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澳华文学的历史存在和独特意义

文摘   2024-11-20 10:59   辽宁  

不管如何评价澳大利亚华文文学,它都是一种不可忽略的历史存在,其不同阶段都有其存在的独特意义。

早在一百多年前,澳华文学就出现了萌芽状态。当年中国人乘船入境澳洲悉尼,先要在岸边卫生检疫站隔离数月,审核身体是否健康才能入境。那时北悉尼隔离区就有华人在石碑上写下打油诗,以表达其时郁闷无奈的心情。而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1900年游访澳洲开展保皇运动,当地华文报纸也有刊载他访问的诗词、游记。1925年,有位叫“谭仕沛”的华人出了一本中文自传《阅历遗训》,记述了他在光绪二年从广东到澳洲淘金的经历,细节颇为感人。这一时期还发现了一些日记、回忆录及旧体诗等,都可视作澳华文学的雏形。

由于西方对华人的歧视,澳洲于1901年推出移民法案,实行“白澳”政策,原有的五份华文报纸《唐人新闻报纸》、《广益华报》、《新警东报》等一度绝迹,文学影子也随之消失。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澳建交, “白澳”政策遭废除,随后八十年代大批东南亚华裔难民涌入,办起了报刊《汉声》、《海外风》、《华声报》等;继而台港移民增多,香港《星岛日报》、《新报》争相登陆澳洲;九十年代纷至沓来的中国留学生也办起众多报刊,《华联时报》、《东华时报》、《大洋时报》、《满江红》、《大世界》等一时洛阳纸贵;台湾《自立快报》也乘兴进入澳洲,在全澳开创全版彩印。这些报刊都有副刊,推波助澜,澳华文学因此复苏,重新起步。悉尼、墨尔本、布里斯本成立了作家协会,并于1992年组成全澳的澳洲华文作家协会,澳华作家因而形成了一个文学方阵,进入世界华文文学史册。

九十年代初的澳华作家,最具实力的是来自台港及东南亚移民中的专业人士。如梁羽生虽封笔武侠小说,仍出版了文化随笔《笔花六照》、《名联观止》等。夏祖丽不仅有多部描写澳洲移民生活的书,其写母亲林海音的传记《从城南走来》在台湾颇有影响。黄玉液的《沉城惊梦》、《怒海惊魂》也成为越南难民题材小说的经典。陈耀南的杂文随笔、黄雍廉的现代诗、张至璋的短小说,都产生一定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留学生的散文杂文写作也日益活跃,“悉尼八怪”(大陆、阿忠、袁玮、楚雷、钓鳖客、赵川、高宁、贾咏)的杂文、“悉尼九仙”(千波、小雨、王世彦、西贝、林达、施国英、莫梦、凌之、毕熙燕)的小说,更名声渐响。留学生获居留身份后,转型为新移民,创作类型更为多样化,并有多部著作问世。刘奥《云断澳洲路》、毕熙燕《绿卡梦》、黄惟群《不同的世界》、武力《娶个外国女人作太太》、庄伟杰《圣神的悲歌》、齐家贞《自由神的眼泪》、张奥列《悉尼写真》等书在中国、香港出版,显示了新移民作家的实力无可置疑。

进入新世纪,澳华文学由中国出版界推出三套丛书。2002年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的《澳洲华文文学丛书》(庄伟杰主编),分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杂文随笔五卷。这是海外各国华文文学最早推出的第一套丛书。2003年中国文联出版社的《澳华文萃》(冯团彬主编)除了上下卷,还包括11位作者个人集(田地、王晓雨、李明晏、洪丕柱、陶洛诵、老戴维、蔡子轩、黑秋、真真、苏珊娜、张奥列);2004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第三类文化系列丛书 · 澳洲专辑》(侠外主编),含小说、散文、纪实三卷。这三套丛书,合共收录近百位澳华作家的各种类型作品,其中绝大部分作者是中国新移民。可惜的是,这三套丛书都没在中国举行首发式,也没专门推介,相信也没多少海内外学者读过,更不要说评点了。其实如果花点心思去阅读,也许会发现澳华文学的一些亮点。若稍作推介,也许会让澳华文学迈上新台阶。如今,最佳时机已错过,丛书中的许多作者已归隐山林,淡出文坛,而坚持写作的,也大多没能在中国及海外市场找到更多感觉。

至此,澳华文学的历史走到一个阶段,即澳华文学的出现到基本成熟的阶段性存在。如果说这个存在有什么独特意义,至少有两点:一、澳华文学的形成在海外汉语世界中改变了北美专美的文学版图,欧美亚澳得以互通共荣,世华文学面貌更加完整丰富。二、中国新移民作家走上了澳华文学的历史舞台并支撑起澳华文坛,他们之中,有来自中国的文化人,也有居澳后才走上文坛展露才华者。他们反映的生活面五花八门,文体也多样,但作品都显示了一种澳味华风,即澳洲风情与华人生态的糅合,澳洲观念和华人文化的交集,既有难舍的母国情结,又有与日俱增的居住国情怀。其中一些中英双语作家如欧阳昱、毕熙燕等还联通了澳洲主流文学。

进入新世纪,澳华文学开始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即不断走向成熟,努力在世界华文文学场域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虽然早期活跃的一些作者静默了,但近期仍有一些作者持续创作,还有一些新来的移民作者冒出,不少作品在两岸三地和欧美报刊发表、出版、获奖。如西贝、映霞的诗歌,夏儿、抗凝的长篇小说,崖青、王若冰的微型小说,辛夷楣、刘海鸥、何与怀的纪实作品,史双元、洪丕柱的文化随笔,胡仄佳、李双的散文等等,都以各自特色凝聚澳华文学品格,提升澳华文学的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萧虹博士主持的“南溟出版基金” 于2003年创办,每年资助两位澳洲和新西兰华文作家出书,对澳华文学著作出版也起了推动作用。至今已赞助出版逾40部著作,包括张劲帆、海曙红、何玉琴、刘放、燕紫、唯韬、米娜等近期较为活跃的作家,这是对澳华文学的一种鼓励和扶持,功不可没。

那么,当下澳华文学又有什么独特意义呢?我以为可以从两个层面去观察。一是作家作品对本土历史文化传承的关注,一是对当地日常生活精神情感的捕捉。

先谈谈对本土历史文化的传承。这不是一般地书写当地历史,而是一种用中国经验比照异国经历,中华文化比较西方文化,从华人的角度感知西方社会,并从中捕捉海外中外人士的生存体悟。

且以三本书为例,两本非虚构性作品,一本虚构性作品。先说说我的《飞出悉尼歌剧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5年),这是由四个故事组成的纪实文学。书中四个不同身份的人物传奇,四段迥然不同的人生经历,都展现了澳洲华人的文化品格,也有澳洲华人百年历史的呈现。既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沉思,也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文化。

在悉尼到处都有中餐馆,都可以吃到家乡菜。许多当地华人或中国游客,吃着新鲜的中国蔬菜体味着乡情的时候,却浑然不知这些菜几乎都是澳洲的高要人种的。高要只是广东一个小地方,但高要菜农在澳洲约有六万多人。澳洲华人史上除了有个淘金热外,还有一个种菜潮,这也是今天中国餐馆遍地开花的一个渊源,所以我写了悉尼蔡家四代种菜故事。这不仅仅是蔡氏四代的家族史,更是澳洲高要人140年的种菜史,悉尼菜园的变迁史,其实也是一个半世纪澳洲中国移民的奋斗史。

关于澳洲华人历史,澳洲官方资料有所记载,但较零星散碎。也有一些学者写的澳洲华人文史书籍,但这些专著对华人历史还留有一些空白,特别是细节方面。比如说,悉尼唐人街是如何形成的呢?唐人街的中国人生活又是怎样的?史书记载不多,也不甚明确。但我采访了唐人街“活字典”方劲武侨领,从他的亲身经历并参考有关史料,拼凑起悉尼唐人街的历史碎片,让读者从这幅历史拼图中,见证了唐人街半个多世纪的变迁,看到海外华裔异域生存的阳光与阴影。

如果说,这两个故事是拂去尘封历史的群像描画,那么另两个故事更直接触摸到生命体温的两个人物。一个是艺术家俞淑琴,原中国东方歌舞团的专业歌手,曾出过五张个人唱片,但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国大潮的所有中国人一样,都经历过打工的艰辛。但她在当清洁工时攻读了音乐学院11门课程,掌握了英、法、德、意及拉丁语,最后进入了悉尼歌剧院,在西方舞台成名拿奖。之后她又毅然辞掉歌剧院 “终身艺术家” 全职,做一个自由艺术家,把中华文化融入西洋文化,推陈出新,蹚出一条中西合璧的艺术人生之路。

另一个是在悉尼开武馆的孙大法,当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厂拍摄了两位武术气功大师的个人专题片,一个是海灯法师,另一个就是《神功奇技》的孙大法。他曾被上海派往香港,当了金庸的气功教头。作为武术气功名师,尤其是在中国功夫走向世界的大环境下,他本应可以因此专长而致富,但他只过着简朴的生活,对富贵功名并不在乎,心中只有武术气功,只顾埋头传功授徒。他是用自己的行为方式在海外推广中华文化,抒写了一个 “开放式”的“中国故事”。

这四个故事,透视着海外华人被巨大的文化推力驱使,不断寻觅、吸纳、蜕变,最终改变其历史地位,完成了角色转换。俞淑琴艺术与生活的开放与兼容,是一种文化实践;孙大法向华洋传功授徒,是一种文化推广;唐人街生存及发展,也是一种文化交融的痛苦过程;而澳洲华人种菜历史,更是一种文化基因下的行为选择。

另一本书,是沈志敏的《重走淘金路》(台湾秀威2021年),这也是一部让人深切了解澳洲华裔祖先的长篇纪实文学。作者不仅擅长写小说、散文,几乎成了获奖专业户,而且对澳华历史也情有独钟。他亲自沿着160多年前华人祖先登陆澳洲奔向金矿的550多公里路程,在风雨中用20天走完。这条路是澳华历史记忆中最坎坷的血泪之路。作者通过亲身体验,将过去澳华史书的抽象概说,转化为形象描述,将一堆堆冰冷的数据,从历史故纸堆中扒出,转化为一段段有热度有质感的具象画面,并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文化性作深度思考。先辈华人的足迹和今天华人的脚步相互映衬,为后人留下一部浓墨重彩的澳华移民史话。

再说一部虚构性的长篇小说,韦敏、韦斯理母女合著的《蓝花楹》(武汉出版社2019年)。虽然是母亲韦敏以中文续写完成,但全书主体却是16岁因脑癌病逝的儿子韦斯理在病中以英文思维去表达的。它既是首部用中文描写澳洲从蛮荒到文明的历史小说,也是一场母子隔空的心灵对话。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历史真实,而人物关系及情感则是虚构的。它向中文世界展现了澳大利亚的历史及人文情怀。

这类作品,讲的是故事,写的是历史,让读者穿越历史迷墙,感悟当下,品味现实。

另外再谈谈对当地日常生活精神情感的捕捉。这是一种日常化的生存生态的展示,具有当下性、在场性,以及对本土的介入感。作家周遭的人和事,都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都与自己的情感共鸣,与自己的精神共振。所以作家就有积极介入当地生活的自觉。

以三本书为例。一本是梁军的长篇小说《悉尼追梦录》(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8年)。该小说透过四位中国新移民的视角,捕捉日常生活的五光十色。他们的职业是澳洲华人最具代表性的出租车司机,分别经历了工作转换,中年桃色危机,小留学生误入黑帮引发唐人街帮派大战,半路夫妻的摩擦与融合,假期大篷车队结伴旅游,财迷心窍的淘宝经历,令人心酸的中外联姻,不屈不挠反种族歧视等奇闻异事,从生活现场抵达人性深处的跋涉中,传递出作家的思考与温情。风光之下见浮沉,繁华背后显暗殇。这些人物在追梦途中找回了自己,看到了自己,活出了自己……其身上散点透视出海外华人所具有的一种四海为家、随风顺势而为的多元文化性格。

另一本是经年鲤的长篇小说《潘多拉手环》(澳大利亚惟风图书2022年)。该书借助新移民两代之间在日常生活中引起的矛盾与冲突,在爱情、亲情、友情和事业等各方面的挫折、考验、挣扎中,揭示诸多社会现象与人性挣扎。小说触及到澳洲 “少女妈妈”这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及该如何面对的社会关怀,已不单纯是移民生活的记录,更是透过移民自身透视当地社会生态,表达新主人对本土的一种情绪,一种思索,也是对新生活的一种认知。

还有一本武陵驿的小说集《敲头人》(台北秀威科技2023年出版)。作者虽然曾担任教会专职牧师,但全书没有福音传道的痕迹,通篇都是红尘世俗中的日常生活。既有异域故事,新冠疫情前后墨尔本华人画坛的爱恨情仇;也有中国叙事,中国城乡社会转型期的一种情感寻觅、心理畸变和人性演化;既有历史回眸,澳洲淘金时代华人神探的放荡不羁与英雄传奇;也有当下观照,大时代漩涡中沉寂与喧嚣,苟且与虚荣的芸芸众生相。作者以陌生化的手法,让你在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去发现其中的荒诞,从而自觉去修复人性的某种缺失。

不管是对本土历史文化的传承,还是对当地日常生活的捕捉,澳华文学具有思维开放,胸怀豁达、眼光包容的气质。其写作的独特意义在于,作家的书写逐渐体现了一种公民意识,关注当地,积极介入,以增强澳华文学的辨识度。

公民意识,其实就是一种身份认同,一种社会参与度,一个公民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公民意识的书写,就是表明你写作的一种态度,下笔时选择你观察社会、表现生活、叙事审美的一个角度。

中国人过去是澳洲的淘金者,今天是澳洲的献金者,是澳洲财富的创造者之一,这就是海外中国人一种社会身份的转型。以公民意识书写,也是海外作家身份的一种转型,就是在新的国度,不把自己看作过客,不当旁观者,而是主动吸纳本土气息,形塑新的观念,培养新的情感,进入精神自由的状态,进行心灵自主的书写。我想,从无根意识到生根意识,从文化身份认同到社会身份认同,呈现强烈的本土色彩与鲜明的华人情调混合的书写特质,就是澳华作家的一种创作追求,一种有别于中国文学的特质呈现。

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跨国度跨文化的语境已成常态,但跨国度跨文化也只是故事生发的背景,那么,不同国家不同的公民意识的书写,生活行为、社会规范、思维方式有别,可能就是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形态的一个分野点。可以说,澳华作家为此作出了尝试或某种示范。


作者简介


张奥列 ,澳洲知名华文作家,悉尼资深报人,获澳洲华文杰出青年作家奖等多项奖项
主编:森高/编辑:St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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