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锋:在“安徽省构建全面开放格局”专家研讨会上的发言

企业   2024-11-22 06:28   上海  



作者李锋 华略智库高级合伙人兼改革创新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来源:上海华略智库(ID:HUALUETT)


2024年10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11月5日,安徽省发改委在北京召开“安徽省构建全面开放格局”高层次专家研讨会,来自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商务部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单位的多位专家出席研讨,上海华略智库高级合伙人兼改革创新研究院院长李锋博士应邀出席。以下为李锋博士的发言内容,供各位读者参考。
全文4622字,阅读约12分钟


今年10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在这之前,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届三中全会都提出“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但主要是对全国而言。这次总书记在安徽提出这一要求,我理解既是对全国的要求,更是对安徽的期待,含义十分深刻。借此机会,谈几点认识和建议。 


今天我国扩大开放面临的外部环境和自身阶段发生了巨大变化,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具有其逻辑必然性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从1980年设立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到1990年开发开放浦东都是如此。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进入全面开放新阶段。纵观这些年的开放路径,都是充分发挥国内低成本要素优势,参与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大循环,深度融入全球市场,“以外带内”的色彩十分明显。具体有三个特点:一是依靠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支撑;二是深度依赖全球市场;三是开放重心在沿海而非内地。沿海地区与内地在开放程度上呈现二元结构。


但是,当前中国的开放正进入一个全新阶段,新的开放模式和路径逐渐凸显,亦即依托超大国内市场培育创新优势,一步步增强核心竞争力,然后“走出去”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以内促外”的特点更为突出。其背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长期以来过度依赖外需和国际市场的脆弱性日益明显,尤其是外需下滑、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另一方面,中国国内市场快速成长,以此为依托的一批本土优秀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开始进军全球,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明星。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国和小国的开放模式是截然不同的,小国唯有依靠外部市场,但大国可以依靠国内市场支撑,逐步培育国家价值链(NVC),然后融入甚至主导全球价值链(GVC)。


在当前这一阶段,我们看到中国新的开放模式发生了三个深刻转变:


一是开放优势的转变,传统的基于劳动力低成本的要素优势正在转变为基于“超大内需市场+全产业链集群+科技创新能力”的复合优势。


二是面向市场的转变,从单纯依靠国际市场转向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人均收入的提高使得中国国内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世界市场”替代“世界工厂”。


三是开放重心的转变,从沿海地区为主逐渐向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转变。中国的广阔腹地不仅成为劳动力和原材料的供给方,而且逐渐成为对外开放的新前沿。 


因此,开放空间格局的转变,本质上是中国开放战略、模式和开放阶段转变的结果,开放模式转变是“因”,开放格局转变是“果”,这是一场宏大而波澜壮阔的转型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这一论断的内涵视野是十分深远的。


安徽应在我国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中发挥独特重要作用


智库研究贵在求真务实。我们要直面的问题是:为什么近年来提出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双向开放枢纽”的省市很多,但其中表现优异者寥寥?提出打造“一带一路开放新前沿”的省市也很多,但为什么不同地区差异巨大? 


在我看来,评价一个区域能否称得上开放枢纽或高地,关键看三个变量:一是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目前境内仅有上海、北京等少数城市具备这一潜力,但未来要从“被全球配置”向“配置全球”升级。二是市场辐射能力。这是从需求侧而言,是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中国成长为全球最大市场、磁场效应凸显的背景下更为明显。三是前沿创新能力。这是从供给侧而言,决定了一个区域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枢纽地位和辐射能力,深圳在国内首屈一指。


这三点在全国不同地区是不同的,东部沿海地区中上海均具备,中部省份中安徽合肥具备后两个,而西部除了少数地区外许多尚不完全具备。就中部地区而言,真正具备成为开放枢纽条件的省市还不多,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这并非中国独有,在全球也是如此。美国东西海岸是开放最前沿,中部仅有芝加哥(国际大都市和金融中心)、孟菲斯(全球航空货邮吞吐量第一)等少数领先城市;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均在沿海,中部仅有瑞士和奥地利等少数较为突出;印度中部仅有班加罗尔少数城市领先。之所以沿海与内陆差异巨大,这与区位交通、创新禀赋、人力资本等有关。 


但是,安徽尤其是合肥具备的两大优势,使其能够在新形势下我国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中发挥独特作用。 


图:安徽创新馆,来源:合肥晚报


一是前沿创新能力。创新决定了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层级。在新产业革命背景下,一个地区要在全球市场竞争与合作中掌握主动权,核心是要具备较强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从而使得立足本土成长起来的企业能够逐步走向全球市场、整合全球要素。


安徽这些年前沿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这主要是依托超大国内市场培育形成的,下一步必然要逐步走出去,开拓更大的全球市场。可以预料,未来10年随着安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要素成本的上升,许多中低端制造环节必然逐步向海外转移,唯有把高端创新和关键中间品生产留在国内,才不会导致产业空心化。


在某种意义上,对安徽而言,支持本土企业在增强前沿创新能力基础上“走出去”进军全球市场,可能比吸引外资“引进来”的战略意义更加重要。当前在华外资越来越多地看重市场规模,但愿意在华投入长期研发和原创性科技创新的越来越少,这和地缘政治等复杂因素有关。 


二是地理区位优势。区位决定了市场辐射能力。安徽处于中国中部,地处中国最发达、开放度最高的长三角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枢纽链接,这是安徽在我国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中的独特优势。


我国不同地区的开放重点和肩负的战略使命是不同的。对东部沿海地区而言,开放重点首先是面向国际市场;对中西部绝大多数地区而言,开放重点首先应当是国内市场,国内市场比国际市场更为重要。而安徽尤其是合肥在地理上正好处于两者之间,天然有可能成为内外联动、东西互济开放新格局的战略枢纽。随着未来我国开放布局向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转变,这一区位优势将日益明显。 


当然,一些同类中部省会城市的区位优势也同样明显,但合肥地处长三角,同时具备较强的科创优势,这些让我们有理由对其未来充满信心。  


同时,也要看到安徽当下的四个不足。


一是开放度不高。经济外向度仅为17.1%,分别比沪苏浙低72.3%、23.9%、42.4%,仅为全国平均水平一半(33.1%)。2023年利用外资仅有江苏的8%。


二是开放平台能级不足。国家级开发区进出口总额超过百亿美元的只有合肥经开区,多数在10亿美元以下。综保区竞争力不强。


三是交通枢纽建设存在制约。受制于航道、船型等,港口未能与沿海港口形成江海直达、江海联运优势。国际全货机航线仅为7条,远少于河南的31条、湖北的18条。


四是专业服务业不发达。金融、法律、仲裁、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等服务业相对薄弱。


对这些不足,需要实事求是看待。


展望未来十年:安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突破口


未来十年,安徽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以“一带一路”为引领,充分发挥自身科技创新和地理区位两大优势,在我国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重点是抓住创新、开放、联动三个关键词。


图:安徽合肥,图片来源:安徽省人民政府网


第一,持续提升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节点能级,支撑打造双向开放枢纽。


在新产业革命时代,评价一个地区的开放竞争力,很大程度上要看其能否成为全球创新网络和生产网络中的高等级节点,真正的开放高地同时必须是创新高地。而安徽在这方面具备较大潜力。


为此,一是要大力推进高水平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打造安徽参与全球分工的比较优势。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支持打造合肥国家实验室为首批国家实验室标杆,争创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国家实验室或基地。推进“科大硅谷”建设,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地的示范工程。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化、协同化发展,打造国家多学科创新发展支撑平台。


二是要加快提升前沿产业国际竞争力。聚焦十大新兴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材料等产业,加大关键核心环节突破力度,加快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第二,在更大程度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提升国际国内双循环服务能力。


一个地区在发展初期可以依托国内市场逐渐成长,但在一定阶段后必须放眼全球,否则只能在半山腰徘徊。从安徽来说,在构建开放新格局上要注意把握几个方向:


一是要千方百计拓展和深化与欧美地区合作。全面加强与欧美发达国家间国际贸易、产能合作、技术研发等领域交流,重点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汽车、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生命健康等产业合作,打造中德国际产业合作园区等平台。


二是切实强化与东亚地区的区域内合作。用好RCEP契机,支持汽车、建材、装备制造、家电、新能源等领域企业“走出去”,面向日韩加大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等领域招商力度。围绕安徽企业在东南亚布局生产基地需求开展针对性服务,加快推进境外合作园区布局。


三是深化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合作。尤其是对接中东主权财富基金,推动与沙特、阿联酋等国在汽车、新能源、农业、基础设施领域合作。拓展与非洲在国际贸易、工程承包、矿产资源等领域合作。


第三,加强与长三角和中西部联动发展,在分工互补中提升开放枢纽能级。


地处中国最发达、开放度最高的长三角,是安徽的突出优势。在前面所说的三个变量中,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是安徽的短板,但并非发力方向,弥补这一短板需要与上海“五个中心”紧密协同。上海是中国的开放门户枢纽和长三角一体化的龙头,龙头的作用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发挥辐射效应。而安徽需要在三个层面加强与上海的协同:


一是交通物流协同。郑州与卢森堡合作打造“空中丝绸之路”,是交通联动的成功范例。安徽应当加强与上海全球海空枢纽港的协同,提升海运和空运一体化程度,弥补物流劣势,从而更为便捷地链接全球市场。


二是产业分工协同。世界级城市群中均有一个全球大都市在其中扮演高端服务业中心的角色(如纽约、伦敦、东京),原因在于服务业能够节约交易成本、助力产业升级,安徽在这方面应与上海分工协作。


三是平台载体协同。充分依托上海在金融、贸易、航运、科创中心的平台功能,如科创板、期交所等金融市场,共建“一带一路”走出去服务平台等。


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加强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联动,以及加强省内城市群之间的联动协同。时间关系,在此不展开阐述。


谋划开放战略,需要前瞻视野和大胆的想象力,同时要立足实际、求真务实。2015年我在上海市政府工作时参与了“2050年上海发展战略”研究,世界银行和国研中心专家提出的一些观点令人印象深刻,有些判断当时国内还少有人提出,但随着时间流逝日益展现其前瞻性。


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安徽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未来必将在我国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题图来源:合肥高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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