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德国军队准备进攻日照城。当时,守城的清朝军队面对德国人的威胁,并没有采取抵抗措施,甚至没有任何斗志。德国人见守军缺乏战斗力,决定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于是,德国人找到一位会说汉语的传教士,通过他与守军谈判,提出只要守军撤离,他们每人给一块银元。这个条件并不苛刻,但却让清军守城的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内,守军集体撤退,而一些百姓也加入了德国人的队伍,背负物资跟随德国人进入了城中。更荒谬的是,德国军队给这些帮忙的人每人也发了一块银元。
如此荒唐的事情发生在大清帝国的末期,让人不禁思考:为何百姓如此麻木,军队如此胆怯?这一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与社会背景?这种冷漠和怯懦,真的仅仅是个人选择,还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历史必然?
百姓的麻木不仁
晚清的社会动荡不安,国家的命运悬于一线。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在这动荡的时代里,百姓竟然表现出极端的冷漠和麻木。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到,那个时期的中国人对自己同胞的死亡表现得异常冷漠。甚至有人将他国间谍处决的场面当作一种娱乐,去围观、看热闹。甚至在面对外敌入侵时,百姓不但不反抗,反而愿意为侵略者提供帮助。日照城的事件正是这种麻木心态的缩影。
为什么曾经有着强烈爱国情怀的百姓,到了晚清却变得如此冷漠?这背后的根源,正是清朝对民众的长期压迫和剥削。清朝统治者始终保持着对汉族的戒心,深怕民众反抗,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愚民政策和压制措施,试图消除民众的自主意识。尤其是在经济方面,清朝政权对百姓的剥削几乎到了极致。即便在康乾盛世,民众的生活依旧困苦,许多人甚至温饱都难以解决。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百姓早已失去了对国家的认同感,甚至对生死和命运的关注也逐渐麻木。
官员的不作为与失职
除了百姓的麻木,清朝的官员也是国家衰败的关键因素之一。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与中国签署了马关条约,然而在湖北的一位地方官员与日本外交官交涉时,竟然对这件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无所知,甚至不清楚中日已发生战争。这不仅令日本外交官感到惊讶,也让人质疑清朝官场的腐化程度。这个例子清晰地揭示了当时官员的无知和懒政。
更为严重的是,清朝官场的这种腐化和失职是有制度性原因的。曹振镛作为清朝中期的官员,他以“多磕头,少说话”获得了持续的升迁。这种行为不仅在他个人身上得到了体现,也成为了整个官场的通病。在清朝,官员的首要任务不是治理国家,而是讨好上级,保持“安全”的职位。这种官员文化让国家事务的管理陷入瘫痪,导致了地方与中央的脱节,甚至无法及时应对国家危机。
正是这种“不作为”的官员层级,让国家的运行陷入停滞,也使得许多民众在极端情况下做出非理性的选择。日照守军不战而降,背后折射的正是这种官员怯懦、失职和懒散的政务处理模式。
慈禧太后的戏迷生活与国家危机
清朝的皇帝和朝廷也并没有意识到国家的危机。1894年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得清朝的国力大损,但在同一个时期,慈禧太后却沉迷于京剧之中,几乎成了京剧界的“超级粉丝”。光绪帝为了讨好这位权力至上的太后,甚至亲自敲锣为她伴奏,以逗她开心。
这个荒诞的场景,不禁让人想起当时国家面临着外强敌、内乱连连,但慈禧太后却可以忘却国难,沉浸于戏曲的娱乐中。如此荒唐的现象,不仅展现了一个皇权衰败的时代,还揭示了晚清朝廷对国家危机的冷漠态度。即使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朝廷高层依然无法从娱乐中摆脱出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东北的旅顺,面对日军的侵袭,一支戏班子却选择了为国赴死。当地官员逃跑后,戏班子没有选择撤离,而是继续唱着岳飞、郑成功等民族英雄的剧目,在敌人入侵时,几乎全员被屠杀。这一幕,充满了忠诚与牺牲的气节,却也暴露出当时官员的懦弱与自私。
清朝的腐化与社会的衰败
晚清的种种怪事,其根本原因在于清朝统治阶级的腐化与愚民政策的实施。从上层的皇帝到下层的百姓,整个社会都在长时间的压迫和剥削中沉沦。统治者害怕汉族的反抗,试图通过剥夺民众的自由意志,压制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然而,历史的悲剧往往就是如此,朝廷对百姓的压迫最终演变为百姓的麻木,而官员的腐化则导致了国家的内外无法应对危机。
在清朝的末期,许多国家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外部侵略的压力,而是内部体制的腐败。无论是百姓的麻木,还是官员的失职,都在加速清朝的灭亡。最终,当中国走向共和时,清朝的遗老遗少却依旧愿意为外来侵略者当帮凶,这种内外夹击的局面使得晚清彻底走向了衰败。
晚清的三件怪事,无论是百姓的冷漠、官员的失职,还是统治阶级的腐化,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教训。一个国家的兴衰,绝不仅仅取决于外部的敌人,更多的是取决于其内部的治理和制度建设。当权力阶级失去了对国家的责任感,民众的麻木与冷漠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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