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长沙市南约20公里的湘江东岸河滩，荒草、稻田与各种野花“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湘中农家图。这里是长沙市天心区南托街道滨洲新村大塘村民组，湘江对岸是大王山，湘江中是鹅洲岛。相比于岛上和对岸，大塘要寂静得多。
然而，当我们说起天心区的历史时，就必须要以大塘为开篇。
村民取土发现的遗址
时光回溯到近30年前的1985年，那时的大塘，还属于长沙县暮云镇，包括鹅洲岛和大王山，都还是长沙郊外的乡村。村民们建房修路，都会到江滩上来取土，他们经常会在土里发现各种石斧、石镰和磨棒，在他们眼里，这是没用的东西，就随手丢弃在河边。
不过，当时暮云镇的镇长觉得这些东西可能有来头，恰好此时长沙博物馆为了征集文物，在进行文物大普查，镇长就把电话打到了长沙博物馆，告诉他们，大塘可能有文物出土。时任馆长黄纲正携带着野外考古设备，坐上单位的吉普车，在尘土飞扬中来到了大塘。
在看到遍地的原始人类的石器后，黄馆长初步判断，这里是长沙早期的一处原始人生活遗址。但由于到处都是村民取土，不方便发掘，黄馆长等人就将散落的文物装进车里，带回博物馆。1986年，长沙博物馆组织一批精干人马，开始了对大塘遗址的发掘工作。
一个代表天心区历史发端的遗址，就此展现在世人面前。它总面积一万多平方米，在1.5米厚的文化堆积层里，不仅出土了斧、锛、凿、刀等石质工具，而且还出土了数量不少的陶器，红陶和灰陶占据了大多数，黑陶和白陶数量较少，却依然有珍品出世。这让几千年后的长沙人，看到了先祖对苍天的叩问，对大地的聆听，对人世的思考。
长沙地区最早的史前艺术
沿着湘江及其支流的河滩，一批考古遗址被专家们串连在一起：从茶陵县独岭坳（一期）到长沙天心区大塘遗址，再到汨罗市附山园（早期），它们构成了大塘文化的主要遗址分布区，也让今天的我们，得以重新认识湘江流域的古文化序列。
大塘遗址是距今7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那时的湘江河滩，富有荒野的气息，气候温暖湿润，长沙先民们在河滩耕种，在江边捕鱼，他们的干栏式建筑，建在离河滩稍远的土丘上，可以躲避洪水。他们在这原始村落里丢弃或散落的各种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就成了今天考古发掘最重要的收获。
大塘先民用的主要是石器与陶器。他们选择了质地坚硬的石英岩质砾石，打磨成石器，做成了砍东西的石斧、切割用的石刀、收割庄稼与野草的石镰，等等等等。没有石头，他们的生产无法进行，他们的生命，也就无法延续。
他们已经学会了把泥土变成陶器的“魔法”，夹砂红陶与灰陶是他们最常用的器具；偶尔，他们也改换一下“品味”，用黑陶与白陶。“民以食为天”，做饭和吃饭用的釜、碗，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其次是装粮食或打水的罐、洗脸洗手的盆，以及——蒸锅。
大塘先民从今天洞庭湖区（那时洞庭湖并未形成）的原始人类那里学来了当时的“先进文化”，洞庭湖区的皂市、汤家岗，沅水流域的高庙，都是大塘先民学习的榜样。正是他们，催生了大塘文化。在大塘文化第一期里，考古学家发现了大塘先民“学习”的痕迹，他们使用“拿来主义”，直接继承了一组皂市下层文化的典型器形。但是，大塘先民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模仿，他们也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他们的釜形器、曲腹碗、罐类器，都非常具有本土特征，这是7000年前的长沙特色。如果没有这些特色，大塘，就不能独立成一个文化。
当大塘先民的血脉发展到2.0版（第二期），他们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形象”，他们把皂市人的圈足盘，推陈出新，创造了更多的品种、器型，还出现了敛口盘。但这些都还不能展示大塘先民的魅力，令今天的专家们尤为惊叹的，是大塘先民留给我们的两件至宝：白陶彩绘鸟纹双耳罐与兽面纹黑陶碗底。
大塘出土白陶彩绘鸟纹双耳罐
白陶彩绘鸟纹双耳罐其实是一个残件。它是在当年考古收尾工作中偶然发现的。当考古队员的手碰到它时，发出了浑厚的一声响。它属于罐口部位，只剩下不到一半，但重要的是它的纹饰，有太阳、流水、花瓣、草绳、农田、干栏式房屋，还有一只鸟儿向着太阳，嘴里含着禾苗。这组符号，一方面展示出一幅先民耕作图。可以想见，大塘的先民们每天看着太阳缓缓升起，阳光洒在江面上，不远处有山(昭山)兀立在江边，人们早起劳作，阳光、河流、飞鸟、房屋，成为他们心中美好的田园风光，也成为他们制作陶器时的灵感来源。另一方面，有些符号与后世的甲骨文颇为相似，可能是中国文字最早的母形。大塘先民可能已经想把这些符号的含义固定化，变成某种可以通用的交流工具。这件彩陶罐用材讲究，制作精美，表明它和其他陶器的实用功能不同，很可能是从事宗教仪式时祭司或首领专用的祭器。而那些类文字的符号，可能就是祭司向神灵们祈求、与神沟通的“语言”。
大塘出土兽面纹黑陶碗底
兽面纹黑陶碗底也是一件祭祀礼仪用器。这件直径仅5.4厘米的碗底，中央刻有兽面纹。兽面纹在高庙遗址中首现，大塘文化承其后，再后来就是长江下游著名的良渚文化中的兽面纹玉器。到了商代，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比比皆是，蔚为大观。大塘先民刻画的的兽面纹，有许多凤鸟，也有简化的鸟纹，只是大塘先民手中绘就的鸟纹，还比较形象，并且与兽面纹相对独立。到了良渚人那里，鸟纹已经很抽象，与兽面纹合为一体、浑然天成。
大塘先民的祭司们，将这种兽面纹黑陶碗高高举过头顶，眼神注目着神秘威严的兽面纹，虔诚地敬神、祈求，祈求风调雨顺，祈求禾谷丰登，祈求部族安宁。他们把对龙的敬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融进了中华民族的血脉里。
上承湘北，下启岭南
大塘文化，不仅是长沙地区的一颗耀眼明珠，也为湖南乃至岭南一带的史前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前所述，早期的大塘先民，除了受皂市文化的影响，也受益于彭头山文化的传播，它那神秘气息，可能还学习了西南地区的原始文化。
在湘江流域，紧接大塘文化之后的是一种以鼎为主要炊器的堆子岭文化。我们能在堆子岭文化的一、二期，看到大塘文化因素的筒腹釜、双耳罐，只是堆子岭先民已经少用筒腹釜，更多的用新出现的鼎。在湘南五岭北侧的临武县，也出土了与大塘文化风格一致的红陶筒腹釜，它们戳印纹饰基本相同，器物组合也以釜、碗、罐为主。再往南，粤北的曲江石峡遗址也出土了同类型的釜；而从环珠江口的深圳大鹏咸头岭遗址出土的陶器来看，其部分器物的戳印纹饰也与大塘文化有相似之处。经大塘先民传承的这种以釜为主要炊器，以釜、碗、罐为主要组合，以戳印纹、弦纹、绳纹等组合纹饰为装饰风格的文化传统，溯湘江而上，被广东的先民效仿，让我们在广东的文化遗址中看到了“湖南风格”。甚至，大塘先民火候较高的陶器、手法丰富的装饰和纹饰，很可能与商周以后兴起的南方印纹硬陶有一定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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