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疗纠纷频发的当下,每一个案例都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医患关系中复杂交织的责任、认知与道德困境。
2022 年 5 月 30 日那起涉及 93 岁患者陈某的事件,便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它不仅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诉讼,更触动了社会对于 120 急救责任界定这一敏感话题的神经。
这起事件的起始,是一位家住小区 4 楼的 93 岁患者陈某突发疾病。家属拨打 120 急救电话,这本是一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救援行动的开端。随后,120 救护车按标配派出司机、医生、护士各一名前往急救。在患者亲属协助下,陈某被搬运至救护车上送往医院。入院诊断显示多种病症,包括低血容量休克待查、腹泻以及下消化道出血待查。然而,治疗过程中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患者家属 3 人签署《拒绝或放弃医学治疗告知书》,并于当日下午为患者办理出院,4 天后患者在家中去世。
事情至此,本应尘埃落定,却不料患者家属起诉医院,索赔 126204.4 元。
这看似有理有据的指控,将医院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但事实真如家属所言吗?
医院的解释为我们揭开了真相。当时患者居住在老旧小区 4 楼,楼道狭窄,120 出诊人员按规定配备,而抬病人下楼需要家属配合,可家属却在 20 分钟后才到达现场。
在此期间,医生一直密切监测患者生命体征,虽然血压稍有下降,但病情并无实质性变化,不存在所谓的延误和不愿配合协助患者下楼的情况。入院后,是患者家属拒绝配合检查,在医院下达病危通知后,家属自愿签订放弃治疗告知书并办理出院手续。患者在医院仅住院 15 小时,出院后死亡,死因不明,医院并无责任。
2023 年 7 月 14 日法院的判决为这起纠纷画上了句号。法院先后委托三家医疗司法鉴定机构,但均因未尸检无法完成对医院急救、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参与度的鉴定。依据现有证据,无论是事实依据还是法律依据都不足,因此驳回了死者家属的索赔请求。
这一判决结果彰显了医院在维护自身权益方面的坚定立场。医院没有在面对家属诉讼时选择委曲求全、息事宁人,而是坚持依法维护医务人员的权利和医院的权益。这种处理方式值得称赞,因为它不仅仅是为了这一个案例的公正,更是为了整个医疗行业的尊严和秩序。
这起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反响,是因为它触及了大众对于 120 急救人员职责的普遍认知误区。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潜意识里都认为 120 急救人员抬病人是天经地义的事。
然而,实际情况是,急救医生并没有抬病人的责任和义务,他们可以帮忙,但这只是情分,而非本分。这种认知的差异,导致了一旦出现类似情况,家属很容易将责任归咎于急救人员。
这种现象背后,是一种畸形的道德绑架在作祟。社会上存在一种不良风气,将医生的奉献无限拔高,甚至到了一种不合理的程度。
人们往往对那些超出职责范围为病人垫钱、在极端情况下做出特殊举动的医生给予高度赞扬,却忽视了医生正常的工作和应有的权益。相反,对于医生正常的诊疗收费、正常值班等行为却吹毛求疵。这种双标行为,让医生处于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在医患关系中,医生本应是平等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却被不合理的道德标准压得喘不过气来。
在医患纠纷中,我们常常看到一种怪象,那就是自证清白往往无济于事。那些提出无理索赔的家属,往往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出于自身的某种目的。他们不会理会医院的解释,只会不断地给医院泼脏水。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司法机关和卫健委等相关部门为医院撑腰,医院和医生就会成为弱势群体。这不仅损害了医院和医生的利益,更会破坏整个医疗秩序。
一个健康的医疗秩序,应该建立在明确的责任划分和对规则的尊重之上。不能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医院和医生,患者和家属也有其应尽的义务。对于 120 急救而言,社会需要明确其工作内容和责任范围,避免因误解而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同时,对于那些恶意索赔、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应该予以严厉打击,维护医院和医生的合法权益。
从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来看,这起事件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医患关系中的道德标准,建立一种公平、合理、尊重的新型医患关系。医生不是圣人,他们有自己的职责和权利,我们不能用过高的道德标准去苛求他们,同时也不能忽视患者的权益。只有在双方都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并且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医疗环境。
总之,这起 120 急救相关的医患纠纷案例,是一个深刻的社会课题。它让我们看到了医患关系中的问题所在,也为我们指明了改进的方向。我们必须捍卫规则的尊严,让医疗秩序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有序运转,让医院和医生能够安心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而不是在无端的指责和索赔中疲于奔命。只有这样,我们的医疗行业才能健康发展,医患关系才能真正走向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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