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笠事件:为何性别问题经常撕裂舆论场

文化   2024-10-31 11:23   湖北  

正视许多男性尤其是中下阶层男性的现实困境,与认识到女性长期以来的从属地位和被动命运并不矛盾。讨论性别问题不是为了发泄情绪,不是为了展现道义的优越感,而是为了解决问题,是为了团结所有希望社会变得更好的人。


为何性别问题经常撕裂舆论场

文/邓峰

来源/HK01


最近,知名脱口秀演员杨笠因参与京东商城的“双11”营销活动而遭到不少男性用户的抵制,以至于京东商城出面致歉。究其原因,是杨笠曾经的“普信男”言论被不少男性认为遭到冒犯,故不愿看到杨笠一边冒犯他们、一边赚他们的钱。


其实,如果不把“普信男”的标签无限泛化或随便滥用,而是当作男性群体中一种存在已久的社会现象,便能起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效果。毕竟,无论是在网络世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一部分男性身上确实充斥一种让人不适的“盲目自信”。比如,不少有过相亲经历的女性会去吐槽她们遇到的一些男性既狭隘保守、又自以为是。


脱口秀本就被不少人认为是“冒犯的艺术”,通过恰当的调侃或幽默表达来揭示某种社会现象。既然这样,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对人和事情一概而论,看到社会的多元、复杂面向,不妨对脱口秀的言论适当多些包容。


放在更大视域来看,杨笠事件其实是近年来舆论场性别撕裂现象日渐突出的一个缩影。相信许多长期关注舆论场的人会发现,与性别问题相关的争议经常造成不同群体之间的撕裂,彼此之间用过激的语气指责对方,难以达成重叠共识。


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其中有两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一是许多人进行公共讨论时难以保持中道理性,而是喜欢带着过于强烈的个人情绪,经常被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极管”思维深深影响,不愿倾听和理解不同的观点,动辄对别人的言论上纲上线。这样的情况不只存在于性别问题的讨论中,而还出现在大多数公共问题的讨论中,以至于猜忌、对立、撕裂成为舆论场多年难以解决的痼疾。


二是性别问题既往往夹杂复杂的社会、文化、观念、经济、政治问题,不同人所关心的问题和所处的现实未必相同,又与中国转型过程中不同观念的碰撞密不可分。


站在许多女性的视角来看,她们反对“父权制”、大男子主义、家长制,她们支持女性主义、女性解放,既正当,又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在她们的认知中,不仅女性在漫长的历史中处于从属地位,被限缩在家庭和婚姻中,被动承担命运的无奈,而且在人人平等已成为核心价值的现代社会,竟然还存在大量的“重男轻女”现象。她们想为那些至今仍被“父权制”统治的女性发声,她们想寻求男女充分平等。尽管有一些女性对女性主义的理解有失偏颇,甚至把生活中不开心的遭遇上升为对男性群体的简单否定,引发争议,但这与女性主义本身的合理性是两回事。


既是这样,男女之间理当达成重叠共识。毕竟,每个男性都有女性亲人或朋友,哪怕为了她们,都应该去支持女性主义。可是,为何关于性别的讨论还会引起撕裂?


一种比较有力的解释是不少男性被他们的处境或关心的问题所困扰。许多男性都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被冲击的“父权制”、大男子主义、家长制的观念仍在支配他们的行为,另一方面他们又被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观念影响;一方面他们仍被期待乃至要求去承担养家的主要责任,另一方面经济增速下滑和阶级固化的叠加让多数中下阶层出身的男性越来越难以改变命运,以至于许多男性会认为自己同样是被忽视、被剥夺的弱势群体。除此之外,在内地不少地区,拜金主义弥漫,庸俗的攀比之风盛行,人们对婚姻的理解非常狭隘和功利,男性家庭在许多时候被要求承担过高的结婚彩礼和买房买车的责任,给许多男性带来过大压力。(当然,作为当事人的男性往往是获利者,但许多男性不愿这样,因为获利背后是许多农村和小城市父母长期的省吃俭用和缺乏保障的辛勤劳作。)


应该说,如果讨论性别问题不是为了发泄情绪,不是为了展现道义的优越感,不是为了造成无休无止的猜忌和对立,而是为了解决问题,是为了团结所有希望社会变得更好的人,那么,正视许多男性尤其是中下阶层男性的现实困境是理所应当的选择。性别问题不是孤立的,许多男性的委屈、不满是整个社会的经济、阶级、政治问题造成的后果,正视和化解他们的困境是整个社会走向公平的应有之义。


然而这和女性长期以来的从属地位和被动命运并不矛盾。尽管现实生活中或许存在“既要又要”(既以传统观念要求男性承担主要的经济责任,又以现代观念要求男性承担家务育儿)的女性,但这并不能掩盖女性在家庭、职场和公共生活中所呈现出的总体性不利处境。在中下阶层当中同样如此。中下阶层男性的处境虽难以与中上阶层的女性相比,但许多时候优于同阶层的女性。


在许多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家庭会竭尽全力支持儿子结婚、买房,却时常不给予女儿同等待遇,将后者的命运寄托在未必可靠的婚姻之中,进而在相当程度造成让许多男性感到不满的高价彩礼、结婚买房买车的现象。问题的根源在于男女不公平的结构。除此之外,许多男性身上具有“父权制”、大男子主义、家长制的倾向,是不争的事实。既然这样,男性若有不利的现实处境,理当予以正视,但一码归一码,许多男性尤其是中下阶层男性的现实困境不应成为排斥女性主义的借口。时代已经在改变,男性应该努力摆脱“父权制”、大男子主义、家长制的影响。


正如法国作家、女性主义先驱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所说的“男人在解放她的同时才能解放自身”,女性处境的改善反过来会让男性处境得以改善。因为女性主义是为了追寻一个男女充分平等的社会,符合人人平等的价值,与人类普遍期望的公平、友善、自由而非弱肉强食的社会理想相通。一个社会的进步在于人尽其才的程度。女人占人类的一半,当越来越多的女人可以去追寻梦想,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既意味着每个家庭多了一半的力量和希望,又意味着全社会多了一半的力量和希望。这样的话,男女都不用被迫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对方身上,而都是独立自主、追寻梦想的人,在此基础上的爱情、道义、责任将有最牢固的根基。


日本的女性主义学者、东京大学教授上野千鹤子写过:“说‘男人没救了’或‘女人没救了’和说‘人没救了’一样,都是一种亵渎。人有可能是卑鄙狡猾的,但也可以是卓越崇高的……我之所以相信别人,是因为遇到了让我觉得值得相信的人,与他们的关系带出了我最纯净美好的一面。人的好与坏取决于关系。恶意会牵出恶意,善意则会得到善意的回报。”男女之间,人和人之间,往往会有不同的处境,如果人们依旧向往美好的社会理想,那么,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诉诸对立,而是在于正视和解决问题,共同在现实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推动进步理念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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