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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中叶，有一群仁人志士肩负特殊使命，隐忍、坚韧，在台湾岛进行秘密潜伏。
台湾的地下党组织很早就有了，最初是20年代一批旅沪台湾进步青年组建的，1945年，我党又在台湾成立了工作委员会，经过几年秘密发展，已经颇具规模。后来由于叛徒出卖，整个地下组织损失惨重，被捕牺牲的成员数以百计。
隐蔽战线的工作非常危险，纪律严格，地下党员往往对家人也要隐瞒身份。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也有分属不同党派的情况。本文分享的就是这样一对母女的真实故事，主角是母亲，一位奉命潜伏台湾的传奇女情报员，名叫朱枫。
朱枫的骨灰移交
关于朱枫的生平，一些报纸和电视节目有过报道，称其为“红色掌柜”，这里还是从头说起吧。
朱枫是浙江宁波人，原名朱贻荫，1905年出生在宁波镇海的一个富商之家。其父是当地渔业会的会长，可以说朱枫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在这样优渥的家庭，朱枫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精通书画，多才多艺。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觉得“贻荫”的名字太守旧，19 21年进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后，她请一位老师帮自己改名“谌（chén）之”，字弥明，“朱枫”是她后来在皖南新四军中工作时又改的名字。
朱枫
在宁波女师，朱枫认识了女同学陈修良，陈修良也出生在富裕之家，思想进步，立志救国，对朱枫的影响很大。1925年，上海“五卅（sà）惨案”发生后，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各地工人和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朱枫和同窗好友陈修良也带领学生参加了抗议活动。
22岁那年，朱枫的父母出于安全考虑，让她远嫁沈阳，成了奉天兵工厂一个镇海籍技师陈绶卿的续弦。对方有一个女儿陈莲芳，于是朱枫当上了继母，后来又生下了女儿陈沈珍（后改名朱晓枫）。
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东北沦陷。陈绶卿技术精湛，被南京兵工厂聘用。然而没多久，他就染病去世了。朱枫带着孩子回了镇海老家，投身革命事业。由于工作繁忙，她把继女陈莲芳交给了妹妹抚养。
朱枫在家乡办了一个私塾，学生主要是同族的晚辈。其中有个学生叫朱晓光，聪明勤奋，爱国情怀高涨。他是富家子弟，论起来还是朱枫的外甥，朱枫和他一起参加抗日宣传队，上街发传单，表演节目，久而久之，两人产生了感情。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朱枫和朱晓光毅然放弃优裕的生活，投入了抗日救亡的大潮。他们组织爱国青年表演抗日节目，朱枫还把自己收藏多年的金石书画等工艺品卖掉，款项全部捐给了抗战。那段时间，守寡数年的朱枫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之举，嫁给了朱晓光。
1938年初，朱枫夫妇一起奔赴武汉，加入了共产党开办的新知书店，从事出版工作。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儿子朱明。
朱枫对外的身份是一家童装店的老板，负责筹措革命经费，同时担任地下情报员。由于新知书店资金不足，朱枫变卖家产，拿出500大洋入股书店。500大洋在抗战初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名义上是入股，实际是捐献。
武汉沦陷后，朱枫夫妇去了湘西，后又返回浙江金华，帮助爱国人士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和少年团。义勇队资金困难，朱枫又捐了800大洋，还出钱给少年团的孩子们购买生活用品。期间，朱枫让妹妹带着陈莲芳和陈沈珍去了台湾。出人意料的是，后来陈莲芳成了国民党特务。
1939年秋，朱枫和丈夫来到皖南，在新四军的“随军书店”工作。朱枫很有经商天赋，一边赚钱，一边为新四军收集情报。随后她被派往上海，设法为新知书店购买所需物品。
为解决经费问题，她卖掉了祖母留下的一枚钻戒。组织上过意不去，提出要把这笔钱还给她。她却表示，抗战还没有胜利，自己要无偿支援革命事业。
新知书店在上海、武汉、重庆、桂林等地开有分店，朱枫四处奔波，任劳任怨，竭尽所能为书店筹措资金。在新知书店创办的“珠江食品店”当会计时，她名义上是“老板娘”，经营得法，同时为地下党员的活动提供掩护。
1944年，朱枫又被调到上海开展工作，创办新知书店的副业“同丰商行”。商行开张没多长时间，就被敌特分子盯上了，朱枫和几个工作人员被日本宪兵队抓走。在牢房里，身体单薄的朱枫经受了严刑拷打，但她始终守口如瓶，坚称自己是做普通生意的。敌人什么也查不到，只好把她放了。
按理说朱枫刚刚出狱，应该立即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她却没有那样做，而是拖着受伤的身体，在晚上悄悄回到被查封的商行，从窗户爬进去，把店里存放的的一些存款、支票本以及账册偷偷带走，以便用这些钱接济还在牢房里的同志，等他们陆续获释后，给他们提供转移的路费。
多年后朱枫的外孙女徐云初提起这件事，感慨地说：“太冒险了，如果行动被敌人发现，肯定是必死无疑了……”
由于朱枫的出色表现，1945经组织批准，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1946年，我党在上海开办了一家纱布公司，朱枫担任纱布公司的财务会计主管。公司对外要做买卖，更重要的任务是为党组织采办和运输物资。朱枫亲自带人跑市场，低价购买白坯布，染色后再加上牌子出售，白天跑市场，晚上结账理财，同志们称赞她“能文能武”。
为解决货币汇兑、款项转移等问题，我党又在上海设立了“鼎元钱庄”，朱枫担任钱庄的公开代表，负责非常重要的财务工作。
朱枫工作繁忙，丈夫朱晓光也有任务在身，夫妻俩难得见面。1948年，朱枫又被调到香港做联络工作，只能和朱晓光书信往来。上海解放后，朱晓光被派往上海筹建新华书店，给妻子写信说，团聚的日子不远了。朱枫也很高兴，回信说，再过几个月自己就可以回去了。
然而事与愿违，1949年，朱枫在香港的任务结束后，准备去上海，又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去台湾开展地下情报工作。朱枫不敢耽搁，给丈夫写了一封信，用暗语表明暂时不能回去，然后就出发了。
组织上之所以委派朱枫去台湾，是因为她收到了前夫的女儿陈莲芳从台湾寄来的一封信。朱枫照顾陈莲芳那几年，尽心尽力，母女俩感情很深。陈莲芳在那边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军统局的官员，不久前产下一子，希望母亲过来看看外孙。
1949年11月，朱枫抵达台湾，住在陈莲芳家里，母女俩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话。但朱枫不能把自己的身份告诉女儿。朱枫的任务一开始比较顺利，和地下党联络员吴石联系上了，其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的参谋次长，把一些绝密情报交给了朱枫。
朱枫随即与另一个联络员“老郑”取得联系，也拿到了重要情报。“老郑”叫蔡孝乾，台湾本地人，就是前文提到的早期台湾共产党的组建者。朱枫完成任务准备返回大陆时，蔡孝乾由于行事不谨慎，被国民党特务抓住了，随即叛变，出卖了包括朱枫和吴石在内的数百名地下工作者。
吴石
吴石在最后关头试图帮助朱枫安全离开，却未能成功，朱枫也落入敌手。她知道自己生还无望，偷偷吞下了金首饰自杀，但被特务发现，将她送到医院救了过来，又关进监狱。朱枫受尽了酷刑折磨，但坚决不开口。
敌人还把陈莲芳找来，三番几次劝降她，她丝毫不为所动，只是说了几句诀别的话。陈芳莲知道了母亲的真实身份后，只能说：“我劝不动我的母亲，她信仰的是共产主义。”
1950年6月的一天，在台北马场町，朱枫与吴石等人一起遇害。直到行刑前，朱枫依然从容不迫，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新中国万岁！”牺牲时才45岁。
朱枫牺牲后，女儿陈沈珍为纪念母亲，改名朱晓枫。直到60年后的2010年，朱枫的骨灰才被送回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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