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兄弟狂魔，弑父杀母！比弗利午夜惨案

民生 2025-02-02 02:42 加拿大

90210，这串数字组合的邮编，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社区，它象征着美国梦的巅峰，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奢华气息，每一座豪宅都象征着着金钱与地位——比弗利山庄不仅以财富著称，它的安全性同样令人艳羡，当这个社区发生严重的谋杀案时，轰动程度自然是全美甚至世界级的。

1989年8月20日，一个普通的周日夜晚。夜幕下，榆树大道722号沉浸在一片宁静中，连风吹过棕榈叶的声音都显得分外轻柔，月光在窗户上反射出微弱的光辉。然而，这种宁静被一通急促的报警电话所打破。

几分钟后，尖锐的警笛撕破夜空，多辆警车赶到这座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豪宅，只见屋内灯光昏暗，静默得如同一座巨大的墓碑。当警员进入家庭活动室时，眼前的景象令人窒息。男主人José Menendez瘫倒在沙发上，后脑勺被打开了花，女主人Kitty横尸于地毯上，身上布满弹孔，一滴滴黏稠的血液从上方的墙壁上滴落下来，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声音。

骇人的场景与富丽堂皇的装修形成强烈的反差，冲击着在场的每一位警员。他们有的已经工作了几十年，却从未在这个社区见过这样的恶性案件。门外，Lyle和他18岁的弟弟Erik跪坐在草地上哭成一团，Lyle试图向警员描述发生了什么，但期间几度哽咽，声音破碎，弟弟的哭喊声回荡在夜空中，在场警员无不动容。

尽管现场充满了说不通的地方，但警察看着这对泣不成声的兄弟，他们一点也不怀疑这两个年轻人和父母的死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两个可怜的受害者罢了。尸检报告显示，Menendez夫妇是被12号口径的霰弹枪近距离击杀的，Jose头部和身体中了6枪，Kitty的脸颊和身体中了10枪。两人都被近距离爆头，面目全非。这一晚的惨案，打破了比弗利山庄长久以来的平静，也拉开了一场扑朔迷离、充满争议的案件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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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家庭

由于家里没有钱财和珠宝失窃，警方怀疑嫌疑人或许是Jose生意上的对手雇佣黑手党进行打击报复。Jose是第一代移民，凭借着个人的努力实现了美国梦，成为了美国娱乐界大亨，在这过程中有所树敌，倒也不足为奇。

Jose1944年出生在古巴哈瓦那的一个显赫家族，这个家族人才辈出，其中不乏律师和医生。他的父亲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同时经营着一家颇有声望的会计师事务所；母亲则是古巴游泳冠军，不仅奖项无数，还入选了体育名人堂。

Jose还有两个姐姐，作为唯一的男孩，母亲从小就对他寄予厚望，尤其注重培养他的男子气概。在严格的家教下，Jose自幼便展现出强硬而霸道的一面，邻里给他起了个绰号——“小霸王”。这种强势的性格为日后成就事业提供了动力，但也在他家庭内部埋下了隐患。

Jose原本富裕的生活随着1959年古巴革命的爆发戛然而止。家族的财富被迅速剥夺，生活瞬间跌入混乱。为了让儿子远离动荡，父母将16岁的Jose送往美国宾州哈兹尔顿，在一个亲戚家的阁楼里暂住。从舒适的精英生活跌入窄小的生活空间，他要面对经济的窘迫、语言障碍和文化冲突。但Jose迅速调整心态，适应新生活，不仅在高中期间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还凭借游泳天赋获得了南伊利诺伊大学的奖学金，靠自己探索到了通往成功的大门。

在大学期间，Jose遇到了聪明而有魅力的Kitty——比他年长两岁、有一头金色卷发的姑娘。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很快就不顾一切地结了婚。婚后二人搬到纽约，Jose继续攻读皇后学院的会计学位，经过不懈努力，顺利通过了注册会计师的考试，进入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Jose的职业生涯像开了挂一样，在工作中，他无所畏惧，敢于冒险，服务的第一家公司就对他给予了高度肯定，直接给了个财务总长的职位，乙方变甲方，进入新公司三年就成为了CEO，然后又在35岁的年纪成了著名租车公司Hertz的美国业务执行副总裁，个人能力可见一斑。

在这里，Jose展现了卓越的商业敏锐度，他启用明星跑卫辛普森作为广告代言人，这一策略立竿见影，Hertz的品牌知名度迅速攀升，公司业绩大增。后来，RCA唱片公司收购了Hertz，Jose被调到唱片部，仅用一年时间就成为了RCA的首席运营官，签下了乡村音乐传奇Dolly Parton、风靡一时的初代男团Menudo等著名艺人，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娱乐行业的地位，这些成功不仅奠定了Jose在商界的声誉，也为他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长子Lyle于1968年出生，次子Erik于1970年出生。至此他事业成功，家庭美满，无论在谁眼里都是人生赢家。

一个移民家庭，凭借勤奋与智慧，一步步跻身社会顶层。父亲是商界的传奇人物，母亲是家庭的核心纽带，大儿子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小儿子即将入读斯坦福。在公众眼中，Menendez一家无疑是“美国梦”的最佳代言人。。。然而就在此时，夫妇双双惨死在自家豪宅中，血腥的惨案在全美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个完美无瑕的家庭，为何会遭遇如此不幸？难道真的是Jose在商场上的冷酷无情招来了致命的报复？随着调查的展开，人们才发现真相比想象更惊人。

凶手浮出水面

刚开始，警方的调查主要聚焦在Jose的竞争对手身上。毕竟他的强硬手段和冷酷作风在职场上树敌无数。Lyle和Erik兄弟俩也公开表示，他们怀疑父母是遭到了黑手党的毒手。Erik甚至点名道姓地告诉警方，凶手就是另一位加州影视圈的老板Noel Bloom，此人和黑帮家族有密切关系，此前和Jose因一笔生意而结下梁子，彼此深恶痛绝。由于担心黑帮会将目标转向自己，兄弟俩从比弗利搬进了一家五星级酒店。Jose生前管理的公司Live Entertainment为此慷慨买单，支付高额住宿费、豪华轿车接送以及私人保镖服务。

其实对于这种室内谋杀案，警方通常会将受害者的近亲列为头号嫌疑人。过往统计数据显示，90%以上的此类案件都是熟人作案，尤其是家庭成员。然而在这起案件中，警方暂时搁置了这一方向。因为兄弟俩在案发现场悲痛欲绝的表现实在令人印象深刻。更何况，这两个富家子弟看起来完全没有理由弑亲——他们拥有优渥的生活和远大的前程，杀害父母岂不是亲手摧毁自己的未来吗？但是呢，这兄弟俩在父母遇害后的表现又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别说守孝三年了，简直恨不得坟头蹦迪啊。

弟弟Erik原本即开始大学生活，但在父母遇害后，他立即选择退学，很快就以年薪五万美元聘请了一位私人网球教练，宣称自己要成为职业网球选手。哥哥Lyle则直接把劳力士、保时捷全部配齐。兄弟俩的消费方式完全不像是锦衣玉食的富二代，反而像是暴发户似的买买买，还进行了一些非常不理智的投资，比如花55万美金买下了估值不到20万的餐厅。比起之前失去双亲深陷悲痛的形象，现在的他们，更像是中了大乐透后的狂欢。

于是乎，警方开始重新审视兄弟俩在这场惨剧中扮演的角色，毕竟爹妈死了，兄弟二人能继承价值数千万美元的遗产，而且如果他们是始作俑者，许多此前难以解释的细节便说得通了——首先，案发现场没有留下弹壳，凶手显然花了时间清理现场，刻意避免警方找到指纹，或是从中推测出射击顺序和射击角度，这与黑手党一贯的作案风格不符。

通常情况下，黑手党在完成报复后会迅速离开现场，而不是冒着被抓现行的风险清理弹壳。如果凶手真是黑手党，难道他们不怕兄弟俩突然回家撞见吗？这种细致而冷静的行事方式，更像是熟人精心策划作案。

其次，凶手使用的是声音巨大的12号口径霰弹枪，邻居反映案发当晚听到几声震耳欲聋的枪响，起初还以为是谁家在放鞭炮。这种高调且引人注意的作案方式，与黑手党隐秘而迅速的报复行为完全相悖。

此外，作案地点和手法更不像黑手党所为，因为他们通常不会选择在目标家中动手，因为家是对方的地盘，风险较高，且他们信奉“祸不及妻儿”的原则，很少波及无辜的家庭成员。更让警方感到不解的是，黑手党作案通常一枪毙命，特别是射击后脑勺以保证干净利落。但在这起案件中，凶手连续开了16枪，远超确保死亡的必要手段，导致场面血腥而混乱，这种近乎屠杀式的作案方式，更接近电影镜头中的场景。例如，《疤面煞星Scarface》中阿尔·帕西诺疯狂扫射的经典场景，巧合的是，这部电影正是Lyle最喜欢的电影之一。

还有一点，就是在案发现场，当警探问Erik回到家后有没有注意到什么异常时，他说闻到了子弹留下的火药味，警探立即反问：“你怎么知道这就是火药味？”没想到这个问题直接让Erik愣住了，警方也因此顿生怀疑，因为他们推测夫妇俩遇害的时间大约在晚上10点，而兄弟俩到家的时候接近午夜12点，在窗户被击碎、通风良好的情况下，火药味会残留这么久吗？

而且，直冲面门的应该是浓浓的血腥味，但Erik似乎只对火药味格外敏感。尽管种种迹象开始指向兄弟俩，但警方始终缺乏直接证据，案情一度陷入僵局，直到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突破点出现。

在搬入比弗利山庄之前，富二代兄弟俩曾联手犯下两起入室盗窃案，共偷走了价值超过10万美金的现金和珠宝。盗窃案发生后，老爹Jose急忙出面平息事端，把钱和珠宝都归还了失主，并支付了11,000美元的赔偿金，还重金聘请律师为两个儿子争取到最轻的处罚。由于犯案时Erik尚未成年，Jose决定让他承担全部责任，以保护Lyle的学业和前途，最终，律师不负众望，替Erik争取到了最好的结果，他只获得了缓刑和强制性心理咨询的惩罚。然而，这位顶尖律师Jill Lansing与兄弟俩的故事并未就此终止，在未来的某一天，她还会以更加重要的角色出现。

当年兄弟俩入室盗窃的事情平息后，按照判决要求，弟弟Erik接受了心理医生Jerome Oziel的咨询，我们就叫他为奥医生吧！结果在父母惨遭杀害后，Erik又想起了这位老熟人，于是联系奥医生寻求心理辅导。几次谈话中，Erik表现得焦虑不安，情绪波动极大，终于有一天没绷住，突然脱口而出：“是我们做的。”这句话让奥医生瞬间愣住，他试探性地追问：“你是说，你们杀了自己的父母吗？”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Erik不仅坦然承认了，还详细描述了整个作案过程，着实没把医生当外人啊。Erik还解释说，他们的父亲是一个专横霸道、控制欲极强的人，他对家庭成员施加了长年的精神和身体虐待，兄弟俩在这样的压迫下几近崩溃。

而母亲非但无法保护他们，还因父亲的长期控制变得软弱无力，甚至开始依赖酒精麻痹自己。Erik还坦言，他们之所以杀死母亲，并非出于仇恨，而是出于无奈。他们认为，如果母亲活下来，她将成为案件的目击者，很可能在舆论和法律的压力下指证他们。另外，他们坚信母亲失去父亲后将无法独立生活，与其让她继续活在痛苦中，不如让她“和父亲一起离开”。

听了这一段自白之后，奥医生表面上表现得专业而冷静，内心却如惊涛骇浪，一番思考过后，在治病救人，和报警抓人之间，他果断选择了：借机讹人。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手里握着兄弟俩的终极秘密，一个足以让他一举成为案件中心人物，同时也能赚得盆满钵满的秘密。为了能收集更多“证据”，奥医生让Erik打电话给哥哥，邀请他一同参加心理辅导。表面上他是“为了帮助兄弟俩走出心理困境”，可实际上，他将兄弟俩的自白录音收集到手，然后告诉兄弟俩，即使不参加心理辅导，也应该每周向他支付咨询费，还暗示未来万一案件进入法庭，这些心理咨询记录对他们的辩护会有极大的帮助，甚至是“保命关键”，而如果不给钱的话么，这段录音如果曝光出去，哥儿俩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奥医生做这样的亏心事也有顾虑，担心自己的行为一旦曝光，职业生涯将毁于一旦，甚至可能吃上官司。于是，他心生一计，悄悄安排自己的情人小娇躲在外面偷听他与兄弟俩对话，一旦被追究泄露客户信息，他就往小情人身上推，诶~，这事儿就跟他没关系了。

不得不说，如果你的心理医生想搞你一把，那你真是必死无疑了。而且这个小娇本来也是奥医生的病人，一来二去被他发展成了婚外情对象。只是这段关系没维持多久，仅5个月后，小娇与奥奇尔的关系破裂，她跑到警局报案，竹筒倒豆子般的把事儿全交代了：

小娇：警察叔叔，我被奥医生强奸了。。。

警方：啥？！

小娇：嗯，而且，Menendez那兄弟俩，跟奥医生说他们爸妈被杀那事儿，就是是他们干的。他们是从朋友那偷的驾照买的枪。

警方：什么？？

小娇：对啊，我都听到了，而且这兄弟俩曾威胁奥医生，如果他试图举报他们，他们也会把他杀了。。。

警方：妹妹你慢点爆料，我们的CPU有点烫。。。

小娇的举报成为案件的关键转折点，警方由此获得了法庭传票，搜查并没收了奥医生与兄弟俩的对话录音带，由此，警方终于获得了可以将Menendez兄弟与谋杀案直接关联的证据！

1990年3月8日下午1点多钟，比弗利山庄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逮捕兄弟二人。当日，哥哥Lyle在驾驶豪车时被警方拦截并逮捕，四天后，在以色列参加网球比赛的Erik在亲戚和律师的劝说下返回洛杉矶，向警方自首，他追逐网球梦想倒是真的，只不过得先暂停一下了。

兄弟俩被抓3个月后的一天，洛杉矶警长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因为二人计划越狱，于是警方对他们的牢房进行了搜查，在Erik的牢房中，警方发现了一封哥哥Lyle写给他的信，在这封长达17页的信中，Lyle写道：“讲出家里的丑事，相当于把父母又杀死了一遍，我不想这么做。”

这段话等于变相承认了兄弟俩杀害父母的事实。在信的末尾，Lyle叮嘱Erik看完信后将其销毁，然而，处于情绪崩溃中的Erik将信视为精神支柱，舍不得毁掉这封信，这一发现让兄弟俩再无辩解的余地，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问题是，信中提到的“丑事”，又是什么呢？

富豪家的秘密

在Menendez兄弟被捕之前，这起好莱坞高管夫妇谋杀案充其量只能算是洛杉矶的地方新闻，现在大家发现凶手居然是亲生儿子，这么劲爆的案件瞬间成为全美瞩目的焦点。普林斯顿大学的高材生，联合弟弟用霰弹枪残忍枪杀富豪父母，这样的情节别说在现实生活中了，即便是在银幕上都极为罕见。

1993年7月，Menendez兄弟谋杀案正式开庭，法庭外人头攒动，媒体记者蜂拥而至，镜头和话筒对准了这场被称为世纪审判的案件。这次审判是美国有史以来法官第一次允许在法庭里安置摄像机，庭审的整个过程都进行了全美直播，满足了围观群众想看名人八卦的需求，而接下来兄弟俩在法庭上曝出的家庭秘密，也着实没辜负大家的等待。

为兄弟俩辩护的是Jill Lansing 和Leslie Abramson。Lyle的这个律师Jill，就是咱们在前面讲的，曾经帮助兄弟俩在入室盗窃案争取到轻判的那位，她在从事律师前是位检察官，非常熟悉美国刑法，擅长从法律技术和证据细节入手，为案件寻找可能的破绽。

而Erik的律师Leslie Abramson是美国刑事辩护界的传奇人物，别看她瘦瘦小小，媒体称她为100磅的人形火药桶，在法庭上像个女战士，尤其擅长为年轻人辩护，曾经成功为耶鲁学生Richard Herrin辩护，愣是从蓄意谋杀辩成了情绪失控，把终身监禁打到了8年有期。

而在Menendez兄弟案中，这两位律师的合作也是一大亮点，二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Jill负责围绕证据细节制定辩护策略，确保没有法律漏洞，而Leslie延续了她的标志性风格，用情感诉求震撼陪审团，一场庭审大戏，即将开演。

由于之前Lyle的信件，兄弟俩已经无法逃脱杀害父母的事实，所以他们试图通过改变叙事方向，将案件从“冷血谋杀”引向“绝望自卫”，辩护的核心不在于有罪还是无罪，而是如何定罪和量刑：是一级谋杀还是过失杀人？一级谋杀意味着兄弟俩将被终身监禁，而过失杀人则可能让兄弟俩在短短5-10年内重获自由。

在法庭上，辩方律师将注意力集中在Menendez家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他们称，在公众眼中堪称现实版“美国梦”的这个家，实则充满了暴力、控制和深深的恐惧，兄弟俩的行为是一场由恐惧驱动的反抗，而非为了财产的预谋犯罪，这场悲剧是两个饱受家庭暴力的孩子在长期压迫下被迫做出的极端行为。

Jose被描绘成一个霸道冷酷的父亲，他不仅对两个儿子进行身体虐待，还涉嫌长期的性虐待，兄弟俩在庭审时公开指责父亲侵犯，并透露了大量细节，包括方式、工具、感受等等，毫无疑问，当这些证词通过摄像机被直播出去后，全美国的观众都震惊了。

Lyle哽咽着回忆：“从六岁开始，他就会到我的房间里，他说这是我们的秘密。”Erik也描述了自己被父亲控制的恐惧：“如果我反抗，他会拿着刀威胁我。他说如果我告诉别人，他会杀了我。”

辩方的证人中，有不少Menendez家族的成员，他们的证词赋予了辩方更多的可信度。Jose的姐姐，也就是兄弟俩的姑姑提到，Jose从小就争强好胜，事事力求完美，这种态度在他作为父亲时延续到了两个孩子的教育中，他并不关心孩子们的感受，而是刻意灌输“胜者为王”的理念，甚至以此为乐：每当Lyle和表亲因为争抢玩具而打架时，只要Lyle不哭，Jose的脸上就会露出满意的笑容。在Erik只有两岁的时候，Jose让他双手抓住单杠，测试能坚持多久，很快年幼的孩子就因为体力不支哭了出来，而Jose不仅没有安慰，反而大发雷霆，大喊：“我叫你别哭了！你为啥还是哭个不停？

兄弟俩的表姐Diane回忆说，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她亲眼看到Jose将年幼的Lyle抱上厨房柜台，鼓励他跳下来，却在Lyle跳下的一瞬间突然收回手，让他摔在地板上，并冷冷地说：“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

Diane还提到，1976年夏天，她暂住在Menendez家时，Lyle曾告诉她，他害怕睡自己的床，因为父亲会进来摸他。Diane告诉了Kitty，但Kitty并不相信，把Lyle带上楼之后，此事再也没有被提起过。Jose的变态行为在庭审中被揭露，亲属的证词描绘出一个情感冷漠、控制欲强的父亲形象，一个不容挑战的暴君。

妈妈Kitty的人设也跟外人眼中的形象有很大差别。根据Lyle的说法，Kitty从未真正想过当家庭主妇，但在Jose的控制下，她没有其他选择。这种压抑的生活让她的情绪极不稳定。从Lyle年幼时起，她就时常对他破口大骂，甚至会朝他扔东西。

1986年，Kitty发现Jose出轨，还跟第三者之间保持了长达8年的不正当关系，这一发现让她彻底崩溃，情绪波动愈发剧烈，行为也更加极端。奈飞的剧中有一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Kitty和Lyle一言不和吵了起来，Kitty一怒之下在全家人面前扯掉了Lyle的假发。实际上这是真实发生过的，Lyle在法庭作证时承认了这一点。

Lyle从14岁开始脱发，为了掩饰这一问题，他不得不去专业沙龙佩戴昂贵的假发。这个问题让他一直深感自卑，甚至连弟弟Erik都被他蒙在鼓里。就在案发的五天前，母亲在一次争吵中失去控制，尖叫着挥舞手臂，突然一把抓住Lyle的假发扯掉。这一幕被Erik目睹，Lyle不仅感到疼痛，更加觉得羞辱。兄弟俩就是这样从小生活在父亲的虐待和母亲的失控中，每一天都如履薄冰，因此，兄弟二人的行为绝不是冷血谋杀而是绝望的反抗，如果兄弟俩真的为了钱，完全可以选择等待，他们是唯一的继承人，Jose夫妇的财产迟早会属于他们，杀害父母不仅不必要，还会招致巨大的风险。

尽管这段辩护相当精彩，但除了令人同情的经历外，他们还需要证明兄弟俩在案发当晚，是真的相信自己面临了生命威胁，出于恐惧和自卫才采取了极端行为。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兄弟二人杀死父母的直接动机呢？

回到案发前几天，Erik说当时自己收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仿佛终于看到了人生的曙光，他以为这意味着他能彻底摆脱父亲的控制了。然而父亲却告诉他，不许去斯坦福，要去就去离家近的UCLA，并且大学期间要住在家里，不能住校，语气中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

Erik找到哥哥Lyle，把他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倾诉心中的痛苦。听完Erik的话，Lyle终于鼓起勇气，与父亲在书房里正面对质。两人争吵激烈，声音传到了Kitty耳中，她随即赶来，却在慌乱中无意透露，其实她一直知道Erik的遭遇。

兄弟俩这才如梦初醒，原来母亲早已知情，却选择了视而不见，将他们的痛苦置之不理。Lyle感到恐惧和愤怒交织在胸口，他对弟弟Erik说：“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如果我们再不行动，总有一天他们会杀了我们。”

在这种绝望和求生的信念驱使下，兄弟俩决定采取行动。案发前的那个周五，他们开车前往一家体育用品商店，购买了一把霰弹枪，如果那个恶魔般的父亲再试图侵害弟弟，他们绝不会再听之任之。

案发当晚，Lyle对母亲说，他们兄弟二人决定离开家，说着说着，母子又争吵起来，动静还引来了父亲，他站在楼梯口，面色阴沉，冷冷地看着两兄弟命令道：“Erik，上楼去。” Erik犹豫了一瞬，还是照做了，父亲随机走进活动室，关上了门。

Lyle站在原地，心跳如雷，他看了一眼紧闭的活动室门，总觉得那道门后藏着的深不可测的威胁，他冲上楼对Erik说：“就是现在了。于是，两人以最快的速度装好子弹，给枪上膛，拿着枪冲下了楼开始对着父母射击。冷静下来后，兄弟俩收拾好枪和弹壳，去电影院买了电影票，然后回到了家，就有了视频开头报警的那一幕。

辩方强调，Menendez兄弟因常年被虐待而情绪不稳定，也就是所谓的Extreme Emotional Disturbance（简称EED），因此误认为父亲会杀了他们，这才做出这一“过失杀人”的行为。那么事实，真的如辩方所说的这样么？

谋杀还是正当防卫

检方坚决否认兄弟俩声称的受害经历，称这些完全是辩方律师为了减轻刑罚而编造出的“虚假叙事”，没有任何独立证据能够支持这些指控，这些故事更像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辩护策略。因为兄弟的所作所为，已经基本上把“精神疾病”的辩护路线堵死了——从偷驾照买枪，到清理现场，再到后来伪造不在场证明，压根就跟精神失常八竿子打不着。所以辩方就选择了一条更具弹性的路线，即EED策略，不再去证明兄弟俩“无法控制自己”，而是向陪审团展示他们的行为是在特定情境下，情绪被引爆的结果。

对于辩方的这套说辞，检方的反驳直接而犀利：反正Menendez夫妇已死，无法为自己辩驳，你们当然可以随意编织一个难以验证的故事，将兄弟俩描绘成“受害者”。但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哥俩儿精心策划了一场冷血的谋杀，仅仅为了继承父母的巨额遗产。

检方还提出了一项关键证据——Erik和朋友Craig一起创作的一部剧本，名为《Friends》，剧中主人公也是个18岁的少年，英俊且成熟，为了实现某个远大目标，急需一大笔金钱，最终为了骗保而杀死亲生父母。而一个值得人注意的细节是，Erik在剧本上附了一张手写便条，上面形容主人公极度渴望得到遗产。

案发后，这朋友立即意识到了剧本中开场的那一幕与谋杀案发生当晚的情况惊人地相似。检方称这个剧本不仅暴露了Erik的犯罪构思，还清楚地反映了他的心理状态和动机，这根本不是巧合，而是预谋的蓝图，Erik用剧本的形式为自己的犯罪幻想排练了一遍。

除此之外，检方还抛出一个重磅消息：你不是说兄弟俩总归会继承遗产，没必要着急吗？那么我现在告诉你，兄弟俩杀害父母的直接动机，就是因为他们知道父亲已经计划修改遗嘱了！

这一关键证据来自于Jose生前的遗产执行人，他作证称，Jose遇害前不久曾透露自己正准备修改遗嘱，将两个儿子从遗产继承人名单中移除。当时，执行人提醒Jose这可能会引发家庭冲突，但Jose回应：“我已经告诉了他们，他们清楚得很。”

Jose的决定并非心血来潮，此前兄弟二人犯下的盗窃案已经让他非常心累，不久前，Lyle在普林斯顿大学第一学期就因为心理课作弊被停学，更让他彻底失望，他认为两个儿子不仅在学业上希望渺茫，道德上也无可救药，不配获得自己的遗产。

检方推测，兄弟俩都清楚地意识到，一旦遗嘱成功修改，他们将一无所有，所以必须要做点什么。杀害母亲Kitty也因此成了二人继承遗产的重要一环，当然，前文中提到的假发那事儿，或许是压垮Lyle的最后一根稻草。执行人还表示，在Jose死后的几天时间里，兄弟二人曾急匆匆地雇佣了一名电脑专家，试图从Jose的电脑中删除遗嘱修改的文件，当时，兄弟俩声称这是黑客入侵。

而关于性侵指控，检方提出强烈质疑，称在辩方两位律师介入前，Menendez兄弟几乎从未向他们的心理医生或者亲戚朋友透露过相关遭遇，甚至那个关键证人小娇也表示，她在偷听奥医生与兄弟二人谈话时从未听到任何相关对话，所有指控都是在兄弟俩进监狱后冒出来的，哪有这么巧的事儿？

虽然你们有什么姑姑、表姐的证词，但没有任何实际证据能表明Jose的禽兽行为，也没有任何证人亲眼见过此事发生。但这哥儿俩可是习惯性撒谎啊，你们别忘了，他们从案发当晚报案开始就展露影帝般的演技，可是一度成功转移了调查方向的。

一级谋杀罪

1990年代的美国，社会对性侵的认知尚处于启蒙阶段。Jose作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完美契合了人们对成功人士的想象，而Lyle和Erik这对外表英俊、家境优渥的兄弟，却难以符合人们对受害者的既定印象。在法庭上，兄弟二人关于父亲的指控遭到广泛质疑。一个问题反复被提及：“如果Jose真是个虐待狂，兄弟俩为何不选择早早离开那个家？”

针对这一点，Erik的回应是：“我已经被驯化了，父亲让我相信我永远无法逃走。”但在当时，陪审团中的男性却并不相信这套说辞，最终投票时，所有男性成员都倾向于认定兄弟二人犯下一级谋杀罪，因为他们无法相信男性也会成为性侵的受害者。而女性陪审团成员则更倾向于相信兄弟二人的陈述，认为他们遭受的创伤应该在量刑时计入考量，这种性别上的巨大分歧导致陪审团在长达一个多月的讨论后，依然无法达成一致，法庭不得不宣布审判无效。

而就在二审开庭的前一周，一件轰动了全美的案件，彻底改变了兄弟俩的命运：辛普森案最后被判无罪释放！这一判决让公众对美国司法系统的公信力产生了巨大的质疑，检察官和法官因此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舆论的愤怒与失望，为Menendez兄弟的二审定下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基调。

等到开庭的时候，主审法官Stanley Weisberg因为在一审时没能做出判决而倍感压力，这次下定决心不给任何拖延或僵持的空间，也不再进行电视直播，他还限制了出庭的专家和证人的人数，这意味着许多在一审中作证的亲属和心理学专家都无法再向陪审团提供支持性的证词。最重要的是，法官公开表态，性虐待的受害者情节不适用于Lyle和Erik，因为他们是男性，而且即便Jose犯过错，也与案件核心的谋杀事实无关，不能成为减轻罪责的理由。

这样一来，给陪审团留下的选择基本就排除了过失杀人这个选项，结果不到一周后，二审陪审团做出决定，Menendez兄弟犯有一级谋杀罪，法官宣布他们将被终身监禁。随着判决的宣布，兄弟二人被送往不同的高安全级别监狱，开始了彼此隔绝的漫长刑期。

弹指三十年

在被判终身监禁的几十年里，Menendez兄弟从未放弃争取重新审判的努力。尽管上诉请求一次次被驳回，漫长的刑期似乎早已成了铁板钉钉的事实，但社会观念的转变却悄然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2018年，距离二审过去21年，兄弟俩申请转移至同一所监狱的请求终于获批，他们得以在有生之年再次重逢。这一决定也折射出社会对男性性侵受害者认知的变化。

在这几十年间，关于男性在儿童时期遭受性虐待的讨论逐渐增多，媒体和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显著提升。例如，著名主持人Oprah就曾在节目中邀请百名男性，分享他们童年时遭受性虐待的经历，以唤起社会对此问题的重视。“Me Too”运动以及社交媒体平台对案件的重新关注，也为此案提供了一个新的语境，给重新申请上诉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2020年，TikTok上关于“Menendez兄弟”的话题意外爆火，引发了新一轮社会讨论。大量90后和00后——这些在案件发生时尚未出生的年轻人，通过短视频了解案情后，对兄弟俩表达了强烈的同情。

他们认为，这对兄弟在长期虐待和恐惧的压迫下被迫采取极端手段，终身监禁的判决未免过于严厉甚至不公。年轻用户纷纷制作支持兄弟的视频，深入解读案件背景、庭审争议和兄弟的遭遇。一时间，#FreeTheMenendezBrothers成为热门标签，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网络运动。

2023年，Roy Rosselló，曾在80年代风靡一时的男孩乐队Menudo成员，在Peacock纪录片中公开指控时任RCA高管的Jose在80年代性侵过他！他的发声不仅为兄弟俩的指控提供了第三方视角的支持，也动摇了检方一贯坚持的“性虐待是虚构故事”的立场。

新的证据不止于此——数年前，一本由Erik表哥Andy Cano所写的日记被发现，日记中提到了 Erik 曾向他透露自己遭受父亲 José Menendez 的虐待，描述的情节与庭审中表姐提供的证词相符，不过Andy日记在90年代的两次庭审中从未被提到过，而他本人已于2003年过世，无法就这一问题作出任何解释。

基于这些新的证据，Menendez兄弟提出了人身保护令（habeas petition），希望能够撤销谋杀的定罪。2024年9月，奈飞推出根据这个案件改编的新剧《怪物：Menendez兄弟的故事》，再次将公众的目光再度拉回这起曾轰动一时的案件。观众们都普遍觉得该剧的叙述倾向兄弟二人为了巨额遗产杀害父母。对此，兄弟俩公开批评称，该剧“充满了令人沮丧的诽谤和赤裸裸的谎言。

10月，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亲自下场，公开声援两兄弟，说他们应被赋予第二次人生的机会，呼吁对此案进行重审。有趣的是，她的这一举动，不仅引发了广泛关注，更让人感叹命运的奇妙交织。

因为咱们在之前的节目讲过，金·卡戴珊她爸，罗伯特·卡戴珊正是辛普森的好友，也是辛普森案律师团的重要一员，而辛普森案的审判结果可以说直接影响了Menendez兄弟俩的命运，辛普森倒是无罪释放了，司法系统在民意的压力下，把这哥儿俩快刀斩乱麻地判了。

更巧合的是，当辛普森因杀妻案被捕后，他曾被暂时关押在Erik的牢房隔壁，两人之间有过很多交流。而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更早，1980年代，Jose在Hertz担任高管期间，就亲自签下辛普森作为公司代言人，两家成为了朋友。每个角色看似独立，却在冥冥之中被编织成一张命运的网，彼此交错，推动着故事不断发展。

2024年10月，洛杉矶县地方检察官George Gascón提议为Menendez兄弟重新判刑，并建议将他们释放，他们已经在监禁中度过了大部分生命，家人们也开始期待他们能在假期回家。

然而，这一决定被一些人解读为政治策略，因为他刚说完这话，就在11月的选举中落选了，新当选的地方检察官尚未公开表明立场。另一边，洛杉矶高等法院原定于2025年1月30日要举行重新判刑的听证会，也因为火灾而推迟。

这起发生在30多年前的谋杀案，不仅是司法史上的难题，更是社会观念变化的缩影，随着新证据浮出水面，公众对性侵和家暴问题认知的深化，这场争议已经超越了个案，成为对法律、公平和人性复杂性的重要反思。本内容可在YouTube上收看视频版，搜《M2档案》。

魁北客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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