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onov, T. E. (2011). Learning to serve: Urban youth, vocational schools and new class formations in China.The China Journal, (66), 77-99.
陈紫琛（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摘译
本文通过对2007-2008年南京两所职业学校的民族志研究，探讨我国职业学校中都市青年群体生活与经历，作为观察当代中国社会阶级形成的一个重要视角。文章分析学校在中国快速社会经济变革背景下，如何成为新社会阶层的孵化场。这些职业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城市边缘家庭，无法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尽管他们被社会和老师视为失败者，但本文提出，职业学校实际上是新社会阶级形成的重要场所。
作者以韦伯的阶级理论为框架，提出职业教育正在形成一个独立的年轻人群体，他们既不属于传统的社会流动体系，也不符合中产阶级公民的定义。这种新兴的社会阶层不仅在经济层面有所体现，也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表现出差异。
中国阶级形成
“阶级”概念在我国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主要源于其逐渐被“社会阶层”取代，这种转变使得国内对改革开放后新兴社会经济等级制度的讨论得以非政治化。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安·阿纳格诺斯特指出，“社会阶层”这一术语不预设社会对立，但仍然指向社会的不平等。一些学者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研究中国南方的外来工业工人，认为集体行动是新工人阶级形成的核心。这些工人不仅在工作场所内建立基于地域、性别和种族的联盟，还试图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培养工人团结。与此同时，研究中国上层和中产阶级的学者则采用更广泛的阶级定义，承认中产阶级缺乏传统阶级定义所要求的凝聚力。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形成具有志向性，尽管人数不多，但其文化和消费实践、高水平的教育主导了当前的城市公民概念。
韦伯阶级分析
韦伯的阶级观不同于马克思，后者的阶级模型基于生产资料(Means of Production)的所有权，而韦伯的“阶级状况”则基于“市场状况”，即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拥有的技能和资历。韦伯认为，当一群人共享经济利益时，可以称之为“阶级”，这些利益通常体现为对财产和收入机会的占有，并在商品或劳动力市场上展现。
此外，韦伯的阶级概念还涉及经济和文化的相互关联，特别是“人生机遇”(Life Chances)这一概念。人生机遇决定了个体在其一生中的机遇和限制，对于年轻人来说，它既可能与父母的市场状况有关，也可能与个人职业生涯的横向或纵向流动性相关。韦伯还将“阶级状况”与“地位区分”联系起来，地位反映了社会的道德评价，而地位群体则不仅是经济实体，也是道德群体。韦伯进一步区分阶级与地位的关系：阶级根据商品和财富的生产与获取方式进行分层，而地位群体则根据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进行分层。因此，韦伯对阶级的理解涵盖了经济和文化维度，包括市场关系、人生机遇、荣誉以及通过消费模式定义的生活方式。
这一框架适用于理解当代中国职业学校学生的生活。这些青年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精英，但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上升空间比其父母要大。尽管他们未来或许不会进入中产阶级职业，但他们会在城市服务业中成为半熟练工人，介于农民工和中产阶级之间。
教育体制和地位群体
我国当前的意识形态高度重视教育成就，并将其作为衡量发展的一项重要标准。高水平的教育被视为衡量个人是否“发展”的关键标准，家庭投资于孩子的教育，以期望未来能够通过高分和优异的成绩换取高薪工作、声望和关系网。这种教育制度把考试分数与社会价值划等号，学生的价值逐渐被浓缩为一个分数。高考在这一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主导中国各级教育的实践与课程设置。然而，这种狭隘的预设忽略了那些没有参加高考、因缺乏教育资历被视为“道德低下”群体的年轻人。显然，职业学校的学生正是被忽视的群体。
职业学校原意为城市单位培养中级技术人员，现如今职业学校的入学由中考管理，成绩决定了学生进入普通高中或职业学校的机会。对于那些未能进入普通高中的学生而言，职业学校是唯一选择。尽管职业学校承诺通过技能培训使学生跻身城市下层阶级，但许多学生选择职业学校只是为了保持学生身份，而不是为了学习某些特殊的技能，并通过更多的教育提升自我道德。
职业教育课程中的新社会形态
尽管职业学校的学生被归类为“道德低下”的群体，但他们具有多样化背景。南京的职业学校成为一个“熔炉”，学生来自不同的农村和城市背景。职业学校的招生政策较为宽松，入学不需要高考分数甚至户口，因此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这些学生的父母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部分学生家庭经济状况良好，而部分学生家庭经济较贫困。即便如此，学生的社会背景并未影响他们在学校里的交往与友谊，学生的设计更多基于个人兴趣，而非家庭背景或户籍。这些学生打破了传统社会阶层的界限，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
新阶级文化
职业学校学生的文化可以被视为一种“失败文化”，他们因未能符合社会对年轻人的期待而被边缘化。教师和管理人员普遍认为这些学生的失败源于个人的品行，而非结构性因素。学生们被认为是“没有出息“的，他们的行为与主流道德规范格格不入，教师更多地思考如何管理学生的行为，而非教学内容。然而，尽管外界对他们持负面态度，职业学校的学生并不认为自己是失败者。相反，他们正在为自己开辟一条不同于国家主流叙事的道路，形成一种新的青年文化。这种文化寻求新的尊严形式，通过对时间、金钱和考试成绩的重新定义，学生们建立了自己的道德社区。
职业学校的学生在消费上特别自豪，他们认为自己是聪明的消费者，通过精打细算达成时尚目标，而不依赖奢侈品牌。与学术型学生相比，他们对城市空间的熟悉程度也让他们感到自豪。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较低，但他们通过自己的方式构建了新的尊严和身份认同。
职业：服务经济领域的工作
职业学校的学生对未来就业的看法非常现实。他们明白，除了进入国有企业的少数人外，大多数学生只能找到半熟练的工作，未来的职业生涯更多依赖于运气、人脉和坚持，而非在学校学到的技能。他们虽然对学校教育感到不满，但大多数学生已接受自己将在服务行业中工作，所以都对未来保持乐观态度，毕业后，他们频繁跳槽，以灵活应对就业市场的变化，甚至考虑离开南京，去竞争较小的城市寻找机会。
结论
在当前社会景观中，职业学校为新社会阶层的形成提供意识形态和制度框架。职业学校学生通过建立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尽管他们的生活机会受到教育资历的限制，但他们在服务经济中找到了几乎无限的横向流动性。未来职业学校学生或许不太可能成为中国的新富阶层，但他们也不会从事低端工厂工作。他们将成为新一代的服务工人，进入服务经济领域，形成新的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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