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教育与大学的古典学学科建设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彭小瑜
古典学得到热切和更加普遍的关注是一件大好事，是大家理解和实践文明交流互鉴思想的初步成绩，也一定会给人文学科的建设带来丰硕的成果。我在这篇短文里想简明探讨三个问题——古典学的释义、西方古典学的学科建设，以及古典语言课程设置与大学的西方古典学。
一 古典学的释义
在很多情况下，大家说到古典学的时候，是在谈论对古代诸文明的研究，尤其是对上古时期世界多个重要文明的研究。“古典”从来都是一个优雅美丽的中文表达，“古典学”和“古典文明”显然比起直白地说古代文明和古代文化要更加优雅和更加有力度。
在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进行初步的检索，仅看到民国报刊上有一处使用“古典学”，并以此介绍剑桥大学相关课程；精确检索1949年之后的期刊报纸的结果显示，“古典学”最早出现在1993年林志纯先生《论中西古典学》一文。但是如果我们键入“古典”一词进行模糊检索，结果就有所不同。民国报刊的作者除了使用“古典音乐”、“古典经济学”等词语，还经常使用“古典文学”来指称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以此来指称中国古代文学，有时也以此来指称古希腊和拉丁文学。这类检索还可以进行更细致的核实。梅光迪先生在1932年的演讲中曾经说，荷马、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等人的作品是从古到今“最好的”作品，都属于古典文学，而“中国的古典文学，是指一切最好的中国文学，时间的古今，没有关系的”。他总结说：
梅光迪(1890—1945)
周谷城、吴于廑和林志纯三位先生在1983年写给教育部的报告中呼吁，除了研究我们自己的古文字和古文化，也要发展世界古代史研究，倡导研究古代希腊罗马、印度、埃及、亚述和两河流域文明。该报告的摘要发表在《世界历史》1985年第11期，标题是《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林志纯先生在1993和1996发表《论中西古典学》《再论中西古典学》，认为西方古典学是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字和文明的学科，而中国的“古典时代”覆盖五帝三代和春秋战国时期，之后的中国历史则进入“古典帝国时代”。林先生对历史分期及其内涵有他自己看法，但是他确实提出了“中西古典学”这个概念。作为西方大学学科排名中使用的学科名称，“古典学和古代史”之“古典学”，是一个汉语翻译，在西文中有特定涵义，指古希腊罗马文明，即西方古典学。
其实在上个世纪80和90年代，林志纯和其他几位老先生在提倡展开古典文明研究的时候，他们的重点是“古代东方”的研究，希望“填补空白”，组织学者研究之前国内学界忽略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苏美尔·阿卡德楔形文字，研究古埃及文明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他们也注意到我们当时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研究基础薄弱，辗转引述的较多，根据原始古典文献和考古发掘的资料作独立研究的很少”，认为这样的情况和我们作为一个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古典学概念的多样性是个好事，有利于我们在学科建设中探索和前进。
二 西方古典学的学科建设
理查德·麦基翁（1900—1985）参与领导了上个世纪前半期芝加哥大学的人文教育改革。他不仅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还是研究文学理论和古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思想史的杰出学者。他曾经就古典学和现代美国的教育说过切中时弊的一段话（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1977）：古罗马的语言和文化是现代西方文化不可割裂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到了20世纪的美国，学生们不再学习阅读拉丁语，而是学习分析凯撒、西塞罗和维吉尔文本里的句子语法成分（古希腊语的教学情况也差不多）,其结果是他们流利阅读和准确理解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文献的能力被严重削弱。他在这里所谈论情况的背景是19世纪的很多美国中学不再将拉丁语作为必修课程，大学不再将拉丁语能力作为录取学生的重要考核标准，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文化的传播和接受越来越依靠英文翻译版本。但是麦基翁并不认为大学教育应该接受这样的不理想局面。在他看来，解决美国所面临的重大国内和国际的现实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古典学和古典文明传统所提供的思想文化资源，古典学的缺失不仅会造就现代文化的枯萎，更会带来现代政治的错乱和失当。
加强现代人文教育的西方古典学元素对改良社会治理和国际秩序有重要的建设意义。麦基翁给出的案例是古罗马的政治思想和实践。他用西塞罗的《论共和国》作为例子，说明古罗马人已经意识到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众政体的混合以及相互平衡可以让共和国政治趋向完美，意识到稳定的国家不可缺失正义的原则，此外他们也清楚意识到对外战争恶化国内矛盾和国际环境的副作用。阅读西塞罗无疑有助于人们参考历史经验，理解和把握现代复杂的政治和国际关系。
我们也可以由西塞罗的《论法律》来补充说明麦基翁的看法。西塞罗阐释的罗马法不仅已经吸收了斯多葛派的哲学观点，强调法律必须公正，而且提出人的尊严和德行不因种族和财富差异而不同。西塞罗在《论法律》中借助提问、辩论和不同意见交流的方式建立了处理法律问题的对话方式。这种独特的法律话语也是罗马法留给中世纪法庭的重要遗产，并在中世纪帮助法学家在司法实践中突出人道主义的关怀。譬如他们就十字军骑士配偶的地位和权利进行争论，提出不同意见，并最终否决了教宗英诺森三世的偏激观点，得出尊重骑士配偶感情的结论，即已婚骑士的十字军活动需要他常年在外，难以承担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所以他出征前需要得到妻子的同意。罗马法学家处理失踪军人妻子再婚的意见更是直接帮助中世纪法庭解决了失踪十字军骑士的妻子合法再婚的难题。一些中世纪法学家认为，如果她在无法获得其丈夫死亡证明的情况下已经等候了5年，她有权利再婚，即便在理论上她失踪的丈夫可能会突然出现。
理解罗马法当然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法律和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各种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文献集成，动辄都是数百卷，卷帙浩繁，内容极其丰富。我们肯定需要大量阅读拉丁语和古希腊语的古代典籍。正如日本、俄罗斯、美国和欧洲的学者不可能依靠中文典籍的外文翻译版本来研究中国历史，我们对西方古代文明的研究也不可能依靠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文献的现代语言翻译版本。
换言之，西方古典学学科建设的基础是古典语言的教学。
三 古典语言课程设置与大学的西方古典学
拉丁语和古希腊语现在肯定不再需要成为基础人文教育的必修课程，不过二者作为西方文明和世界文明遗产重要载体的地位并没有变化，仍然是我们了解西方和世界并推动各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工具。所以大学西方古典学学科建设中的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教学需要系统化，能够切实帮助学生获得流利阅读古代文献的能力。
在欧美、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家，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在一些中学甚至小学至今仍然是学生重要的选修课程。其实国内少数国际学校也开设有拉丁语的课程。在古罗马、中世纪和近代欧洲，拉丁语长期是儿童少年的学习课程。目前俄罗斯中学的拉丁语教材共有5册，由莫斯科大学历史学系古典语言教研室主编。
公元1世纪的罗马教育家昆体良在讨论贵族精英教育的时候说（见任钟印译本）：
我希望孩子最好一开始先学希腊语，因为拉丁语是通用语言，即使你不让他学，他也会掌握的。其次，因为他必须首先学习希腊的学问，我们的学问是从那里发展而来的。
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约35—95）
到了中世纪欧洲，拉丁语是各国通用的语言，也是一门“外语”，是初级和中级教育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学习内容。是否熟练和准确掌握拉丁语是青年人能否有资格上大学的关键考核标准。试听学生在课堂上听不懂或者说不好的结果只能是退学。当时大学的讲课、辩论、考试和日常生活的语言是拉丁语，学生在宿舍说方言是要被举报和受罚的违规行为。
近年出版的《古希腊罗马传统的东亚接受史》一书收录论文23篇（Brill, 2019），其中有一篇系统研究了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在日本大学的教学情况。该文说到了日本在16世纪后期的拉丁语课程以少儿为主要授课对象，其课时安排是每周六天，周一到周五每天课时多达五个半小时。日本从17世纪中叶开始实行锁国政策，拉丁语的系统教学被中断，少数学者只能依靠拉丁语-荷兰语词典自学。东京大学从1879年开始有了拉丁语和古希腊语的系统课程。日本在1950年成立古典学研究会，目前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名古屋大学等学校有独立的古典学系。
周谷城、吴于廑和林志纯三位先生所期望大力开展的古典文明研究，在西方古典学方面的学科建设需要由拉丁语和古希腊语课程更加系统完备的设置开始。北京外国语大学设立的拉丁语专业，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一种模式。2018年举行的第二届北京大学古典学国际研讨会曾经专门就古典语言教学举办了圆桌会议。与会的国外专家有多年的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教学经验。他们普遍建议西方古典语言教学应该有至少连续3年的课程计划，而且每周应该至少有8学时（部分课程可利用周末的时间）。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另外一种模式。我们甚至可以考虑将之作为北大现在特色鲜明、成效显著的古典语文学拔尖项目的补充和拓展。此外，我个人还觉得，我们不妨尝试在北大附中开设短课时的古典语言和古希腊罗马文化课程。
在世界各地的人文学科被人轻视和遭受冲击的当下，古典学在中国的崛起，意义非凡，意义深远。
彭小瑜教授主持了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第八分论坛的开幕式。图为第八分论坛嘉宾合影。
作者简介
彭小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主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副会长。从事中世纪欧洲史和教会史的研究和教学。主要著述有《教会法研究》《基督教与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社会的恶与善》等。
信息来源：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