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思考——以STM Trends 2028为背景

人工智能和人机协作是STM Trends 2028最核心的内容。自2023年以来，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席卷全球，几乎所有行业都在讨论人工智能是否会带来颠覆性变革，科技期刊行业也不例外。国内外相关机构、公司和编辑部都尝试在论文写作、同行评议、编辑出版等环节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一旦人工智能技术和工具在科技期刊行业广泛应用，必将对整个行业产生深刻影响，并引发一系列的蝴蝶效应。

2.1　提升科技期刊的话语权

ChatGPT在科技论文写作方面的广泛应用，以及学术界对ChatGPT署名权的争论，在客观上提升了科技期刊在学术界的话语权。一方面，ChatGPT的出现引发了学术界的一系列争论，如：ChatGPT是否可以成为论文作者？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使用ChatGPT是否要在论文中进行说明？这些话题是学术界的话题，但由于关于这些话题的讨论以论文的形态呈现，这些话题自然而然也成为期刊界的话题。此外，学者的讨论更多只是观点的输出，科技期刊的主编和编辑部则要拿出处理办法和解决方案。虽然各刊的解决方案未必完美，但正是由于编辑部的一系列实践活动，科技期刊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相关问题的话语权，进而提升了期刊界在整个学术界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很多科技期刊对由ChatGPT引发的相关问题制定了相关的规定，如Science、Nature等期刊明确反对将ChatGPT列为论文作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技术利用制定了规则，对整个学术界对相关话题的讨论方向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如果这些期刊的规定未来成为整个学术界的共识和行业标准，必将极大地提升期刊界在整个学术系统中的地位。

2.2　重塑科技期刊产业结构

STM Trends 2028提到了学术系统中的信任问题，同时提到了论文工厂等一些被学术界深恶痛绝的现象。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批新技术的出现，可能会成为科技期刊产业结构重塑的一个契机。

一方面，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新技术应运而生，有可能打破科技期刊的现有格局，为科技期刊带来新一轮的变革。前一轮的科技期刊大发展依托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期刊形成了数据库销售以及开放获取中的文章处理费（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APC）模式。虽然这些商业模式也不断被人诟病，但是，不可否认，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出现确实推动了科技期刊在数量、质量、影响力以及商业利润等方面的快速发展。按照历史的经验，人工智能等一大批新兴技术为科技期刊带来了新一轮变革的可能性。当然，这些技术如何在科技期刊的场景中落地？如何设计相应的商业模式来保证新兴技术在科技期刊行业的顺利应用？这些仍然是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新兴技术有可能打破期刊出版环节的“黑箱”，使科技期刊更好地为学术界服务。个别科技期刊过于追求商业回报，对学术界采取“高傲”的态度，导致期刊界和学术界出现了一些裂痕，学术界对期刊界的信任度降低。科技期刊行业与学术界深度绑定，可以说，没有学术界就没有科技期刊行业。因此，期刊从业者应该更加主动地去修补与学术界的关系。例如，对于期刊评审不透明的问题，就有学者提出将区块链技术与开放同行评议相融合，从而解决审稿专家注册、身份认证及授权问题，并通过有形和无形两种激励方式在提升各参与方积极性的同时形成有效制约［15］。

总之，科技期刊不仅要着力解决当前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还要思考进一步提升和发展的未来战略。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是绝佳的辅助工具，从业者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促进这些技术在科技期刊行业落地。

2.3　大量招揽技术人才

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兴技术产品进入科技期刊行业，必然需要更多高素质人才的加入。爱思唯尔的母公司励讯集团就拥有1.1万名技术人员［16］。就传统意义而言，科技期刊行业规模不大，对从业人员的容纳量有限，而且科技期刊行业所应用的技术大多为成熟技术，科技期刊行业对高精尖技术人才的吸引力有限。但是，随着新技术的涌入和新工具的应用，科技期刊行业对高精尖技术人才的吸引力大大提升。

首先，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大概率会在科技期刊领域引发一波技术浪潮，一大批基于新技术的产品和应用也会随之出现，甚至会有更多的技术企业进入科技期刊行业。在这个背景下，科技期刊行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会大幅提升。当然，技术人才的引进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加大在政策和待遇方面的激励力度，让更多的技术人才能够在科技期刊行业中没有后顾之忧地大展拳脚。其次，以往科技期刊的技术门槛不高，对技术人才的吸引力有限。但是，人工智能等一批新兴技术扑面而来，这些技术本身就处在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技术持续迭代，不断创造出新的产品、新的功能和新的应用场景，技术人员可以在科技期刊行业中伴随着技术共同成长。最后，新技术浪潮可以为那些具备一定技术背景的编辑同行创造更多的机会。科技期刊编辑的学科背景非常丰富，行业中不乏一些具有人工智能相关学科背景或在这方面比较有兴趣的编辑，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科技期刊行业的大量应用为这些编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他们既了解相关技术，又熟悉编辑流程，特别是能够准确把握编辑工作中的痛点。他们可以为新兴技术在科技期刊行业的落地提供很好的建议，从而实现个人价值和行业价值提升的双赢。

2.4　法律服务广泛介入

STM Trends 2028提出两个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确保问责制、透明度、道德和公平？如何保护人的因素？在STM Trends 2028的图片中，也出现了两个半人半机器的“人”：一个“人”在拿着试剂做实验，体现了人工智能对科学研究的正向促进作用；另一个“人”则是一副海盗打扮，在黑暗中拿着一个标有骷髅的电脑，做着见不得光的交易，反映了人工智能破坏伦理规则甚至突破法律规则的危害。

在人机交互的过程中，人工智能的署名权、人工智能辅助写作的界限、人工智能同行评议的认可度以及学术论文翻译质量等方面的争论应运而生。这些讨论有助于促进新技术在科技期刊领域的快速落地，有利于科技期刊行业的进一步发展。但是，相关问题已经超出科技期刊的范畴，涉及法律层面。人工智能的著作权问题以及法律主体问题不仅是科技期刊面临的新问题，也是法律界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所以，一方面，科技期刊行业需要引入更多的法律专业人士参与讨论；另一方面，科技期刊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实践，为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提供更多的支持。

STM Trends 2028对人工智能在科技期刊行业的广泛应用是充分肯定并充满期待的，但也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伦理风险和法律风险充满警惕，这也是社会对于人工智能的普遍态度。人工智能具有普遍性、广泛性的特点，它所产生的问题已经超出期刊行业的能力范畴，要借助更多维度的力量才能解决。

2.5　中国科技期刊企业的机遇

长期以来，我国科技期刊企业相比西方同行有一定差距，很多新技术和新产品由西方首先推出和使用，如期刊数据库、投审稿系统、精准推送服务等。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变革或许能为中国科技期刊企业带来新的机遇。

一方面，中国科技期刊企业有可能凭借技术升级的大趋势，打入国际科技期刊产业链。目前，国际科技期刊产业链是由西方出版商创建并组织的，和其他产业一样，科技期刊产业链也有很多环节，如前端的投审稿系统搭建、创刊/办刊咨询，中端的编辑排版、XML制作、语言润色，后端的邮件推送、多媒体传播等。我国相关企业虽然在中文科技期刊环境下形成了产业链条，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我国科技期刊企业的影响力比较有限。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崛起，人工智能写作检测、排版、编校、图片制作等一系列新的需求应运而生。在与西方技术水平差距不大的情况下，中国企业有可能率先在某个技术环节实现突破，如果这种情况成为现实，中国科技期刊企业将打入国际科技期刊产业链，这将极大地提升我国科技期刊企业的国际影响力。

另一方面，新技术的出现给予中国科技期刊企业提升自身地位的可能性。我国相关企业之所以无法走出国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语言的限制，国内企业只能服务中文期刊，对于英文期刊的服务能力非常有限。人工智能在技术上已经攻克语言翻译的难关，为打造多语言期刊平台提供了可能性。如果我国能够自主创建多语言期刊平台，各种语言都能在平台上实现一键切换，那么将有机会打破英语在科技期刊中的垄断地位，科技期刊产业链也可能面临调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科技期刊企业或许有机会重塑自身在国际科技期刊产业链中的角色。

STM Trends 2028认为“论文工厂和掠夺性期刊试图利用科技为自己牟利”。事实上，由于西方出版商过度追求商业利益，论文工厂和掠夺性期刊屡见不鲜，学术界对此深恶痛绝，对期刊出版商越来越不信任。

3.1　过度商业化的弊端

长期以来，商业化被认为是西方科技期刊快速发展的一个成功经验。一方面，商业化在特定时间内推动了科技期刊的发展。二战之后，以爱思唯尔为代表的商业公司组织欧洲知名的科学家瞄准核物理、生物化学等新兴领域创办期刊，并将这些连续性出版的高智力成果源源不断地转卖给出手大方的美国高校，从而形成了完整的科技期刊出版产业链［17］。进入21世纪后，开放获取出版模式出现。传统期刊出版模式下，期刊最主要的经费来源是数据库的订购费。而开放获取出版模式主要为付费发表模式，辅以赞助和广告费，费用的主体是论文的出版费用。由于采取网络出版形式，开放获取出版模式没有了纸张、印刷、装订、运送、发行等环节，降低了出版费用，比传统模式更为经济。这种高利润的商业模式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各大出版商从传统出版向开放获取转型。

另一方面，在一些特定阶段，商业化有可能阻碍科技期刊的持续发展。随着商业化的不断深化，各种问题也应运而生，如滥收APC、数据库肆意加价等。毕竟科技期刊以及学术产业与其他行业有所不同，毫无节制的商业化不仅不能推动科学成果的发展和传播，甚至会对科学研究本身形成危害。有学者认为，开放获取期刊对于商业利润的过度追求导致了掠夺性期刊的出现［18］，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学术界和期刊界的关系。

中国科技期刊产业需要正视期刊出版过度商业化所导致的困境，未雨绸缪，制定相应的对策，尽量避免这些问题，使我国期刊界和学术界始终保持共生共荣、相互依存的状态。长期以来，西方大型出版商是我国科技期刊产业学习的目标。但是，西方的实践已经表明，科技期刊对于商业化的过度追求也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中国科技期刊产业也需要重新审视商业化和市场化，探讨如何规避过度商业化造成的一些弊端。这对中国科技期刊产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2　西方出版商对科学传播的抑制

目前，西方出版巨头依靠其规模优势形成了对国际科技期刊发展的主导权。根据2022—2023年财报，励讯集团出版业务营收为53.05亿欧元，威科集团出版业务营收为41.20亿欧元，威立集团出版业务营收为18.95亿欧元［19］。西方出版巨头认为自己具备了与学术界议价的能力，从而制定高额订阅费。

Nature曾专门发表社论，明确反对大众媒体提前报道未经科技期刊发表的科学成果，其认为发布未经科学同行评议的科学成果是不合适的。Science、Cell和The Lancet也有类似的“媒体禁止令”。这就导致科技期刊与大众媒体之间客观上形成了行业壁垒，一部分顶级科技期刊在事实上垄断了科学新闻发布权，它们可以通过提高发行量和广告费营利，从而成为其所有者的摇钱树［20］。

西方出版巨头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正常的学术交流方向，阻碍了科学成果的正常传播。如何在发展过程中尽量避免或及时纠正这些问题，也是我国科技期刊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3.3　学术界尝试获取科技期刊的主导权

2023年10月31日，由12个欧洲研究资助机构组成的资助联盟cOAlition S发布了一个名为“迈向负责任的出版”的提案。简单说，就是作者决定何时出版和出版什么，第三方（出版机构）只提供同行评议、出版和保存服务。该提案认为，传统期刊出版模式阻碍了新研究成果的及时传播和质量控制。在出版前同行评议模式下提交的文章通常需要1年时间才能发表，这降低了同行评议的有效性，也弱化了出版系统对科学和学术的纠错和评估功能。在提案倡导的“学者主导”的出版系统中，第三方仍然可以提供同行评议、出版和保存服务并收取费用，但是，它们不会阻止学者在研究和传播过程的任何阶段分享他们的工作［21］。

这个提案反映出学者对于期刊界的不满，他们认为期刊出版周期长、费用高，不仅没有推动科学的传播，甚至阻碍了学术成果的交流。科技期刊的发展与学术界高度绑定，如果学术界决定要“抛弃”科技期刊，那么科技期刊将迎来灭顶之灾。虽然目前的情况还不至于那么糟糕，但是，这个苗头是一个不好的征兆，科技期刊行业要足够重视和警惕。

中国科技期刊产业在发展过程中要十分注意和学术界的关系，始终要保证与学术界相互扶持、共同发展，不要用期刊利益挑战学术界的权威和影响力，更不能以商业利益为借口触及学术界的底线。

STM Trends 2028的发布者是国际科学技术和医学出版商协会。该协会是全球出版商的共同体，全球30多个国家的200多家出版商是其成员。该协会天然具有出版商的视角，加上西方出版商多为纯粹的商业机构，他们的趋势判断也更强调商业、市场和用户。相比之下，对政府的作用关注不多。

4.1　STM Trends 2028的缺失

调查发现，历年STM Trends的主题分别为用户（STM Trends 2024）、信任（STM Trends 2025）、大规模开放之美（STM Trends 2026）、升级（STM Trends 2027）。历年的STM Trends确实更倾向于商业和市场，对于政府的作用几乎没有提及。

其实，在科技期刊发展过程中，政府作用非常重要，即便是在欧美充分市场化的条件下，政府仍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2018年9月4日，欧洲科学协会发起了“S计划”，该计划主张受益于国家资助的研究组织和机构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在向所有人开放的公开资料库或期刊上发表他们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共同发起该计划的11个欧洲资助组织每年约提供76亿欧元的科研经费。“S计划”反映了欧洲各国的政府意志，在政府的支持下，欧洲的开放获取进程大大加快。美国政府在开放获取进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2013年2月22日，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公开获取备忘录”，指出年度受资助超过1亿美元的联邦机构所资助研究产生的学术论文和科研数据是社会的公共资产和创新资源，应该全社会共享，并要求各机构所资助的非保密研究项目产生的、经同行评议的科学论文须存缴到公共知识库，在发表12个月后开放获取。美国的开放获取政策与欧洲的“S计划”相比略显保守，设定了“受资助超过1亿美元”和“发表12个月后开放获取”的限制。但是，该项政策对美国开放获取以及科技期刊产业的走向影响深远，甚至将会催生大学、图书馆、出版商、学术和专业团体的新商业模式［22］。

4.2　中国的经验

政府推动是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重要经验，2019年，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同年，中国科协等七部委又联合推出“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开放领军期刊、重点期刊、梯队期刊、高起点新刊、集群化试点、国际化数字出版服务平台、选育高水平办刊人才7个子项目申报。在第一轮资助期间（2019—2023年），累计支持200余项项目，资助金额超过10亿元。在《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的推动下，一些地方也开始行动。湖南、陕西、广东、湖北、四川、江苏等地都制定了本省的科技期刊资助计划，并给予了相应的经费资助。此外，中国科技期刊的主办单位和出版单位大多是高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归根到底，中国科技期刊受到国家支持。

综上所述，中国各级政府及相关单位的态度对于科技期刊的顺利发展十分重要。一方面，不能照抄西方的市场化经验，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社会情况改进和调整市场化策略，特别是要关注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和中国一样，本国的科技期刊产业发展有限。要推动本国期刊的发展，同样需要政府层面的支持。所以，中国的经验，特别是政府对于科技期刊的规划和组织经验，可以成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参照的对象，进而形成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第三世界国家科技期刊的发展道路。

4.3　打造科技期刊发展的“中国模式”

目前，国际科技期刊发展由国际出版巨头主导和控制，当前的期刊评价体系、期刊出版流程、期刊格式标准等由西方制定。然而，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并不具备西方国家的市场环境，这就导致以市场为主导的科技期刊发展模式成为无本之木。因此，有必要在西方的科技期刊发展模式之外，探索政府主导的科技期刊发展模式。

一方面，西方的商业化模式更强调商业利润，但是，科技期刊承担着学术传播和学术交流的责任，天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政府主导下的科技期刊发展大概率会更加强调科技期刊的公益性，这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过度商业化所造成的学术界和期刊界的分歧，舒缓两方的对立情绪，使双方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另一方面，西方科技期刊主要依靠商业利润维持行业的发展，事实证明，这种模式也的确推动了西方国家的科技期刊发展。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市场机制与西方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而且由于社会发展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不同，第三世界国家科技期刊的商业回报大多不及西方国家。因此，第三世界国家更适合政府主导的科技期刊发展模式，即由政府投资，不强调科技期刊的商业利润，更关注期刊的社会效益。

中国科技期刊的快速发展更多得益于政府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虽然一些有条件的出版机构也在进行市场化尝试，但总体而言，政府在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更为明显。我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更为接近，政府或许也可以在第三世界国家科技期刊的发展过程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