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百年党史，回望英雄浩气
学习党史，让我们于英雄故事中思考
学习党史，让我们于历史教训中反省
学习党史，让我们续写国之华章
聚焦党史-五卅运动
中华民族骨气的生动体现
1925年1月，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决定加强党对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四大以后，革命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反帝斗争迅猛发展。
党的四大提出，要加强党对工农运动的领导。在此背景下，革命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反帝斗争迅猛发展。其中很具有代表性的便是上海工人罢工运动，即五卅运动。
自1925年2月起，上海22家日商纱厂近4万名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打人和无理开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先后举行罢工。
对此，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了领导这次罢工的委员会。
1925年5月7日，上海日本纺织同业会开会议决，拒绝承认工人组织的工会，要求租界当局及中国官方取缔工会活动。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宣布上海内外棉七厂停工，不准工人进厂。该厂工人顾正红率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和发工资。日本厂长率领打手向工人开枪，打伤十多人，工人顾正红被枪杀，屠杀事件激起上海内外棉各厂工人的愤怒，当天即举行罢工，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
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接连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发动社会各界援助上海罢工工人，开展反日爱国运动，决定5月30日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5月30日，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2000多人到公共租界示威游行，租界英国巡捕开枪射击，打死13人，伤数十人，酿成五卅惨案。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建立反帝联合战线，发动全上海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6月1日，上海人民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相继有20余万工人罢工，5万余学生罢课，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
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次斗争，组织全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帝国主义的屠杀，点燃了中国人民郁积已久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怒火。从6月1日起，上海全市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从6月1日到10日，帝国主义者又多次开枪，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英、美、意、法等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全部上岸，并占领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上海人民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武力镇压，相继有20余万工人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连租界雇用的中国巡捕也响应号召宣布罢岗。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舆论封锁，推动反帝爱国运动，中共中央于6月4日创办了《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任主编。《热血日报》及时向广大群众传达党指导运动的方针、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指出“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
五卅运动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五卅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发展作用，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干部，党组织也得到极大发展，在斗争实践中总结了宝贵的经验，为以后党领导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奠定了基础。
五卅运动 油画 陈达青
“五卅”运动期间的一张漫画新闻传单。画面上帝国主义者正被放在锅里煎煮,而中国人正拿着写有“罢工”“罢市”等字样的木柴不断添在锅底,让火烧得更旺。
聚焦党员-陈铁军
枪声做礼炮，共赴一场壮烈的刑场婚礼
陈铁军（1904-1928），原名陈燮君。1904年3月生于广东佛山。1924年（民国13年）秋考入广东大学文学院预科。求学期间，为追求进步，决心跟共产党走，她将原名燮君改为铁军。1925年（民国14年）参加“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宣传工作。1926年（民国1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10月，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装扮成周文雍的妻子，并参加了广州起义。1928年（民国17年）1月27日（大年初五），在组织广州市春季骚动期间，被叛徒出卖与周文雍同时被捕。在狱中，他们备受酷刑，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决定判处他们死刑。在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周文雍和陈铁军产生了爱情。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将爱情一直埋藏在心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决定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在敌人的刑场上举行了革命者婚礼，从而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1928年（民国17年）2月6日，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两位气吞山河的年轻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的枪口，把刑场作为结婚的礼堂，把反动派的枪声作结婚的礼炮，从容不迫地举行了婚礼。其婚礼之悲壮，空前绝后。
聚焦党政-遵义会议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从中央根据地出发，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李德在长征开始后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红军接连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夹击，并在湘江战役后从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许多干部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渐产生怀疑和不满，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并在1934年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上初步克服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争取到向贵州进军的战略转变，并决定适时审查黎平会议决定和总结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随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等政治局委员出席会议，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等候补委员也参加了会议，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他过多地强调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用客观上的困难掩盖他与李德独断专行的主观错误和军事指挥的严重问题。
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并提出不同看法，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分析和批评了博古、李德在指挥上的错误，向全党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
在激烈争论之后，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在随后于云南扎西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错误，明确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主要失败原因。决议要求红军指战员必须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决议在分析客观形势的基础上提出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并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在人事安排上，毛泽东被会议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原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军事“三人团”被取消。会议决定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后的分工中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在3月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指挥全军行动的新“三人团”。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初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文字 / 张沐璇
编辑 / 姜丹阳
校对 / 蒋林妤
审核 / 陈韵竹
终审 / 魏兴 付伟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