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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阎家峁走出来的解放军高级将领
——纪念阎揆要将军诞辰1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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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阎揆要授衔照片)
阎揆要（1904—1994），佳县人，1924年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清涧起义，1928年起在国民党西北军从事兵运工作。1938年秋，退出国民党军队，参加八路军。曾任冀鲁豫军区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参谋长，军委情报部部长、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顾问等职。参与指挥冀鲁豫区反“扫荡”和延安保卫战、解放西北诸战役战斗，为新中国建立和人民军队建设做出了不懈努力。对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建设、参谋业务建设贡献尤为突出，被叶剑英誉为“参谋工作的楷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2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好的，好的，阎家峁的。”是佳县人尽皆知的一句老话，传说清朝咸丰年间，佳县阎家峁村的六个学生和一个常来旁听课的村中青年，一起去榆林府考秀才。一行七人全部考中。这件事震惊了考官，传遍了全县，逐步形成了这句赞美的老话。 1904年9月11日，阎揆要就出生在佳县刘家山乡这个被书香浸润的阎家峁村，他的父亲阎宝贤是同盟会成员，创办了“葭县县立乙种农业学校”，后回村继续办学，为佳县培养了大批人才。阎揆要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形成了勤勉好学、吃苦耐劳、意志坚强的性格。据阎揆要弟弟阎永耀回忆：在寒冬冰天雪地里，阎揆要天不亮就只穿单夹衣在崎岖的山路上跑步锻炼，不仅于此，他跑步时，总是在小腿肚上绑上铁砂袋，分量经常加重，他从不叫苦，持之以恒。![]()
1920年春，阎揆要考入榆林中学。在校期间受到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的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目睹军阀混战、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立志投笔从戎，改变中国的贫穷面貌。 1924年春，阎揆要不顾父母和亲朋的劝说，同几名热血青年一道去北京投考革命学校，适闻孙中山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随即南下，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介绍，经过体格检查和文化考试，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编入学生第三队。 是年6月16日，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中，满怀爱国热情的阎揆要亲耳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的讲演。“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听了孙中山的演说，阎揆要暗自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做一名优秀的革命军人，为挽救中国的危亡，贡献自己的一切。在校期间，阎揆要刻苦钻研，追求真理，不仅潜心攻读了许多国内外军事著作，同时对黄埔军校的教学内容、教学制度和管理方法也仔细研磨，为他成为一名职业军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1月9日，阎揆要从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并获优秀学员。正如他在陆军军官学校入学详细调查表“何以要入本校”一栏中亲自填写的“为领受民党之主义及军事知识”，这一句话倾注了作为进步青年和正直军人矢志革命的赤子衷肠。 1926年，阎揆要回到陕北，由共产党员呼延震东介绍到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十一旅石谦团从事兵运工作，为武装起义做准备。8月由谢子长、杨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石谦派阎揆要开办军官轮训队并出任队长，培养青年军官。阎揆要利用这个机会从各连抽调排、班长和优秀士兵，进行军政训练，灌输进步思想，培养骨干。清涧起义时，中共陕西省委派阎揆要等军事干部到宜川，加强起义部队领导力量，整顿部队，并由阎揆要开办军事政治学校。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省委的指示，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唐澍、谢子长分别任正、副总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但是由于政治方向不明确，军事上没经验，最终清涧起义以失败告终。虽然失败了，但这次起义拉开了共产党在西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人民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序幕。
1928年初，阎揆要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到杨虎城部开展兵运工作。先后任陕西省政府警卫团团副，该团第三营营长。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阎揆要秘密进行宣传，团结广大下级军官和士兵，仅几个月时间，就发展党员六七十名。1935年2月，陕西省政府警卫团扩编为陕西警备第三旅，阎揆要任该旅第九团团长。同年5月，这个团又改编为西安绥靖公署特务第二团，阎揆要任团长，在阎揆要的领导下，特务第二团兵运工作有声有色，秘密建立了中共组织，营、连成立了支部，排建立了小组，并注意吸收全国各地介绍来的爱国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团党员发展到近300人，各级军官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兵运工作搞得活跃、隐蔽。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部长孙作宾肯定了阎揆要的做法，并把他发动兵变的要求，向主持国民党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做统战工作的周恩来作了汇报。
1936年9月23日，周恩来亲自致信阎揆要：“道及你的努力，我们无限敬佩……你的工作，关系极重……”
1936年9月，党中央派汪锋赴西北军（即十七路军）做党的秘密工作。临行前，周恩来就如何在十七路军进行党的秘密工作同汪锋谈了一次话。周恩来讲到：“十七路军的阎揆要团，如果有一天被迫打起红旗起义了，就把这个部队编成一个军，阎揆要任司令员，你任政委。这是党中央决定、认可的，到时可以不必再向中央请示了。阎揆要团，如果没有他这个团长，我们在这个团的秘密党员能不能保存到现在呢？我们党的干部在这个团做军官、文书、教员，如果没有阎揆要的掩护，能不能保持到现在呢？答案是很明显的。”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西安周围重兵压境，形势骤然紧张。当时，阎揆要指挥的特务第二团驻防渭南地区，杨虎城亲自找到阎揆要说，阎团长，赶快回部队加强防范，特别要注意东面的情况。阎揆要当即表示：“杨主任，请放心，我决不会让东面部队入关。”在阎揆要率领下，部队星夜急行军赶到渭南赤水镇。就在这时，汪锋带着周恩来的信来到阎揆要团驻地，信中指示：“阎揆要坚决拥护张、杨八大主张，坚决抵抗南京军队向西安的进攻。”并强调，“抗击蒋军七天内不得进西安！” 看完信后，阎揆要对这次行动更坚定了决心，他率领部队在赤水镇、渭南塬一线抢占有利地形，坚守阵地，使亲蒋的国民党军队不敢轻举妄动。此时，国民党“讨逆”军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火速派人给阎揆要送来一封密信，劝他拥护蒋介石，事后必有重用。董钊既是阎揆要的陕西老乡，又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阎揆要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断然拒绝董钊的劝说。他率部仍然坚守住西安的东大门，未让“讨逆”军前进一步，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贡献。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周恩来又亲自给阎揆要打来电话，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分析了当时形势，讲解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并对阎揆要说：“你是团长，要向全团士兵进行教育，讲清阶级斗争要服从民族斗争的道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使阎揆要深受教育。他马上召集共产党员骨干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解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阎揆要所在的特务第二团改编为第一〇五七团，隶属第五二九旅，阎揆要仍任团长。此时，华北日军分北、东两路进攻山西，阎揆要奉命率部开赴抗日前线。部队临出发时，汪锋来到三原第一〇五七团驻地，将周恩来的一封信交给阎揆要。信中指示：“共产党员在战斗中和统一战线中要起模范作用。”看完信，阎揆要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请汪锋转告周恩来，“我们一〇五七团是共产党培养的队伍，在国难当头之际，我们决不会给共产党抹黑。”阎揆要说到了，也做到了。 同年10月19日，阎揆要率部抵达山西忻口时，正是忻口阵地全线危急的紧要关头，阎揆要奉命连夜收复已失阵地并坚守1500多米长的防线，一〇五七团在阎揆要的指挥下，和日军激战14个昼夜，以全团伤亡三分之二的代价，坚守了阵地，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并收复一些友军失去的阵地，歼敌三千多人，使日军未能越雷池一步，打出了中国人的士气和威风，以致日军精锐的坂垣师团大为震惊。 当阎揆要率部撤退途经交城时，见到了周恩来和汪锋。周恩来赞扬阎揆要在这次战斗中的突出贡献。 熟悉阎揆要的人都知道，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许多难记的数据，他往往一口道出，从无差谬。有人曾经问过他：“你的记忆力怎么那么好？”阎揆要说：“逼出来的，当年做地下工作的时候，用笔记东西容易出危险，所以从那时起我就练习用脑记，时间一长就习惯了。” 1938年秋，党组织指示阎揆要退出国民党军队，直接参加八路军。第十七路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再三挽留，并给阎揆要少将参议的官衔，被阎揆要拒绝，他说道：“我是共产党员，要听从党的安排。”黄埔一期同学胡宗南派说客登门规劝他留下，但阎揆要义无反顾地回到革命队伍。先后担任八路军总部第一科（作战科）科长，八路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兼一科科长，军政处处长，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抗大总校教育长等职。 在担任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时，阎揆要不仅强化了军区的情报系统，还特别注意抓司令部的全面建设，结合冀鲁豫军区的实际，相继建立值班制度、办公制度、汇报制度、通报制度、检查制度、学习制度等，使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建设明显增强。同时参与指挥了卫南战役、八公桥战斗，南乐战役、东平战役等一系列战役，深得上级领导的信任。 解放战争时期，阎揆要先后任军委第一局局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长、西北野战军参谋长、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参谋长等职。先后协助彭德怀司令员组织指挥了延安保卫战、黄龙、西府、荔北、陕中、扶眉、兰州等著名战役，被誉为彭老总身边的“智多星”，是西北野战军指战员交口称赞的好参谋长，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边区，为解放大西北和解放全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7年8月，阎揆要在指挥一打榆林战役中，冒着枪林弹雨在前线指挥作战。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阎揆要的左上臂，顿时血流如注，但他忍着剧痛坚持指挥战斗。彭德怀下令把阎揆要从火线上抬下来。周恩来得知阎揆要负伤的消息，十分关心他的伤情，亲自打电话慰问，并派专人来看望。而身负重伤的阎揆要却心情沉重地对彭德怀说：“榆林未克，主要责任在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阎揆要先后担任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中铁一局前身）的局长、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秘书长等职。 1955年授衔时，按阎揆要的职务、资历和功绩，本应该授上将军衔，由于把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按他1938年回到八路军的时间计算，所以只评为中将，同时也未授予他“八一勋章”。对此阎揆要没有任何怨言，也毫无委屈之感。有人劝阎揆要，你明明是1926年入党，1927年参加清涧起义，你应该去找找彭老总，他最了解你。阎揆要说：“职务安排是组织的事，我们应该相信组织。”1957年有关部门查证了阎揆要参加革命的时间，重新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计算，并派人找阎揆要谈话，准备打报告授予他上将军衔和“八一勋章”，阎揆要极力推辞谦让，只接受了三级“八一勋章”，从此阎揆要“不要三星，要二星”的故事传为佳话。![]()
(1963年，阎揆要（左二）在军事科学院和院领导合影) 60余年戎马春秋、叱咤风云、身经百战，阎揆要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可是阎揆要从来不谈自己，他常说：“共产党员不是要做官，而是要为人民服务。”有人来采访，他总是说：“我没有什么可讲的，也记不清了。” 戎马一生的阎揆要从大革命的东征讨伐陈炯明起，直到进军大西北的解放战争胜利，经历我军诞生、壮大的发展历史，对军史是很熟悉的，他总是说：“搞党史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认为是真实，不管搞哪一段，都要进行核实和考证。”“要把真实放在第一位”就是他对党史工作者最好的寄语。 后来他还担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军事组组长，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成员，《辞海》编委会编委、军事科主编，十七路军中共党史征编领导小组召集人之一，八路军一二〇师、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委会副主任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顾问，榆林中学北京校友会副会长等职，无论在什么岗位，阎揆要始终坚持原则、处事明断、毫不含糊，殚精竭虑地为党工作。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退居二线的阎揆要仍然关心着国家的建设事业，关心着他所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关心着家乡的发展。1984年8月，80岁高龄的阎揆要以中顾委委员的身份，历时一个多月，在陕、甘、宁三省（区）走访了三十个县（市）、访问了七十多户人家，调研各地生产生活情况，并向中央呈报《陕甘宁三省（区）农村调研报告》。![]()
阎揆要始终情系家乡发展，不忘桑梓。振兴延安经济，榆林农学院的筹办，榆林农电建设，榆林皮革厂改造，一桥飞架东西、天堑变通途的佳临黄河大桥，佳县沿黄荒坡石坬的治理，佳吴公路，佳县革命纪念馆的修建，佳县档案馆，佳县白云山旅游道路，佳县生化公司等关乎家乡建设事业发展的事情，阎揆要将军都是尽力而为、全力以赴给予支持和帮助。但他对待子女却是严厉、苛刻“无情”的，要求他们去艰苦的地方，锻炼坚强的意志，在实践中锤炼本领。阎揆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今年是阎揆要将军诞辰120周年，我们重温他辉煌的一生，不仅仅是一种缅怀和追思，更重要的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坚定信仰、凝心聚力、自强不息、奋发进取。来源：佳县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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