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张季鸾五次回榆的经过

张季鸾的父亲

1901年，张季鸾的父亲张楚林病逝于山东济南。13岁的张季鸾随母亲携两幼妹，赶着驴车从山东沂水出发，扶柩一路西行。在寒冬里风雨兼程，历经千辛万苦，第一次回到故乡榆林。张季鸾原籍米脂，明嘉靖年间一位祖先来到榆林卫从军，转战阵亡，这一支就做了榆林人。

张楚林，字翘轩，生于1835年10月。有文献记楚林先生，“终身儒素，不苟取与。与人厚，自治严，工文辞书法，未尝自诩。教子好专志经史，勿循举业，其风操如此”。（《清故宁阳县张君墓表》）张楚林在延绥镇总兵刘厚基（1840—1877）的倾力帮扶下，于1870年参加庚午陕西乡试中举人，1877年应丁丑会试晋级进士，是清光绪年间榆林考取的第一位进士。考取进士后他被派往山东任职，楚林公在山东二十多年，真正居官位不过六七年。张楚林秉性刚直，精明干练，但仕途坎坷，1901年病故于济南，享年66岁。

张季鸾在一篇被视为总结其前半生的文章《归乡记》中这样写道：“曾偕崧生诸位，登过镇北台。此台在城北十余里，为明时驻兵防蒙的重地，其下为款贡城，是当时汉蒙互市之地，附近有雄山寺，为榆林胜景，倚山临河，崖上刻满了明清两代名人诗词，先父有赠刘厚基七律两首，也镌在寺壁上，是自己写的。先父手笔在榆林石刻不少，此次拜观几处，不胜孺慕之情。”

第一首《福堂将军重修红石峡落成敬赋四章》之三写道：

空中楼阁洞中天，胜境浑如阆苑仙。

古峡千层山突兀，长河一带水清涟。

云霞绕寺添丹彩，杨柳沿堤挂碧烟。

雁碛龙堆怀往事，胸藏韬略裕安边。

张楚林的四首诗用词华丽，严谨工整，对刘厚基在榆的功业赞誉有加。刘厚基，字子坤，号福堂，湖南耒阳人。1877年英年早逝，年仅38岁。张楚林闻此噩耗极为悲痛，赋诗曰：

安边隆教养，陕北靖尘氛。

广厦千间庇，长城万里勋。

尽忠兼尽孝，修武更修文。

天上骑箕去，泥金报未闻。

新春将叩别，半月即闻哀。

人已呼生佛，天偏斩将才，

鸿篇刊未就，鹤驾挽难回。

助我虽登甲，何从报德来。

诗中高度评价了刘厚基的丰功伟业和高洁人品。为感谢刘厚基的知遇之恩，张楚林在家中摆放了刘厚基的牌位，让晚辈祭祀。这种家庭教育对张季鸾人生观中的报恩主义思想有深远影响。

求学中的张季鸾

1901冬，张季鸾母子回到榆林，此时张家已中落，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成了问题。回到榆林才知张家与他人合伙的商铺成了讼案，但他母亲是一位通情达理的女性，她想让儿子走读书之路。张楚林去世后，家里一贫如洗，亲朋都劝她留在山东，但她执意要领着三个幼子扶柩回榆。

“先母自己上堂，而命我早出游学，艰难家计一身承当。又死了一个妹妹，先母身心憔悴，遂以不寿。我最后见面，是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我又要到三原宏道学堂，临行拜别，先母倚窗相送，面有笑容，谁知即此成永诀！到校两月，即接到讣闻，待我奔丧到家，只见到寺中停寄的薄棺一口！先母死年，才三十七岁，今年若在，不过六十七岁，这尤是我终天大恨，三十年来，时时想起，不由得感到无可如何的悲哀。”（《归乡记》）

这段自述讲的是，张季鸾于1904年初在三原宏道学堂寒假回榆探望母亲的情景。这是张季鸾第二次回榆。不曾想世事无常，两月后母亲病逝，他不得不再次回榆奔丧。

张季鸾自幼口吃，但天宇开张，姿禀殊绝，读书五行俱下，过目成诵，在乡里是有名的神童。延绥道陈兆璜颇为赏识这位少年的文釆，遂召之入署，希望与自己的儿子共同读书。1902年秋，张季鸾在陈兆璜的资助下，和陈兆璜的儿子陈燮前往关中硕儒刘古愚在礼泉主持的“烟霞草堂”求学。刘古愚对英才卓识的张季鸾十分钟爱，张季鸾也非常珍惜这段学习时光，把刘古愚当做自己最敬重的老师。“先生于学，无所不通，治经尤直透精微，不事章句，论史谨言，识高义远。”（《烟霞草堂从学记》）1904年，张季鸾回到三原宏道学堂，经过两年的学习，结识了大批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1905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日学生。这是清末陕西派遣留学生最多的一次，在陕西近代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榆林红石峡崖壁上的“汉蒙一家”就是与张季鸾同船赴日留学的同学崔云松1913年10月任陕北观察使游红石峡时所题。

1908年，张季鸾由日本临时归国，回榆林完婚。这是张季鸾第四次回榆。未婚妻是榆林大户人家高氏家族的姑娘，榆林当时只有张高两家进士及第，可谓门当户对。高芸轩小张季鸾三岁，生于1891年6月，人长得标致漂亮，熟读《红楼梦》。婚后小两口琴瑟和谐，关系融洽。张季鸾每有外出，还要相拥吻别，这种被当今戏称“撒狗粮”的举止，在当时的榆林传为美谈。

在榆林逗留期间，他力劝同学王军余（1881—1969）同去东京留学，对他说“榆林地属边陲，风气闭塞，又无好的学校可住，青年多半守家在地，荒废终生，况且你的天资聪慧，留滞家乡不是很可惜吗？为地方开通风气，为社会革新事业，都是我们青年应该负的大责任，幸勿迟疑自误，将来后悔莫及”。（王军余《追念同学张季鸾》）经过张季鸾的诚恳相劝，王军余征得家长首肯，筹得银子后赴日求学。到达东京后，张季鸾前往车站迎接王军余，并领到自己寓所。当时赴日学生流行蓄发，张季鸾见到后笑说，你为革命留学，要此赘物何用？取来剪刀，亲手剪掉了王军余的长辫。王军余后来成为榆林著名的美术家。

张季鸾对榆林的关爱

上世纪30年代初，陕北发生严重鼠疫，鸦片烟毒也在蔓延。张季鸾在《大公报》上大声疾呼，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原榆林第二医院院长尤仙航先生回忆说：“1931年，我们在北平学习和从业的陕北同乡组织了一个‘旅平陕北鼠疫救济会’，同年10月，该会上书南京政府卫生署，呼吁消灭鼠疫。呈文历时多日，杳无音讯。我去天津请示张先生，他立即给南京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挂长途电话，请于院长在南京政务会上催促解决。果然不出两日，南京卫生署派出了中央防疫队赴陕北防疫。”（尤仙航《张季鸾关心家乡人民疾苦》）由于尤仙航在防疫工作中的优异表现，陕西省政府批准了他赴日官费留学的申请，后来果不负众望，获得了东京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主攻传染病学。

尤仙航在榆林是一位医术精湛，有口皆碑的传奇人物。只要是小孩子前来就诊，他望其面色，问其饮食后，马上开出万能药方——“宝塔糖”驱虫药，药到病除，四方称赞“扁鹃再世”。他的很多轶闻趣事至今在坊间广为流传。尤仙航在日期间，翻译了日本教授小南又一郎的《鸦片祸及其防卫》一文，张季鸾刊载在《大公报》上。陕北曾流传信天游云：“晴天蓝天蓝格茵茵的天，什么人留下个种洋烟。洋烟本是外国的草，谁抽上洋烟谁倒灶。”当时抵制鸦片虽为正义之举，但因损害政界和商家利益，难免造成各方势力的对抗和冲突。张季鸾先生可谓一身正气，有胆有识。另外在张季鸾的主持下，《大公报》刊发了《鼠疫预防知识》，并义务代印一万余册，寄发陕北各地疫区。

张季鸾与夫人陈孝侠

1934年10月10日，张季鸾偕夫人陈孝侠回到阔别二十六年的榆林。回到天津《大公报》报馆后，写下了《归乡记》一文。此次回榆可谓是衣锦还乡，风光无限。他对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饱含深情。“国庆日傍晚，我们全家到了多年不见的榆林城。榆林附近，是一片沙漠，我看见多年不见的沙丘，反感到一种爱慕。夕阳将下之时，隔着榆溪河，远望沙丘起伏，一片通明。目力所及，有看不尽的沙墩，沙随风舞，犹如海上波浪一般，这是怎样雄伟的风景啊！离城二十里，即遇故友新知之来迎。师长崧生先生，是辛亥前的旧友，令弟勿幕，留日同学，亲如兄弟，他是辛亥革命的陕西领袖，民国七年，遇害殉国，崧生先生在榆二十年，虽音讯少通，但常常关切我，私交极厚。”“家庭中种种不幸，常常使我感到对先世对父母的重大责任。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我以为如此立志，一切只有责任问题，无权利问题，心安理得，省多少烦恼。”（张季鸾《归乡记》）。他此次回榆是为纪念父亲冥诞百年和母亲30周年忌辰。10月12日，张季鸾在榆林东山戴兴寺设灵位致祭，寺中挂满海内外知名人士的挽联、挽幛等百余件，盛况空前。三天后全家谒墓、立碑，该碑由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撰文，书法大家于右任先生书丹，苏州名坊集宝斋镌刻，成为轰动一时的“三绝碑”。在榆期间，他走亲访友，拜见了年近八旬的业师田善堂先生，师生相见，感慨万千。在榆期间他还应邀去榆林中学讲演，并与商学界友人发起一项奖学金，季鸾先生捐银500元，以奖掖后学。辞别故乡后，季鸾先生取道太原、西安返回天津。这是张季鸾第五次回到家乡。谁料这次回乡，竟成了他生前与故乡的最后告别。

张季鸾早年出国留学，后又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人温良恭俭让，对当时的政情了如指掌。“近年西北建设，高唱入云，但是大力量还没用，就榆林一带说罢，有畜牧皮毛盐硷之利，有煤有水，人民有工艺才，许多工业可以办，许多学校可以设。更可注意的，陕北广大的青年层，在将来甚有希望，大概皆聪秀而勤朴，体质亦好，对国事热心。”（张季鸾《归乡记》）这段对西部建设、陕北资源和青年人才的议论，今天看来仍具远见卓识。

灵骨归故里

1937年3月20日，张季鸾五十初度，在上海举办祝寿宴。于右任曾手书寿诗《寿张季鸾》，“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两句流传甚广。举办盛大寿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的夫人陈孝侠已怀孕五个多月。在他一生最得意的三件事中，五十得子是最重要的一桩喜事，所谓“有子万事足”，张季鸾自然也不能免俗。书法家潘伯鹰赠手书：“公以文章报国，天以石麟报公。”张季鸾颇为欣喜，非常受用，再次见到潘伯鹰时戏言：“高帽子多矣，无如此尺寸之佳者。”张季鸾曾对榆林老乡杨尔瑛（1906—1998）说：“你的小孩可爱，我的小孩长大更可爱，跟你的小孩一块玩好了。”说此话时，他已身患肺病，言外有托孤之意，舔犊之情溢于言表。张季鸾去世后，当局曾联系杨尔瑛，想把陈孝侠和孩子交给杨尔瑛代为扶养，然而时局变化，此事也就搁浅了。

据杨尔瑛回忆，他们去拜访季鸾先生，知道他很爱吃四川的砂锅豆腐，看过来信，常习惯性地压在沙发垫子底下，有需要就在垫子下面翻找数月前的信和报馆的电报。出去吃砂锅豆腐时，常靸着鞋出门，一副无拘无束的样子。张季鸾平日还喜练拳术，在天津生活时，遇到拳师，就会结交成朋友，频繁往来，这些都尽显名士风度。

张季鸾墓搬迁现场

1957年9月台湾出版陈纪滢著作《报人张季鸾》一书，时隔20年，于右任赋诗并手书：“为报榆林张季子，飘零遗稿竟篇成。”张季鸾自幼生长在山东，13岁时才第一次回到故乡，生前五次回榆，加起来不过在榆林待了一年有余，于右任书赠张季鸾的这两首诗跨时二十年，却均以“榆林张季子”为首句，而且张季鸾一度还曾以“榆民”为笔名，意为“榆林之民”，这些都足以说明人们对张季鸾以及他本人对故土榆林的高度认同。

1941年张季鸾去世后，蒋介石的挽联是：天地慕正声，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胡适先生发的电文是：我的老朋友张季鸾先生逝世，实在是中国的一个大损失，我很难过。有民国第一“文胆”之称的陈布雷先生的挽联是：由文字气谊之处，进为道义切磋之交，风雨共心期，宛宛深情，随一代星辰远矣；以忧思恤民为心，更用忠信强学为教，槎枒扶国运，巍巍儒行，宜百世低徊诵之。这些名家、政要对季鸾先生的慷慨评价，公允贴切，掷地有声，也是对文人论政的最高褒奖。

2014年8月，季鸾先生灵骨由长安竹林村迁回故乡榆林，安葬在东沙生态公园，生态公园也因此改名为季鸾公园。园中巨大的张季鸾浮雕石像熠熠生辉，先生手不释卷，目光如炬。这位曾经给故乡人民带来过巨大荣光的大先生，穿越七十多年的时光隧道，家乡人民终于给予他迟到的敬重。漂泊了百年之久的游子终于魂归故里。可谓：“报界国手，大笔如椽。道德文章，光照人寰。天留佳壤，以待大贤。吾土吾民，与有荣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