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家事调解室。（南方周末记者 郝楠 / 图）
是消解仇恨，把父母的关注重心重新拉回孩子身上，让孩子更加客观地看待父母，“而不是种下一颗仇恨的种子”。
在这类家事案件中，未成年人不是案件的直接当事人，儿童权利常常被遗忘。
文｜南方周末记者 郝楠
南方周末实习生 顾靓楠
责任编辑｜钱昊平
离婚后，2024年6月25日下午，一对父母又带着孩子来到法院。这回，他们是要参加一场离婚宣告仪式。
仪式的主角，是他们的两个未成年孩子。夫妻的婚姻关系结束，但他们作为父母的身份，永远不会变化。
仪式里有三方参与。法院是发起者，孩子与父母是参与者，心理咨询师负责提供核心服务。整个过程中，法院都遵守一个原则——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鲁肖推动了这次探索。他遇到过不少夫妻离婚时，过段时间又产生对孩子抚养权、探望权的争执，重新打起官司。夹在父母的“战争”中，孩子成了受害者。他希望把问题的处理前移，赶在“战争”爆发前，打开父母间的心结。
“不是包装，也不是隐瞒”
与印象里硬邦邦的法院不同，天河区人民法院约十平米大小的家事调解室里，布置整体呈暖色调，正中间摆放着姜黄色沙发，墙上挂着幅一家三口的卡通画。
坐在沙发上，两个孩子头一次听到了父母相识、相爱的故事。
故事的讲述者，是心理咨询师、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张欣华。她注意到，这场离婚宣告仪式刚开始时，12岁的姐姐还有些拘谨，但一听这个故事，整个人都专注起来。8岁的弟弟则更活跃，不时冒出些童真的问题，“为什么先怀上的是姐姐，不是我先出生？”
“举刀”前，要喂足够的“糖”。回到孩子生命的起源，告诉孩子，他们的出生是被祝福的，名字里带有长辈的期待，父母也曾为了家庭共同努力，“这很重要。”张欣华说。
不过，那个告诉孩子父母离婚了的时刻总会到来。这时候，兴奋的孩子们会安静下来，有的开始落泪。
父母为什么离婚？鲁肖在办案时，遇到的一个普遍状况是，孩子“好像知道那么一点，但又不完全了解”。
模糊感让孩子开始无尽的猜测。
鲁肖的同事、法官黄思铭也遇到过，孩子甚至会把原因往自己身上想：是不是因为自己成绩不好，父母才离婚？也有孩子在父母吵架时听到句“有了小孩我才跟你结婚”，“这可能会让孩子觉得自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黄思铭说。
张欣华从事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工作已有二十多年。当父母带着孩子来到她的咨询中心时，常常是在做延时的修补。
她举例，在孩子四五岁，还没有认知能力时，父母离了婚。之后，孩子成长过程中，有好几年都没见到爸爸，就开始生出疑虑，自己是不是被爸爸抛弃了？整个童年、青少年时期，孩子一直陷在父母离婚的困惑里，“这对他人生历程的发展，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怎么把父母离婚的原因用孩子能接受的方式解释？在正式进行离婚宣告前，张欣华需要和父母进行一次交流，评估双方是不是能接受判决结果、是否可以放下矛盾。
张欣华就遇到过，一对夫妻因女方出轨而离婚，第一次见面时，男方情绪仍然激烈，“张老师，你不用包装。我女儿知道她妈妈干了什么。”
她打断了这位父亲。“让孩子知道自己有个出轨的妈，有什么好处？”在张欣华看来，父母互相把对方踩在脚下，最终受害的都是孩子。
选择对孩子回避一些事，“不是包装，也不是隐瞒”，张欣华觉得，出轨、家暴或是赌博，无论这些事是否发生，最终导致离婚的，还是因为夫妻间不再相爱，或者不再互相信任、不再有安全感。
在她看来，心理咨询师要做的，是消解仇恨，把父母的关注重心拉回孩子身上，让孩子更客观地看待父母，“而不是种下一颗仇恨的种子”。
确定感
提前与父母的那场交流里，确定探望时间是一项重点。
出于保护咨询者隐私，张欣华没有介绍天河区人民法院案例的情况。但她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了一个经过隐私处理的场景。
例如，要是法院判定，孩子由母亲抚养，爸爸可以每周探望一次。那在和父母交流时，她会把探望时间尽量确定得具体。
张欣华问妈妈，希望爸爸几点到几点间接孩子？妈妈答“周六中午到下午”。
爸爸觉得半天时间太少，希望早上就接小孩。妈妈解释，孩子星期六早上9点还要去学琴。爸爸则承诺，自己早上可以接孩子学琴，结束后再安排其他活动，直到晚上送孩子回妈妈家。
审理离婚，或是抚养权纠纷案件时，鲁肖常会面对厚厚的一沓卷宗——全是互相搜集的对方“不靠谱”证据。有时候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还没开庭，双方的电话都开始打进来，互陈对方的问题。例如，孩子交给对方抚养时，变得又黑又瘦，要是孩子在这时生了场病，那更是大事故。
直到夫妻离婚后，没有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能不能定期探望孩子，也是执行中的难点。
“什么叫履行了一次探望？是看一眼就走，还是待了20分钟？探望的时候，另一方就在旁边盯着，这算探望吗？”在法律层面，难以对探望的时间、地点等细节作出具体规定。鲁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对此感到为难。有时，抚养孩子的一方用孩子不愿见面、上辅导班或有其他安排等理由阻止另一方探望孩子，法院强制执行探望权，把孩子和家长叫到法院见面，“大人怒气冲冲，小孩哭哭啼啼，反而会造成阴影”。
“离婚后，问题可能才刚刚开始。”张欣华的表达更加直接。
北京市律师协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荆曾做过调研，她和团队在中国裁判文书网随机抽取了2007年到2020年间的749例涉及子女抚养权和探望权的案件，12.68%都伴有抢夺藏匿孩子的行为。
2023年5月，最高法研究室负责人表示，抢夺、藏匿未成年人已成为离婚案件中的高发事件。为此，最高法和全国妇联在当年6月1日印发的《关于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中提出：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或者阻碍另一方行使监护权、探望权。
化解探望难，离婚宣告仪式给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在张欣华举出的前述案例里，同孩子、家长见面时，除了要当面告诉孩子爸爸来探望的具体时间，还会让父母向孩子承诺遇到特殊情况的处理方式。
张欣华常会遇到，做心理咨询的孩子，在父母离婚后孩子出现不安全感，困惑于爸爸（妈妈）某一周会不会来看他。
在离婚宣告的场合里，父母互相给出承诺，孩子也有了确定感。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内的关爱未成年人宣传栏。（南方周末记者 郝楠 / 图）
“这就很好了”
有学者统计过南京市6家基层法院2011-2014年的离婚纠纷案件判决，发现其中过半的案件都涉及未成年人抚养权问题。在这类家事案件中，未成年人不是案件的直接当事人，儿童权利常常被遗忘。
在韩国、美国等国家，如何将离婚对子女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已探索出一些经验。
河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陶建国对此做过研究。韩国在2007年修改民法典时建立了协议离婚制度：夫妻双方一旦决定协议离婚，法院将确定一个时间召开离婚指导会，会上，家庭法院调查官针对当事人制定的离婚后子女抚养计划进行说明，告知其子女问题是离婚中最关键的问题，双亲应制定合理的抚养计划，一些问题尽量由双方自己解决。
对于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法院调查官还会劝告他们接受专家的离婚咨询，或接受健康家庭支援中心的咨询服务。提供咨询的专家，包括精通法学及社会学知识的大学教授、临床心理学专家、健康家庭支援中心的职员等。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离婚夫妻有义务在诉讼中制定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计划。只有当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时，法院才会利用判决方式处理争议。但法院不直接作出决定，而是首先要父母接受三小时的教育项目，力争让父母能自主达成抚养协议。
在中国，探索也在进行。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118个法院开展家事审判方式改革试点，法官在审理中更加注重实质正义和对弱势群体的差异性保护。
2022年1月1日，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规定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应当对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双方提供家庭教育指导。
2024年7月，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高安法庭开始了一项尝试：当离婚案件中涉及未成年人抚养纠纷时，在审理前向父母双方发放“家庭教育能力测评表”。
“您与孩子每天交流互动的时间是多久？”“您的孩子每天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是？”“如离婚后，你获得了孩子的抚养权，你与孩子是否共同生活？”……
高安法庭庭长金玲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这些问题，是希望对父母的能力做一个摸底，“我们想了解，当一方获得抚养权后，未来会怎么抚养孩子”。在金玲的预期里，这份表格还能起到提醒父母关注孩子的作用。
“我只想着如何摆脱婚姻，忽略了对孩子的关心。填了这份测评表，我才知道自己作为一名家长，为孩子做的太少了。”金玲在文章中记录下一名当事人填写表格后的反应。
在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殷婉璐在案件审理中发现有多起因孩子抚养、探望问题而产生的纠纷，且双方矛盾争议较大，其中个别孩子因为父母关系而产生心理问题。殷婉璐对6起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并在2024年7月25日对他们进行了集中家庭教育指导。
天河区人民法院举行的首场“离婚宣告仪式”在媒体报道下引起了关注，还登上了新浪微博的热搜榜。
鲁肖觉得，这项尝试当然无法解决全部问题，“要是通过这个案例，让夫妻在离婚后，意识到需要在恰当的时机以合适的方式跟孩子正面聊聊这件事，这就很好了”。
