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敦煌】失落千年的敦煌家书
旅行
2024-11-20 16:56
甘肃
![]()
数千年来，在中国辽阔无垠的北方，一支又一支游牧民族骑马背箭，驱赶着牛羊，从北向南，自东而西，由近到远，或背影恓惶或呼啸而逝，掠过东北亚、中亚、西亚，甚至涌向更遥远的欧洲。回望曾经，这些游牧民族以他们的方式，参与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创造，也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他们与汉民族一样，是伟大中国的缔造者和传续者，是现代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月氏，是最早出现在浩如烟海的中华典籍里的民族之一。他们早期的历史舞台，就是祁连雪山下的武威、张掖，就是河西走廊上的酒泉，敦煌……祁连山北麓河流纵横，水草丰美。这片地域四季分明，气侯宜人，被地理学家和史学家称为河西走廊。它还是丝绸之路在中国西部最重要的咽喉孔道。在古代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跨过黄河，欲走向辽远的西方，只有从河西走廊穿行，是最好的路径和选择。公元前三世纪，在这片片绿洲上，月氏人已驻牧、游牧无数个春秋了。人类总是为生存而争战，为抢夺优质资源而相残。另一支剽悍的游牧民族匈奴从蒙古高原强势而来。他们虽被中原王朝打败而西逃，但在与月氏的厮杀中大获全胜。战败后的大部分月氏人逃出河西走廊，被迫西迁，去往西域或更远的中亚地区抢占新的生存地，这部分人被称为大月氏。故土被侵占，失去家园又不肯远去他乡的小部分月氏人则逃进祁连山深处，寻找新的牧场，史称小月氏。小月氏人与当地另一支游牧民族羌人杂处、厮磨、进而融合。岁月长河中，后人书写裕固民族的变迁史时，总有小月氏人与羌人的身影。大月氏人不断西迁，像压迫他们自己的匈奴人侵占河西走廊一样，鸠占鹊巢，在阿姆河、锡尔河流经的草原和绿地驻牧下来。这里的原土著居民是粟特人，这是一支善于行商、遍处漫游的民族。因为地域狭小资源贫乏，人们依赖物资交换而取得生活资料，所以养成全民行商的习俗和生产生活方式。也许正因为如此，粟特人建立政权的时间相对较晚，而且始终不够强盛。这或许是大月氏人得以立足的原因之一。可是故土难忘，他们忘不了美丽的祁连山下，迷人的河西走廊上，那座清波环绕树草葱茏的昭武城，那是他们的王城。无论来到阿姆河、锡尔河游牧的月氏人分散得多么远，他们都记得那座召开部落大会的王城。虽散居各处，但远方的的昭武城是心中共同的情结。融入当地粟特人的行商活动而四处游历时，他们成了真正的胡商。他们的后代以出生的地名作为姓氏，不论姓康、安、曹、石、米，还是姓何、伐地、史、火寻，“昭武”二字总是共同的旗帜，于是，“昭武九姓”很快就在这些月氏族的后代人群中得以传续。他们以姓氏寄托乡愁，以姓氏凝聚众心，让后代永世不忘民族之根，不忘那座雪山，还有那连缀成片的草原和绿洲。大月氏族群一边沐浴着阿姆河、锡尔河的波光，一边加快与当地粟特人的融合。古老粟特人高度活跃的行商生活早在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就被波斯人侵扰过，他们脚下的土地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跨洲帝国波斯国的行省。几百年后的公元四世纪下半叶，粟特人又沦为希腊人建立的马其顿王国的臣民。虽然不久后，马其顿王国因为权力之争而四分五裂、直至灭亡，但灿烂的希腊文化种子撒落下来，在粟特的深厚土壤里冒出新芽来。时间如锡尔河水，在辽阔的中亚草原深处汨汨流淌，它又带走了粟特人二百多年的时光。征战，是人类历史上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最野蛮、有效的方式之一。为逃避匈奴人侵扰而迁居于此的大月氏人，既是被征伐的弱者，又是侵扰别族的强者。公元前140年到130年间，他们越过茫茫葱岭，来到阿姆河、锡尔河谷地，广泛活动于这一流域。他们不知道的是，在遥远的祁连山北麓，在现今敦煌至张掖狭长的走廊上，他们西迁时不愿同行的同宗同族的小月氏人已进入西汉王朝的视野和版图规划中。张骞适时地出现了。历史选择了张骞，张骞也没有辜负千载难逢的机遇。历史让他成为怀揣梦想的探险家和最早的外交家。张骞不负使命，他创造了彪炳千秋而被后人赞誉为“凿空”的奇迹。公元前138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当他历尽千难万险找到遗留在伊犁河流域的另一支小月氏部落时，得知汉王朝意欲结盟而共击匈奴的大月氏早已远走他乡，而他们不愿亦无力再征战厮杀了。此时的张骞和他找到的这支小月氏部落也许听闻，与他们同宗的“昭武九姓”的大月氏人不止侵占了大夏人的故地，在不久之后，还构建起了自己的政权——贵霜王朝。贵霜帝国，是华夏民族在境外建立的第一个政权国家。而月氏是第一个记载于史籍里长途西迁并建国于境外的中国古老民族。自祁连山北麓张掖至敦煌间的河西走廊艰难跋涉而来，他们于阿姆河、锡尔河两岸游牧近两个世纪，不仅有了自己的新家园，还与当地的粟特土著居民和谐相处，并深受他们行商习俗的影响，过着日渐富裕的新生活。漫长的时光流转中，两流域的河谷高地上耸起一座座城市，虽然不大，却很独特，最令人向往的还是美丽的撒马尔罕城。第一次大一统的中国，遭遇了第一次多民族轮番建立政权的大分裂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走廊的五凉国，是多个少数民族你方唱罢我登台的短命王朝，也是粟特商人们频繁出入的地方。有中原的汉人或其他民族的商旅西行或入境东归，当然也不乏“昭武九姓”的大月氏后裔们到此寻根问祖。无论怎样，他们都将沿着河西走廊东进或者西出。那些流落在西域的小月氏人在与来华的“昭武九姓”们共叙往事时，也许还提起过早在汉代时就曾保护过他们的班超班定远，他曾于西域主政31年之久，把一生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汉王朝难以割舍的西域。正是他和后来的一大批同道者的誓死努力，让这片辽阔的土地终归现代华夏版土。当他年老体衰思归故乡时，杜鹃啼血般写信给皇上：“……狐死首丘，代马依风。……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昭武九姓”演变为中原人对中亚特别是阿姆河、锡尔河流域许多小国家的泛称。因为这个地域的绿洲城巿大多面积很小，资源贫乏而物产稀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依赖不间断交换，或到更远的地方去贸易，因而此地的商业活动与人员流动十分频繁。隋唐时代的学者和商旅也许都知道，“昭武九姓”人就是史书里记载的月氏人的后裔，他们中的许多人，身体里已经流着粟特人的血液。“昭武九姓”的人们与当地粟特人已完全融合，无论交往、通婚，还是生活习俗，几乎所有经济活动都烙上了商业贸易的印迹。他们为从事贸易活动而行走在商旅途中时，都被习惯性地称为粟特人。七世纪中叶以后，唐王朝根据当地的民情风俗，一度在此设置过“羁縻州”政府，给予与汉地不同的特殊政策，近乎于现在的民族自治区。但因道路太过遥远而艰险，信息传达十分不畅，管理并不十分严格。之前的波斯人、希腊人、突厥人，后来的阿拉伯人都曾向东扩张，粟特之地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掳掠，聚落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四处散漫。这样的地理态势，让粟特地区的人们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字。因为分散，他们信奉不同的宗教，操持不同的方言。只有泽拉夫善（两河流域间另一条较小的河流）河畔的粟特人用阿拉美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称之为“粟特文”，这也是散居各地的粟特人最易接受也最为广泛使用的粟特文字。最早述及粟特文字的典籍，是由唐代高僧玄奘口述，其得意弟子辩机和尚握笔成书的《大唐西域记》。粟特文化随着旅人来到神奇而迷人的“东土”，敦煌、酒泉、张掖、武威，这四座古老的城巿首先感受到并接纳了这异样的情蕴。而敦煌，是充满诗意和美感的丝绸之路上一枚最丰盈而精致的书签。本应从敦煌寄到撒马尔罕的一封书信，在1500多年后，却飘到了大不列颠岛。1907年春，英籍探险家、考古学家斯坦因，从敦煌西北边界处残破的汉长城烽燧遗址中顺走了四世纪左右的古粟特文信札，是8封（或6封）在中国境内的“昭武九姓”人写给家乡的书信。因为在丝织的邮包外面有用古粟特文写的“寄往撒马尔罕”的字样。打开邮包，所用的信札书纸长39厘米至42厘米之间，宽24厘米至25厘米。这些信件里，其中一封写于姑臧。另有两封，写明了发出的地址是敦煌。为什么不同的书信会收在同一个邮包内而没有被寄走？难道是驿卒有意藏匿或者意外丢失？为什么不是被埋进沙堆里而是藏在城墙的夹缝深处？到底这些书信遭遇了什么而遗留给后世？这些古粟特文信札，如今全部陈列在大英博物馆的展柜里。经考古学家辩识，从敦煌发出的其中一封是粟特女子米薇（Miwnay，粟特语意为“幼虎”）写给丈夫的家信。从这封被大英博物馆编号为3的家信里，由行文的语气可以看出，不是别人代写，而是米薇的亲笔书信。从行文字里行间散溢出的书卷气可以断定，这位粟特女子接受过较好的文化教育，大概出生于境况富裕的开明之家，有着良好的成长环境。若不然，在那个妇女和下层穷人没有权力受教育的时代，她怎么可能会写出那样情真意深言辞恳切的书信呢？从书信内容猜测，米薇带着女儿在敦煌生活，其丈夫那奈德哈特（Nanai-dhat）去了很远的撒马尔罕行商久久未回。分别那么长时间，她给丈夫写了许多封信，可至今没有收到只字片语。想想母女二人相依为命日渐窘迫的情境，心底自然生出无限的悲戚和怨愤。我就像拜神一样双膝跪地，向我高贵的老爷，我的丈夫那奈德哈特致以祝福和尊敬……当我听闻您身体健康，一切安好的消息时，我想我们母女二人是会永远平安快乐的。可是你瞧，我们现在生活得如此之苦……日子很糟糕，过得很不好，十分凄惨，我觉得我自己离死神已经很近了！我给您写过的信有多少封我都记不清了，但始终没有收到过您哪怕一行字的回音，我们母女二人对您还能抱什么希望呢？米薇虽为粟特女子，但她必是“昭武九姓”中的一族，有着月氏人的血脉。与粟特商人那奈德哈特相识，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他。又不听娘家人劝阻，执意跟着丈夫到中国经商。一段时间后，有了积蓄，于是在敦煌定居下来。那奈德哈特追求财富的梦想让他热血沸腾，安顿好米薇母女后，他毅然决然再次起程。沿着丝绸之路向西远行，米薇母女俩恋恋不舍地送别那奈德哈特时，她们哪里知道，这是最后的诀别。粟特人是在长期的商业经济活动中淬炼出的民族，因而他们的文化是多个民族文化的混血儿。这种文化渗透进生活的各个方面，浸洇在每一个粟特人的言行中。公元四世纪的撒马尔罕，粟特人的婚姻制度和中原汉地一夫多妻一样，很是流行。四处行商遍地游走的粟特人更是有过之无不及，只是更有他们别具一格的风情和习俗。粟特人“父子计利”，故没有大家族制度，只盛行父系小家庭。其特点为，一方面重视父系家世，父名重要而不计祖父。另一方面，成年男子须离家自去经商谋生。自幼对孩子进行经商教育，所谓“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成人后更要独立生活。“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长大后要与父母、兄弟分离，相待如他人。如若产生利益纠纷，必当依法诉至官府。粟特人把商业推崇到如此高的地位，便造就了与之相适应的婚姻现象。粟特人的正妻多为同族联姻，亦可与异族通婚。正妻地位很高，会客时可与丈夫并坐胡床。律令上允许夫休妻，也允许妻休夫，离婚后可以再娶再嫁。粟特人远游经商，两性生活不为一夫一妻制所束缚。因而另有侍妾、姘女等所谓的外族“次妻”，有的女子还是奴仆。由此可知，粟特人把财产分割得如此清楚，是与他们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互为因果的。米薇可能不是正妻，这也许是她命途多舛的主要原因吧。米薇母女在丈夫那奈德哈特临别时描绘的生活美景中等了一年又一年，始终没有等到他的家信，更别说回到敦煌的家中。看着一列列商队在阳关内外来来往往，总不见丈夫的身影。听着窗外北雁南飞的鸣叫，米薇只能在灯下一封又一封地写信给丈夫。每当看见驿卒或邮差，明知不会有消息，可米薇总会拦住问一句：有我的信吗？而西北风吹进她耳朵里的永远只是邮差淡漠而不无同情的两个字：没有。最让米薇心痛的是，丈夫那奈德哈特就在撒马尔罕，并且安好无恙，可他就是故意回避。因为米薇收不到丈夫的回信，就托请别人打听，最终打听到了他的情况，所以才在信中说“听闻您身体健康，一切安好”。还有邮包上写明了是寄往撒马尔罕的。可他的丈夫，那奈德哈特就是不回家不写信。至于接她们母女去撒马尔罕团聚，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米薇纵使尽力节俭，丈夫留下的费用也已经花完。为了糊口，她不惜变卖自己的首饰，甚至欠债，后来被迫求助于别人。她找税官，找丈夫的亲戚、朋友，以及曾经的生意伙伴。也许这些被求助的人都知道她的丈夫抛弃了她，而她也还不起债，索性都拒绝，无人借钱给她。走投无路之际，寺庙里管理香烛的“庙祝”尽力帮助了她，借给她一匹骆驼和一名男护卫，也许能助她去撒马尔罕寻找丈夫，但最终还是没有成行。米薇在敦煌一困就是好多年，她有多次机会可以跟着商队去撒马尔罕，但因为凑不出20个金币的路费只能放弃。那奈德哈特一走就是永别。在撒马尔罕落脚后，随即被繁华和富庶所迷醉，哪里还想得起远在东方的米薇和女儿呢？也许这是米薇写给丈夫的最后一封信，信的末尾写出了她无比的痛悔——我没有听从我母亲的告诫，更没有接受我兄弟们的劝说，却顺从你的意见跟着你来到了敦煌。唉！我千不该万不该，一定是遵从你的命令触怒了天神，让我如此遭罪，领着可怜的女儿给别人去草滩里放羊为生。早知这样，我就是嫁给猪狗也强似你许多！“商人重利轻别离”。除去行商的因素，那奈德哈特既不回信也不回家，狠心抛弃了这样一个痴心女子，也许还另娶了别的女人，这一切都与彼时彼地的风俗和社会制度不无关系。一纸薄信万金家书，收信难，发信亦难，送信更难。这莫不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提前预演。我们无法知道米微母女们以后怎样了。所有的一切，包括那奈德哈特的财富，都湮灭在时间的长河里了。所幸它被干燥的大漠保存珍藏。那一段段长城，一座座烽燧不仅护佑着沉淀在岁月里的历史碎片，还时不时散落出一些生动的细节。“春风不度玉门关”，幸也？不幸也？何况一封乱世的家书。这位流落塞外的粟特女子发出最后一封信后怎样了呢？未来漫长的岁月里，她和女儿将会有怎样的人生遭际呢？美丽的撒马尔罕，是她们母女俩遥不可及的思念。即使她的丈夫那奈德哈特收到这封信又如何呢？他只一味地回避。他只是一个重利忘义喜新厌旧的装睡人而已。她不知道这封信根本没有走出玉门关，而是被搁置在了一截城墙的夹缝里。这些都不重要了，出不出关，能不能到达撒马尔罕，对于那奈德哈特，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二十世纪初，它将被一个叫斯坦因的英国人拿走，放在地球另一边的大英博物馆里让人们扼腕长叹。1500多年来，男子始乱终弃而女子依然痴心耿耿的故事，并不比玉门关外的沙粒少一点儿。纵然如此，我们还是愿意为古人，为月氏人的后裔，为一个叫米薇的粟特女子惋惜一回，欷歔一把。因这封古老的家书，让我们为近代中国揩一把悲酸之泪吧。（来源：酒泉日报）“敦煌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公众号每周一、三、五定时更新，敬请关注！![]()
长按识别二维码更多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