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凡是争议性较大的人物其某些决策往往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比如，秦始皇一扫六合使华夏族有了统一的惯性，此后，无论分裂的周期到底有多长，最终都会归于一统。同样，世人都拿大运河工程对隋炀帝进行各种定义，但事实却是，大运河在沟通文化和经济的同时确实增强了统一的黏性。
要想说清楚大运河的历史作用最好是将历史的指针拨回秦一统之前。当时的天下，虽然七雄并立，但说白了其实就是秦楚关系：楚国经常以合纵长的身份率领六国联军来应对秦和关东各国的军事博弈，秦王嬴政在一扫六合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灭楚的难度是最大的，付出的代价也最大，李信率领的二十万秦军几乎是全军覆没。
虽然秦国最终以军事和经济优势灭掉了楚国，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咒语却成为了秦楚文化融合的最大障碍，大秦不管在地理还是文化层面都很难真正消化楚地。
项梁叔侄为什么能长期在楚地逍遥，维持其在故楚国时的贵族地位就是这种裂痕的具体表现。始皇放弃有楚系外戚势力背景的皇长子扶苏本质上也是防止楚系势力对秦帝国中枢的控制。那样，楚国就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取得胜利。后来，陈胜起兵时打着为扶苏复仇的旗号就能说明问题。
最终，从秦二世元年（前209）开始爆发的列国复国运动也是由楚国打响了第一枪，陈胜建立的张楚政权成为反秦的主力军。
陈胜被杀之后，项梁拥立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楚王，继承了张楚王陈胜的法统。由于熊心王室之后的身份，其就能利用王室的影响力起到整合楚地资源的作用。也就是说，由熊心所主导的楚政权同时继承了故楚国和张楚政权的法统，不仅继承了楚国的政治资源，同时继承了张楚政权反秦的盟主地位。
所以，整个灭秦阶段，楚国一直是盟主地位，当时天下的主线依然是秦楚关系。
汉元年（前206）十月，刘邦进入关中，成为怀王之约法理上的关中王。二月，项羽在鸿门进行了大分封，以军功为标准将天下分为十九国，四月份，刘邦就国汉中。
但是，四个月之后刘邦就再次杀回了关中。从刘邦再次进入关中的那一刻其虽然还是汉王的身份，但已经代表了秦地的利益。因为，刘邦不仅在领土层面占领了旧秦地，且在汉中已经完成了汉承秦制的制度革新。同时，随着刘邦还定三秦，其团队中的秦人已经成为主力。
此时汉王刘邦其实就是“秦王”。
次年（前205）三月，刘邦组建了反楚联盟东出正式与项羽争夺控驭天下的霸权。此时，刘邦是秦地的代表，项羽是楚地的代表，天下关系的主线依然是秦楚关系。
可见，从战国末年到刘邦建立大汉的这段历史区间，天下发展的主线一直是秦楚关系，这就足以说明江南和北方之间的裂痕之大。
同时，由于刘邦集团是从楚地走来，其建立大汉的行为也可以看作是楚地文化的胜利。
此后，不管是刘邦在位期间还是后来的文景二帝，他们削藩都将楚地作为了重点，采用不断分割的方式弱化楚地对关中大本营的威胁。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秦楚关系的影响。
为什么王绾当年非要建议始皇在楚地封王，刘邦后来以楚王、吴王、淮南王、长沙王来治理楚地就是考虑到了江南和关中的离心力。
同时，无论当时的交通还是生产力，位于关中的大汉朝廷都不可能有力地控制江南，只能实行分封。
虽然汉武帝后来通过削藩将藩王从权力体系中边缘化，但由于朝廷对楚地的控制力依旧较弱，所以，藩王出局的权力空白最终就由地方豪强所填补。而地方豪强对朝廷的威胁实际上并不比藩王小。
到了东汉，豪强和世族真正成为了天下的主导，楚地和洛阳朝廷的离心力依旧比较大，到了东汉末年，随着朝廷对边地的控制力越来越弱就不得不外放远支宗室以为州牧来控制江南，刘焉、刘表、刘繇分别坐镇蜀地、荆州和扬州，都属于楚地。江南依旧无法被北方朝廷所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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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东汉朝廷的逐渐崩溃，荆州、益州和扬州就彻底脱离了朝廷的控制，成为地方军阀。本质来说，汉末的乱局只是对秦末乱局的再复制，楚地依然是决定天下命运的存在，以曹魏为代表的北方政权和割据南方的东吴和蜀汉说白了就是当年的秦楚关系。
随着三国鼎足之势的周期越长，长江南北的离心力就越大，虽然西晋于280年兼并了东吴再次统一了天下，但不可否认的是，洛阳朝廷对江南的控驭力依旧很差，尤其是在江南门阀已经彻底崛起的情况下。
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武帝司马炎的一系列人事任命中看出来。太康十年（289），武帝对藩王及其封地进行了部分调整：以汝南王司马亮为侍中、大司马、假黄钺、大都督、都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徙南阳王司马柬为秦王，都督关中诸军事；徙始平王司马玮为楚王，都督荆州诸军事；徙濮阳王司马允为淮南王，都督扬江二州诸军事。
除了司马亮和司马柬控制中原和关中外，司马玮和司马允被武帝委以控制南方的重任。
在这次分封中，皇子司马乂被封为长沙王、司马颖被封为成都王、司马宴为吴王、司马炽为豫章王、皇孙司马遹为广陵王...都是为了实现宗室控制南方的政治目的。南方和北方朝廷的离心力之强由此可见。
当年，刘邦在楚地分封诸侯是对始皇全面郡县制的弊端的调整，如今，西晋依然不得不以藩王来控制楚地，楚地的问题依然没能得以解决。
当西晋朝廷因为贾后乱政和八王之乱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之后，楚地就再一次谋划割据，顾荣曾经支持陈敏叛乱就能说明问题。当时，陈敏据历阳（今安徽和县）造反，战火波及荆、扬、徐、豫等地。
由于陈敏庶族的身份无法和江东世族兼容，所以江东世族最终还是抛弃了陈敏。最终，江东世族选中了坐镇江南的琅琊王司马睿为他们的代言人，建立了东晋朝廷。
至于当时作为执政的东海王司马越为什么会派琅琊王前往江东，除了为北方筹集、供应后勤物资的考虑外，最大的目的就是，将江东掌控在司马家族手中作为晋朝廷最后的退路。在司马越去世之后，太尉王衍护送司马越的灵柩归国的终极目标就是，迁都江南。
就这，司马睿在江东建立东晋政权依然经历了一个艰难创业的过程，是王敦联合江东世族逆流而上才分别打下了江州、湘州和荆州在地理层面上统一江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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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此时的南方独立性依然很强，可以与北方分庭抗礼，长期对峙。此后，不管是东晋还是后来的宋齐梁陈都实现了这个目的。当然，江东政权能够长期与北方对峙这中间也有刘表、孙权等人的功劳，没有这些人对南方的开发，江南也很难长期应对北方的军事挑战。
本来，南方和北方的巨大离心力就是客观事实，在胡人纷纷于北方建立政权之后，南北之间因为文化原因离心力就更大。在北方无法解决文化问题之前，南北的统一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仅从这一点来看，苻坚在淝水的惨败都是注定的。
由于这次南北分裂的周期极长，仅次于秦一统之前的分裂局面，所以，和当年的始皇一样，隋文帝杨坚也仅仅只是完成了地理层面的统一，南方和长安朝廷的离心力依然很大。开皇十年（590），江南全境皆反就是这种离心力的具体表现。
为了加强对南方的控制，隋文帝就调并州总管晋王杨广为扬州总管，移镇江都。之所以选晋王又是因为，杨广不仅能力强，同时又是当年灭陈的统帅，其在灭亡南陈后的一系列善后的组合拳得到了南方人的认可，可以更好地开展工作。
可见，王绾当年提出的以藩王控制边地的建议如今依然被大隋采纳，从西汉初年分封藩王到东汉末年以远支宗室出镇南方，再到晋武帝大封宗室覆盖江南大地，如今的大隋针对楚地的方案依然是藩王。
王绾的建议得到了历史现实的不断验证，同时这也证明了北方朝廷控制楚地的艰难，更说明了楚地和北方的离心力之强。
秦楚关系，一直是历史的主线。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隋文帝选杨广为太子也是考虑到了其江南背景，由于杨广有坐镇江都十年的资历加持，能够增强南北之间的粘合力，文帝为了南北的快速融合，所以就以杨广为太子。
大隋的储位之争也可以看作是秦地代表的杨勇和楚地代表的杨广之间的博弈。杨广获胜，代表楚地势力对秦地的强势渗透，就像当年来自楚地的刘邦坐镇关中统治天下一样。
这里说一个细节，杨广在向储位发起总攻之前曾经做过一个预案，如果不能谋取到太子之位，那么就以江都为大本营割据江南，以其在南方的影响力再加上老婆萧氏家族资源的加持，要恢复隋统一之前的局面还是很容易的。后来，秦王李世民在竞争储位时也有过这种想法。他们之所以都将关东作为最后的退路就是时人对南北关系认知的具象化。
可以说，没有谁比杨广更清楚南北之间的隔阂到底有多大。所以，杨广上位之后考虑到南北之间的巨大裂缝就想到了以修筑大运河的方式来加速南北之间的融合，同时，将帝国的政治中心南移到洛阳作为配合。
但这种资源向南倾斜的行为又引起了大隋的内部斗争，南北士人之争，由于关陇贵族本身就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总体形势还是北强南弱，作为江南势力代表的杨广最终还是被逼到了江都的方寸之地，死于江都宫变。
在这场内部斗争中，又是秦地势力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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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来说，杨广算是南北地理融合的牺牲品，因为，大隋的资源是一定的，杨广很难玩好平衡，再加上杨广以南制北也是为了打击关陇贵族进行集权，所以就遭到了关陇集团的无情抛弃。
大隋末年的天下局势波谲云诡，但主线还是秦楚之争。结果是，以唐国公李渊为代表的秦地势力获胜。
但由于大运河的存在，关陇集团已经很难继续垄断资源，因为，江南的资源、文化、士人都随着大运河源源不断流向关中，稀释关中的文化，分享关中的资源。
关陇集团为什么能被唐高宗李治给收拾了，原因就是，江南资源的不断渗透已经稀释了关陇贵族对天下资源的垄断地位。
很明显，大运河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其副作用依然很明显，那就是，江南文化的渗透导致中原精英士族化，士族化又意味着武力的退化，当大唐武力退化之后就逐渐无力应对边地的军事压力，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
历史呀，总是环环相扣，任何历史问题都能溯源到其根本。
但不管怎么说，大运河对于加速南北之间的融合，维护华夏族的大一统格局都是功不可没的。
也就是说，大运河的政治、文化作用要强于经济作用，而我们关注的点却往往是经济作用和炀帝的那些风月之事。
虽然炀帝在历史上的名声极其不好，争议性极大，但就凭一条南北大运河，炀帝对历史都是功不可没的。
历史人物，一定要客观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