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绿屋”绿房子始建于1935年，1938年竣工。

1938年绿屋落成之日，总设计师对吴同文拍胸脯：“我可以向你保证，即使再过五十年，这幢房子的现代感仍是超前的。哪怕再过一百年，我相信它仍不会OUT（老土落伍）。”

为睹这幢当代远东第一豪宅丰姿，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特地登门造访绿房子，并应屋主吴同文之邀，在二楼餐厅大理石餐桌上共进晚餐并合影留念。

而这幢豪宅的设计者是一位与上海城市建筑渊源很深的世界级建筑大师——邬达克。

1918年至1948年期间，他在上海前后居住了有30年之久。

在这期间，邬达克为上海设计了高达六十多件作品，但就功能分类就包括住宅、戏院、银行、教堂、酒店、学校……

在这其中最为上海人引以为傲并且广为全国人所知的，是当时的远东首屈一指的24层摩天楼国际饭店和大光明电影院。

而铜仁路上的这幢“绿屋”，则是邬达克留在上海的最后一个设计，也是唯一一个私人独立住宅。

由于屋主吴同文喜欢玩乐，家里隔三差五就要开派对，宴客跳舞，经常高朋满座，邬达克在底层设计一条自东首大门进入的汽车通道，于是宾客可直接进入宅内避免风雨日晒。

底层朝南三门分别为大客厅、酒吧和弹子房；北面西端一大间为舞厅，落地长窗通向绿草茵茵的大花园。

吴同文酷爱跳交际舞在旧上海人尽皆知，难怪他特别要求在绿屋底层设计有弹簧地板的跳舞大厅，夜夜在这里笙歌艳舞。

所谓弹簧地板，其原理一如汽车车身钢板与轮子之间嵌有的大弹簧，在地板与搁架之间，嵌着粗钢丝弹簧.翩然起舞之时，会随舞步起伏荡漾，令舞姿更显优美自若。

绿屋虽楼高只有四层，但洋派的吴同文,要求在住宅内装自动电梯，并设有自动放光电灯，这使绿房子成为上海滩第一个设有电梯的私宅。

房子里300平方米的大厨房里中西餐设备一应俱全；三楼那排阔而长的窗户所搭配的玻璃是造价200万的弧面无缝玻璃；里面最豪华的是一间化妆间，几面墙都是镜子，香水就装在顶上,轻轻一按香雾就会散下。

“绿屋”之所以设计成绿色，完全是因为屋主吴同文。

吴同文，是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的颜料大王，发迹于抗日战争期间。

当时，国民党因大规模军备需要“军绿色”颜料，原来的德国人颜料供应商都撤回去了，他抓住时机自己开发研制出了“军绿色”颜料，借此大发了一笔战争财，在颜料市场上稳坐第一把交椅。

吴同文从此视“军绿色”为自己的幸运色，穿绿色衣衫，把宝马车也漆成绿色，为自己的房子挑的也是绿色，在墙面外贴满绿色细条面砖。

曾经的绿房子在上海风头无两，但不久后已经是人去楼空，破旧潦倒，墙顶霉迹斑驳，房子外面吴同文最引以为傲的绿色面砖也剥落了不少，圆弧形玻璃更是公然地破碎着。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场自杀。

那年吴同文和他的姨太太在绿房子里自杀，房子的玻璃便被打碎了，后来归还到大太太手上却没有人愿意住进去。

因死亡而“衰败”的“绿屋”

到死，吴同文都带着他的姨太太，这是一件让大夫人恨得牙痒痒的事情。

吴同文的大太太是贝娟琳，出身苏州狮子林贝家，近代的一个传奇家族。

贝娟琳的父亲，是“颜料大王”贝润生。

当年贝润生靠颜料行起家，是颜料业巨头，20年代把投资转向上海房地产，在上海市区拥有各类房产近千幢，土地两千多亩。

贝娟琳出嫁时，嫁妆丰厚，父亲让她选块地皮陪嫁，吴同文挑中了铜仁路、北京西路路口，那个时候还叫哈同路和爱文义路，刚好嵌了吴同文的名字。

当年，贝家爱女出嫁那天，场面盛大，因为娘家和夫家实在太近，不能够尽显风光,还故意让车队去南京路大大地绕了一圈。

贝家是一个世家大族，翻开《吴中贝氏家谱》阅读，你一定会被这个金玉满堂的家族所惊艳。

贝家原是医药传家，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已是苏州四富之一。

近代，最出色的是第十三世孙贝哉安和贝润生两支，兄弟俩各尽所能把家族事业推到新高点。

贝查泰，字哉安，是贝聿铭的爷爷，上海银行的创办人之一，他把贝家这一支打造成了“金融世家”。

他有五个儿子、四个孙子从事银行金融工作，其中三子贝祖贻最负盛名，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国银行总裁，著名金融家，这位也就是贝聿铭的父亲。

贝聿铭，世界级的建筑大师，是华人的骄傲，也被誉为“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想必已经不必过多介绍他的盛名。

这样一个名门望族，历经数个改朝换代，看惯了世情风雨，也懂得新朝代的初期总是带着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所以豪宅、地产对他们来说都是身外之物，保留家族的齐全和安定才是上策。

但吴同文却没有这样的眼界。

新中国成立前夕，曾有外国外交官愿意豪掷千金买下绿房子当领事馆，吴同文的儿子很是心动，想要卖掉之后全家到香港去发展。

但吴同文却坚决不同意，他舍不得这幢豪宅，还扬言死也要死在这里，谁知一语成谶。

难道上海滩有名的富商巨贾，还会在意这一幢房子吗？

翻开吴同文的过往便一切都有了答案。

吴同文虽说出生上海颜料富商之家，却并不是亲子，而是养子。

吴同文的养父和贝润生还是同乡，他为人不错，还有一个聪明机灵的样子，看上去颇有前途。

于是爱才的贝润生就把最小的女儿下嫁给了她，还送了许多嫁妆。

这样的“商业联姻”毫无意外没有结出什么好的因缘果，吴同文并不爱贝娟琳，他的心在姨太太那里。

可怜贝家五小姐，样貌气质极佳，出身豪门，学识出色，英文流利，还煮的一手好菜。

可谓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有宗教信仰，贤淑矜持，但与丈夫吴同文却是性情不通，彼此冷淡。

吴同文爱的是那个十六岁就娶进门的贫家女子，她与自己有惺惺相惜的共鸣，也懂得对他小心翼翼，百般伺候。

吴同文姨太太十六岁之前的故事始终是一个谜，仿佛一夜之间她便出现了，住进了吴同文的绿屋，还与他生子。

据传姨太太原本是扬州的，但口音却是苏州口音，讲得一口软糯的苏州话，做菜手艺也特别好。

第一次拜会吴同文正妻的时候，她还是恭恭敬敬行着“磕头礼”，谦卑地以“太太”来称呼她，正房所出的孩子也叫她姨娘。

后来，渐渐地“太太”也不叫了，她把自己的位置越来越高，直接称呼贝娟琳为姐姐，再到后来，索性“姐姐”也不叫了，直呼贝娟琳的大名。

身为姨太太，要在万花丛中站稳脚跟，要保证自己入门之后不会再有后来者，她可谓是下足了“苦功夫”。

不用往回看，我们只消关注赌王一家便知道，巨富豪门家主的身边，不管是多少岁都会有莺莺燕燕、狂蜂浪蝶。

吴同文的姨太太无疑是会做的，待人接物自有她的一套方法，就连吴同文大太太的儿女回忆起这个姨娘，都会以“她会做”或者“处心积虑”这样的词来形容。

心中虽知此人别有用心，但行为上却丝毫挑不出她的错处，一口气上不来也下不去。

这也许是大太太和儿女对待吴同文姨太太的共同感觉。

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吴同文和姨太太有了“爱的结晶”，他们孕育了后代。

姨太太鸠占鹊巢，和丈夫出双入对，恩恩爱爱，两人在四楼尽享鱼水之欢，明媒正娶的大太太公然地被弃之三楼独守空房，这对一个西式教育出来的女子，真是莫大的讽刺和折磨，贝娟琳却是坦然面对、漠然置之。

事实上，贝娟琳对吴同文的确是有些隔山隔水，甚至有些介怀的。

吴同文想要一碗水端平，殊不知爱情里本来就不该出现第二碗水，那要如何端得平？

他自以为是的安排好了每周在两位夫人房中过夜的时间，隔日一人一次，绝对公平。

但贝娟琳起初却是无法忍受的，她也曾经抗争过，一气之下索性常住香港，不再看眼前的烦恼。

后来她便渐渐想通了，她起初就不该对吴同文抱有期待，他不是本知不该去做而去做，而是压根不认为讨小老婆是什么错事。

于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好抗争的呢？

“绿房子”以前在上海首屈一指，但吴家顶多算是“大人家”，与“好人家”有点微妙差别。

吴同文热爱招摇，还有一房姨太太，有暴发户的做派。

旧社会三妻四妾固然不稀奇，但规规矩矩的好人家一般都会谨守一夫一妻制，是没有姨太太的，因为有姨太太的家庭一般比较复杂，长久以来留下来的问题便会很多。

贝家是决计没有这种事情的。

当年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贻做到了中国银行的总裁都没有娶任何的姨太太。

他的妻子庄氏四十多岁去世，扔下贝聿铭兄弟姐妹六个便撒手人寰，贝祖贻也没有想过立即娶一个继室过门照顾儿女。

一直到几年之后，鳏居的贝祖贻去法国公干，在那里遇到了在欧洲求学的江南名媛蒋士云，二人产生了感情，贝祖贻这才将人明媒正娶带回家，作为续室一双人生活到老。

吴同文的太太贝娟琳生活在这样感情清白的家族里，对吴同文的行为自然是极其看不上的。

贝娟琳曾经说过，自己从根本上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不让讨小老婆的，她巴不得共产党早点来才好，那样那个小老婆也不会进到绿房子里来了。

贝娟琳不仅对吴同文已经死了心，对这幢房子也没有留恋，所以她听到吴同文和姨太太在绿房子里双双自杀的消息时只觉得无比讽刺。

那是1966年的8月，姨太太打开煤气煮好了咖啡之后，上了四楼的小客厅，静静等着吴同文坐电梯上来。

姨太太用托盘端了一个药瓶子，那是早就备下的安眠药。

她打开药瓶子，把药片全部都倒进了两个咖啡杯子里，小勺子在里面搅动着，带起一点点的小漩涡。

她的动作熟练而优雅，今天就像是普通的一天，两个人如往常一样喝一杯早咖啡，再听着音乐慢慢起舞。

不过今天他们是决议要死的，两个人穿戴整齐，饮下了咖啡。

当人们发现他们的时候，尸体已经僵硬了，彼此的手还紧紧握在一起。

吴同文和姨太太是走了，剩下的风雨留下大太太贝娟琳一个人面对。

特殊年代，她被分配在了与绿屋极近的一条小门小户聚居的新式弄堂房子里，叫做常德新村。

常德新村是20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偷工减料的建筑，号称自己是新式的弄堂，所谓有钢窗蜡地、下水道、前门口还有着一块巴掌大的所谓的花园，但却处处透露着潦草和敷衍，丝毫看不见现代气息。

出身名门，过了大半辈子奢华生活的贝娟琳就住进了这样的地方。

其实她不是没有机会选择，有人曾经问她当年为什么不落实政策，直接把绿房子上交给国家，这样三楼和四楼在合营之后还能让她继续居住。

贝娟琳听完只是笑，说自己这一世什么福都享受过了，要说因为舍不下奢华的生活而继续留在绿房子里她是绝对做不到的，那幢房子留给她的只有痛苦折磨的回忆。

她宁愿住在小房子里，只要和儿子儿媳在一起。

当时他们的房子只有九平方米，比在绿屋里的洗手间都要小，这个小地方却要住两代人。

家中连沙发都抄走了，因为怜惜母亲，儿子就在房间一角靠墙的旧箱子，上铺上厚厚的棉花胎，倚上一只抄家遗下的沙发靠垫，锦衣玉食出身的贝大小姐就倚在这只爱心“沙发”上织绒线，喝咖啡，讲“老话”。

每年大年初一，老太太就让儿子将大床拆去，开出一桌圆台面，等九点一过第二代第三代都来拜年了，包括姨太太那房的后代，待客的一应糖果瓜子样样齐全。

日子虽苦，但贝娟琳却甘之如饴。

小儿媳不是大家出身，是一个小户女子，但家中和睦，没有乱七八糟的关系，祖孙感情极好。

贝娟琳起初是不同意的，但去做过一次客之后回来却说，女孩子是好人家，和和气气，家境是清了一点，但人家是一等一的好人家，这个女孩子能做她的儿媳妇，是她的福气。

这就是大家闺秀的气度与智慧，所以她才能在风风雨雨中泰然处之，而吴同文早已命赴黄泉。

贝娟琳不愿意接受绿房子的原因不那么复杂，是她对于往事早已经放下，所以这幢豪宅对她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就算是拿回来也无法恢复当年的境况，那么大的两层，家居2如何去配呢？

不如放手，乐得轻松。

正是因为这样的豁达，贝娟琳一直到九十三岁才寿终正寝。

绿屋的往事也就此结束了。

往事如烟散，绿屋经过八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其实主人早就换过不少。

现在，它的产权在上海城市规划设计院手中，作为一幢颇具历史意义的老建筑，上海城市规划设计院对其很是重视。

他们后来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来重新修葺，绿屋这才恢复了原貌。

绿屋往事虽然已经如烟散去，但这幢建筑却会屹立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