。

《傅雷家书》不在教训，而在熏陶。

傅雷用丰厚的文化底蕴，不断涵养出一个艺术家的傅聪。

陈丹青曾感慨道：“我希望今天还能有这样通过家书教育孩子的父亲，还能给孩子这样写信。问题是就算他能写信，有没有这么好的见解、这么好的文笔？人文水准已经整体沦亡了。”

傅雷从艺专辞职后，便回到上海。

日军占领上海，一身傲骨的他给自己立下规矩：“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亦是鸵鸟办法。”

抗战8年，傅雷索性闭门不出，卖地成为一家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

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大学的吴晗想请傅雷教法语，便让钱钟书夫妇做说客。但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又觉得自己性情乖戾，不适合与人相处，便推辞掉了。

从此，傅雷安身于书斋，闭门译书。

1955年，傅雷一度走出书斋，想看看整个社会的建设景象，多次参加文艺研讨会，以代表身份发言、提意见。

他做了大量社会调查，动不动就是十几万字的意见书。每次发言之前，还特意请人来家里，为自己纠正不标准的普通话。

普通话练得差不多了，就让妻子朱梅馥给自己掐时间，发言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才行。这般严谨守真，如今多少人能做到？

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傅雷“直言不讳”。

谁料短短几个月过去，风云突变。傅雷被指亲美反苏，眼看要被定为“右派”。

上海作协书记周而复想保他一次，暗示傅雷检讨，傅雷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什么都重要！”

被定为右派后，他写信告诉柯灵：“在这样的大风大浪中，牺牲一个区区傅雷算不了什么！”

到了1961年10月，“右派”帽子被摘，亲友们纷纷前来道贺，妻子也喜上眉梢，他却面无笑容：“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的！”

这般铁骨铮铮，如今多少人能做到？

西方知识分子和东方儒士的品格，在傅雷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融合。

傅聪回忆说：“父亲经常讲西方的人道主义，在家里慷慨激昂地谈‘死谏’，所谓的‘抬了棺材见皇帝’。这是中国文化特殊的悲剧精神，他一开始就是烈士，这是他的命运。”

作家黄苗子也曾说：“傅雷太轴了，我们都叫他老顽固，他也不生气，坦然地说：顽固至少是classic的，它比随波逐流好！”

不肯随波逐流的傅雷，注定要遭受命运的黑暗。

1966年，平静的书斋外传来一股肃杀之气。但他没想到，山崩海啸的运动会这么快地压下来，遍及每一个角落，谁都无法幸免。

8月30日深夜，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冲进傅雷家，从此开始长达四天三夜的大抄家。

他们挖地三尺，小花园里盛开的月季被连根拔掉，甚至埋在花下做肥料的鱼鳞，都被用警惕的目光细细审视。

抄家时，红卫兵在阁楼里发现了一只箱子。箱子是傅雷的妻姐建国前寄存的，从来没有打开过，里面的两件东西（蒋介石及宋美龄画像）却成了无法解释的变天罪证。

随后，迎接他们的是猛烈的批斗。可以想见的，是未来无休止的凌辱。

▲傅雷译稿

1966年9月3日上午，保姆惊讶地发现，每天准时起床的傅雷，这天居然还没起来。

她等了一会儿，便去敲门，见无人回应，推开门一看，发现傅雷夫妇已经自缢而亡。

上吊之前，傅雷留下了写给妻兄朱人秀的遗书。其中没有控诉，亦无抱怨。文末，傅雷委托妻兄善后，具体委托事宜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侯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看着委托书上细碎的琐事，谁能想象傅雷与妻子朱梅馥的心情？即将离开人世之际，两人竟能如此冷静，替他人着想，将他人之事一笔笔记下，这是何等高贵的教养？

▲傅雷遗书

在整个时代的天空暗下来时，他们受尽凌辱，被摁在地上踩踏，想的却还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不要拖累无关的人。

安排房租、给保姆生活过渡费，一再“抱歉”，一个人要有多么温厚、纯良的人心，才能在死亡前，留下这样的话语？

甚至在临行前，夫妇两人特意在地板上铺了一床棉被，惟恐木凳倒地，惊扰到保姆。

原来，厚重高贵的灵魂，哪怕周围都被暗吞噬了，也无法遮蔽它人性的光亮。

疾风来时，幽香之花会被摁倒在灰尘里，但哪怕粉碎成泥，尘中腐味也难掩其芬芳。

赴死的念头，不止一次出现在傅雷脑海中。

早在被划右时，傅雷回到家中，与妻子沉默良久，随后欲言又止：“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内战结束时，傅雷从香港回大陆，发誓“死也要死在故土”，兜中揣着的，是一瓶毒药。

▲傅雷故居

在傅雷的心底，有着儒家“士”的传统。

士可杀，不可辱，要死便死！但从灵魂上，决不能屈膝！

一如儿子傅聪所言：“我父亲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一个寂寞的先知；一头孤独的狮子，愤慨、高傲、遗世独立。绝不与庸俗妥协；绝不向权势低头。”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不允许思想被霸占，也不允许心灵被玷污。

傅雷这一生严谨、认真，以真立人，他爱的是真切的人间，爱这个人间的真理。至死，也不愿为心中的真理妥协半步。

用作家陈村的话说：“这就是他最刚烈的一面，他觉得世道不好，就不跟你们玩儿了，他永远忠于自己。一个人，可以用苟活的方式度过，但之后就会变成另一个人，傅雷不会走这条路。”

▲傅雷夫妇

“一个人消灭了，茫茫宇宙照样进行，个人算得什么呢？”傅雷曾对傅聪发出如此喟叹。

可他也曾在家书中告诉儿子：“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傅雷是一个孤独者，一个天真未凿的浪人，一个不惧风浪的英雄。

他带走了一个时代的优雅，也留下了一个世界的明媚：有克里斯多夫的传奇，激励沉沦的众生，也有儒士刚烈的德操，为文人风骨立碑，还有万金家书，为万千心灵春风化雨。

那个世界的光亮，足以穿透黑暗，在浩荡的时间长河中，在茫茫宇宙里，永久地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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